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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某一天,本人在北京市宣武区手帕口桥西北角环境改造的施工工地,从一民工手中得到一堆以前未曾见过的瓷器残片(见图一、二)。据该民工讲,当时进行的施工项目是用推土机把原有的泥土路面推挖平整后铺设成砖石路面,推挖的深度大约在半米左右。残片就是在推挖出的渣土炉灰中捡到的。
这堆残片的大致特征如下:所有残片胎、釉和纹饰完全相同,胎体细腻,釉色白中泛青,见有桔皮纹,斗彩纹饰均为单面使用,或内壁或外壁,不见内外同时使用;底足见有两种,类似于明末始现,清初顺治、康熙朝较为流行的宽窄两种双圈足(见图二、三);款为矾红印章印款,分为篆书带双圈“政”字款和篆书不带双圈“政”字款两种(见图二);残片反映出来的器型有六种,凭借显著特征便可很容易地将它们分辨出来:一、彩和纹饰在内壁上的小盘(见图四);二、彩和纹饰在内壁上,但内底心有一下凹的小盘(见图五);三、彩和纹饰在内壁上的大盘(见图六);四、彩和纹饰在外壁上的大盘(见图七);五、彩和纹饰在内壁上的折沿小盘(见图八左);六、彩和纹饰在外壁上的小碗(见图八右)。
观察这堆残片的特征,我的初步印象是:一、残片比较新,使用磨损的痕迹不明显,但斗彩中绿彩的氧化程度比较严重,因此判断它们的年代不会太长,但也不会太短;二、集斗彩和双圈足这两种费时费力的工艺于一身,表明残片所代表的瓷器是非常讲究的;三、未曾见到过的矾红“政”字款,非常醒目,似乎隐含着某种特定的含义;四、这堆残片的出土地点相同,胎、釉、色、彩、纹饰等特征完全相同,可以断定它们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批瓷器的残片 。
那么,这堆残片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不惜采用两种(斗彩和双圈足)费时费力的工艺烧造这种瓷器,其目的和用途是什么呢?矾红“政”字款中的“政”字代表怎样的含义?为什么这些残片会成堆地出现在这个小工地上呢?种种疑问,在我把残片买回后不久,就谜一般地在脑海中产生了。为了揭开这些谜底,我开始对这堆残片进行细致地研究与考证。
最先接触到的资料是一篇题为《鲜为人知的“政”字款青花瓷》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2008年第十期《收藏》杂志上。作者是沈晨光,她在文章中自述是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任景德镇陶瓷办公室国家用瓷办公室主任的女儿。随文刊登的还有一张家藏的“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的图片,并说明该盘是其父“当时以两元钱购得的陈列室处理之物”。
作者对该盘特征的描述(图片见2008年第十期《收藏》杂志):“盘通体细腻,唇口微撇,宽折沿,浅腹壁,平底,靠圈足内边的底部有一圈凹槽,槽内无釉,槽的内沿起弦纹一道,略底于圈足”,“感觉又像是双圈足”。“其釉色白中泛青,釉面较肥,见桔皮纹。此盘青花浓艳中见优雅,斗彩华丽而不失沉静,显示着不凡的艺术风采。青花勾勒的线条细挺流畅,枝蔓以青花双钩,叶用青花间釉上苦绿渲染,莲花蓝红相间,釉上矾红渲染的莲花鲜艳明丽,对比强烈,蓝花用红黄花蕊,红花则以蓝黄点蕊,层次生动,高贵典雅。底部用红彩书写篆体带双圈‘政’字款。”
作者自述曾多次往返景德镇调查,并查阅陶瓷馆和图书馆资料,确认矾红“政”字款“青花斗彩”瓷器是1953年由政务院(政务院即国务院前身)定制的。关于“政”字款的特殊性,作者还单独做了一段介绍:“20世纪90年代开始热炒的一些现代‘官窑’瓷,其款识不过是当地平常惯用的地名款而已。据资料查证,湖南醴陵窑在20世纪60-70年代也烧造过几批现代‘官窑’,但署的也是地名款。而50年代政务院定烧的‘政’字款瓷,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及收藏价值。”
比照文章中的图片和作者对该盘特征的描述,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堆残片和文章中所述瓷盘的特征(除椭圆形特征外)完全相同,即这堆残片也应是1953年由政务院定制的矾红“政”字款瓷器的残片。
文章揭示了“政”字款“青花斗彩瓷器”的具体烧造年代和主要特征,为我进一步研究和考证那堆残片提供了一条捷径。
但是,结合那堆残片的特征,我发现作者在描述“政”字款“青花斗彩”瓷器的特征时有两点不准确之处。一是文章中对矾红“政”字款的制作方法描述得不够准确,作者的描述是底部用红彩“书写”篆体带双圈“政”字款,而观察残片,发现底款是印章印上去的,并非书写;二是文章对该款瓷器上彩得描述不准确,标题中称为“青花瓷”,而正文中则描述为“青花斗彩”,两种描述都值得推敲。只描述为“青花”,则未体现出釉上彩部分;而描述为“青花斗彩”,则又存在着“青花”部分的重叠。结合“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和那堆残片(釉下青花釉上彩)的特征,我认为对该款瓷器彩的正确描述应为“斗彩”,瓷器的完整命名应为矾红“政”字款斗彩缠枝莲瓷器。另外,这堆残片所包含的信息,如底和款的不同种类以及六种之多的器型等信息也都是《鲜为人知的“政”字款青花瓷》一文中所未涉及到的。同时,作者也没有阐明这种瓷器的烧造目的和用途。
根据文章所述的瓷器烧制年代这一重要信息,我自然联想到了同样也是1953年政务院烧造的建国瓷。这堆残片所代表的瓷器,会不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国瓷呢?于是,我又围绕着建国瓷,查阅了更多的相关文章和资料,以便确认这堆残片是否就是建国瓷的残片。
