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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丁庄梦》是阎连科的又一部讲述豫西平原的作品，敏感的话题和荒诞的笔法使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备受关注。作品中充斥着致富、疾病、权力、情感等诸多因素，作者在作品中不仅向读者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面临的经济转型的诸多问题，更向我们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乡村景象和人性难题，在荒诞的情节下透露出的恰恰是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丁庄梦》；豫西平原；转型；真实面貌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
与其说这是由致富引发的一场灾难和闹剧，不如说作者借这场闹剧展示了乡村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他揭示了乡民身上古已有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那些曾经的愚昧和奴性混合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利诱权力渗透，非但没有渐渐褪去，其吞噬之本性愈渐明显，新的制度没有新的思想与之配合，变成了新瓶装旧酒的另类演绎。这旧酒在新瓶中的各种催化剂的诱导下愈发气味浓郁。以前的血馒头只有的痨病的人才会去吃，而现在的致富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只不过这次不是别人的血而是自己的血。
作品素材的最大亮点在于丁庄的致富之路选择的是“卖血”。乡村致富本应因地制宜，新时代的致富更应搭上先进观念和科技的顺风车，丁庄确实打上了这辆顺风车，但旅途却并不顺利。他们卖血。其实一开始他们也不愿意，李三仁听到上级的指示后坚决不干，甚至为此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丁水阳一开始也不愿意，但当上面的领导将血像泉一样的越卖越旺道理告诉他，并用优秀教师的称号威胁他时，他妥协了。当他将信将疑的从上级领导的嘴里听到“这是科学哩”，丁庄人就开始上了所谓科学致富的贼船。当人们去蔡县看到人们卖血之后富足的生活和“蚂蚁夹了样”的代价后，就开始了疯了似得卖血。自己的血可以变成化肥、一排排新楼房、梦寐以求的好日子，这听起来倒是有点吃了沾了血的馒头痨病就会好的意味。千百年来农民的愚昧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根治，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强大了，农民们似乎也乘上时代的快车，靠这辆卖血的科学快车奔向幸福大道的惨痛后果，是作者对于所谓的新时代新气象的深深讽刺。导致人们得病的直接原因是采血过程的混乱。一个棉签擦几个人，多抽别人的血，严酷的卫生环境是导致人们得“热病”的直接原因。而背后是血头们巨大的利益诱惑的驱使，只有血头才能住的新楼房，昭示这经济诱惑对生命蔑视的无情压倒。“血王”家的特批三层楼房，更像是一种昭示，在以他人生命为代价的利益追求之路上，谁的心越狠越能展露头角，而普通的民众在每一次的浪潮中更像是待宰的羔羊，被卖血，被买棺材，被配阴婚。在丁辉为了能够与未来的东京市长攀上关系而欢喜着把自己的儿子与这家的女儿配阴婚时，“我”在地下撕心裂肺的呼号，就是对这根深蒂固的愚昧最好的歌哭。
