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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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想的人必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家庭的安宁与幸福。王培荣不是没有想过这些,但他觉得家人的脊骨应当与自己一般坚强,承受得住。
  
  2008年7月6日,网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徐州最牛黑势力越是被举报越猖狂》的帖子,揭发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包养多名情妇育有私生子、有严重贪污腐败嫌疑。此帖被迅速转载,“一夫多妻区委书记”成为新闻热点,发帖兼举报人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王培荣亦在此时浮出水面。
  2009年1月29日,董锋因经济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培荣的生活似乎在此时恢复了平静。“那是表象。”他告诉《家人》记者,三年过去,父母妻子女儿,这几张熟悉的脸上早已发生了难以言说的改变。
  
  故事的开始
  
  1月6日,王培荣刚结束在上海的进修回到徐州,媒体的采访电话便接踵而至。他欢迎媒体关注自己,这对开展举报工作有利无害。当媒体送给他一面“民间反腐斗士”的大旗时,他其实才举报成功了两次。
  2000年9月,王所在的风华园小区发现212扇劣质单元防盗门,这关系着三千多户居民安全的事却没人站出来追究,对很多事都看不下去的王培荣当了出头鸟。他想换门,却发现要换门必须先扳倒劣质门的提供者阎家训。
  这场较量持续了四年。
  2005年6月,小区业委会认为30万元被刚刚上任的业委会主任刘永修贪污了。王培荣背着妻子寄出了举报信,想通过法律程序让刘永修退钱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刘永修放出话来:董锋是我亲戚!对举报不屑一顾。王培荣却不信这个邪。孙晋说他是倔驴脾气,他做出选择以后,一家老少跟着他都没了选择。
  2006年1月,有陌生人到矿大办公室找王培荣,开门见山便问:“如果我提供董锋的犯罪证据,你敢举报董锋不?”从天而降的盟友让王培荣怀疑这是一个陷阱,但他也忍不住雀跃:如果对方真能提供确凿证据,该是多好的机会!从此,举报刘永修和董锋便同时进行。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大字报
  
  举报董锋和举报刘永修一样困难重重。陌生人始终保持小心,不透露自己代表谁,也迟迟拿不出证据。相反,王培荣渐渐发现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举报信多了起来。
  王培荣带《家人》记者去看小区的公告栏,那里新贴着大字报《王培荣造谣没有好下场》。这是第几张了?记者问。他嘿嘿一笑:不记得,贴太多,我都看累了。
  孙晋记得第一张大字报《王培荣等人贪污业委会百万元》贴出的时间:2006年5月。这个特定年代的产物本应终止于她的少女时代。她回家询问,王培荣道出原委:我不怕,我有详细的会计出入账记录。
  王培荣也是“业委会主任”,不过是民选的,不被有关方面承认。但孙晋怕。“别人都不管,你能管过来?”
  几天后,接到举报信的徐州市纪委派人来校调查王培荣。孙晋提心吊胆一整天,丈夫最终安然回家。不久,任矿大副校长的董锋在教职工大会上发言:有些老师不好好教学搞科研,却把精力放在歪门邪道的事上,误人子弟!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向王“宣战”。
  没有谁比孙晋更清楚王培荣是怎样“把精力放在歪门邪道上”。每次给丈夫洗衣服前清理衣袋,都能搜出许多挂号信单据。他每周会寄出至少30封举报信,其中有多少在转了一圈后落到被举报人手里?
  为了女儿,咱不管这些事了好不?她再次劝丈夫。却听到沉默的回答。
  