提起建国瓷,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但大多数人对建国瓷的认识仅限于一般性的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探之究竟,对相关信息的正确与否自然也无从判断。
围绕建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文章和资料比比皆是,众多文章和资料在反映建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大致脉络上是基本相同的,但就背景中某些具体环节,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如为了建国瓷设计的需要,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特批从故宫拨出一批宫廷瓷器餐具运往景德镇,供设计者参考。在特批拨出瓷器餐具的数量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说法,一说是1000件(未说明瓷器种类),而另一说是2000件(故宫明清官窑二三级文物瓷器)。对于这种存有分歧的说法,在此不做深入探究,只是顺便提出来,供陶瓷界的有识之士和史学家们研究思考。另外,在众多围绕建国瓷产生的背景的文章和资料中,还存在着一些基本常识性的错误。如对建国瓷的主要设计单位名称的说法上存在着错误。有些文章说是中央美术学院,但也有些文章说成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很显然,后者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建国瓷设计的时间范围是1952年至1953年,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却是在1956年11月才成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央美术学院,因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4月,符合建国瓷设计的时间范围。
尽管这些文章和资料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错误,但建国瓷产生背景的大致情况还是比较容易梳理出来的。
业内对建国瓷的定义:建国瓷就是专指1953年国家组织生产的有严格意义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官窑制度下的首批官窑产品。产品为青花、青花斗彩、青花釉里红等品种。
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出:“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这项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作了亲笔批示,指出新的国家用瓷器和国家礼品瓷要一改过去只服务于封建王朝达官贵人的状况,而要在以后的国庆典礼时摆放在人民代表的餐桌上。建国瓷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1952年2月,由国家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设计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宣布成立。由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江枫和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的张仃任副主任委员,景德镇、醴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景德镇成立了“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由市委书记赵渊担任主任。时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主任的祝大年,与本院及浙江美院的部分教师承担了具体的建国瓷图案设计工作。祝大年、高庄、梅建鹰等艺术家们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国瓷的设计工作。在建国瓷的设计上,他们不仅不照搬宫廷用瓷款式,批判中餐华而不实的拼盘摆设,借鉴西餐具实惠方便的特点,还在传统的青花纹饰上进行大量的改进,比如将缠枝莲改为梨花、梅花、辛夷花、菊花等图案,设计的品种有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他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主要选用祝大年的设计作品:有串枝牡丹的斗彩中餐具,也有海棠纹的青花西餐具,图案简洁清雅,样式多彩多姿。1953年国庆前夕,第一批建国瓷中西餐具共50个品种的样品生产出来了,祝大年亲自带着它们向周总理做了汇报。于是在1953年以至文革前的国庆,凡是设国宴招待政协代表、劳模、外宾(主要是华侨)都要用它。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建国瓷成为大会堂的正式餐具。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从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景德镇、醴陵、宜兴等陶瓷产区总共完成了73556件产品,其中景德镇入选24531件。20世纪70年代,这批建国瓷从中央机构撤下来,被下放到了国营饭店。