死亡意味着生命终结，对人们来说死亡似乎是最可怕的，但面对“热病”疯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走入寒冬。贾根柱就是鲜明的例子。他一开始也是和所有得了热病的人一样，在学校里吃喝等死，后来设计把偷偷摸摸在一起的丁亮和玲玲锁在了一起，以此为要求要挟丁水阳交出丁庄和学校的管理权。但有了权力的贾根柱，先是纵着大家搬完了学校的一钉一卯，再是让必死的大家把庄里成材不成材树全都砍了留着做棺材。他们获得权力的目的并不是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像一种发泄，一种优势。上级领导用剥夺镇长之位对李三仁的惩罚，贾根柱用镇长之位对公共财产的随意分配无疑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庄里的人先是纷纷说着“先来后到”的道理帮新支书贾根柱的弟弟操持葬礼，而没有一个原意帮忙埋丁辉和玲玲，后又因为丁辉为弟弟操持的盛大葬礼而纷纷倒戈想为他俩帮忙时，我们发现，人们除了对权力的渴求外，更多的是对其没来由的崇拜，奴性的崇拜。权力的在场与否决定了人们对你的态度。最后贾根柱也快死了，但他不想无权而死，他想让公章为自己陪葬，这到不像是谁拥有了权力，而更像是人们被权力玩弄于鼓掌之间，捏着人的生死尊严。
处在转型中的农村，一方面做着致富的现代梦，乘坐的也是医学的现代快车，另一方面却还停留在缔结阴婚的传统思维中不能自拔。传统和现代的气氛在丁庄的上空弥漫，带来的不是致富的商机而是贪欲的荒诞展现。而这一展现，恰恰又是当下中国农村急于摆脱贫穷，却苦于没有正确道路的真实写照。
二、死亡启蒙下的爱与良知
传统和现代冲击下乡村面貌的呈现依赖于这个空间下乡民的真实生活。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展现乡村发展的实质问题，而是为了呈现这个空间下人们的生活情感面貌，面对财富、权力、情欲甚至死亡人们会做出怎样的反映。乡村空间的复杂性，恰是为人性展示提供了广袤的舞台，当死神黑云压城般到来时，乡民的一举一动就在这舞台上上演了。
死亡的母题，就像一个隐身的人物，住在每部文学作品中，而《丁庄梦》作为一部直面艾滋病的作品，其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死亡色彩。当丁庄人为了致富而纷纷走上卖血之路后，他们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都纷纷因感染“热病”而面临着死亡。“热病”像放映机的快进键，肆意缩短了原本有限的生命，把原本几十年的期限变成了“三朝五日”“三年五年”。某种角度上看，“热病”更像是任性死神，他住进了卖过血的人的身子里，呆段日子就发一次疯，耍一回狂，人就下世。虽然死是必然的结果，人在死亡面前是渺小的无能为力的被动者，人们在赴死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给予了每一个向死而生的生命于意义。
马香林单纯的因有了新药而唱出绝世的好段子，又因消息虚假而骤然离世。叔和玲玲背负着各种骂名，忍受着彼此身上的病痛折磨艰难的组成了家庭。面对死亡，作者所展现的不单单是人们的恐惧，他把这场看似狂妄和骇人听闻的瘟疫与人性的真实交织在一起进行叙述。叔和玲玲没有一个人看好和祝福，背负道德败坏的骂名，可他们另类恰恰是爱最纯粹的一种呈现。打破所谓的伦理纲常，用自己的命去挽救对方的命，这些极端惊骇的作为，仔细品味，恰恰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心对爱的最佳状态的渴望。能抛弃一切只为两个人能在一起无疑体现出爱的巨大能量，但为了这份巨大的幸福所付出的代价，两人的双双赴死既有着梁祝的悲痛又像是对永恒爱情寿命如此短暂的戏谑，后续的豪华葬礼，被人盗墓的情节安排将这戏谑提升到将两人挫骨扬灰的地步。 同样纠结在情感关系中还有爷爷丁水阳。大家是因为卖血才得上“热病”的，首先号召乡民卖血的就是他，最大的“血王”是自己的儿子，为了给自己赎罪，他主动召集大家到学校隔离。为了给儿子赎罪，他一直徘徊在杀死儿子的路上。但是，自己二儿子的得病和孙子的死又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大义灭亲的行为在亲情的阻隔下不停的延宕。做人的道义和为父的情感像两条蛇，相互角逐，纠缠成杀与不杀的矛盾。与此相比赵德全则更为单纯一点。“瘦的除了骨头没有肉”的他在死前把“分”给他的黑板还给了学校，“宁可我死了没有棺材用，也不能让孩娃没有黑板用”。在每家每户争先恐后搜刮学校砍村里的树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醒着的人，这种醒就像他一直执着的红袄子，执着于自己对妻子的简单的承诺，是一次回光返照，临终遗言，不仅是一种对生命单纯的渴望，是一种对自己过往生命的一种交代，对自己良心的一种交代。
