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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欲维持其共同体的存续,都需要“国语”,包括口头交流语与书面文字。但是,国语通过何种方式被构建,如何处理国语与局部人口使用的方言土语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则是一种需要反思的问题,因为,中国目前的国语享有太多优势,已经导致语言世界的失衡。广东人奋起保卫粤语的呼声,乃是一部分国民对于国语霸权的抗议。
现代国家与国语
任何一个社会构造现代国家秩序,排在优先位置的事业都是构建“国语”,这也是西方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构建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人建立构造国语的具体条件和使命,与西人本应完全不同。
现代中国的立国者清楚地意识到了国语的问题。比如,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初就清楚,自己的这一事业等同于欧洲现代国家建立之初确定、创造国民的语言文字的活动。他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到了“但丁、路德之伟业”,他自己又加以注释称:“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在胡适看来,但丁、路德之伟业,就是依据国民之现实的言与文,创造了作为现代国家之构成性制度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
此处“国”语之国,在欧洲背景下,一是针对罗马教廷而提出,旨在标识出本国民共同体的地方性;二是针对封建制分散的社会格局而提出,旨在把这一共同体内部分散的小共同体凝聚成为全国性共同体。这样的国语对于现代国家结构之形成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语打破了国家疆域内不同地方之间、及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隔阂,而把生活在共同体内的人凝结为一个具有明确同胞意识的紧密群体,即“国家之民”。如张君劢所说:“言语的因素,很关重要,因为言语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总得要彼此言语互相了解,才能休戚相关。”而这种休戚相关之感,正是形成所谓“同胞”意识的基础,它是国民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可以说,作为现代国家之前提的“国民”,实在是随着国语的出现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说,钦定英文版《圣经》与莎士比亚对于英格兰人的价值,确实是远超乎宗教与文学领域的,它们塑造了国语,进而塑造了国民共同体。
不过,当中国人于19世纪最后几年产生构造“国民国家”之自觉时,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与16、17世纪的欧洲各国大不相同。如张君劢所说:“中华民族在民族之要件上,如风俗、语言、文字等,早经具备。”早在周代,中国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此后两三千年,中国的文字都是基本统一的,虽然其间经历了某些自然的变化,但基本保持了连续性。因而,今人依然能够辨认、阅读和理解西周钟鼎铭文,也可以辨认、阅读、理解战国之帛书、秦汉之竹简。先秦的经典,借助历代的注解,今人可以相当顺畅地阅读、理解。从地域上看,两千多年来,所有地方的人民基本上都接受同一文字书写的经典的教育。集权的皇权制度吸纳全国人才,又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官员,这本身也是文字保持同一性的制度基础。
当然,一旦进入“言”即口头语领域,问题就会复杂得多。语言学家确认,今日中国存在七大或者八大方言区,北方相对统一,南方与北方差异较大,此即所谓“南腔北调”。南方内部差异也非常大。而方言通常是人们的“第一语言”,从小生活在这个语言群体内,人们用这样的语言与亲属交流,它自然也会支配人们的思维,诸多习俗也是与这样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语言必然需要记录,方言的存在也意味着地区性文字的存在。香港报纸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字,用于表达粤语之音。事实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以笔者老家陕西关中一代为例,很多字的发音与普通话不同,要记录这些字音,就需要在一般汉字之外,另外使用一些本地文字。否则,将无从记录。
但是,这个情形并没有妨碍国语之出现与运转。首先,在中国历史上,言、文是分立的,文字同一对人们的语音产生了牵制作用。其次,大范围的交流,也导致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自然形成一种“官话”。操粤语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必须与外省人交流,与常驻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们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又会与北京人交流。如果他们外放到陕西或江苏担任地方官,又需要与当地胥吏、民众交流。凡此种种社会交流情景,都会促使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士,寻找可以相互听得懂的话语。官话就在无数这样的摸索中自然地诞生。因为权力中心长期在北方,因而,这种官话必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它不可能就是北方方言,而必然融合了其他方言的音素。
这样一个官话的形成,完全是一个自生秩序的过程。至关重要的是,在古代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试图以官话替代方言。各地方言在其相应区域内自由地生长、演化。也就是说,各种方言同样处于一个自生秩序的生长过程中。