之前,我曾多次去过出土残片的地点,走访了当地的一些老人,其中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讲,出土残片的地点曾经是全国供销合作社食堂的所在地。这点似乎和“瓷器下放到国营饭店”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当时的供销合作社正是处理“瓷器下放到国营饭店”这类中央交办事务的机构。假设那堆残片就是建国瓷瓷器残片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全国供销合作社当年在处理“瓷器下放国营饭店”事务时,曾给自己的食堂也留了一部分,以后,随着瓷器的损坏或淘汰,残片便遗留在了原地。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断而已,还不足以证明那堆残片就是建国瓷瓷器的残片。
在众多围绕建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文章和资料中,虽提到了政务院,提到了建国瓷的设计生产年代,提到了设计者,提到了设计风格,提到了瓷器的若干个品种,提到了建国瓷的产地——景德镇,提到了瓷器的使用情况,提到了瓷器的最终去向等情况,但唯独都没有提到有关矾红“政”字款斗彩缠枝莲瓷器的情况。那么,那堆残片所代表的瓷器以及前文提到的“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到底是不是建国瓷瓷器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通过更为广泛的线索查询,最终,我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管理局开办的毛泽东遗物馆中查到了有关矾红“政”字款斗彩缠枝莲瓷器的重要信息。
为了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映一代伟人简单而朴素的生活情趣和生活习惯,毛主席家乡的亲人们湖南韶山管理局于2008年12月26日建成并开放了一个以展示、收藏和保护毛泽东遗物为主要功能的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在瓷器部分,该馆共收藏了毛主席生前使用过的日用瓷379件。其中的“釉上彩缠枝莲系列日用瓷”,便是我正在探究和考证的那种瓷器。该馆网站上对该款瓷器的介绍是:“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是毛泽东五十年代用过的生活用瓷中保存最全的,共有42件。这是由国家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合作设计的国宴瓷。底款“政”字和 “甲”字是景德镇为政务院和中央机关烧制专用瓷时使用的标识。网上共展示了三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图片,分别为小盘一个、小碗一个,烟灰缸一个。
为获得该馆馆藏42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详细信息,我给该馆打去了电话,接线人员是该馆文物部的一位姓张的女士。张女士介绍,42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目前在展柜里只陈列了八件,其余都在库房里。瓷器的陈列摆放除一件底足朝上,供参观者观看底足和款识的特征外,其他都是正面摆放,底足和底款是根本看不到的,并且规定了参观时不允许拍照。要想得到42件瓷器的全部信息,恐怕在获得批准的程序上会有很大难度,毕竟我的研究与考证属于个人行为。
在该馆网站上的介绍里,我捕捉到的重要信息是,尽管该馆网站的介绍里没有直接提到“建国瓷”一词,但它却说明了1953年政务院烧造的“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目的和用途是“国宴瓷”,这与建国瓷烧造的目的和用途完全吻合。同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烧造的年代和设计单位也与建国瓷烧造的年代和设计单位相一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就是建国瓷,是建国瓷中的一个品种。
通过与该馆“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仔细比对,那堆残片所代表的瓷器和《鲜为人知的“政”字款青花瓷》一文中介绍的“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与毛泽东遗物馆中的“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完全相同,即它们都属于建国瓷,是建国瓷中的一个品种,其当年烧造的目的和用途是“国宴瓷”和“国家礼品用瓷”。至此,围绕这堆残片产生的种种疑问都得到了一一化解。
在研究和考证这堆残片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要想全面准确地揭示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大体有三:一是缺乏详细介绍建国瓷品种的文章和资料;二、对“政”字款斗彩瓷器的称谓不统一,相关的文章与资料也没注意到不同称谓之间的关联性;三、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在烧造和存世量上可能都比较少(有文章甚至介绍说,在景德镇官方陶瓷馆和民间至今还没见到一件),真正接触过它的人恐怕更是寥寥无几。