面对死，叔和玲玲的执着是荒唐的，爷爷的举动是极端的，作者在现实的叙述空间中不单单是陈述事实，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参透了死亡对大家意味着什么之后的大肆臆想和展现，是一种以人类既有情感和道德沉淀为基础的猜测。荒诞并不是全部或重点，背后引发荒诞的土壤才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这些亲情、爱情、道义的土壤埋没在日常中，荒诞像一张夺人眼球的面具吸引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这似乎有了作者所谓“神实主义”的意味。引起荒诞的恰恰是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无论作者创作还是读者阅读“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面对死亡人们展现出的种种，无论善恶都是人性中真实存在的部分。
三、亡灵的叙述与反思
无论是传统和现代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还是空间展现的多面人性，作者着力想要体现的是一种真实，一种超越表面逻辑的真实。扭曲的情节承载着“复杂的内觉”。作品中的叙述者——一个已经去世，在另一个世界中孩娃“我”。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很像《风景》中的“小八子”，以亡灵作为叙述者，在打破叙事话语局限的同时，也打破了阴阳的界线。如果说这种设置仅仅是作者借用了亡灵的全知和冷静而强势介入叙述的话，那么结尾处“我”的哭号和求救则是作者退让和打破阴阳的有力证据。“我”已经是个死人，但是面对爹为“我”强行配的阴婚，“我”就像一个即将被夺走生命的人一样“撕心裂肺的唤”。已死之人被自己仍然在世的亲人为自己准备的所谓“好事”竟然只有无奈的哭号。鬼魂因为自己的爹要给自己配阴婚而哭号，为情节蒙上了灵异和荒诞的外衣，但试想一下原因，一个只有爷爷陪伴的小孩，突然要被安排到陌生人的生活中离开自己朝夕相伴的爷爷，这种不舍与恐慌之情恰恰又是现实中真情实感。这种由真“实”的情感感引发的“神”秘之情节，最终却能够勾起人们最日常和刻骨情感回思，冰冷的文字下面的脉脉的温情。
作品中的卖血成风，道德沦丧将荒诞之感演绎到了极致，但叙述的恰恰是农村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步调中所出现的种种真实的问题。小八子虽然已死，但他却能把事实看的最透彻。在荒诞与现实的交织中，转型时期的农村到底何去何从，其中又隐藏了多少秘密，这部作品无疑为我们走入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关键词：《丁庄梦》；豫西平原；转型；真实面貌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
与其说这是由致富引发的一场灾难和闹剧，不如说作者借这场闹剧展示了乡村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他揭示了乡民身上古已有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那些曾经的愚昧和奴性混合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利诱权力渗透，非但没有渐渐褪去，其吞噬之本性愈渐明显，新的制度没有新的思想与之配合，变成了新瓶装旧酒的另类演绎。这旧酒在新瓶中的各种催化剂的诱导下愈发气味浓郁。以前的血馒头只有的痨病的人才会去吃，而现在的致富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只不过这次不是别人的血而是自己的血。
作品素材的最大亮点在于丁庄的致富之路选择的是“卖血”。乡村致富本应因地制宜，新时代的致富更应搭上先进观念和科技的顺风车，丁庄确实打上了这辆顺风车，但旅途却并不顺利。他们卖血。其实一开始他们也不愿意，李三仁听到上级的指示后坚决不干，甚至为此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丁水阳一开始也不愿意，但当上面的领导将血像泉一样的越卖越旺道理告诉他，并用优秀教师的称号威胁他时，他妥协了。当他将信将疑的从上级领导的嘴里听到“这是科学哩”，丁庄人就开始上了所谓科学致富的贼船。当人们去蔡县看到人们卖血之后富足的生活和“蚂蚁夹了样”的代价后，就开始了疯了似得卖血。