今日之国语——普通话,也正是在前现代的官话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换言之,现代中国此一国语的诞生,如果与欧洲各国相比,其实是相当轻易的。欧洲各国既要构造口头国语,又要构造文字,而中国早有自己独立而各地相同的文字体系,也存在着一个现成的官话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国语其实是最不需要有意推广的,因为,它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构建国语的事情,对现代中国的建国者来说,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但奇怪的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的精英和政府却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精力,结果则是今日人们看到的国语的全面危机。
国语的霸权
过去一个世纪现代国语构造的失策及其后果,可以语言的三个面相予以考察。
首先是“文”。民国初年,诸多知识分子基于启蒙主义立场,发起“白话文”运动,在教育体系中全面废除文言文教育。这样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切断了语文和文化的连续性,中国语文成了无源之流,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提升的能力。过去一个世纪,从作家,到学者,再到普通民众,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而且丝毫看不到回升的迹象。相反,文字的粗鄙化、欧化,却大行其道。
其次是“字”。1950年代以降,政府利用权力制定了新文字标准,此即“简化字”。简化字把很多同音不同义的字合并为一,比如干、等,削弱了文字表达的清晰度。政府制定简化字的目的是民粹主义的,据说此举便于劳动人民识字学文化。海峡两岸人民识字率的数据对比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强制推行简化字所带来的后果,与白话文教育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断裂。
第三是“言”。民国时代议会制订“国音”标准经历了广泛深入的审议,最终决定,尽可能保持南北方之语言平等权,以最能代表北方官话的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由于一些令人难以理解、也无从知晓的原因,1950年代人为构造出来的普通话却基本上忽略南方方言。普通话不像是国家之语,而更像一种纯粹北方的方言体系。它不仅没有进一步融合“南腔”,与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反而在扩大。这样的“国音”,不是国内各种方言的融合,而是一种方言支配其他方言。
如此不合理的构造方式导致普通话的表现能力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现代国家构造的基本原理。有些国家以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里坚持了国语构造的平等原则。一个国家如果准备以一套语言体系作为国语,那么,这个国语体系必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否则,它就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现代的国民共同体中的国民是平等的,因而,每种地方性语言都有参与国语构造的道德性权利。仅仅根据部分国民的方言构造国语,忽视另外一部分国民日常使用的语言,显然是不公正的。
总之,当代国语上述三个方面的构造都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缺陷的根源是理性的自负,尤其是站在语言专家背后的权力的自负。从文、字到言,语言本来应当属于一个自生秩序系统。而作为一个自生秩序的语言,也完全可以演化出大规模共同体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国语。三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是这样的语言共同体了。从1950年代开始,权力却自负地介入到国语构造过程中。借助于权力的支持,专业理性也必然趋向于简单和粗暴,堕落成为专断的意志。构造简化字、白话文和普通话的专家,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语言的丰富性,也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型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而仅凭某种短期的政策性考虑,进行大胆的制作。这样的制作必然是粗劣的。
而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国语体系,借助权力取得了霸权地位。从1950年代开始,政府借用权力强制推广简体字,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政府进行语言强制的力量更为强大。政府强令所有大众媒体只能使用简体字,强令所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只能开设普通话节目,勉强开出的方言节目时时遭到政策冲击。广东的粤语风波,也是因为权力展露了限制粤语的企图而引起的。
对于现代国民国家来说,国语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权力强制推广国语,则是在构造一种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方文化的丰富性,是其文明最大的优势所在。这种霸权必然吞噬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窒息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人是用语言思考的,也是用语言生活的。伴随着方言口语的消失,很多地方戏曲在消失,地方传说在消失,习俗也在解体。凡此种种,可能导致文化意义上的地方共同体的解体,进而导致其实体的溃散。
