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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寺是中国佛教中的一枝“奇葩”：身为佛教寺庙，却拥有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为汉传大乘佛教丛林，建筑间却布满狮头、金翅鸟等小乘佛教教义符号;圆通宝殿顶上的佛塔排列竟与道教北斗九星、七显二隐暗合……古德寺佛、道、基督三教符号共存一处，开中国寺庙千年未有之格局，更带着近代洋务运动与西方殖民共同留下的烙印。
一座千姿百态的城市，值得留恋驻足的地方固然很多，却也总有令人一见难忘的特殊风景。地处武汉汉口老城的古德寺，深掩于小巷当中，又被参差错落的楼房遮挡，然而看见它的一刻，就如同拂去眼前飞花，又看到一树繁花般让人吃惊。它站在那里百余年了，它十足的古典，却又十足的前卫，十足的耐人寻味。
政治漩涡中的山寺茅蓬
由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万谦教授带领，我们走进汉口黄浦路上的一条小巷，巷子不能通车辆，只可容自行车和行人穿过，小贩们抑扬顿挫的叫卖声让老巷充满了生机。
行过百步又出现一个三岔巷，巷口现出被遮挡了一扇的黑漆大门——古德寺“山门”。
门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看来这门有些年岁了;大门的角落边结满了蜘蛛网，看来这门已经很久没开过了。门上直接用白漆写着一则通告：此门关闭，请走工农兵路大门。
万教授示意我们退后，随着他手所指，我们看到了大门全貌：椭圆形的门廊两边各立着两根高耸的尖塔装饰，就如同持矛的门卫。尖塔后面的墙壁上刻着几个楷体黑字：古德寺，黎元洪题。“你有没有发现，古德寺的寺名，是竖着写的。在中国古代，只有天子御赐的匾额，才能竖写。”万谦指着匾额，讲起它的一段来历：清光绪三年（1877年），汉口黄埔路的后湖附近乃一片泽野之地，有位法号为隆希的游方僧人决定在此一带结庐修行，于是兴建起一座小庙，因寺庙十分简陋，隆希法师称其为“古德茅蓬”。
小小一间古德茅蓬本是佛家道场，却在肇建三十多年后，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当中。
1911年辛亥起义爆发，起义之初战事发生在武昌城，随后几天，战火烧过长江，迅速蔓延至汉口然后是汉阳，在这两大城镇的多处地点展开长达四十一天的战斗。北洋军与革命军在汉口北郊激战，战火燃向了古德茅蓬，寺院周围成为阳夏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新主持昌宏法师率领僧众冒着枪林弹雨对起义军展开战地救护，又收了革命军遗体一千多具，葬于圆通宝殿后面的菜园中，同时收容了大量革命军遗孤在寺庙中扶养。这位昌宏法师原为汉阳归元寺副主持，在归元寺的罗汉堂中有以其为原型塑造的阿氏多尊者，梵语里阿氏多意为“不可被击败的人”。
1912年4月13日，孙中山带领一行随员去往古德寺后院菜地，他久久伫立，满脸肃穆。古德寺因为于革命军有功而受到了民国政府的禮遇——从一个简陋的茅蓬上升为民国的“共和首寺”。1914年，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亲笔题书，将“古德茅蓬”正式更名为“古德寺”。自古以来竖写匾额是皇家寺庙的专利，而古德寺也获得了这一殊荣。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寺，为了要与这份荣誉相称，开始在民国政府支持下大兴土木。
旧庙如陈，新寺奠基。最终，由一个只有几间茅蓬的小庙，成长为占地面积超过3万多平米，生出许多巧思别具的殿堂房舍，那一场兴建也是前无古人，古德寺香火也日比一日兴盛。原汉口镇内当年还有圆照寺、九莲寺等，但均不存，古德寺跻身为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首的名刹。说到这里，万谦教授忽然又一阵唏嘘。
