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该死?草根万岁?
　　把“精英”变成一个挖苦人的负面词语,大概是中国大陆近年来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Elite按理说是一个褒义词,但在中国今天的互联网上,如果一个人被称作“精英”,并不表示夸奖的意思,相反接下来基本上什么样的脏话都要骂出来了,這几乎是一个被恶毒地用来表示诅咒的词语。而且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文化风尚,甚至一些人即使是大学教授,课题费的钞票大把落袋,捞钱一点不手软,也要把自己包装得好像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生怕沾了“精英”的晦气,而且一旦有观点冲突,谁自称是“草根”就好像天然地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比如茅于轼先生批评十八亿亩土地红线政策的言论,我特别留心网上的一些跟帖言论,大量的并不是讲道理,而是直接给茅老扣个帽子:“该死的精英。”
　　另一方面,有一些以草根代言者自居,宣言“反精英”言论的人,却常常流露出一种以百姓为刍狗的暴力美学倾向,尤其是挥斥方遒的领袖欲望简直比精英还精英。很多人隐约都对这种反智的潮流感到忧虑,这种观念引起的批评是将其归为“民粹主义”。比如秦晖先生曾尖锐地指出“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这不假,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无论这个‘人’是劳动者即所谓‘平民’,还是知识分子即所谓‘精英’。”
　　而秦晖先生最后的答案是“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看上去似乎是客观的,但我们的认识并不应止于此,在我看来,这依然不能避免中国的社会在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或者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之间两极震荡,因为这种“不要……也不要……”的话语并没有阐明我们要的是什么,而是把各种问题混为一谈。难道“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都完全抛弃掉以后,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就自然清晰了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尽管有时候我们可以意会地给一种言论贴上标签“民主”,另一类贴上标签“民粹”,但它们背后的逻辑难道没有相通之处么?我们追求的民主,是诉诸大多数人的理性的制度,这和民粹难道可以清晰地划定界限么,民粹论不也是强调大多数人总是有理么?
　　一些西方学者为精英主义的辩护和对民粹思潮的批判则更加鲜明和彻底。比如美国著名报人威廉·亨利的《为精英主义辩护》。在他看来,精英主义就是要向高标准看齐,而这个高标准并不掌握在大众手里,他觉得这些东西代表了“先进文化”,而文化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别的,“我们中间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出色,也就是说,更聪明,更勤奋,更博学,更能干,更难取代。一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深刻。一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有生命力。一些艺术作品比其他艺术作品更具有普遍价值。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完善,因而更值得学习研究,虽然我们不敢明说”。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也同样呼吁尊重启蒙运动的遗产,为精英主义辩护。它以“对抗二十一世纪的庸人主义”为书的副标题,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努力抵制民粹论所奉行的“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庸俗标准,恢复文化、艺术和学术的自身评判标准,他们才能从疲乏无力的软弱中,重新赢得尊严和力量。
　　他们的共同观念底色是,所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其量只是为了讨好和利用群众的糖衣炮弹。使人类不同于猴子的从来不是芸芸众生,恰是他们中的一些各个领域的杰出者的创造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精英创造的。
　　我相信这样的话如果被中国学者说出来,肯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而更让我感到忧虑的是,国内当前并没有很好地讨论什么是精英,什么是民粹的理性氛围。一方面攻击“精英”是全面否定,一方面攻击“民粹”也是全面否定,或者像秦晖先生那样把民粹和精英都全面否定。我担心的是,当人群不是构建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并试图相互理解的共同体,而是分化成靠气味相投或相区别的阵营,都以一种凸现自己道义正当性的方式来表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则会使争论更加情绪化,而且产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斗争快感,而忽略那些我们真正要追求和敬畏的东西。
