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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作家杜拉斯（1914—1996）与中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她们的作品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本文通过比较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分析她们的相似之处，并探讨造成这些相似之处的原因。
关键词： 杜拉斯 张爱玲 母亲形象
“母性”是文学领域里永恒的主题，在众多文人的笔下，母亲形象一直被一系列漂亮的词汇修饰着，构成了一个千年纯洁的神话。但是，杜拉斯（1914—1996）与张爱玲（1920—1995）这两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女作家却解构了这个神话，她们笔下的母亲是一群丧失了母性的女人，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走不出男人的阴影，始终处于一种没有归宿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一
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及对此处境的反应。”［１］杜拉斯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溺爱儿子、对女儿漠不关心、贪恋财富的母亲形象。她对女儿苏珊的冷漠无情让人发指：在朗镇的舞会上，为了让女儿讨好富有的诺先生，母亲要苏珊对诺先生表现得可爱些：“你为什么死人般哭丧着脸？你不能装得可爱些？”［２］从第一次见面以后，诺先生就开始不断地送给苏珊一些礼物，母亲则急不可耐地催促诺先生向苏珊求婚，因为苏珊嫁给诺后，诺先生就会给她钱，而母亲认为只有财富才能带给人幸福。当诺先生送给苏珊一枚钻戒后，母亲很快就把钻戒藏起来，却并不相信女儿的清白，她“扑向苏珊，用尽力气用拳头打她……这情景持续了两个小时……接着，她又站起来扑向苏珊”。［２］这种疯狂的行为很难想象会是一个母亲的所为，这里的母亲视女儿为获取利益的一颗棋子，无形中剥夺了女儿的幸福。
《副领事》中疯姑娘的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的化身。疯姑娘在十六七岁时失足怀孕，被她母亲赶出了家门。她只能朝“险恶莫测的天边汇合而去”，因为母亲曾说：“如果你回来，我就在你的饭里放上毒药，把你毒死。”［３］即便是在流浪的睡梦中，她看到的也是母亲歇斯底里的诅咒：“你这个贱丫头……会永远嫁不出去……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回来……贱货，在你妈面前低下头，然后滚开。”［３］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说是张爱玲塑造的极为恶毒变态的母亲形象。她曾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尽管地位卑微但也能自食其力，可是贪财的兄嫂将她嫁给了姜家患骨痨病的二少爷，这无疑扼杀了她的正常情欲，但可恨的是她热衷于把自己的怨恨与痛苦转而施加在儿女媳妇身上。为了控制儿子，七巧教他抽鸦片，并在烟塌上逼迫儿子讲出其床第私事，而后又当着亲家母的面向亲朋好友传播，使儿媳人前无脸，人后胆颤心惊，最终由于过度的焦虑压抑而死亡。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七巧不仅没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还到处破坏女儿的形象。女儿长安与童世舫订婚后，七巧借着请童世舫吃饭的机会诋毁长安的形象，导致长安与童世舫分手。母性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温情、慈爱，成为被生存的艰难、时代的沉落、逼迫而使人性扭曲、面目狰狞的疯狂母性。
《花凋》中的郑夫人是“一个美丽苍白、绝望的妇人”。［４］郑夫人的丈夫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她只好将精力投注于聚敛私房钱或对选择女婿上。当女儿因为生病要用钱时，父亲不肯花钱为女儿治病，“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４］而她母亲怕暴露自己的私房钱也没拿钱给她治病。等女儿死后，她父母却在女儿的墓碑上写了一段温情脉脉的话：“……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５］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挽词，让读者看到的只是人性的自私和彻骨的寒意。
二
两位作家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示了母亲形象丑陋的一面，虽然这有悖于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但作家所塑造的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性母亲更贴近现实，使现实中精神上受扭曲、凌辱和毁灭的母亲的真面目能获得具体化的历史面貌，有着更高的文化价值。所以，对畸变的母爱甚至母性的“恶”，我们不该回避而应正视并审视它。