文革期间，“共和首寺”之名很快就从皇马褂变成了烫手山芋：古德寺被划为地主，绝大部分建筑被破坏。直到1996年，演顺老法师择良辰吉日率领弟子们，重入古德寺……
塔风遥看近却无
眼前的古德寺正门被长期关闭了，对古德寺而言意味深重的匾额，极少有人关注。一行人重新回到车水马龙的工农兵路，新大门的入口一目了然，它状若随意地镶在砖砌围墙之间，只是一道简陋的铁栅栏门而已。
入大门后，完全看不到传统寺庙一重重围合的院落，而是如广场一般的大片空地。一只香炉摆在空旷的“广场”上，几位善男信女正在香炉前跪拜。透过香炉中氤氲的烟气，一座拔地而起的堡垒般的建筑，抓住了我的眼球，它充斥着一种说不出的风情。
无论古德寺有多少建筑，都是众星捧月，圆通宝殿即是这轮月亮。
停下脚步注视良久，倾听着万教授的讲解，越是打量越感到它的稀奇。这是一种上塔下殿的建筑样式，远远望去，殿顶高耸、略成锥状的流线形宝塔最为醒目。每一座都如同含苞待放的莲朵，立于殿顶的不同方位，俨然形成一小片塔林，称“九龙拜圣”。
圆通宝殿的塔林，曾经打动过一位贵客。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携女儿英迪拉·甘地参观古德寺，客人凝望大殿，饶有兴趣将它与印度洋畔的帕那瓦神庙相提并论，认为它折射着天竺佛国的灿烂。说起两者的相似，从圆通殿张扬的屋顶宝塔一望便知，而当尼赫鲁看到圆通宝殿的墙壁上的装饰时，更多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有立在枝头的孔雀展翅欲飞;有只露出头和鬓的狮王张嘴欲吼;狮王左右还有表情凶悍的白象当护法……孔雀、狮子、白象、金翅鸟，这些都是帕那瓦风格的符号，通常出现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庙宇中。
佛教起源于印度，后随印度文化传播传入东南亚地区，缅甸、泰国、老挝渐渐成为南传佛教中心。日益宏大坚固的塔基殿身，上端屹立金光闪烁的梭状高塔，这种帕那瓦群塔形建筑，也顺着佛教传播之路，深入东南亚郁郁葱葱的丛林地带，一座座耸立起来。 1921年，对阿难陀寺有所动念的昌宏法师，手捧在缅甸做生意的朋友带回的佛寺设计图，决心开建圆通大殿。
正出神间，万教授引我们走近大殿，殿顶的宝塔不见了，代之以眼前日影斑驳的柱廊。仰头张望柱头双面涡旋式的造型，又与记忆中一座座西洋教堂叠合起来，感觉很奇异。
混搭的境界
这种感觉，在迈入圆通大殿主入口时最为强烈。前后两层的门楣成拱圈形，左右两侧有立柱支撑，立柱为八角六面的立体，柱头雕花拥有繁复的花式。高、直、尖、瘦，充满着昂扬向上的动势，这是风行于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建筑风。此时，透过大殿周围的围廊，阳光慵懒地洒进来。高大的墙壁上，一排圆形透空漏花窗进一步将阳光引入殿内。这种剔透的光芒，说什么也不会令人联想到石窟寺幽暗的空间。
如今想来，当年的昌宏法师很可能怀着某种敬仰之念，取得了阿难陀寺的图纸，并且尽心描画，但终于还是放弃了像阿难陀寺一样，将殿宇的部分摩抄为石窟。石窟佛寺开窗小，内厅黑，而圆通大殿的内厅并不只为了供奉、展示壁画雕刻，更为举行大规模的法事，接受摩肩接踵的信徒朝觐，所以基本的构架不能使用石窟佛寺的建筑手法，故而有了欧洲中世纪古堡的味道。
选择了塔林式殿顶，放弃中国古典寺庙的建筑风格——木架构配重檐歇山顶，材质也注定要放弃木构，选用砖石雕砌。石构建筑张扬着人向神的奉献，也显露着人类的造化之力。在浓厚的哲学和神化氛围之下，诞生了印式佛塔建筑，也诞生了古希腊最出名的柱廊式神庙建筑。
万谦教授把我们带到寺庙角落的车库前。他说，以前这地方并不是车库，而是先前我们看到的古德寺正门的背面，孙中山、黎元洪、周恩来、尼赫鲁等要员都是从这里进寺的。这时万谦教授拿出手机，调出手机上的罗盘轮件让我查看罗盘上的方位。这时我们才发现，古德寺山门方向并不像普通的寺庙山门坐北朝南，似乎完全不考虑风水布局，而是为了考虑出行方便，开在一处三岔路口。山门开在整个寺庙一隅，从山门往前行不过百步是“天王殿”。古德寺的整体布局和普通的汉传佛教庭院以大门为中轴线布局不一样，大门左边是寺庙围墙，而所有的建筑都在以山门为轴线的右则。也就是说，从山门进寺后，要进入天王殿不是一路向前，而是要突然右拐。