尽管围绕建国瓷中的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这堆残片的出现,向人们揭示出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的更多信息,无论在器型上,还是在底足和底款的种类上,无疑大大丰富了建国瓷的内容,对建国瓷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也起到了很好的见证作用。
这堆残片的大致特征如下:所有残片胎、釉和纹饰完全相同,胎体细腻,釉色白中泛青,见有桔皮纹,斗彩纹饰均为单面使用,或内壁或外壁,不见内外同时使用;底足见有两种,类似于明末始现,清初顺治、康熙朝较为流行的宽窄两种双圈足(见图二、三);款为矾红印章印款,分为篆书带双圈“政”字款和篆书不带双圈“政”字款两种(见图二);残片反映出来的器型有六种,凭借显著特征便可很容易地将它们分辨出来:一、彩和纹饰在内壁上的小盘(见图四);二、彩和纹饰在内壁上,但内底心有一下凹的小盘(见图五);三、彩和纹饰在内壁上的大盘(见图六);四、彩和纹饰在外壁上的大盘(见图七);五、彩和纹饰在内壁上的折沿小盘(见图八左);六、彩和纹饰在外壁上的小碗(见图八右)。
观察这堆残片的特征,我的初步印象是:一、残片比较新,使用磨损的痕迹不明显,但斗彩中绿彩的氧化程度比较严重,因此判断它们的年代不会太长,但也不会太短;二、集斗彩和双圈足这两种费时费力的工艺于一身,表明残片所代表的瓷器是非常讲究的;三、未曾见到过的矾红“政”字款,非常醒目,似乎隐含着某种特定的含义;四、这堆残片的出土地点相同,胎、釉、色、彩、纹饰等特征完全相同,可以断定它们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批瓷器的残片 。
那么,这堆残片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不惜采用两种(斗彩和双圈足)费时费力的工艺烧造这种瓷器,其目的和用途是什么呢?矾红“政”字款中的“政”字代表怎样的含义?为什么这些残片会成堆地出现在这个小工地上呢?种种疑问,在我把残片买回后不久,就谜一般地在脑海中产生了。为了揭开这些谜底,我开始对这堆残片进行细致地研究与考证。
最先接触到的资料是一篇题为《鲜为人知的“政”字款青花瓷》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2008年第十期《收藏》杂志上。作者是沈晨光,她在文章中自述是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任景德镇陶瓷办公室国家用瓷办公室主任的女儿。随文刊登的还有一张家藏的“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的图片,并说明该盘是其父“当时以两元钱购得的陈列室处理之物”。
作者对该盘特征的描述(图片见2008年第十期《收藏》杂志):“盘通体细腻,唇口微撇,宽折沿,浅腹壁,平底,靠圈足内边的底部有一圈凹槽,槽内无釉,槽的内沿起弦纹一道,略底于圈足”,“感觉又像是双圈足”。“其釉色白中泛青,釉面较肥,见桔皮纹。此盘青花浓艳中见优雅,斗彩华丽而不失沉静,显示着不凡的艺术风采。青花勾勒的线条细挺流畅,枝蔓以青花双钩,叶用青花间釉上苦绿渲染,莲花蓝红相间,釉上矾红渲染的莲花鲜艳明丽,对比强烈,蓝花用红黄花蕊,红花则以蓝黄点蕊,层次生动,高贵典雅。底部用红彩书写篆体带双圈‘政’字款。”
作者自述曾多次往返景德镇调查,并查阅陶瓷馆和图书馆资料,确认矾红“政”字款“青花斗彩”瓷器是1953年由政务院(政务院即国务院前身)定制的。关于“政”字款的特殊性,作者还单独做了一段介绍:“20世纪90年代开始热炒的一些现代‘官窑’瓷,其款识不过是当地平常惯用的地名款而已。据资料查证,湖南醴陵窑在20世纪60-70年代也烧造过几批现代‘官窑’,但署的也是地名款。而50年代政务院定烧的‘政’字款瓷,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及收藏价值。”
比照文章中的图片和作者对该盘特征的描述,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堆残片和文章中所述瓷盘的特征(除椭圆形特征外)完全相同,即这堆残片也应是1953年由政务院定制的矾红“政”字款瓷器的残片。
文章揭示了“政”字款“青花斗彩瓷器”的具体烧造年代和主要特征,为我进一步研究和考证那堆残片提供了一条捷径。
但是,结合那堆残片的特征,我发现作者在描述“政”字款“青花斗彩”瓷器的特征时有两点不准确之处。一是文章中对矾红“政”字款的制作方法描述得不够准确,作者的描述是底部用红彩“书写”篆体带双圈“政”字款,而观察残片,发现底款是印章印上去的,并非书写;二是文章对该款瓷器上彩得描述不准确,标题中称为“青花瓷”,而正文中则描述为“青花斗彩”,两种描述都值得推敲。只描述为“青花”,则未体现出釉上彩部分;而描述为“青花斗彩”,则又存在着“青花”部分的重叠。结合“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和那堆残片(釉下青花釉上彩)的特征,我认为对该款瓷器彩的正确描述应为“斗彩”,瓷器的完整命名应为矾红“政”字款斗彩缠枝莲瓷器。另外,这堆残片所包含的信息,如底和款的不同种类以及六种之多的器型等信息也都是《鲜为人知的“政”字款青花瓷》一文中所未涉及到的。同时,作者也没有阐明这种瓷器的烧造目的和用途。
根据文章所述的瓷器烧制年代这一重要信息,我自然联想到了同样也是1953年政务院烧造的建国瓷。这堆残片所代表的瓷器,会不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国瓷呢?于是,我又围绕着建国瓷,查阅了更多的相关文章和资料,以便确认这堆残片是否就是建国瓷的残片。
提起建国瓷,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但大多数人对建国瓷的认识仅限于一般性的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探之究竟,对相关信息的正确与否自然也无从判断。