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有关男女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一种制度，男人通过生产关系、国家机器和繁殖单位（家庭）的控制，掌握着对母女的支配权。女人为了生存下去，只得屈服于男人的统治之下。久而久之，她们就认同了这种摧残女性的社会制度，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这种制度的维护者。因此，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母亲一方面被视为女性历史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父权制的共谋者。在杜拉斯的安排下，母亲表现出了浓厚的父权色彩，从母亲对子女不同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很多女人更愿意生儿子，因为她们觉得儿子可以成为领袖，而做母亲的则将分享儿子不朽的英名，特别是在家庭中绝对权威的象征——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儿子就会成为母亲生命的全部。如果失去了儿子，母亲的精神支柱就会轰然坍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由于儿子跟一个女人远走他乡最终导致他母亲离开人世。反观女儿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传统观念中，女儿不可能成为母亲心目中的英雄，在“同性相斥”的作用下，母亲对女儿容易滋生出本能的反感，于是对女儿的要求较之儿子就会严厉和苛刻得多。这样，母女关系恶化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同样，曹七巧也是一位父权社会的共谋者，她想把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女儿头上，要女儿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为了控制女儿，在姜家已经不提倡缠脚的时候，她竟然还强迫女儿缠脚。在母亲的强势威压下，女儿完全被她的母亲同化了，变成了另一个七巧。
在父权社会里，“贞节”是父权强加给母性的美德标准之一。从某种角度而言，只有从一而终的母性才能戴上“贞节”的光环。“贞节是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桎梏。为了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正，男性权利话语给女性的贞操制定了种种规范，这些强迫性的规范一旦被偏离，越轨者就会招致社会的惩罚和放逐”。［６］《副领事》中疯姑娘的母亲能无情地把怀有身孕的女儿赶出家门，就是觉得一个失去了贞操的女儿只会让家人丢脸。所以，作为父权制的维护者——母亲一定要对越轨的女儿进行惩罚，而这位母亲选择的惩罚方式就是将女儿无限期地放逐。
在西方现代文论中，“异化”的概念日益宽泛，泛指那种人与人之间极端隔膜的境况，人在异己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的情状，等等。杜拉斯与张爱玲通过她们的作品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母性异化的图景，如《花凋》中的郑夫人，她丈夫花钱如流水，家庭就像一个弱肉强食的小社会，只有金钱才能给她以安全感，于是她死守着私房钱作为救命索，不惜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病死。金钱对母性的异化，使母性彻底地物化、俗化和非人化。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完全不顾女儿的感受，只想利用女儿索取金钱达到自己的目的，母女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而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知道女人出嫁就是为了找一张长期饭票。因此，她以青春美貌圆她的黄金梦，等金钱到手时，人性已被扭曲。她以淫虐媳妇而获得变态的性的满足，她以全面地控制儿子而得到一种变态的发泄。她嫉妒女儿，女儿的婚姻不仅要带走她的财产，而且女儿的恋爱对她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因此她千方百计地从中破坏。她终身戴着黄金的枷锁，最终陷入自虐与他虐的囚牢中。膨胀的黄金欲将母亲们引上一条非人性、非女性的道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情人之间靠金钱、情欲来维系，那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感情令人扼腕。
三
《杜拉斯傳》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说：“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生活认可作品，作品也认可生活。”［７］确实，人们普遍承认作家的人生经验对他的创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这两位生活在20世纪的女作家在作品中对传统母性神话进行解构，与她们在自己人生成长历程中坎坷经历有着密切关联。
杜拉斯出生在交趾支那嘉定市，十八岁以前在西贡长大，父母都是当地小学的教师。父亲在杜拉斯四岁时去世了，使得杜拉斯对家庭的爱同时集中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处在生活逼迫下的母亲是个偏执、不合群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对钱的欲望总是折磨着母亲，她终其一生都认为只有钱能带来幸福。在杜拉斯家里，母亲偏爱儿子，尤其纵容长子。尽管杜拉斯比她的哥哥们优秀，但她就是得不到母亲的重视和认可，还经常遭到母亲和大哥的毒打。就这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恶化、扭曲到了极点。杜拉斯自始至终都没能唤起母亲对她的爱，母亲临死时也只是召唤她的长子。因此，杜拉斯说：“我爱我的母亲，她不爱我。”所以，失落、疯狂和绝望的伤痛成了母亲留给杜拉斯一生的遗产。
