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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的一番“见解”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牺牲于新疆。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
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就在这次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之后，毛泽东提议毛远新为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应该是很“成熟”的。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泽东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此，毛泽东很高兴。
此时，毛泽东对于已经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领导的整顿产生了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了。
毛泽东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因身体原因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静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于是，刘冰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为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中央的代表。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0月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和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但邓小平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0月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毛泽东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内“帮助”邓小平，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的来信是对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当时，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
11月2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帮助”邓小平。毛远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抽着烟，并没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灰缸中灭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也就结束了。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邓小平“要有个转弯”。
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其他七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
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汇报八人会议情况后，毛泽东让邓小平写检查
1975年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特别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此时，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毛泽东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作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作出这个决定后，还亲笔写过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无）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11月16日晚、11月1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但是，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他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的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对邓小平更加不满。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100多人都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已经婉言拒绝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邓小平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在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说：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讲话要点后，在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他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正如邓小平所预料，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于是，又一场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牺牲于新疆。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
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就在这次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之后，毛泽东提议毛远新为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应该是很“成熟”的。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泽东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此，毛泽东很高兴。
此时，毛泽东对于已经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领导的整顿产生了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了。
毛泽东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因身体原因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静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于是，刘冰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为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中央的代表。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0月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和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但邓小平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0月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毛泽东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内“帮助”邓小平，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的来信是对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当时，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
11月2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帮助”邓小平。毛远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抽着烟，并没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灰缸中灭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也就结束了。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邓小平“要有个转弯”。
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其他七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
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汇报八人会议情况后，毛泽东让邓小平写检查
1975年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特别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此时，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毛泽东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作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作出这个决定后，还亲笔写过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无）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11月16日晚、11月1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但是，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他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的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对邓小平更加不满。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100多人都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已经婉言拒绝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邓小平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在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说：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讲话要点后，在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他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正如邓小平所预料，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于是，又一场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