围绕建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文章和资料比比皆是,众多文章和资料在反映建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大致脉络上是基本相同的,但就背景中某些具体环节,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如为了建国瓷设计的需要,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特批从故宫拨出一批宫廷瓷器餐具运往景德镇,供设计者参考。在特批拨出瓷器餐具的数量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说法,一说是1000件(未说明瓷器种类),而另一说是2000件(故宫明清官窑二三级文物瓷器)。对于这种存有分歧的说法,在此不做深入探究,只是顺便提出来,供陶瓷界的有识之士和史学家们研究思考。另外,在众多围绕建国瓷产生的背景的文章和资料中,还存在着一些基本常识性的错误。如对建国瓷的主要设计单位名称的说法上存在着错误。有些文章说是中央美术学院,但也有些文章说成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很显然,后者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建国瓷设计的时间范围是1952年至1953年,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却是在1956年11月才成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央美术学院,因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4月,符合建国瓷设计的时间范围。
尽管这些文章和资料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错误,但建国瓷产生背景的大致情况还是比较容易梳理出来的。
业内对建国瓷的定义:建国瓷就是专指1953年国家组织生产的有严格意义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官窑制度下的首批官窑产品。产品为青花、青花斗彩、青花釉里红等品种。
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出:“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这项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作了亲笔批示,指出新的国家用瓷器和国家礼品瓷要一改过去只服务于封建王朝达官贵人的状况,而要在以后的国庆典礼时摆放在人民代表的餐桌上。建国瓷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1952年2月,由国家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设计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宣布成立。由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江枫和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的张仃任副主任委员,景德镇、醴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景德镇成立了“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由市委书记赵渊担任主任。时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主任的祝大年,与本院及浙江美院的部分教师承担了具体的建国瓷图案设计工作。祝大年、高庄、梅建鹰等艺术家们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国瓷的设计工作。在建国瓷的设计上,他们不仅不照搬宫廷用瓷款式,批判中餐华而不实的拼盘摆设,借鉴西餐具实惠方便的特点,还在传统的青花纹饰上进行大量的改进,比如将缠枝莲改为梨花、梅花、辛夷花、菊花等图案,设计的品种有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烟酒具、花瓶、花盆及其他日常用具和纪念礼品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主要选用祝大年的设计作品:有串枝牡丹的斗彩中餐具,也有海棠纹的青花西餐具,图案简洁清雅,样式多彩多姿。1953年国庆前夕,第一批建国瓷中西餐具共50个品种的样品生产出来了,祝大年亲自带着它们向周总理做了汇报。于是在1953年以至文革前的国庆,凡是设国宴招待政协代表、劳模、外宾(主要是华侨)都要用它。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建国瓷成为大会堂的正式餐具。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从1952年10月开始到1954年9月结束,景德镇、醴陵、宜兴等陶瓷产区总共完成了73556件产品,其中景德镇入选24531件。20世纪70年代,这批建国瓷从中央机构撤下来,被下放到了国营饭店。