1990年代之后,现代化迷信又借助权力以另一种方式侵入到语言领域:考试制度导致外语强烈冲击母语。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在教育体系中,外语、通常是英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母语。
周人的智慧
现代国民国家乃是“一”与“多”的平衡,国语的霸权则过分地强调了“一”,忽略了“多”,而这样的“一”最终也必然会枯竭为“无”。今天,需要对这样一种构造国语、广而言之对构造文化的模式,进行反思。三千年前周人处理“礼”、“俗”关系的智慧,可作为此一反思的绝佳典范。
周人本为西方蕞尔小邦,因天命降临,而获得了对整个华夏区域的治理权。周人基于“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以诚“敬”之心深思熟虑,提出了构建“天下之需”的诸多伟大原则,其中之关键就是区别对待“礼”、“俗”,而又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后出的《礼记·王制》对此有简明而深刻之概括: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周人作为共同体的治理者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地理、气候、历史、文化、信仰等因素,不同地方的人民之“俗”必然各不相同,这表现在气质、饮食、生计、服饰、信仰等方方面面。凡此种种,是无法、也不应当予以强制改变的。其实,对于共同体秩序之构造和维系而言,也根本用不着改变。只须修齐“政教”即可,此政教就是“礼”,就是最抽象、最高层面上的法律、政治安排。
下面两则历史记载表明,上面的原则并非虚构,而确实为周初治国者所实践。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宋国公子、春秋贤人之一子回顾周公分封情形: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于鲁,封康叔于卫,两处封地均在殷墟,因而,“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晋,此地原为夏人故居,当时已杂居大量戎狄,故“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商政、夏政,就是商人之俗、夏人之俗;所谓“索”,似乎是指“度”,也即尺子。“疆以周索”的意思就是以周的度量来经划土地。而度、量、衡向来为礼的基础性内容,“疆以周索”,就是说这些地方适用周礼。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故事。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此一故事透露出周公治国的智慧,而完全合乎《王制》所概括的原则。周人面临的局势是高度复杂的:在周人所封之诸侯国内,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条件,有其不同的“俗”,公侯须将其凝聚成为一个邦国。而这些邦国在其特定条件下,又会形成独特的地域、邦国之俗,周天王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邦国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天下。
诸侯和周王似乎普遍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政教也即礼是一致的,俗却是各异的。这样,在诸侯邦国与天下这两个层面,周人都维持了礼的普遍性与俗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周人虽是武装征服者,但他们尊重当地人民的“俗”。
不过,假如完全屈从于这种俗,则天下无法成为及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共同体。因此,各地诸侯通常又都会程度不等地坚持“周礼”,这个礼是以周人的习俗为根底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更多地规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
这样,在周的天下秩序中,俗是多样的,礼则是普遍而一致的。这双层规则体系作用于不同领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礼”主要作用于上层的贵族精英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理性,可以接受礼的繁琐、严格要求。如此,天下的贵族被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整合为一个共同体。不管其身居何处,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意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比如晋吴虽相隔两三千里,贵族见面,却可以同用《诗》《书》对话。正是这套礼乐体系,把分散的、封建的小共同体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天下。同时,从时间维度看,这个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和意识还可能向下渗透。
总之,正是透过周人的礼制,华夏共同体、也即“天下秩序”真正形成。与此同时,天下又保持了习俗的多样性。今天人们也可以清楚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定型于西周、春秋时代。而尽管有这种差异,天下却是一个整体。人们也普遍形成了天下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意识。
今人总喜欢把秦始皇当成统一国家的建立者来赞美,历史事实却是,周的礼乐文明才是华夏共同体形成,并保持凝聚力的真正驱动力量。西周、春秋时代的华夏天下,早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而与秦始皇不同,周的天下没有被权力整齐划一,而保持了俗的多样性、丰富性。迷恋秦始皇统一说,就等于宣告,在中国人心目中,天下只能依靠武力统一并维持共同体。
齐其语,不易其宜
周人处理礼俗的智慧值得今人在对待国语的时候借鉴。