张爱玲1920年9月出生于一个门第显赫的家庭，她的祖父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她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麾下的大将，外祖父任两广盐法道道台。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她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遗少的旧习气和西洋化的文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张爱玲父母的不同特质，就形成了张家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儿时所得的父母之爱是阴冷青涩的……”［８］在张爱玲四岁时，母亲和姑姑结伴去法国学习，一走就是五年。期间母亲虽曾两次回国，但由于长期不在一起，加之她离母亲的“淑女”要求相去甚远，所以母女感情淡漠。父母离异后，她遭受了后母的冷漠和父亲的毒打乃至囚禁。她曾在自己的散文中写道：“在姑姑家的小阳台上，我恨恨地想着，若是此时我的后母在我面前出现，我一定将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两个母亲对她的冷漠，导致张爱玲笔下母性世界的坍塌。
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相似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她们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同时为我们塑造了颠覆传统的恶母形象，解构了母性神话。在二者的小说世界里，母女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多种原因导致母亲或者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再是女儿的保护伞；或者受金钱、情欲的压抑而变态，将自己遭遇的不幸转嫁到女儿身上。这两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女人，她们相同的是不幸的经历、对爱的极端渴望和对自身成为女性作家的无限坚持，她们创作和灵魂的息息相通使她们能够在地球的两端相互辉映、共谱乐章。
参考文献：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中译本）［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张容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副领事（宋学智、王殿忠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王光东.解读张爱玲经典［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
［6］王咏.杜拉斯笔下的两极世界［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7］［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譯）［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8］王艳，任茹文.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关键词： 杜拉斯 张爱玲 母亲形象
“母性”是文学领域里永恒的主题，在众多文人的笔下，母亲形象一直被一系列漂亮的词汇修饰着，构成了一个千年纯洁的神话。但是，杜拉斯（1914—1996）与张爱玲（1920—1995）这两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女作家却解构了这个神话，她们笔下的母亲是一群丧失了母性的女人，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走不出男人的阴影，始终处于一种没有归宿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一
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及对此处境的反应。”［１］杜拉斯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溺爱儿子、对女儿漠不关心、贪恋财富的母亲形象。她对女儿苏珊的冷漠无情让人发指：在朗镇的舞会上，为了让女儿讨好富有的诺先生，母亲要苏珊对诺先生表现得可爱些：“你为什么死人般哭丧着脸？你不能装得可爱些？”［２］从第一次见面以后，诺先生就开始不断地送给苏珊一些礼物，母亲则急不可耐地催促诺先生向苏珊求婚，因为苏珊嫁给诺后，诺先生就会给她钱，而母亲认为只有财富才能带给人幸福。当诺先生送给苏珊一枚钻戒后，母亲很快就把钻戒藏起来，却并不相信女儿的清白，她“扑向苏珊，用尽力气用拳头打她……这情景持续了两个小时……接着，她又站起来扑向苏珊”。［２］这种疯狂的行为很难想象会是一个母亲的所为，这里的母亲视女儿为获取利益的一颗棋子，无形中剥夺了女儿的幸福。
《副领事》中疯姑娘的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的化身。疯姑娘在十六七岁时失足怀孕，被她母亲赶出了家门。她只能朝“险恶莫测的天边汇合而去”，因为母亲曾说：“如果你回来，我就在你的饭里放上毒药，把你毒死。”［３］即便是在流浪的睡梦中，她看到的也是母亲歇斯底里的诅咒：“你这个贱丫头……会永远嫁不出去……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回来……贱货，在你妈面前低下头，然后滚开。”［３］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说是张爱玲塑造的极为恶毒变态的母亲形象。她曾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尽管地位卑微但也能自食其力，可是贪财的兄嫂将她嫁给了姜家患骨痨病的二少爷，这无疑扼杀了她的正常情欲，但可恨的是她热衷于把自己的怨恨与痛苦转而施加在儿女媳妇身上。为了控制儿子，七巧教他抽鸦片，并在烟塌上逼迫儿子讲出其床第私事，而后又当着亲家母的面向亲朋好友传播，使儿媳人前无脸，人后胆颤心惊，最终由于过度的焦虑压抑而死亡。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七巧不仅没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还到处破坏女儿的形象。女儿长安与童世舫订婚后，七巧借着请童世舫吃饭的机会诋毁长安的形象，导致长安与童世舫分手。母性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温情、慈爱，成为被生存的艰难、时代的沉落、逼迫而使人性扭曲、面目狰狞的疯狂母性。