之前,我曾多次去过出土残片的地点,走访了当地的一些老人,其中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讲,出土残片的地点曾经是全国供销合作社食堂的所在地。这点似乎和“瓷器下放到国营饭店”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当时的供销合作社正是处理“瓷器下放到国营饭店”这类中央交办事务的机构。假设那堆残片就是建国瓷瓷器残片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全国供销合作社当年在处理“瓷器下放国营饭店”事务时,曾给自己的食堂也留了一部分,以后,随着瓷器的损坏或淘汰,残片便遗留在了原地。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断而已,还不足以证明那堆残片就是建国瓷瓷器的残片。
在众多围绕建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文章和资料中,虽提到了政务院,提到了建国瓷的设计生产年代,提到了设计者,提到了设计风格,提到了瓷器的若干个品种,提到了建国瓷的产地——景德镇,提到了瓷器的使用情况,提到了瓷器的最终去向等情况,但唯独都没有提到有关矾红“政”字款斗彩缠枝莲瓷器的情况。那么,那堆残片所代表的瓷器以及前文提到的“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到底是不是建国瓷瓷器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通过更为广泛的线索查询,最终,我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管理局开办的毛泽东遗物馆中查到了有关矾红“政”字款斗彩缠枝莲瓷器的重要信息。
为了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映一代伟人简单而朴素的生活情趣和生活习惯,毛主席家乡的亲人们湖南韶山管理局于2008年12月26日建成并开放了一个以展示、收藏和保护毛泽东遗物为主要功能的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在瓷器部分,该馆共收藏了毛主席生前使用过的日用瓷379件。其中的“釉上彩缠枝莲系列日用瓷”,便是我正在探究和考证的那种瓷器。该馆网站上对该款瓷器的介绍是:“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是毛泽东五十年代用过的生活用瓷中保存最全的,共有42件。这是由国家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合作设计的国宴瓷。底款“政”字和 “甲”字是景德镇为政务院和中央机关烧制专用瓷时使用的标识。网上共展示了三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图片,分别为小盘一个、小碗一个,烟灰缸一个。
为获得该馆馆藏42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详细信息,我给该馆打去了电话,接线人员是该馆文物部的一位姓张的女士。张女士介绍,42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目前在展柜里只陈列了八件,其余都在库房里。瓷器的陈列摆放除一件底足朝上,供参观者观看底足和款识的特征外,其他都是正面摆放,底足和底款是根本看不到的,并且规定了参观时不允许拍照。要想得到42件瓷器的全部信息,恐怕在获得批准的程序上会有很大难度,毕竟我的研究与考证属于个人行为。
在该馆网站上的介绍里,我捕捉到的重要信息是,尽管该馆网站的介绍里没有直接提到“建国瓷”一词,但它却说明了1953年政务院烧造的“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目的和用途是“国宴瓷”,这与建国瓷烧造的目的和用途完全吻合。同时,“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烧造的年代和设计单位也与建国瓷烧造的年代和设计单位相一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就是建国瓷,是建国瓷中的一个品种。
通过与该馆“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的仔细比对,那堆残片所代表的瓷器和《鲜为人知的“政”字款青花瓷》一文中介绍的“青花斗彩缠枝莲椭圆型鱼盘”与毛泽东遗物馆中的“釉上彩缠枝莲系列餐具”完全相同,即它们都属于建国瓷,是建国瓷中的一个品种,其当年烧造的目的和用途是“国宴瓷”和“国家礼品用瓷”。至此,围绕这堆残片产生的种种疑问都得到了一一化解。
在研究和考证这堆残片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要想全面准确地揭示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大体有三:一是缺乏详细介绍建国瓷品种的文章和资料;二、对“政”字款斗彩瓷器的称谓不统一,相关的文章与资料也没注意到不同称谓之间的关联性;三、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在烧造和存世量上可能都比较少(有文章甚至介绍说,在景德镇官方陶瓷馆和民间至今还没见到一件),真正接触过它的人恐怕更是寥寥无几。
尽管围绕建国瓷中的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这堆残片的出现,向人们揭示出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的更多信息,无论在器型上,还是在底足和底款的种类上,无疑大大丰富了建国瓷的内容,对建国瓷矾红“政”字款斗彩瓷器也起到了很好的见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