不错,构建现代国家,不能没有国语。但是,现代国家也以人的完整性为前提,这包括自己从小熟悉的语言、生活方式得到尊重。建国的智慧就在于,礼与俗、国语与方言土语和古代的文字、语文并存,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国语供人们方便地相互交流,方言土语则维持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古代的文字、语文则保持历史的连续性,这些就共同构成文化、社会活力的源泉。缺乏任何一个,都会导致文化之偏枯。
保持“一”与“多”平衡的关系的根本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现实就在于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很多人将语言的繁多,视为一种包袱。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优势,因为,繁多的语言背后,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如此多样的文化之存在及相互交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进一步演进的动力所在。举一个例子:明末清初秦腔在全国各地流传,各地艺人操各自方言,自然地使之变化,而繁衍出多个地方“梆子”剧种,包括远在浙江绍兴的“绍剧”。语言区通常同时也是文化区,也是生活方式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多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增进所有国民的选择空间。以某种霸权消灭这种多样性,也就等于人为取消了中国文明的规模优势。
包括普通话、简体字、白话文在内的国语体系目前享有霸权。周人处理礼俗的智慧提示人们,国语的地位本来不需要是霸权式的,当代社会根本应当拒绝秦始皇式的“书同文”。因而,目前的国语体制,应当更化改制,一如汉武帝—董仲舒的更化改制,改制的基本取向就是抛弃对权力的迷信,放弃建立国语霸权的企图,在言、字、文等方面采取宽容、平衡的政策:
第一,在言的方面,政府应当继续维持普通话的“官方语言”地位,但不应再强制推广普通话。各地方电视台、电台在保证至少有一个频道使用普通话播放节目之外,可以自由地决定使用普通话或者本地主要方言录制、播放节目。
第二,在字的方面,应当允许简、繁体字并存。官方正式文书确实应当使用简体字,但某些特别的文件也可以使用繁体字,比如,与古代文化遗产相关的文书,似乎就应当使用繁体字。至于新闻出版机构究竟使用何种文字,则由其自由选择。
第三,在文的方面,应当大幅度增加学校教育过程中文言文的阅读量。归根到底,中国语文的根底在丰富的古典文学传统,今人追求语文之美和精确,就必须透过回到源泉进行创造,否则,现代白话文的表现力必然日趋枯竭。
总之,按照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现代国语不可能是秦始皇式的统一,而应当是周代式的礼俗并存。
如此则人们,尤其是政府,也就应当容忍语言的某种程度的“杂质化”。比如,容许不同地方人民将自己的方言带入普通话中,形成地方性普通话——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而政府不必再强行追求更大程度的一律。这样的普通话已经足以让人们相互交流,那又何必高度一致?反过来看,这种杂质化,其实是对普通话的丰富。同样,古文自然地进入、融入现代语文,也是对现代语文的丰富。这样的杂质化,乃是国语演进的动力。
(作者单位:信孚研究院)
现代国家与国语
任何一个社会构造现代国家秩序,排在优先位置的事业都是构建“国语”,这也是西方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构建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人建立构造国语的具体条件和使命,与西人本应完全不同。
现代中国的立国者清楚地意识到了国语的问题。比如,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初就清楚,自己的这一事业等同于欧洲现代国家建立之初确定、创造国民的语言文字的活动。他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到了“但丁、路德之伟业”,他自己又加以注释称:“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在胡适看来,但丁、路德之伟业,就是依据国民之现实的言与文,创造了作为现代国家之构成性制度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
此处“国”语之国,在欧洲背景下,一是针对罗马教廷而提出,旨在标识出本国民共同体的地方性;二是针对封建制分散的社会格局而提出,旨在把这一共同体内部分散的小共同体凝聚成为全国性共同体。这样的国语对于现代国家结构之形成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语打破了国家疆域内不同地方之间、及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隔阂,而把生活在共同体内的人凝结为一个具有明确同胞意识的紧密群体,即“国家之民”。如张君劢所说:“言语的因素,很关重要,因为言语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总得要彼此言语互相了解,才能休戚相关。”而这种休戚相关之感,正是形成所谓“同胞”意识的基础,它是国民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可以说,作为现代国家之前提的“国民”,实在是随着国语的出现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说,钦定英文版《圣经》与莎士比亚对于英格兰人的价值,确实是远超乎宗教与文学领域的,它们塑造了国语,进而塑造了国民共同体。
不过,当中国人于19世纪最后几年产生构造“国民国家”之自觉时,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与16、17世纪的欧洲各国大不相同。如张君劢所说:“中华民族在民族之要件上,如风俗、语言、文字等,早经具备。”早在周代,中国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此后两三千年,中国的文字都是基本统一的,虽然其间经历了某些自然的变化,但基本保持了连续性。因而,今人依然能够辨认、阅读和理解西周钟鼎铭文,也可以辨认、阅读、理解战国之帛书、秦汉之竹简。先秦的经典,借助历代的注解,今人可以相当顺畅地阅读、理解。从地域上看,两千多年来,所有地方的人民基本上都接受同一文字书写的经典的教育。集权的皇权制度吸纳全国人才,又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官员,这本身也是文字保持同一性的制度基础。