《花凋》中的郑夫人是“一个美丽苍白、绝望的妇人”。［４］郑夫人的丈夫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她只好将精力投注于聚敛私房钱或对选择女婿上。当女儿因为生病要用钱时，父亲不肯花钱为女儿治病，“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４］而她母亲怕暴露自己的私房钱也没拿钱给她治病。等女儿死后，她父母却在女儿的墓碑上写了一段温情脉脉的话：“……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５］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挽词，让读者看到的只是人性的自私和彻骨的寒意。
二
两位作家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示了母亲形象丑陋的一面，虽然这有悖于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但作家所塑造的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性母亲更贴近现实，使现实中精神上受扭曲、凌辱和毁灭的母亲的真面目能获得具体化的历史面貌，有着更高的文化价值。所以，对畸变的母爱甚至母性的“恶”，我们不该回避而应正视并审视它。
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有关男女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一种制度，男人通过生产关系、国家机器和繁殖单位（家庭）的控制，掌握着对母女的支配权。女人为了生存下去，只得屈服于男人的统治之下。久而久之，她们就认同了这种摧残女性的社会制度，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这种制度的维护者。因此，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母亲一方面被视为女性历史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父权制的共谋者。在杜拉斯的安排下，母亲表现出了浓厚的父权色彩，从母亲对子女不同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很多女人更愿意生儿子，因为她们觉得儿子可以成为领袖，而做母亲的则将分享儿子不朽的英名，特别是在家庭中绝对权威的象征——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儿子就会成为母亲生命的全部。如果失去了儿子，母亲的精神支柱就会轰然坍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由于儿子跟一个女人远走他乡最终导致他母亲离开人世。反观女儿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传统观念中，女儿不可能成为母亲心目中的英雄，在“同性相斥”的作用下，母亲对女儿容易滋生出本能的反感，于是对女儿的要求较之儿子就会严厉和苛刻得多。这样，母女关系恶化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同样，曹七巧也是一位父权社会的共谋者，她想把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女儿头上，要女儿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为了控制女儿，在姜家已经不提倡缠脚的时候，她竟然还强迫女儿缠脚。在母亲的强势威压下，女儿完全被她的母亲同化了，变成了另一个七巧。
在父权社会里，“贞节”是父权强加给母性的美德标准之一。从某种角度而言，只有从一而终的母性才能戴上“贞节”的光环。“贞节是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桎梏。为了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正，男性权利话语给女性的贞操制定了种种规范，这些强迫性的规范一旦被偏离，越轨者就会招致社会的惩罚和放逐”。［６］《副领事》中疯姑娘的母亲能无情地把怀有身孕的女儿赶出家门，就是觉得一个失去了贞操的女儿只会让家人丢脸。所以，作为父权制的维护者——母亲一定要对越轨的女儿进行惩罚，而这位母亲选择的惩罚方式就是将女儿无限期地放逐。