天王殿与圆通大殿截然不同，竟是最普通的飞檐斗拱的汉式风格，与普通的汉传佛教建筑无异，对比圆通宝殿塔林、拱门、尖顶的异域风，完全不同的基因属性，二者同处一寺，似乎显出几分不和谐。
万教授忽又指向圆通寺殿顶，这殿顶还有玄机？
殿顶中部挺立的五座佛塔，寓指佛教密宗崇奉的五佛——中央毗卢遮那佛、阿阂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四方墙角的四座佛塔则代表四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如果从空中俯瞰，那就更有意思了——九座塔的布局也可看作北斗七星、七显二隱暗的方位形式，也即无论站在什么位置，仰观这几座塔林，只能看到7座，而实际上宝塔是9座。这又是一种道教观念。
万教授进一步示意我们仔细看殿顶边沿，许多雕像矗立于望柱旁，准确来说是24座——二十四诸天像，它们都是佛教护法神。中国的古典建筑也有在房顶上拜雕塑的习惯，但也只限于在屋檐上摆的脊兽，在建筑边沿摆放大形人物雕塑，这是西方古典主意建筑常见的手法，梵蒂冈圣彼得堡大教堂即是如此布置。
如此一番上上下下的细看，才发现古德寺的混搭，实在是一种不分彼此的紧密混搭。
“人间佛教”的试验场
佛、道、基督三教的符号共存一处，南亚、东南亚甚至是欧洲的建筑融于一寺，难道是昌宏法师的灵机一动？古德寺会如此“奇葩”，可没有这么简单。万教授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人间佛教’吗？”
我摇摇头表示闻所未闻。万谦教授继续发问：“那太虚大师呢？”我继续摇头。“那星云法师呢？”我终于和教授在同一个频道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台湾佛教大师，畅行非传统的佛教观念，将佛学的真谛归为对幸福快乐的追求，归为正确的人生观。以往并没有注意到的是，星云法师的佛法理念，其实来源于“人间佛教”的教义。星云大师诞生于1927年，而那也是古德寺步入巅峰的时期，也是“人间佛教”理念刚刚开始兴起的年代。
1912年，近代著名高僧太虚大师有感于佛教衰落，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并于同年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目的只有一个——着手改革佛教。1921年10月，太虚偶获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爱不释手。书的作者是近代国学大师梁漱溟，且其二十岁即潜心于佛学研究。太虚却对书中佛教必须出世的议论产生了疑义，太虚认为佛教不是一心求解脱的佛教，佛教可以完成“人生进善”的终极理想。可以说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要令修行者转身入世。
时任佛教协进会主席的太虚法师，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在宣扬佛法的同时，开始吸纳欧美各国的宗教理念。在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梁太之争”让太虚仔细思考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古今”、“中西”、“僧俗”、“儒释”，它们各在民国初期复杂的处境里沉浮不已。
我们忽见一队比丘尼鱼贯进入，古德寺的修行者以比丘尼为主。二三十位比丘尼静坐大殿内诵经，诵经声从宝殿大门、花窗中飘出，整个寺庙立时安静下来，天地间一片祥和，许多正在庙内参观的游客情不自禁放下手中相机，双手合十。
“古德寺本为比丘道场，但古德寺复寺后，变成了比丘尼道场。”万教授解释不出变化的原因。也许，无论是少林寺中的棍僧，还是参与阳夏保卫战的古德寺和尚，雄性，即使身入空门，也无法平复争斗之心。而比丘尼则多一份平和之心。如今重生的佛教丛林古德寺，希望借着她们的修行而变成真正的“佛门清静地”。