  女儿的习惯
  
  女儿王凌刚满18岁,去年考到北京一所大学。虽然声称自己的事对女儿高考影响不大,可王培荣还是有遗憾:“她离北大的分数线就差两分。”
  2002年,王凌差点被绑架,然后她的生活里多了一系列的“不准”:晚上不准出门,不准一个人行动,不准和陌生人说话,不准给陌生人开门……她许多年都没单独出过门,或与同学一道,或和母亲一起。下午放学回家后再不出门,平日走在路上也时刻用眼角余光打量四周。她话不多,更喜欢抿着嘴听别人说,偶尔插入一两句。
  2006年9月6日,王培荣在家门口被人打了。王凌守在父亲病床前,“打爸的都是什么人?”孙晋不说话。女儿愤怒了,跳起来往外冲,“我找同学给我爸打回来!”
  做母亲的拉住女儿不放,又急又气:你们爷俩都不想让我安生是不!病房立刻安静下来。王凌把右手揣进衣袋,用指甲掐自己的掌心,疼痛能让她恢复常态。
  2008年1月,王培荣被顶不住压力的校方安排去上海“进修”。时隔一年,他对上级的这个决定依然耿耿于怀。“如果你坚持不去呢?”记者问。他抬高嗓门:“肯定想方设法让我不能教书了。”
  去上海那日,王凌没有送父亲去车站。她把自己关在阳台上哭。两年来父母努力不让她知晓外面发生的事,但同学里有不少矿大老师的子女,她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夜里她问母亲:“现在当好人怎么这么难?”
  孙晋对记者说:我当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现在也不知道。
  
  老父的担忧
  
  无论是否上班,王培荣都早出晚归。他把采访地安排在小区物管办公室,小区居民都习惯上这找他问事。突然造访的老人们屡屡打断采访,他不停地向记者道歉。
  王培荣被打以后,家中父母变得唠叨起来。40多岁的儿子突然被他们视作小孩子,叮嘱他走路要小心,不要在工作上得罪人,下课了早点回来。有些事王培荣只会告诉妻子,可一回头总能瞥见父母拉长耳朵在偷听。老人的眼睛有些混沌了,可里面的担忧明明白白。
  父母偶尔要串门,大字报、纪委调查、董锋在学校给压力等事,老人总能从外人处问出个大概。回到家他们就不停叹气,假装看电视,视线却跟着儿子前进后退,实在忍不住时,装作不经意地问:“最近学校有没有什么事啊?”
  王培荣总是故作轻松:“你们问了也没用,别问了。”
  为什么不能实话告诉我们?有次老父亲终于大声责问儿子:是怕我们知道了以后担心还是你真做了亏心事!他猛地站起身,一口痰堵在喉头。
  王培荣不再说话,使劲拍打父亲的背。
  我知道邪不胜正。王培荣在记者面前露出少有的疲态。几年来他不停向徐州市委书记、向信访办、向国务院寄举报信,举报信却屡屡回到董锋手里,“所以,那时我能给父母说什么?”
  
  所谓宁静的生活
  
  事情终于在2008年开始转折。董锋的妻子睢传侠从陌生人背后走出来,陆续提供了董锋情妇和私生子的名字。王培荣经过查证,在各方帮助下收集到董违法乱纪的确凿证据,然后在女儿高考分数出来的夜里,在互联网孤注一掷。
  王培荣出名了,孙晋也被迫接受了不少采访,被问得最多的,是“你支持丈夫的选择吗?”和“你会主动和他一起讨论关于举报的事吗?”前一个问题,她不假思索就能回答:“肯定不支持。”而后一个答案,她要思考几秒。
  她一面不想参与其中,一面却忍不住想通过了解事情的进展去关心丈夫。在矛盾中纠结了三年,直到董锋案结束也没有彻底摆脱。“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事情已经完了,可又怕明天醒来就听到他又准备举报某人的消息。”孙晋冲记者不自然地笑笑,“是不是有点病态了?”
  从上海进修回徐州后,王培荣曾得意地告诉妻子:上海校区的同事说,“老王啊,你现在的成就影响比你学术上的影响力大多了,你改变了中国的法制”。
  孙晋没有说话。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希望工作稳定家庭幸福丈夫事业有成,而不是每天担忧不可预知的未来。
  王培荣2000年评为副教授,2001年取得全国科技学术成就一等奖,然而剩下的几年里他再无精力去研究科研项目。“如果没有这些事,他2004年就是正教授了。”孙晋无法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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