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介绍了人类涉水活动的自然起因及远古时期简单水上运载工具的产生和形式，认识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与中华文明的传播，以及周至战国时期形成的航运经营雏形以及其经营理念的发展，便于我们思考航运文明推动人类文明的作用。
关键词：农耕文化;浮具;独木舟;华夏航运;贸易;航运新景象
0引言
人类的“故乡”是海洋，进化论认为人类是由类人猿演变而成的，而早期陆地上的动物是从4.5亿年前海洋生物登陆后渐渐形成的，海洋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人类起源于海洋就离不开水，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周边的区域，由于土地肥沃适宜居住进而形成了农耕文化。尽管以农耕为主，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下去，就要和水打交道，由此发现了“叶浮于水，水能载木”的现象，随之出现了浮木、筏和独木舟等浮具，为华夏航运文化奠定了基础。
1渡河欲望与浮具的产生
1.1“浮具”源于自然浮性启发而产生
航海工具的产生源于上古人涉水过河的欲望。当人们发现海中有大量的资源，河对岸有更多的猎物，他们就思索如何才能渡河，聪明的人类从自然界的浮性得到啟发。那时，人们渡水借助木段、树枝或腰缠葫芦等漂浮物涉水泅渡。《物原》一书上说：“隧人氏以鲍济水，伏羲氏始乘俘。”说明上古就有人跨着一根树干，或是抱着—个葫芦作为浮具渡水的。《易经》上也有渡河者抱着空心葫芦游水渡河的记载。
1.2捕鱼是最早的涉水生产活动
有学者认为，人类最早的航海活动出现在距今至少6000-8000前，亦即人类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至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当时正是原始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石器、骨器、木器、蚌器开始作为生产工具而应用。处在这一时期的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狩猎、采集是最原始的基本生产劳动。之后才从事捕鱼，而捕鱼就要和水、浮具打交道。因此，最初的航海生产活动源自于捕鱼。
1.3“筏”的出现
尽管出现了漂浮工具，能渡河了，但过河后人身体湿漉漉的，大冬天的还容易受寒。人们又开始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他们发现将有浮力的物体绑扎在一起可以加大浮力，足以可以承受—个人的重量漂浮在水中，进而用竹篾编成浮蓝，四周用泥封堵，形成与水隔绝的封闭空间，还有用树皮或兽皮制成内有骨架的柳条舟或树皮舟。这些浮水工具，都属于筏的范畴。树干、葫芦、竹木筏等浮具，因为没有容器形态，也没有干舷，因此不能称作为船。
1.4用石斧和火建造“独木舟”
独木舟（见图1）的问世，人类文明史上才真正出现了船。独木舟是人们基于筏的浮力基础，借助当时已有的生产工具“石斧和火”，对水运工具的一项重要改良。在福建连江县出土的独木舟，其舱体上便遗留着明显的火烧斧凿的痕迹（见图2）。
我国古代传说中有伏羲氏作舟、化狐作舟的美好传说，民间还流传不少关于大禹以及鲁班造舟的故事。劳动大众发明了独木舟筏和独木舟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水上工具，至今在一些场合人们还在使用，足见其适应性之强。在沿海省份不少古代遗址发掘中，不仅出土了木桨和独木舟残件，而且还出土了不少舟型陶器，这些舟型陶器是先民们广泛使用独木舟的实物例证（见图3），充分说明华夏航运文化源远流长。舟楫的出现和应用，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和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2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与中华文明的传播
2.1傍河面海而居的华夏先民
北京的山顶洞人、山东的大汶口人、浙江的河姆渡人，都是傍河面海而居的。近代在山顶洞和北京昌平县的雪山遗址中，均发现钻了孔的海贝或海螺壳串制的装饰品，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海鱼骨。这些出土文物，足以说明沿海居住的先民主要是靠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2.2新石器晚期龙山人的航海行踪
龙山人是长期生息在沿海地区乘舟弄潮的先民。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距今约4350-3950年。近代，在朝鲜南部的全罗道、庆尚道各地，均发现了龙山石錛墓葬的遗存。并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阿拉斯加等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中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标志着龙山人在远方海上活动的行踪。
在古代，海洋文明的传播、交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舟船来实现的。为了证实漂流的客观存在，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与韩国东国大学于1996年、1997年联合两次组织了海洋漂流探险，由宁波（舟山朱家尖）用竹筏起航，利用自然洋流季风进行，目的地是韩国（见图4）。