古德寺不是阿难陀寺第二，它独一无二;它不是一座令人钦羡的世外古刹，它随时等候着红尘理想的召唤。可惜，史料无从钩沉，始终欠它一个完满。
一座千姿百态的城市，值得留恋驻足的地方固然很多，却也总有令人一见难忘的特殊风景。地处武汉汉口老城的古德寺，深掩于小巷当中，又被参差错落的楼房遮挡，然而看见它的一刻，就如同拂去眼前飞花，又看到一树繁花般让人吃惊。它站在那里百余年了，它十足的古典，却又十足的前卫，十足的耐人寻味。
政治漩涡中的山寺茅蓬
由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万谦教授带领，我们走进汉口黄浦路上的一条小巷，巷子不能通车辆，只可容自行车和行人穿过，小贩们抑扬顿挫的叫卖声让老巷充满了生机。
行过百步又出现一个三岔巷，巷口现出被遮挡了一扇的黑漆大门——古德寺“山门”。
门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看来这门有些年岁了;大门的角落边结满了蜘蛛网，看来这门已经很久没开过了。门上直接用白漆写着一则通告：此门关闭，请走工农兵路大门。
万教授示意我们退后，随着他手所指，我们看到了大门全貌：椭圆形的门廊两边各立着两根高耸的尖塔装饰，就如同持矛的门卫。尖塔后面的墙壁上刻着几个楷体黑字：古德寺，黎元洪题。“你有没有发现，古德寺的寺名，是竖着写的。在中国古代，只有天子御赐的匾额，才能竖写。”万谦指着匾额，讲起它的一段来历：清光绪三年（1877年），汉口黄埔路的后湖附近乃一片泽野之地，有位法号为隆希的游方僧人决定在此一带结庐修行，于是兴建起一座小庙，因寺庙十分简陋，隆希法师称其为“古德茅蓬”。
小小一间古德茅蓬本是佛家道场，却在肇建三十多年后，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当中。
1911年辛亥起义爆发，起义之初战事发生在武昌城，随后几天，战火烧过长江，迅速蔓延至汉口然后是汉阳，在这两大城镇的多处地点展开长达四十一天的战斗。北洋军与革命军在汉口北郊激战，战火燃向了古德茅蓬，寺院周围成为阳夏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新主持昌宏法师率领僧众冒着枪林弹雨对起义军展开战地救护，又收了革命军遗体一千多具，葬于圆通宝殿后面的菜园中，同时收容了大量革命军遗孤在寺庙中扶养。这位昌宏法师原为汉阳归元寺副主持，在归元寺的罗汉堂中有以其为原型塑造的阿氏多尊者，梵语里阿氏多意为“不可被击败的人”。
1912年4月13日，孙中山带领一行随员去往古德寺后院菜地，他久久伫立，满脸肃穆。古德寺因为于革命军有功而受到了民国政府的禮遇——从一个简陋的茅蓬上升为民国的“共和首寺”。1914年，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亲笔题书，将“古德茅蓬”正式更名为“古德寺”。自古以来竖写匾额是皇家寺庙的专利，而古德寺也获得了这一殊荣。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寺，为了要与这份荣誉相称，开始在民国政府支持下大兴土木。
旧庙如陈，新寺奠基。最终，由一个只有几间茅蓬的小庙，成长为占地面积超过3万多平米，生出许多巧思别具的殿堂房舍，那一场兴建也是前无古人，古德寺香火也日比一日兴盛。原汉口镇内当年还有圆照寺、九莲寺等，但均不存，古德寺跻身为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首的名刹。说到这里，万谦教授忽然又一阵唏嘘。
文革期间，“共和首寺”之名很快就从皇马褂变成了烫手山芋：古德寺被划为地主，绝大部分建筑被破坏。直到1996年，演顺老法师择良辰吉日率领弟子们，重入古德寺……
塔风遥看近却无
眼前的古德寺正门被长期关闭了，对古德寺而言意味深重的匾额，极少有人关注。一行人重新回到车水马龙的工农兵路，新大门的入口一目了然，它状若随意地镶在砖砌围墙之间，只是一道简陋的铁栅栏门而已。
