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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山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属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历史、文化延续的空白，为一直困扰史学界的夏代以前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及传承提供了重要依据与佐证，意义重大。
［关键词］红山文化；新石器时代；玉神之器；民族起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64-06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物品特点是：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形陶器共存，磨制石器与打制石器共存，是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一、红山文化的特征
（一）居所（村落、城池）
红山文化的居住址与聚落形态具有分布稀疏、文化堆积薄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它的经济生活多样性有关。
关于房址，已经掌握、了解的情况有：为半地穴式，方形；居住面经锤打，中央有瓢形灶坑，且有斜坡门道；有些遗址内保有成套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体现出独立家庭的规模。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结果，内蒙古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村落”级遗址密布，在765.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含红山文化陶片的遗址点160处。如将这些遗址点中彼此毗邻、相互间只有数十米空白地带或自然沟壑相隔的地点加以归并，实际可得到125个“村落”级的遗址。其中大约半数的“村落”级遗址在空间上又可聚合为13个较大的群体。
聚落（或“村落”）所代表的这种小型的、成员之间可日常面对面交流的低层社团之上，应存在着更高一级的社团组织。调查发现，由若干遗址点聚结成遗址群的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每群包含3～5个遗址点，多者可达20余个遗址点。
红山文化普遍出现了规则的方形护壕，在有些重要的聚落和大型遗址中还出现了土筑和石筑的围墙。应该说这是东北地区城池出现的雏形。
红山文化居住址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用石头和土坯垒砌的城池和大型房址，其城垣和城壕的建筑结构及高超的技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先进的城池大多分布在赤峰附近的英金河沿岸、敖汉旗以及辽宁的阜新一带。夏家店下层的石城遗址大多坐落在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的非季节性河流的河边台地上。城址大小不一，大者面积可达10万平方米，小者可达1～2万平方米。城池分布的密度很大，仅以敖汉旗为例，这类石城和遗址就达150余处。从城址的整体布局上观察，城池多由一大数小的石城组合成单元系列。城址外围有城壕环绕，内侧则有石墙或土墙围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池是目前东北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城池文化，它的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是最早的由城（墙）与池（濠）所组成的“城”的防御体系，并成为我国自夏商以后所有城池的基本定制。这种依托护城河与高大城墙作为古代城市的防御体系，一直影响到满清王朝。
（二）农作物
从中国北方已经发现并经过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粟和黍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可能还播种油菜等蔬菜；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与锄耕农业并存。
粟，俗称小米，其野生祖先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粟的主要优点是耐旱，主要弱点是产量低，特别适合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种植。黍，俗称小黄米，其特性和地理分布与粟相似，都是C4类植物，亦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在赤峰蜘蛛山、北票丰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粟出土的报道。赤峰四分地东山嘴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一只甗中盛有炭化的谷子，其形态、大小与现代小黄米很相似。从东北亚农业发生和传播的大背景来看，红山文化种植粟和黍是完全可能的。最近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和黍，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点。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居民是以C4类即粟、黍类食物为主食的。人骨测量结果表明红山下层文化标本的 C平均值为5.43‰，所对应的C4、C3类植物的百分比为100%、0%。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居民是以粟、黍类为主食的，他们不太可能食用水稻、小麦、野生坚果等C3类植物。N测定结果表明红山文化人肉食的比重介于兴隆洼人和殷墟人之间，这说明红山文化狩猎或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还没有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
（三）陶器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绘陶器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长，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陶器对红山文化先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日用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
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泥质红陶所占比例大于夹砂灰陶。
夹砂陶为褐色，器形少，陶质粗，火候低。器型有筒形罐、大口深腹罐、敞口斜腹罐、斜口器等。这些器物为炊具和盛蓄器。它们外表粗糙，有利于受热和耐热。由于在制造过程中多用编织物铺垫，故在器底多见编织物的痕迹。由于夹砂灰陶饰压印纹和筒形罐是整个东北甚至于东北亚陶器的共同特点，所以红山文化陶器也具有这一大区域陶器的共性。