漂流活动都取得了成功，仰或间接验证了华夏先民们海上漂流抵达彼岸存在的可能性。
2.3早期航海活动与灿烂的百越文化
百越文化，是泛指上古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越族各系先民所创造的文化。百越人主要分布在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百越文化的特型器物是印纹陶器和有段石锛。随着百越人的海上活动，把这些器物首先传播到沿海各地。在遥远的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上，也多处发现了百越文化的有段石錛。这些地方与中国远隔着重洋，除由海上传递以外别无他途，说明五六千年以前，越人已有远涉大海的能力。
2.4有段石锛记述了航海传播的文化
从有段石锛等发展的顺序来看，在中国发现的多是初级和中级的器物，高级者比较少。而在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各岛发现的多为高级型器物，制作时间比中国所见者晚。考古界据此推定有段石錛等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后经百越人漂航传到太平洋各岛。还可以推定，在仅能制作初级和中级的器物的时代，百越人尚不具备跨洋航海的能力，而到了能够制作较为高级有段石锛的年代，他们已经成功尝试了渡海跨洋抵达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诸岛。因此认为，有段石錛等器物真实记述了航海运输传播中华文明的事实。 2.5共享漂航累积的航海经验
近代考古界在朝鲜、日本、阿拉斯加、太平洋东岸发现的龙山有孔石刀、石斧和陶器，证明了龙山人的海上漂航途径。在夏威夷岛上出土了有段石锛证明了百越人趁赤道逆流向东漂航的事实。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在实践中最早认识了海洋的自然现象，并加以利用，其漂航累积的航海经验在沿途交往中与当地人共享。挪威人海达尔曾在1947年、1970年数度作过仿古漂航实验，海达尔的成功旁证了百越人在5000年前驾着竹木筏趁赤道逆流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西岸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2.6航海推进了人类的交互发展
加里曼丹的尼亚洞穴古人，澳大利亚的威兰德拉湖古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是渡海广西柳江古人的后裔。广东佛山河宕人的遗骨，其头骨特征与美拉尼西亚人相近。浙江河姆渡和福建昙石山的新石器时期古人的遗骨，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极为近似。在波利尼西亚的关岛和夏威夷岛上发现的古人遗骨，与山东大汶口6000年前的古人遗骨对照，颅骨枕部畸形有相同的特征，其身高与大汶口人平均身高1.72m也相一致。
2.7航线沿途语言交往的印迹
從语言学的角度证实了太平洋诸岛的古文化与中国的源流关系，在时间上又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存在着时代的吻合。对日航线的走向，对沿途语言也有一定影响。当时东渡日本的不仅有山东东夷人，也有东北地区的肃慎人（即以后所称的女真人）。他们的语系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女真人东渡日本所经的山阴、北陆、陆奥这些地区的方言中，留有女真语的印记。
以上种种迹象都可以寻觅上古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与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都源于浮具的出现，也为华夏航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华夏航运和航海的发展
3.1夏、商两代贸易推动造船
夏代水路商品交换出现《盐铁论·错币》关于中国古代货币的记载阐述：“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这说明夏代已有通用货币的商品交换活动了。《管子·轻重》上说：“殷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说明商朝已有丝织品库存。“荡”字多见记载，说明水路商品交换已成为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
商代的舟船等级之分，殷商甲骨文中曾多处发现“王率舟”之词，从商王武丁到文丁各代均有所见。所谓“率舟”即顺水行舟之意，“王舟”亦即商王的专用船。还有“省舟”就是商王视察船队。甲骨文残片中还有“于多君舟”的记载，表明商王朝时期的达官显贵也拥有自己的专用船。《而雅》记载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庶民乘泔。”可见，商代的舟船使用已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见图5）。
商周代（公元前1046至前771年），造船技艺已相当成熟，能满足不同需求的船舶类型开始出现。例如：有供国君乘用的“赊艎”大船，民间交通使用的“舲”船;还有为适应水军不同战勤所需而建造的“戈”船。凡天子乘舟，常令舟牧检查舟体是否完好无损，会否漏水，常五反五覆，直到确认舟体在水上航行的安全后，才请天子出航。
（2）周至战国航运新景象
历经夏、商、周三代和以后的春秋战国约一千七八百年之久的历史演变，华夏先民海上活动随着船舶、航线、港口三要素的出现，由此推动社会进入了生产力大变革的历史新阶段，航运经营雏形显现。