入大门后，完全看不到传统寺庙一重重围合的院落，而是如广场一般的大片空地。一只香炉摆在空旷的“广场”上，几位善男信女正在香炉前跪拜。透过香炉中氤氲的烟气，一座拔地而起的堡垒般的建筑，抓住了我的眼球，它充斥着一种说不出的风情。
无论古德寺有多少建筑，都是众星捧月，圆通宝殿即是这轮月亮。
停下脚步注视良久，倾听着万教授的讲解，越是打量越感到它的稀奇。这是一种上塔下殿的建筑样式，远远望去，殿顶高耸、略成锥状的流线形宝塔最为醒目。每一座都如同含苞待放的莲朵，立于殿顶的不同方位，俨然形成一小片塔林，称“九龙拜圣”。
圆通宝殿的塔林，曾经打动过一位贵客。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携女儿英迪拉·甘地参观古德寺，客人凝望大殿，饶有兴趣将它与印度洋畔的帕那瓦神庙相提并论，认为它折射着天竺佛国的灿烂。说起两者的相似，从圆通殿张扬的屋顶宝塔一望便知，而当尼赫鲁看到圆通宝殿的墙壁上的装饰时，更多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有立在枝头的孔雀展翅欲飞;有只露出头和鬓的狮王张嘴欲吼;狮王左右还有表情凶悍的白象当护法……孔雀、狮子、白象、金翅鸟，这些都是帕那瓦风格的符号，通常出现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庙宇中。
佛教起源于印度，后随印度文化传播传入东南亚地区，缅甸、泰国、老挝渐渐成为南传佛教中心。日益宏大坚固的塔基殿身，上端屹立金光闪烁的梭状高塔，这种帕那瓦群塔形建筑，也顺着佛教传播之路，深入东南亚郁郁葱葱的丛林地带，一座座耸立起来。 1921年，对阿难陀寺有所动念的昌宏法师，手捧在缅甸做生意的朋友带回的佛寺设计图，决心开建圆通大殿。
正出神间，万教授引我们走近大殿，殿顶的宝塔不见了，代之以眼前日影斑驳的柱廊。仰头张望柱头双面涡旋式的造型，又与记忆中一座座西洋教堂叠合起来，感觉很奇异。
混搭的境界
这种感觉，在迈入圆通大殿主入口时最为强烈。前后两层的门楣成拱圈形，左右两侧有立柱支撑，立柱为八角六面的立体，柱头雕花拥有繁复的花式。高、直、尖、瘦，充满着昂扬向上的动势，这是风行于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建筑风。此时，透过大殿周围的围廊，阳光慵懒地洒进来。高大的墙壁上，一排圆形透空漏花窗进一步将阳光引入殿内。这种剔透的光芒，说什么也不会令人联想到石窟寺幽暗的空间。
如今想来，当年的昌宏法师很可能怀着某种敬仰之念，取得了阿难陀寺的图纸，并且尽心描画，但终于还是放弃了像阿难陀寺一样，将殿宇的部分摩抄为石窟。石窟佛寺开窗小，内厅黑，而圆通大殿的内厅并不只为了供奉、展示壁画雕刻，更为举行大规模的法事，接受摩肩接踵的信徒朝觐，所以基本的构架不能使用石窟佛寺的建筑手法，故而有了欧洲中世纪古堡的味道。
选择了塔林式殿顶，放弃中国古典寺庙的建筑风格——木架构配重檐歇山顶，材质也注定要放弃木构，选用砖石雕砌。石构建筑张扬着人向神的奉献，也显露着人类的造化之力。在浓厚的哲学和神化氛围之下，诞生了印式佛塔建筑，也诞生了古希腊最出名的柱廊式神庙建筑。
万谦教授把我们带到寺庙角落的车库前。他说，以前这地方并不是车库，而是先前我们看到的古德寺正门的背面，孙中山、黎元洪、周恩来、尼赫鲁等要员都是从这里进寺的。这时万谦教授拿出手机，调出手机上的罗盘轮件让我查看罗盘上的方位。这时我们才发现，古德寺山门方向并不像普通的寺庙山门坐北朝南，似乎完全不考虑风水布局，而是为了考虑出行方便，开在一处三岔路口。山门开在整个寺庙一隅，从山门往前行不过百步是“天王殿”。古德寺的整体布局和普通的汉传佛教庭院以大门为中轴线布局不一样，大门左边是寺庙围墙，而所有的建筑都在以山门为轴线的右则。也就是说，从山门进寺后，要进入天王殿不是一路向前，而是要突然右拐。
天王殿与圆通大殿截然不同，竟是最普通的飞檐斗拱的汉式风格，与普通的汉传佛教建筑无异，对比圆通宝殿塔林、拱门、尖顶的异域风，完全不同的基因属性，二者同处一寺，似乎显出几分不和谐。
万教授忽又指向圆通寺殿顶，这殿顶还有玄机？