自己的血可以变成化肥、一排排新楼房、梦寐以求的好日子，这听起来倒是有点吃了沾了血的馒头痨病就会好的意味。千百年来农民的愚昧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根治，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强大了，农民们似乎也乘上时代的快车，靠这辆卖血的科学快车奔向幸福大道的惨痛后果，是作者对于所谓的新时代新气象的深深讽刺。导致人们得病的直接原因是采血过程的混乱。一个棉签擦几个人，多抽别人的血，严酷的卫生环境是导致人们得“热病”的直接原因。而背后是血头们巨大的利益诱惑的驱使，只有血头才能住的新楼房，昭示这经济诱惑对生命蔑视的无情压倒。“血王”家的特批三层楼房，更像是一种昭示，在以他人生命为代价的利益追求之路上，谁的心越狠越能展露头角，而普通的民众在每一次的浪潮中更像是待宰的羔羊，被卖血，被买棺材，被配阴婚。在丁辉为了能够与未来的东京市长攀上关系而欢喜着把自己的儿子与这家的女儿配阴婚时，“我”在地下撕心裂肺的呼号，就是对这根深蒂固的愚昧最好的歌哭。
死亡意味着生命终结，对人们来说死亡似乎是最可怕的，但面对“热病”疯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走入寒冬。贾根柱就是鲜明的例子。他一开始也是和所有得了热病的人一样，在学校里吃喝等死，后来设计把偷偷摸摸在一起的丁亮和玲玲锁在了一起，以此为要求要挟丁水阳交出丁庄和学校的管理权。但有了权力的贾根柱，先是纵着大家搬完了学校的一钉一卯，再是让必死的大家把庄里成材不成材树全都砍了留着做棺材。他们获得权力的目的并不是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像一种发泄，一种优势。上级领导用剥夺镇长之位对李三仁的惩罚，贾根柱用镇长之位对公共财产的随意分配无疑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庄里的人先是纷纷说着“先来后到”的道理帮新支书贾根柱的弟弟操持葬礼，而没有一个原意帮忙埋丁辉和玲玲，后又因为丁辉为弟弟操持的盛大葬礼而纷纷倒戈想为他俩帮忙时，我们发现，人们除了对权力的渴求外，更多的是对其没来由的崇拜，奴性的崇拜。权力的在场与否决定了人们对你的态度。最后贾根柱也快死了，但他不想无权而死，他想让公章为自己陪葬，这到不像是谁拥有了权力，而更像是人们被权力玩弄于鼓掌之间，捏着人的生死尊严。
处在转型中的农村，一方面做着致富的现代梦，乘坐的也是医学的现代快车，另一方面却还停留在缔结阴婚的传统思维中不能自拔。传统和现代的气氛在丁庄的上空弥漫，带来的不是致富的商机而是贪欲的荒诞展现。而这一展现，恰恰又是当下中国农村急于摆脱贫穷，却苦于没有正确道路的真实写照。
二、死亡启蒙下的爱与良知
传统和现代冲击下乡村面貌的呈现依赖于这个空间下乡民的真实生活。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展现乡村发展的实质问题，而是为了呈现这个空间下人们的生活情感面貌，面对财富、权力、情欲甚至死亡人们会做出怎样的反映。乡村空间的复杂性，恰是为人性展示提供了广袤的舞台，当死神黑云压城般到来时，乡民的一举一动就在这舞台上上演了。
死亡的母题，就像一个隐身的人物，住在每部文学作品中，而《丁庄梦》作为一部直面艾滋病的作品，其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死亡色彩。当丁庄人为了致富而纷纷走上卖血之路后，他们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都纷纷因感染“热病”而面临着死亡。“热病”像放映机的快进键，肆意缩短了原本有限的生命，把原本几十年的期限变成了“三朝五日”“三年五年”。某种角度上看，“热病”更像是任性死神，他住进了卖过血的人的身子里，呆段日子就发一次疯，耍一回狂，人就下世。虽然死是必然的结果，人在死亡面前是渺小的无能为力的被动者，人们在赴死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给予了每一个向死而生的生命于意义。