周朝（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前771年;东周公元前770至前256年）至战国时期航海业的特征表现为行业经营者的出现，有人借行舟贩运致富了。楚怀王曾赐给一名日“启”的鄂地封君行船特许证，特许拥船150艘，三船一组，编程一支船队，以武昌为基地，常年在长江、汉水、湘江、资江、赣江上行船经商，还规定了载货限制、免税办法，沿途停泊等事宜。这是至今所见我国最早的航运管理记载。周初已设主营舟船的官吏，称“舟牧”或“苍兕”。中国南方的越人善于造船，传说周成王时有“于越献舟”之事（见图6）。
战国时期的船舶已经有较大发展，吴国、越国因此以水军称雄，楚国水军也颇有实力。《墨子》列有《备水篇》，《孙膑兵法》也列有《水阵》，显然这是水路交通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时期的船舶，主要是木板船。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圆底独木舟逐步变成了船底中线处连接首尾的纵材即“龙骨”，而成为船了。1978年，石家庄市平山县曾出土大小5艘木板船，考古专家确认，这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的随葬品，入葬时间约公元前310年。其中大木板船船身总长13.1m，最大宽度2.3m，最大深度0.76m，假设吃水为0.6m，则排水量为13.3t。全船以多块模板拼接组装而成，木板连接之处全部有铁箍固定。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负责开通一条从吴国国都（近苏州）往西注入长江的运河——胥河。这条水道从苏州通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注入长江，人工挖掘部分长100多km，缩短了太湖至巢湖的水上路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开发岭南而凿山开渠。秦朝开挖灵渠，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船闸，船只能通过船闸的提升，翻山越岭从湘江进入漓江。虽然灵渠长度仅为30km，但它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在了一起。秦代至清代近2000年期间，灵渠一直是岭南地区与中原水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4结语
华夏农耕文化中的劳动大众发明了了浮具，从此孕育了华夏航运;商品贸易推动了造船和航海的发展;航线、港口的出现推动了航运经营雏形显现。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足以证明我们航运文化的光辉历史，为全人类航运和航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夏灿烂文明也有华夏航运文化的—份功劳。
关键词：农耕文化;浮具;独木舟;华夏航运;贸易;航运新景象
0引言
人类的“故乡”是海洋，进化论认为人类是由类人猿演变而成的，而早期陆地上的动物是从4.5亿年前海洋生物登陆后渐渐形成的，海洋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人类起源于海洋就离不开水，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周边的区域，由于土地肥沃适宜居住进而形成了农耕文化。尽管以农耕为主，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下去，就要和水打交道，由此发现了“叶浮于水，水能载木”的现象，随之出现了浮木、筏和独木舟等浮具，为华夏航运文化奠定了基础。
1渡河欲望与浮具的产生
1.1“浮具”源于自然浮性启发而产生
航海工具的产生源于上古人涉水过河的欲望。当人们发现海中有大量的资源，河对岸有更多的猎物，他们就思索如何才能渡河，聪明的人类从自然界的浮性得到啟发。那时，人们渡水借助木段、树枝或腰缠葫芦等漂浮物涉水泅渡。《物原》一书上说：“隧人氏以鲍济水，伏羲氏始乘俘。”说明上古就有人跨着一根树干，或是抱着—个葫芦作为浮具渡水的。《易经》上也有渡河者抱着空心葫芦游水渡河的记载。
1.2捕鱼是最早的涉水生产活动
有学者认为，人类最早的航海活动出现在距今至少6000-8000前，亦即人类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至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当时正是原始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石器、骨器、木器、蚌器开始作为生产工具而应用。处在这一时期的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狩猎、采集是最原始的基本生产劳动。之后才从事捕鱼，而捕鱼就要和水、浮具打交道。因此，最初的航海生产活动源自于捕鱼。
1.3“筏”的出现
尽管出现了漂浮工具，能渡河了，但过河后人身体湿漉漉的，大冬天的还容易受寒。人们又开始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他们发现将有浮力的物体绑扎在一起可以加大浮力，足以可以承受—个人的重量漂浮在水中，进而用竹篾编成浮蓝，四周用泥封堵，形成与水隔绝的封闭空间，还有用树皮或兽皮制成内有骨架的柳条舟或树皮舟。这些浮水工具，都属于筏的范畴。树干、葫芦、竹木筏等浮具，因为没有容器形态，也没有干舷，因此不能称作为船。
1.4用石斧和火建造“独木舟”