　　
　　情绪化的当代中国“精英”和“草根”标签
　　
　　我自己曾经经历一个有趣的、促使我思考的事情,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去参加一个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培训活动,恰好那天我参加完另一个活动,所以穿着一身西装。那次活动的负责人是一个北师大的著名社团“农民之子”的骨干,说是名校大学生,却简直不像个大学生的样子,明明在大学的教室里,却搞得好像下田劳动一样。他蓬头垢面,裤脚管卷到小腿上,胡子大概两个月没刮,而且我作为一个客人,他对我也很不礼貌,很夸张的有鄙夷的表情,让我觉得此人很奇怪。后来我发现这个年轻人来自很贫苦的农村家庭,身上也有很热忱善良的一面,于是和他有一些主动的交流,我办的活动,有时也叫他来参加。渐渐他大概也了解我的为人,有问题会主动向我请教,后来还管我叫“郭大哥”。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你也是个读书人,再穷也要整洁利落,脸常洗洗,头发梳梳总花不了多少钱吧,“清贫”也是一种体面,为啥在大学校园里总是这么邋遢,还特意招摇。我这时才知道他非常崇拜温铁军,温铁军教导他们的格言是:“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他还说出心里话,原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了一身还不错的西装,皮鞋也很干净,看我就像个“精英”,所以抑制不住他的反感。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难道“精英”就这么讨人厌么?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有些人看来,我会被贴上个“精英”的标签?而且以往我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已,并没有思考过自己是个“草根”还是个“精英”的问题,也没有有意识的在这方面要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我这样平时也挤公共汽车的人,那天无非是梳了梳头,穿了身西装,就被当成“精英”?
　　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他的地位大概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精英中的一个超级精英。全国人民每天学他的红宝书,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占据了整个时代思想领域的冠名权,所有不被批判和摧毁的观念,都被贴上毛泽东思想的标签,尽管有些最初并不是他提出来的。但吊诡的是,在网上几乎所有攻击精英的言论者,都会把毛主席作为他们供奉的大神。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少几个皇帝并不可怕,如果少了画家,少了诗人,少了科学家,少了哲学家,少了企业家才是最可痛心之事,而这些人恰是毛泽东要改造的重点。为什么毛泽东在他有生之年乐此不疲地要改造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商业精英甚至道德精英,而中国当代草根们非但不为这个民族的命运感到痛心,反而觉得很爽呢?
　　也许答案在毛泽东的气质或者叫魅力上能找到答案,他统治的时代,一些真正为人民而鼓与呼的人,被当作“精英”和“走资派”而遭到唾弃,比如梁漱溟,而万万人之上的毛泽东却被当作草根的代表。这让我想起和那个北师大同学的交往经历,也许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现象,也许很多人都像他那样,容易因为一个外在的印象就对别人做出判断,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而不去从逻辑出发关心和认识对方真正的内涵。从一些趣味上,毛泽东是很能代表草根的气味的,比如他终生使用牙粉、睡木板床,吃辛辣的食物;当着记者的面在身上捉虱子等等;在那个时代都会让底层觉得非常亲切,觉得他是“自己人”。而一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仅仅因为衣着整洁、习惯打领带、会说英语就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
　　中国的“草根”们是如此的愚昧,中国的“精英”们也很不敢令人恭维,我也见过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爱穿着晚礼服出现在时尚派对,甚至作为杂志封面人物,而他们的头脑简单、自恋、傲慢、缺乏教养的程度,比起“红卫兵”并无二致。
　　中国高调的号称为“精英”和“草根”的两个群体,在我看来都是自命和自我标榜的,没有合法的代表性。而这两个群体喧嚣而粗鄙的相互攻讦,常常吸引注意力,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楚,甚至阻碍了我们社会对真问题的认识。我想这导致了我尊敬的秦晖先生都说出了索性“既不要精英主义,也不要草根主义”这样的糊涂話。
