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青岛被世界认识或知道，除了啤酒之外，无非就是德式、日式的老房子了。
　　青岛文化人一说青岛，一般都是牢骚满腹的，什么难听的话都能吐出来，最著名的就是那句口头禅：文化沙漠。然而，一说三十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一齐欢呼那是个最好的时代。
　　仍是那句话，除了鲁迅没来过，中国的文化人几乎都来过青岛，并且很多人跟这座岛城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关系，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乃至激扬思想，指点江山。这个现象，很独特，很瑰丽，很包容，乃至人文。完全可以说，青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之一；毫无疑问，青岛是一座鹤立鸡群的另类文化都市。
　　你想，那时候德国人留下来的一切都完好地得以继续，日本人的实业和社区生活也很发达茂盛，再说了，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和洋人都在此居住，尤其是青岛当时又是国民政府的特别市，何况青岛又有“东方瑞士”之美称。所以，青岛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当然了，青岛轻纺业的绝对昌盛以及国立山东大学的存在也是—个至关重要的理由吧，我想。
　　因此，形形色色的文人闻人来到这个海滨城市，是绝非偶然的，我觉得。
　　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北京经贸工业不发达，南京作为新首都也还处在六朝古都的阴影下，广州和它的邻居香港一样远没有出类拔萃，西安还不是后来的地区中心，武汉的地位还不是很高，成都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也是后来的事情，杭州还只是一座传统文人泼墨吟唱的乌有之刍，东三省的几个城市一直被日本文化奴役着。
　　至此，我们又发现历史的一些真相是这样的，譬如说青岛的一个典故吧。
　　“上青天”，即上海、青岛和天津。它以前是特指这三个的城市的轻纺业在全国同行业中的三足鼎立。但据我近年来的回望和思考，这个典故还可另解，也就是在曾经骄傲的轻纺业的基础上，可以继续延展到文化领域中去。
　　青岛虽然在都市规模上远不如上海，在传统文化上比不上天津，但是青岛的纯粹都市特征恐怕不在这两座城市之下，因为青岛毕竟是德国人在远东所努力建造的惟一的一座都市样板，我想。
　　鉴于以上的种种叙述，显然已经佐证了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在中国城市中的江湖地位，进而，也巩固了青岛文化人固有的观念——三十年代的青岛是最好的时代。
　　校园里不仅有文科学长闻一多教授、小说家杨振声校长、戏剧家赵太侔教授等先生的伟岸身影，讲台上不仅有外语教授洪深、楚辞学权威游国恩教授、生物学权威童第周教授、泰斗级数学家黄际遇教授、药物化学奠基人汤腾汉、文学家台静农教授、法语专家赵少侯教授等人的光辉形象，教室里也不仅有诗人臧克家、翻译家赵瑞蕻、文学理论家徐中玉等学生，图书馆里也不仅有梁实秋教授、诗人陈梦家等人。
　　作家沈从文和巴金常在福山路上争论，作家王统照的观海山的寓所里不时地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友，观象山一路口上的小楼里常常传出作家萧红和萧军的争吵声，文学家老舍的面孔经常闪现在东方菜市的人头中。
　　置有别墅的也是大有人在，像新文化元老蔡元培、国学太家叶恭绰。戏剧家宋春舫、藏书家周叔弢等等。
　　左翼文化人来来去去的更是不计其数，如诗人何其芳、散文家吴伯萧、作家丁玲、漫画家及音乐家李劫夫、诗人王亚平、演员崔嵬等等。
　　弘一太师竞在1937年来湛山寺连续住了春夏秋三季，这可是个奇迹，因为他老人家自出家后，鲜有去北方的习惯。
　　第一代小提琴家谭抒真和电影音乐奠基人之一的王云阶等也活跃于岛上乐坛。
　　文学家郁达夫的好几篇文章抒情了当年的青岛港，女作家苏雪林的系列游记更是细致地描述了青岛的山山水水和草草木木，老舍的几篇青岛专文写得如歌如画；特别是名家梁实秋，一生写了几十篇文章来追忆青岛、遥望青岛、抚摸青岛、梦回青岛。
　　毫无夸张地说，凡是当年来过这里的文人，或多或少在他们的著作和日记中都提到了这座叫青岛的城市。
　　写到这，必须提一下基督教文明对青岛的洗礼，这是现实，无法回避。信仰基督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一大人文背景，十几所教会学校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口碑。就连公立私立的中学也吸纳着四面八方的精英之才。
　　在百废俱兴的大好形势下，青岛在那时显得光彩而夺目。
　　这一时期，教，科、文、卫、体等文化领域全面开花结果，具体的音乐、美术、戏剧、戏曲和曲艺等种类也繁花似锦。
　　卢沟桥事变前的三十年代，青岛是青岛自己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这是我说的，但这不是我发明的此说。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这是存在的，时间是最可信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