殿顶中部挺立的五座佛塔，寓指佛教密宗崇奉的五佛——中央毗卢遮那佛、阿阂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四方墙角的四座佛塔则代表四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如果从空中俯瞰，那就更有意思了——九座塔的布局也可看作北斗七星、七显二隱暗的方位形式，也即无论站在什么位置，仰观这几座塔林，只能看到7座，而实际上宝塔是9座。这又是一种道教观念。
万教授进一步示意我们仔细看殿顶边沿，许多雕像矗立于望柱旁，准确来说是24座——二十四诸天像，它们都是佛教护法神。中国的古典建筑也有在房顶上拜雕塑的习惯，但也只限于在屋檐上摆的脊兽，在建筑边沿摆放大形人物雕塑，这是西方古典主意建筑常见的手法，梵蒂冈圣彼得堡大教堂即是如此布置。
如此一番上上下下的细看，才发现古德寺的混搭，实在是一种不分彼此的紧密混搭。
“人间佛教”的试验场
佛、道、基督三教的符号共存一处，南亚、东南亚甚至是欧洲的建筑融于一寺，难道是昌宏法师的灵机一动？古德寺会如此“奇葩”，可没有这么简单。万教授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人间佛教’吗？”
我摇摇头表示闻所未闻。万谦教授继续发问：“那太虚大师呢？”我继续摇头。“那星云法师呢？”我终于和教授在同一个频道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台湾佛教大师，畅行非传统的佛教观念，将佛学的真谛归为对幸福快乐的追求，归为正确的人生观。以往并没有注意到的是，星云法师的佛法理念，其实来源于“人间佛教”的教义。星云大师诞生于1927年，而那也是古德寺步入巅峰的时期，也是“人间佛教”理念刚刚开始兴起的年代。
1912年，近代著名高僧太虚大师有感于佛教衰落，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并于同年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目的只有一个——着手改革佛教。1921年10月，太虚偶获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爱不释手。书的作者是近代国学大师梁漱溟，且其二十岁即潜心于佛学研究。太虚却对书中佛教必须出世的议论产生了疑义，太虚认为佛教不是一心求解脱的佛教，佛教可以完成“人生进善”的终极理想。可以说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要令修行者转身入世。
时任佛教协进会主席的太虚法师，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在宣扬佛法的同时，开始吸纳欧美各国的宗教理念。在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梁太之争”让太虚仔细思考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古今”、“中西”、“僧俗”、“儒释”，它们各在民国初期复杂的处境里沉浮不已。
我们忽见一队比丘尼鱼贯进入，古德寺的修行者以比丘尼为主。二三十位比丘尼静坐大殿内诵经，诵经声从宝殿大门、花窗中飘出，整个寺庙立时安静下来，天地间一片祥和，许多正在庙内参观的游客情不自禁放下手中相机，双手合十。
“古德寺本为比丘道场，但古德寺复寺后，变成了比丘尼道场。”万教授解释不出变化的原因。也许，无论是少林寺中的棍僧，还是参与阳夏保卫战的古德寺和尚，雄性，即使身入空门，也无法平复争斗之心。而比丘尼则多一份平和之心。如今重生的佛教丛林古德寺，希望借着她们的修行而变成真正的“佛门清静地”。
古德寺不是阿难陀寺第二，它独一无二;它不是一座令人钦羡的世外古刹，它随时等候着红尘理想的召唤。可惜，史料无从钩沉，始终欠它一个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