独木舟（见图1）的问世，人类文明史上才真正出现了船。独木舟是人们基于筏的浮力基础，借助当时已有的生产工具“石斧和火”，对水运工具的一项重要改良。在福建连江县出土的独木舟，其舱体上便遗留着明显的火烧斧凿的痕迹（见图2）。
我国古代传说中有伏羲氏作舟、化狐作舟的美好传说，民间还流传不少关于大禹以及鲁班造舟的故事。劳动大众发明了独木舟筏和独木舟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水上工具，至今在一些场合人们还在使用，足见其适应性之强。在沿海省份不少古代遗址发掘中，不仅出土了木桨和独木舟残件，而且还出土了不少舟型陶器，这些舟型陶器是先民们广泛使用独木舟的实物例证（见图3），充分说明华夏航运文化源远流长。舟楫的出现和应用，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和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2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与中华文明的传播
2.1傍河面海而居的华夏先民
北京的山顶洞人、山东的大汶口人、浙江的河姆渡人，都是傍河面海而居的。近代在山顶洞和北京昌平县的雪山遗址中，均发现钻了孔的海贝或海螺壳串制的装饰品，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海鱼骨。这些出土文物，足以说明沿海居住的先民主要是靠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2.2新石器晚期龙山人的航海行踪
龙山人是长期生息在沿海地区乘舟弄潮的先民。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距今约4350-3950年。近代，在朝鲜南部的全罗道、庆尚道各地，均发现了龙山石錛墓葬的遗存。并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阿拉斯加等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中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标志着龙山人在远方海上活动的行踪。
在古代，海洋文明的传播、交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舟船来实现的。为了证实漂流的客观存在，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与韩国东国大学于1996年、1997年联合两次组织了海洋漂流探险，由宁波（舟山朱家尖）用竹筏起航，利用自然洋流季风进行，目的地是韩国（见图4）。
漂流活动都取得了成功，仰或间接验证了华夏先民们海上漂流抵达彼岸存在的可能性。
2.3早期航海活动与灿烂的百越文化
百越文化，是泛指上古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越族各系先民所创造的文化。百越人主要分布在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百越文化的特型器物是印纹陶器和有段石锛。随着百越人的海上活动，把这些器物首先传播到沿海各地。在遥远的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上，也多处发现了百越文化的有段石錛。这些地方与中国远隔着重洋，除由海上传递以外别无他途，说明五六千年以前，越人已有远涉大海的能力。
2.4有段石锛记述了航海传播的文化
从有段石锛等发展的顺序来看，在中国发现的多是初级和中级的器物，高级者比较少。而在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各岛发现的多为高级型器物，制作时间比中国所见者晚。考古界据此推定有段石錛等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后经百越人漂航传到太平洋各岛。还可以推定，在仅能制作初级和中级的器物的时代，百越人尚不具备跨洋航海的能力，而到了能够制作较为高级有段石锛的年代，他们已经成功尝试了渡海跨洋抵达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诸岛。因此认为，有段石錛等器物真实记述了航海运输传播中华文明的事实。 2.5共享漂航累积的航海经验
近代考古界在朝鲜、日本、阿拉斯加、太平洋东岸发现的龙山有孔石刀、石斧和陶器，证明了龙山人的海上漂航途径。在夏威夷岛上出土了有段石锛证明了百越人趁赤道逆流向东漂航的事实。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在实践中最早认识了海洋的自然现象，并加以利用，其漂航累积的航海经验在沿途交往中与当地人共享。挪威人海达尔曾在1947年、1970年数度作过仿古漂航实验，海达尔的成功旁证了百越人在5000年前驾着竹木筏趁赤道逆流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西岸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2.6航海推进了人类的交互发展
加里曼丹的尼亚洞穴古人，澳大利亚的威兰德拉湖古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是渡海广西柳江古人的后裔。广东佛山河宕人的遗骨，其头骨特征与美拉尼西亚人相近。浙江河姆渡和福建昙石山的新石器时期古人的遗骨，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极为近似。在波利尼西亚的关岛和夏威夷岛上发现的古人遗骨，与山东大汶口6000年前的古人遗骨对照，颅骨枕部畸形有相同的特征，其身高与大汶口人平均身高1.72m也相一致。