当然,一旦进入“言”即口头语领域,问题就会复杂得多。语言学家确认,今日中国存在七大或者八大方言区,北方相对统一,南方与北方差异较大,此即所谓“南腔北调”。南方内部差异也非常大。而方言通常是人们的“第一语言”,从小生活在这个语言群体内,人们用这样的语言与亲属交流,它自然也会支配人们的思维,诸多习俗也是与这样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语言必然需要记录,方言的存在也意味着地区性文字的存在。香港报纸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字,用于表达粤语之音。事实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以笔者老家陕西关中一代为例,很多字的发音与普通话不同,要记录这些字音,就需要在一般汉字之外,另外使用一些本地文字。否则,将无从记录。
但是,这个情形并没有妨碍国语之出现与运转。首先,在中国历史上,言、文是分立的,文字同一对人们的语音产生了牵制作用。其次,大范围的交流,也导致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自然形成一种“官话”。操粤语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必须与外省人交流,与常驻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们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又会与北京人交流。如果他们外放到陕西或江苏担任地方官,又需要与当地胥吏、民众交流。凡此种种社会交流情景,都会促使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士,寻找可以相互听得懂的话语。官话就在无数这样的摸索中自然地诞生。因为权力中心长期在北方,因而,这种官话必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它不可能就是北方方言,而必然融合了其他方言的音素。
这样一个官话的形成,完全是一个自生秩序的过程。至关重要的是,在古代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试图以官话替代方言。各地方言在其相应区域内自由地生长、演化。也就是说,各种方言同样处于一个自生秩序的生长过程中。
今日之国语——普通话,也正是在前现代的官话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换言之,现代中国此一国语的诞生,如果与欧洲各国相比,其实是相当轻易的。欧洲各国既要构造口头国语,又要构造文字,而中国早有自己独立而各地相同的文字体系,也存在着一个现成的官话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国语其实是最不需要有意推广的,因为,它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构建国语的事情,对现代中国的建国者来说,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但奇怪的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的精英和政府却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精力,结果则是今日人们看到的国语的全面危机。
国语的霸权
过去一个世纪现代国语构造的失策及其后果,可以语言的三个面相予以考察。
首先是“文”。民国初年,诸多知识分子基于启蒙主义立场,发起“白话文”运动,在教育体系中全面废除文言文教育。这样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切断了语文和文化的连续性,中国语文成了无源之流,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提升的能力。过去一个世纪,从作家,到学者,再到普通民众,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而且丝毫看不到回升的迹象。相反,文字的粗鄙化、欧化,却大行其道。
其次是“字”。1950年代以降,政府利用权力制定了新文字标准,此即“简化字”。简化字把很多同音不同义的字合并为一,比如干、等,削弱了文字表达的清晰度。政府制定简化字的目的是民粹主义的,据说此举便于劳动人民识字学文化。海峡两岸人民识字率的数据对比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强制推行简化字所带来的后果,与白话文教育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断裂。
第三是“言”。民国时代议会制订“国音”标准经历了广泛深入的审议,最终决定,尽可能保持南北方之语言平等权,以最能代表北方官话的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由于一些令人难以理解、也无从知晓的原因,1950年代人为构造出来的普通话却基本上忽略南方方言。普通话不像是国家之语,而更像一种纯粹北方的方言体系。它不仅没有进一步融合“南腔”,与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反而在扩大。这样的“国音”,不是国内各种方言的融合,而是一种方言支配其他方言。
如此不合理的构造方式导致普通话的表现能力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现代国家构造的基本原理。有些国家以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里坚持了国语构造的平等原则。一个国家如果准备以一套语言体系作为国语,那么,这个国语体系必须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否则,它就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现代的国民共同体中的国民是平等的,因而,每种地方性语言都有参与国语构造的道德性权利。仅仅根据部分国民的方言构造国语,忽视另外一部分国民日常使用的语言,显然是不公正的。