　　要捍卫怎样精英的和民粹的权利
　　还有另一次经历,也很刺激我思考,是我去一个大学做演讲,一个同学问我:“郭师兄,感觉你身上有很强的精英气质,但为什么你还总是推崇民主?”精英气质是强调不能盲从多数,未必多数人就正确;民主则是强调要相信大多数人的理性,这两者在逻辑上确实是有不同的出发点的,难道我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么?而且我确实看到很多人一方面批判民粹,一方面又推崇民主时,遇到层出不穷的质疑,他们似乎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虽然力求在字面意义上把民主和民粹完全区分开来,但却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民粹和民主确实很难区分,甚至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民粹主义泛滥几乎是一种宿命。
　　这里需要稍微介绍一下德国思想家卢曼的系统分化理论,他指出社会是由无数系统组成的,每个系统都有其独特的规范和沟通媒介。按照这个思路,每一种规则都有其适用的领域,在一个领域内是对的,但超越了这个领域的界限可能就是错的。卢曼的思想在中国是一个冷门,而也恰是中国思想界的弱点,中国人很爱犯大而化之、不讲界定(definition)、不讲范畴(domain)、空泛讨论问题的错误,在我看来这也是造成我们在讨论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的问题上只顾情绪,不讲逻辑的主要原因。
　　在很多系统领域,我是崇尚精英主义的。
　　比如在学术和研究领域我绝对相信精英主义,人类向真理探索的主要突破,绝对是少数天赋异秉的人物完成的,若论挖防空洞确实是人多力量大,但搞研究,光靠人多没用,三个臭皮匠,不可能替代诸葛亮,靠人海战术绝对堆不出阿基米德、爱因斯坦;“人民群众”也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和相对论。在这个领域,绝对不适用民主规则,假如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恐怕到今天日心说还被当作是错误的,相对论也是荒唐的。在科学和学术领域,我们最要保证避免天才人物的探索受到平庸的大众的阻挠,要使精英的创造性发现得到保护和尊重。全世界直到今天恐怕还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不能理解相对论,可就算理解不了,也要依据科学规则所产生的普遍信任,知道相对论是伟大的发现。
　　在文学艺术领域,我也相信精英主义的合理性,“人民群众”也替代不了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李白、梵高……有一些天才的艺术家,其艺术探索甚至在其时代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像梵高那样的很多杰出艺术家郁郁终身,但这些人类精神的伟大创造,终会被慧眼发掘其魅力。而如果不加引导,迷信民主的规则,搞全民投票,也许评出来的艺术家会非常的平庸。
　　在道德领域,我也认同精英主义存在的价值,人类的进步,往往最初是一些道德精英敏锐地觉醒。如果不是有少数人先敏感地发现大多数人所习惯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并为其同胞的觉醒而大声疾呼,我们可能到今天还是奴隶制,女性也不会有今天相对平等的地位。而“人民群众”对这样少数的觉醒者,常常将其视为异类,可能是最不宽容的。我尤其认为一个社会不要仇视道德精英,而要对其有更多的尊重,尽管他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不见得在他们的时代能被大多数人所实践,但这些人的存在是人类追求尊严和光明的体现。
　　在这些领域我都坚决地捍卫精英主义的价值而对“全面的民主”怀有警惕,在我看来人类能够和动物不同,就因为有一些卓越的个体,有超越经验和遗传的灵光和证悟,最终被接受和推广,如果我们不懂得去捍卫这样微弱的火种,而以多数人的正确性去压制他们,甚至视他们为仇敌,人类就会堕落到与动物无异。
　　但如果说我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又过于简单。在有些领域 我又坚定地相信民主,甚至说是支持民粹也不为过。比如在一些涉及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领域,我相信服从大多数人的认识和判断是最不坏的选择,能够避免少数人的暴政。拿医疗改革来说,很多专家可以提出有创意和远见的方案,可即使这些专家再聪明,最后的决策过程如果缺乏民主程序,把大多数人当作“无知的乌合之众”必然是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人民群众”就是有理,一方面也许是非常聪明的名牌大学的教授,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太太,可她对于什么样的医疗体制最符合自己的福祉的切身感受也是精英所不可替代的。只要给“人民群众”充分的知情权,他们会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这种决策方式不见得是最高明的,甚至也许不利于GDP的增长,但可以相对保证整个社会的幸福感最大化。