2.7航线沿途语言交往的印迹
從语言学的角度证实了太平洋诸岛的古文化与中国的源流关系，在时间上又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存在着时代的吻合。对日航线的走向，对沿途语言也有一定影响。当时东渡日本的不仅有山东东夷人，也有东北地区的肃慎人（即以后所称的女真人）。他们的语系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女真人东渡日本所经的山阴、北陆、陆奥这些地区的方言中，留有女真语的印记。
以上种种迹象都可以寻觅上古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与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都源于浮具的出现，也为华夏航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华夏航运和航海的发展
3.1夏、商两代贸易推动造船
夏代水路商品交换出现《盐铁论·错币》关于中国古代货币的记载阐述：“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这说明夏代已有通用货币的商品交换活动了。《管子·轻重》上说：“殷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说明商朝已有丝织品库存。“荡”字多见记载，说明水路商品交换已成为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
商代的舟船等级之分，殷商甲骨文中曾多处发现“王率舟”之词，从商王武丁到文丁各代均有所见。所谓“率舟”即顺水行舟之意，“王舟”亦即商王的专用船。还有“省舟”就是商王视察船队。甲骨文残片中还有“于多君舟”的记载，表明商王朝时期的达官显贵也拥有自己的专用船。《而雅》记载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庶民乘泔。”可见，商代的舟船使用已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见图5）。
商周代（公元前1046至前771年），造船技艺已相当成熟，能满足不同需求的船舶类型开始出现。例如：有供国君乘用的“赊艎”大船，民间交通使用的“舲”船;还有为适应水军不同战勤所需而建造的“戈”船。凡天子乘舟，常令舟牧检查舟体是否完好无损，会否漏水，常五反五覆，直到确认舟体在水上航行的安全后，才请天子出航。
（2）周至战国航运新景象
历经夏、商、周三代和以后的春秋战国约一千七八百年之久的历史演变，华夏先民海上活动随着船舶、航线、港口三要素的出现，由此推动社会进入了生产力大变革的历史新阶段，航运经营雏形显现。
周朝（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前771年;东周公元前770至前256年）至战国时期航海业的特征表现为行业经营者的出现，有人借行舟贩运致富了。楚怀王曾赐给一名日“启”的鄂地封君行船特许证，特许拥船150艘，三船一组，编程一支船队，以武昌为基地，常年在长江、汉水、湘江、资江、赣江上行船经商，还规定了载货限制、免税办法，沿途停泊等事宜。这是至今所见我国最早的航运管理记载。周初已设主营舟船的官吏，称“舟牧”或“苍兕”。中国南方的越人善于造船，传说周成王时有“于越献舟”之事（见图6）。
战国时期的船舶已经有较大发展，吴国、越国因此以水军称雄，楚国水军也颇有实力。《墨子》列有《备水篇》，《孙膑兵法》也列有《水阵》，显然这是水路交通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时期的船舶，主要是木板船。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圆底独木舟逐步变成了船底中线处连接首尾的纵材即“龙骨”，而成为船了。1978年，石家庄市平山县曾出土大小5艘木板船，考古专家确认，这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的随葬品，入葬时间约公元前310年。其中大木板船船身总长13.1m，最大宽度2.3m，最大深度0.76m，假设吃水为0.6m，则排水量为13.3t。全船以多块模板拼接组装而成，木板连接之处全部有铁箍固定。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负责开通一条从吴国国都（近苏州）往西注入长江的运河——胥河。这条水道从苏州通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注入长江，人工挖掘部分长100多km，缩短了太湖至巢湖的水上路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开发岭南而凿山开渠。秦朝开挖灵渠，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船闸，船只能通过船闸的提升，翻山越岭从湘江进入漓江。虽然灵渠长度仅为30km，但它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在了一起。秦代至清代近2000年期间，灵渠一直是岭南地区与中原水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4结语
华夏农耕文化中的劳动大众发明了了浮具，从此孕育了华夏航运;商品贸易推动了造船和航海的发展;航线、港口的出现推动了航运经营雏形显现。华夏先民早期的航海踪迹足以证明我们航运文化的光辉历史，为全人类航运和航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夏灿烂文明也有华夏航运文化的—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