总之,当代国语上述三个方面的构造都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缺陷的根源是理性的自负,尤其是站在语言专家背后的权力的自负。从文、字到言,语言本来应当属于一个自生秩序系统。而作为一个自生秩序的语言,也完全可以演化出大规模共同体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国语。三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是这样的语言共同体了。从1950年代开始,权力却自负地介入到国语构造过程中。借助于权力的支持,专业理性也必然趋向于简单和粗暴,堕落成为专断的意志。构造简化字、白话文和普通话的专家,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语言的丰富性,也忽视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型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而仅凭某种短期的政策性考虑,进行大胆的制作。这样的制作必然是粗劣的。
而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国语体系,借助权力取得了霸权地位。从1950年代开始,政府借用权力强制推广简体字,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政府进行语言强制的力量更为强大。政府强令所有大众媒体只能使用简体字,强令所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只能开设普通话节目,勉强开出的方言节目时时遭到政策冲击。广东的粤语风波,也是因为权力展露了限制粤语的企图而引起的。
对于现代国民国家来说,国语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权力强制推广国语,则是在构造一种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方文化的丰富性,是其文明最大的优势所在。这种霸权必然吞噬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窒息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人是用语言思考的,也是用语言生活的。伴随着方言口语的消失,很多地方戏曲在消失,地方传说在消失,习俗也在解体。凡此种种,可能导致文化意义上的地方共同体的解体,进而导致其实体的溃散。
1990年代之后,现代化迷信又借助权力以另一种方式侵入到语言领域:考试制度导致外语强烈冲击母语。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在教育体系中,外语、通常是英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母语。
周人的智慧
现代国民国家乃是“一”与“多”的平衡,国语的霸权则过分地强调了“一”,忽略了“多”,而这样的“一”最终也必然会枯竭为“无”。今天,需要对这样一种构造国语、广而言之对构造文化的模式,进行反思。三千年前周人处理“礼”、“俗”关系的智慧,可作为此一反思的绝佳典范。
周人本为西方蕞尔小邦,因天命降临,而获得了对整个华夏区域的治理权。周人基于“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以诚“敬”之心深思熟虑,提出了构建“天下之需”的诸多伟大原则,其中之关键就是区别对待“礼”、“俗”,而又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后出的《礼记·王制》对此有简明而深刻之概括: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周人作为共同体的治理者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地理、气候、历史、文化、信仰等因素,不同地方的人民之“俗”必然各不相同,这表现在气质、饮食、生计、服饰、信仰等方方面面。凡此种种,是无法、也不应当予以强制改变的。其实,对于共同体秩序之构造和维系而言,也根本用不着改变。只须修齐“政教”即可,此政教就是“礼”,就是最抽象、最高层面上的法律、政治安排。
下面两则历史记载表明,上面的原则并非虚构,而确实为周初治国者所实践。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宋国公子、春秋贤人之一子回顾周公分封情形: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于鲁,封康叔于卫,两处封地均在殷墟,因而,“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晋,此地原为夏人故居,当时已杂居大量戎狄,故“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商政、夏政,就是商人之俗、夏人之俗;所谓“索”,似乎是指“度”,也即尺子。“疆以周索”的意思就是以周的度量来经划土地。而度、量、衡向来为礼的基础性内容,“疆以周索”,就是说这些地方适用周礼。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故事。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此一故事透露出周公治国的智慧,而完全合乎《王制》所概括的原则。周人面临的局势是高度复杂的:在周人所封之诸侯国内,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条件,有其不同的“俗”,公侯须将其凝聚成为一个邦国。而这些邦国在其特定条件下,又会形成独特的地域、邦国之俗,周天王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邦国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天下。