　　在文化艺术领域,我也相信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应该有同样的合法性,前面讲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固然应该被保护,下里巴人的趣味同样应该被尊重。梵高的作品是美的,杨柳青年画也是美的,彼此无法相互替代,假如一种艺术形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必然有其道理,哪怕它不符合学院派的教条,它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方面“草根”不该去威胁“精英”;“精英”也没有资格去歧视“草根”。相反,哈贝马斯所提倡的“沟通理性”是一种很明智的态度,通过真诚善意的沟通,“大雅”和“大俗”甚至可以相互借鉴欣赏。
　　分析到这里,应该可以明白一个人在某些领域具有精英主义倾向和在另一些领域推崇民主甚至同情民粹,并不矛盾。笼统的批判精英或者民粹是一种头脑简单的态度,要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或者少数人的暴政,关键是要限定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作用的场域,让其作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能让其越界,尽管这个界限究竟该确定在哪里,人类的认识一直在调整之中。
　　
　　精英和民粹场域错乱的时代教训
　　
　　在这样的范畴前提下,我们可以对有一些人所激烈推崇的反精英的过往时代作出一个清晰且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我的分析框架下,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搞的一套,既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精英主义,或者说既是民粹主义,又是精英主义,因为他颠倒错乱地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都用到了最不合适的地方。
　　科技、学术研究是最要坚持精英主义的领域,那时却搞民粹,把知识分子送下乡劳动,把大老粗送进大学。知识分子靠边站,工农要领导一切,但有些人出于政治需要在这方面煽动民粹的同时,他自己内心里其实并不相信“人民群众”就能搞出科技,所以真要搞原子弹的时候,并没有让贫下中农来搞,还是请出一批钱学森这样的“洋博士”。
　　在文化艺术领域,那时也把民粹主义发展到了高峰,以近乎病态的狂热,用“破四旧”、“兴无灭资”的名义,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折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精英,而且以破坏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瑰宝为乐。到“文革”结束前,中华这一衣冠灿烂的礼仪之邦,几乎已经只剩下忠字舞、样板戏再加上“毛主席诗词”。
　　而在最应该实行民主的公共决策领域,那个时代却赤裸裸地推行极端的精英主义,全国上下被一个人的欲望和见识所操纵,一个人拍脑袋说一句话就是圣旨,甚至像彭德怀元帅那样为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忠臣”提意见都不行。比如“以粮为纲”,不管什么地方都不许搞副业,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被滥用的最典型的荒唐决策。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是很厉害,他确实是精英,也不得不承认他很聪明,可在一块地该种什么作物的问题上,在那块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农,哪怕他一点文化都没有,他也比毛泽东这个主席更有发言权。在有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话也许不完全错,他认为“农民是需要教育的”,可在一块地该种什么作物上,农民有资格教育他这个主席。在毛泽东大权独揽的几十年,他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整个国家民族之上,结果是带来像“文革”这样的灾难和浩劫。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那我们既不能盲从精英,也不能迷信“人民群众”;同样不能像秦晖先生那样干脆混为一谈得出一个结论“既不要精英主义,也不要民粹主义”;而要懂得去探寻和界定精英主义和民主所适用的场域,使其各安其所,相互尊重,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在一个领域或者专业成为“精英”的机会,而同时甘当“草根”的人,也不会有被压迫感。这样“草根”懂得尊重在特定领域“精英”的权威,不会依仗人多势众就以为真理在握,对精英的工作过于指手画脚;“精英”也要懂得自己的局限,怀有谦卑,尤其对超出自己专长的领域,不要过于自信,并且懂得尊重民主的规则。
　　最后这个状态,我把它称作一个有教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