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翁倩 [email protected]
　　每次我回忆父亲，时间总是跳回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小学四年级，一天清晨，大人不在家，我像镇上家家户户的小孩那样，自己起床，开煤气罐子点火，准备上学前烧点泡饭吃。等水开的时候，我冷不丁一斜眼，看到客厅餐桌上有张折起来的图纸。偷偷掀开，是一幅店铺门面手稿，招牌上四个大字：和平商行（父亲名和平）。这是什么，是父亲的吗？
　　父亲学历不高，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国企制革厂当学徒工，在皮革系统辗转磨砺了几十年后，落得个留职停薪。而母亲的工厂效益也不好，已经早于他退休。那阵子，“下岗”是父亲和亲朋好友聊天离不开的话题，这两个字我不太懂，但感觉那时他天天不上班，一直在琢磨着什么。
　　看到图纸不久，我家的一楼客厅就改造成了门市，父亲的皮革生意就这么开张了。那时年幼的我当然不知道离开体系、自力更生在那个年代需要多大的决心和魄力，只想到父亲是个老板，觉得特别有面子。现在回想起来，中年已过、白手起家，这对于平时闷声不响、依赖集体大半生的父亲来说，绝对是豁出去了。这张图纸，是他无声的创业宣言。跟下岗后选择放任自流、整天喝酒打牌吹牛的邻居相比，父亲此举，对我家堪称伟大。
　　父亲的店小本经营、自负盈亏，为了实现自产自销，他又在家办起了加工车间。但前店后厂的模式没坚持多久，加工就因为扰民被迫搬到了一个工厂车库。那时父母在店和厂之间忙碌起来，有时还要通宵赶活。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很有干劲，尤其是在开始那阵，父亲熬夜也总是不知疲倦的样子。
　　加工车间在车库窝了一年后，父亲不顾母亲反对，在小镇西门外又买下一小块地皮，扩大了工厂规模。刚买完地要装修工厂，家里捉襟见肘，我自告奋勇用积攒的压岁钱交了学费。母亲告诉我，父亲知道后特别高兴，逢人就夸我懂事。等工厂建成了，我和母亲也依依不舍地告别才住了几年的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住进了厂里二楼简陋的家。但搬家也不都是坏事，西门外比较偏远，我得每天骑车来回学校，也因此，一年后，本来体育课经常挂科而得不到“三好学生”的我竟然把最头疼的一千米跑进了4分钟，父亲说他陪我跑步很久都没有这个效果。
　　连厂带店，父亲经营了十多年。虽然每年父亲都会念叨来年市场会好些，但厂里的工人却越来越少，机器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不管怎样，是父亲终未起色的事业供着全家生活，供我念完了大学，还帮我付了购房的首付。
　　我毕业工作后，家境稳定，父亲决定不干了。但没过几年，他就查出了血液淀粉样变这一没有有效药物的病症。之后的六年，他身体不断恶化，因此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到老家探望，后来则是到医院陪他。
　　也就这段时间，我和镇子上的弄堂、沿河的石板街、街边清一色的两层瓦房老宅、南河头清代的马家桥、老邮电局和仿佛从不关门的为民豆腐店又熟络了起来。
　　小小的镇子，有的没有变，有的变了，也有的消失了，比如以往城关最热闹的十字路口的录像厅。当年，父亲没什么爱好，工作之外，就喜欢进录像厅看录像。有一天晚上，他带着我从爷爷家回来，路过镇上十字路口的录像厅，他走不动了。在盯着门口小黑板上的排片介绍看了很久后，他用零食买通了我，陪他上去看录像，还说是武打片。那晚的片子放什么我早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武打的，他看了一部又一部，我则昏昏欲睡。散场时，我被他一声惊呼叫醒：这么晚了！回到家四下漆黑，我们想偷偷摸摸地洗漱完上楼，但随即灯光大开，母亲拉开嗓门开始数落父亲。他理亏，自然不吭声，我则溜回房间，把头闷在被子里，一边听母亲没完没了，一边窃喜这次犯错的不是我。
　　这些儿时点滴，随着我一次次回乡、一点点从记忆里涌出來。几个月前我在医院一边给父亲理发一边跟他谈起这一切，他笑而不语，大概没想到我还记得这些。
　　如今，父亲离去了，我对回忆起的往事会感觉茫然，因为那是我跟他的回忆。我总想点上一根烟再跟他说说。
　　徐和平（1954-2017），浙江嘉兴人，小企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