诸侯和周王似乎普遍采取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政教也即礼是一致的,俗却是各异的。这样,在诸侯邦国与天下这两个层面,周人都维持了礼的普遍性与俗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周人虽是武装征服者,但他们尊重当地人民的“俗”。
不过,假如完全屈从于这种俗,则天下无法成为及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共同体。因此,各地诸侯通常又都会程度不等地坚持“周礼”,这个礼是以周人的习俗为根底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更多地规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
这样,在周的天下秩序中,俗是多样的,礼则是普遍而一致的。这双层规则体系作用于不同领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礼”主要作用于上层的贵族精英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理性,可以接受礼的繁琐、严格要求。如此,天下的贵族被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整合为一个共同体。不管其身居何处,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意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比如晋吴虽相隔两三千里,贵族见面,却可以同用《诗》《书》对话。正是这套礼乐体系,把分散的、封建的小共同体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天下。同时,从时间维度看,这个普遍的礼制规则体系和意识还可能向下渗透。
总之,正是透过周人的礼制,华夏共同体、也即“天下秩序”真正形成。与此同时,天下又保持了习俗的多样性。今天人们也可以清楚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定型于西周、春秋时代。而尽管有这种差异,天下却是一个整体。人们也普遍形成了天下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意识。
今人总喜欢把秦始皇当成统一国家的建立者来赞美,历史事实却是,周的礼乐文明才是华夏共同体形成,并保持凝聚力的真正驱动力量。西周、春秋时代的华夏天下,早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而与秦始皇不同,周的天下没有被权力整齐划一,而保持了俗的多样性、丰富性。迷恋秦始皇统一说,就等于宣告,在中国人心目中,天下只能依靠武力统一并维持共同体。
齐其语,不易其宜
周人处理礼俗的智慧值得今人在对待国语的时候借鉴。
不错,构建现代国家,不能没有国语。但是,现代国家也以人的完整性为前提,这包括自己从小熟悉的语言、生活方式得到尊重。建国的智慧就在于,礼与俗、国语与方言土语和古代的文字、语文并存,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国语供人们方便地相互交流,方言土语则维持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古代的文字、语文则保持历史的连续性,这些就共同构成文化、社会活力的源泉。缺乏任何一个,都会导致文化之偏枯。
保持“一”与“多”平衡的关系的根本必要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现实就在于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很多人将语言的繁多,视为一种包袱。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优势,因为,繁多的语言背后,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如此多样的文化之存在及相互交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进一步演进的动力所在。举一个例子:明末清初秦腔在全国各地流传,各地艺人操各自方言,自然地使之变化,而繁衍出多个地方“梆子”剧种,包括远在浙江绍兴的“绍剧”。语言区通常同时也是文化区,也是生活方式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多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增进所有国民的选择空间。以某种霸权消灭这种多样性,也就等于人为取消了中国文明的规模优势。
包括普通话、简体字、白话文在内的国语体系目前享有霸权。周人处理礼俗的智慧提示人们,国语的地位本来不需要是霸权式的,当代社会根本应当拒绝秦始皇式的“书同文”。因而,目前的国语体制,应当更化改制,一如汉武帝—董仲舒的更化改制,改制的基本取向就是抛弃对权力的迷信,放弃建立国语霸权的企图,在言、字、文等方面采取宽容、平衡的政策:
第一,在言的方面,政府应当继续维持普通话的“官方语言”地位,但不应再强制推广普通话。各地方电视台、电台在保证至少有一个频道使用普通话播放节目之外,可以自由地决定使用普通话或者本地主要方言录制、播放节目。
第二,在字的方面,应当允许简、繁体字并存。官方正式文书确实应当使用简体字,但某些特别的文件也可以使用繁体字,比如,与古代文化遗产相关的文书,似乎就应当使用繁体字。至于新闻出版机构究竟使用何种文字,则由其自由选择。
第三,在文的方面,应当大幅度增加学校教育过程中文言文的阅读量。归根到底,中国语文的根底在丰富的古典文学传统,今人追求语文之美和精确,就必须透过回到源泉进行创造,否则,现代白话文的表现力必然日趋枯竭。
总之,按照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现代国语不可能是秦始皇式的统一,而应当是周代式的礼俗并存。
如此则人们,尤其是政府,也就应当容忍语言的某种程度的“杂质化”。比如,容许不同地方人民将自己的方言带入普通话中,形成地方性普通话——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而政府不必再强行追求更大程度的一律。这样的普通话已经足以让人们相互交流,那又何必高度一致?反过来看,这种杂质化,其实是对普通话的丰富。同样,古文自然地进入、融入现代语文,也是对现代语文的丰富。这样的杂质化,乃是国语演进的动力。
(作者单位:信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