在西方现代文论中，“异化”的概念日益宽泛，泛指那种人与人之间极端隔膜的境况，人在异己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的情状，等等。杜拉斯与张爱玲通过她们的作品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母性异化的图景，如《花凋》中的郑夫人，她丈夫花钱如流水，家庭就像一个弱肉强食的小社会，只有金钱才能给她以安全感，于是她死守着私房钱作为救命索，不惜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病死。金钱对母性的异化，使母性彻底地物化、俗化和非人化。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完全不顾女儿的感受，只想利用女儿索取金钱达到自己的目的，母女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而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知道女人出嫁就是为了找一张长期饭票。因此，她以青春美貌圆她的黄金梦，等金钱到手时，人性已被扭曲。她以淫虐媳妇而获得变态的性的满足，她以全面地控制儿子而得到一种变态的发泄。她嫉妒女儿，女儿的婚姻不仅要带走她的财产，而且女儿的恋爱对她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因此她千方百计地从中破坏。她终身戴着黄金的枷锁，最终陷入自虐与他虐的囚牢中。膨胀的黄金欲将母亲们引上一条非人性、非女性的道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情人之间靠金钱、情欲来维系，那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感情令人扼腕。
三
《杜拉斯傳》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说：“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生活认可作品，作品也认可生活。”［７］确实，人们普遍承认作家的人生经验对他的创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这两位生活在20世纪的女作家在作品中对传统母性神话进行解构，与她们在自己人生成长历程中坎坷经历有着密切关联。
杜拉斯出生在交趾支那嘉定市，十八岁以前在西贡长大，父母都是当地小学的教师。父亲在杜拉斯四岁时去世了，使得杜拉斯对家庭的爱同时集中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处在生活逼迫下的母亲是个偏执、不合群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对钱的欲望总是折磨着母亲，她终其一生都认为只有钱能带来幸福。在杜拉斯家里，母亲偏爱儿子，尤其纵容长子。尽管杜拉斯比她的哥哥们优秀，但她就是得不到母亲的重视和认可，还经常遭到母亲和大哥的毒打。就这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恶化、扭曲到了极点。杜拉斯自始至终都没能唤起母亲对她的爱，母亲临死时也只是召唤她的长子。因此，杜拉斯说：“我爱我的母亲，她不爱我。”所以，失落、疯狂和绝望的伤痛成了母亲留给杜拉斯一生的遗产。
张爱玲1920年9月出生于一个门第显赫的家庭，她的祖父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她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麾下的大将，外祖父任两广盐法道道台。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她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遗少的旧习气和西洋化的文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张爱玲父母的不同特质，就形成了张家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儿时所得的父母之爱是阴冷青涩的……”［８］在张爱玲四岁时，母亲和姑姑结伴去法国学习，一走就是五年。期间母亲虽曾两次回国，但由于长期不在一起，加之她离母亲的“淑女”要求相去甚远，所以母女感情淡漠。父母离异后，她遭受了后母的冷漠和父亲的毒打乃至囚禁。她曾在自己的散文中写道：“在姑姑家的小阳台上，我恨恨地想着，若是此时我的后母在我面前出现，我一定将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两个母亲对她的冷漠，导致张爱玲笔下母性世界的坍塌。
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相似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她们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同时为我们塑造了颠覆传统的恶母形象，解构了母性神话。在二者的小说世界里，母女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多种原因导致母亲或者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再是女儿的保护伞；或者受金钱、情欲的压抑而变态，将自己遭遇的不幸转嫁到女儿身上。这两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女人，她们相同的是不幸的经历、对爱的极端渴望和对自身成为女性作家的无限坚持，她们创作和灵魂的息息相通使她们能够在地球的两端相互辉映、共谱乐章。
参考文献：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中译本）［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张容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副领事（宋学智、王殿忠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王光东.解读张爱玲经典［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
［6］王咏.杜拉斯笔下的两极世界［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7］［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譯）［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8］王艳，任茹文.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