马香林单纯的因有了新药而唱出绝世的好段子，又因消息虚假而骤然离世。叔和玲玲背负着各种骂名，忍受着彼此身上的病痛折磨艰难的组成了家庭。面对死亡，作者所展现的不单单是人们的恐惧，他把这场看似狂妄和骇人听闻的瘟疫与人性的真实交织在一起进行叙述。叔和玲玲没有一个人看好和祝福，背负道德败坏的骂名，可他们另类恰恰是爱最纯粹的一种呈现。打破所谓的伦理纲常，用自己的命去挽救对方的命，这些极端惊骇的作为，仔细品味，恰恰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心对爱的最佳状态的渴望。能抛弃一切只为两个人能在一起无疑体现出爱的巨大能量，但为了这份巨大的幸福所付出的代价，两人的双双赴死既有着梁祝的悲痛又像是对永恒爱情寿命如此短暂的戏谑，后续的豪华葬礼，被人盗墓的情节安排将这戏谑提升到将两人挫骨扬灰的地步。 同样纠结在情感关系中还有爷爷丁水阳。大家是因为卖血才得上“热病”的，首先号召乡民卖血的就是他，最大的“血王”是自己的儿子，为了给自己赎罪，他主动召集大家到学校隔离。为了给儿子赎罪，他一直徘徊在杀死儿子的路上。但是，自己二儿子的得病和孙子的死又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大义灭亲的行为在亲情的阻隔下不停的延宕。做人的道义和为父的情感像两条蛇，相互角逐，纠缠成杀与不杀的矛盾。与此相比赵德全则更为单纯一点。“瘦的除了骨头没有肉”的他在死前把“分”给他的黑板还给了学校，“宁可我死了没有棺材用，也不能让孩娃没有黑板用”。在每家每户争先恐后搜刮学校砍村里的树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醒着的人，这种醒就像他一直执着的红袄子，执着于自己对妻子的简单的承诺，是一次回光返照，临终遗言，不仅是一种对生命单纯的渴望，是一种对自己过往生命的一种交代，对自己良心的一种交代。
面对死，叔和玲玲的执着是荒唐的，爷爷的举动是极端的，作者在现实的叙述空间中不单单是陈述事实，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参透了死亡对大家意味着什么之后的大肆臆想和展现，是一种以人类既有情感和道德沉淀为基础的猜测。荒诞并不是全部或重点，背后引发荒诞的土壤才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这些亲情、爱情、道义的土壤埋没在日常中，荒诞像一张夺人眼球的面具吸引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这似乎有了作者所谓“神实主义”的意味。引起荒诞的恰恰是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无论作者创作还是读者阅读“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面对死亡人们展现出的种种，无论善恶都是人性中真实存在的部分。
三、亡灵的叙述与反思
无论是传统和现代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还是空间展现的多面人性，作者着力想要体现的是一种真实，一种超越表面逻辑的真实。扭曲的情节承载着“复杂的内觉”。作品中的叙述者——一个已经去世，在另一个世界中孩娃“我”。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很像《风景》中的“小八子”，以亡灵作为叙述者，在打破叙事话语局限的同时，也打破了阴阳的界线。如果说这种设置仅仅是作者借用了亡灵的全知和冷静而强势介入叙述的话，那么结尾处“我”的哭号和求救则是作者退让和打破阴阳的有力证据。“我”已经是个死人，但是面对爹为“我”强行配的阴婚，“我”就像一个即将被夺走生命的人一样“撕心裂肺的唤”。已死之人被自己仍然在世的亲人为自己准备的所谓“好事”竟然只有无奈的哭号。鬼魂因为自己的爹要给自己配阴婚而哭号，为情节蒙上了灵异和荒诞的外衣，但试想一下原因，一个只有爷爷陪伴的小孩，突然要被安排到陌生人的生活中离开自己朝夕相伴的爷爷，这种不舍与恐慌之情恰恰又是现实中真情实感。这种由真“实”的情感感引发的“神”秘之情节，最终却能够勾起人们最日常和刻骨情感回思，冰冷的文字下面的脉脉的温情。
作品中的卖血成风，道德沦丧将荒诞之感演绎到了极致，但叙述的恰恰是农村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步调中所出现的种种真实的问题。小八子虽然已死，但他却能把事实看的最透彻。在荒诞与现实的交织中，转型时期的农村到底何去何从，其中又隐藏了多少秘密，这部作品无疑为我们走入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