泥质红陶有粗泥和细泥两种。这种陶器烧制火候较高，陶土经过淘洗，颜色较为均匀，器物表面经过研磨而有光泽，有的则在研磨的基础上加饰红衣，或加绘黑、紫二彩。
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型。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明显的特征。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四）工具
红山文化仍然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斧、锛、锄、耜、刀、镰、石磨盘、石磨捧、杵、臼是主要生产工具。红山文化的石器、骨器、蚌器、木器精美神秘，在器型设计、工艺制造、用途等方面都体现了红山文化的风格和特征：简约、古朴、精致、和谐。
已发现的红山遗址石器拥有量较多，且特征十分突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五点：其一，用量大，数量甚至超过陶器；其二，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系石器三者共存；其三，大量石器多见，常见的器型有石斧、石锄、石锛、石磨、石磨棒、石耜（这是红山文化最具带表性的石制工具）；其四，打、磨技术并重；其五，石器选用燧石、玛瑙、水晶等硬度在7度左右的石料。红山文化以大型石器为主体的石器群，多与农业经济息息相关，大多为砍伐器和犁耜一类起土工具，缺少农用工具的铲类，说明红山文化大规模垦荒和耕作广而粗放的性质。部分刃部锋利、体薄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石刃与切割皮肉有关，说明畜牧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石箭头也多见，因此狩猎业已经存在。此外，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牛、羊、猪等家畜骨头及野生的鹿、獐等动物骨骼，充分反映了综合的经济类型。
红山文化的玉器颇具神韵。到目前为止，已出土数十件之多。其中蚕形玉器被认为与地神有关；玉龟被认为是水中之神；玉鸟被认为是龙凤起源的重要证据；勾云形玉器酷似各种神灵的复合体；玉筒形器似为神职人员的用具。特别是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颈部高昂，毛鬃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
（五）手工业、养殖业、艺术等
红山文化中细石器工具发达，出现了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以及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旋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冶铜用的坩埚残片，说明当时冶铜业已经产生。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是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而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红山文化艺术主要包括：
1.陶塑艺术
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中出现了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乳房突起，有些躯体具有孕妇特征。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据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雕制而成。
玉器起源于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中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
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颇具艺术价值。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型制的玉器出土，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这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称为国之瑰宝。
（六）墓葬
红山文化的农作物、生产工具、家畜、住房、陶器五个方面与中原仰韶文化大同小异，最大的差异是墓葬。东亚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土坑墓，一般以石器、陶器、畜骨陪葬。红山文化墓葬异常特殊，多为石板墓，很少陪葬石器、陶器、畜骨，多以玉器陪葬。石板墓或积石冢在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很流行，一般认为与游牧文化有关。现在看来石板墓亦不是游牧民的发明，而是定居农民的创造。
红山文化墓葬有土坑竖穴墓和石棺墓之分。前者为自平地向下挖竖长方形坑穴为墓室，一般墓上地面周围以无底筒形陶器碎片相环绕，墓内随葬陶器；后者则在土坑竖穴之内以石板和石块相围成棺，墓上积石，形成积石冢，墓内随葬品为玉器。这是红山文化墓葬区别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墓葬形制。
墓内死者以单人葬为主，一般为仰身直肢葬，而少数的合葬墓则采用屈肢堆骨的二次葬方式。 红山文化墓葬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石冢大都位于山岗顶部，有单冢、双冢和多冢之分，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不同规模祭祀遗址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阶段。在先民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一定有多层次的组织机构存在。在赤峰和敖汉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聚落的分群情况正好与墓葬结构相呼应。
第二，积石冢以石墙为界，冢界为平砌的多道石墙，由外向内高起，形成台阶，上封土积石。所有石料都为就近开采的硅质石灰岩，冢界内侧并有彩陶筒形器群排列。同冢中以中心大墓为中心，有明显的主次之分。这种墓地结构与常见的氏族公共墓地差别明显。不仅是结构特殊，积石冢石墙内埋葬的情况与典型氏族社会的血缘公共墓地也具有明显差异。从中原地区发现的典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来看，墓葬之间没有明确的中心墓与附属墓之分。红山文化积石冢埋葬的人数要少得多，不可能是整个氏族所有死者的公共墓地，因而得以埋葬在积石冢范围之内的只能是集团中的一些特殊人物。从积石冢与坛、女神庙等遗迹共存或距离很近以及随葬品中以可能被用于祭祀的玉器为主等现象分析，这些成员应当是红山文化中执掌宗教权力的人们，而这些人之间也存在等级差别，在各个冢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心大墓中的被葬者应当是他们的首领。
第三，积石冢中放置尸体的墓室多数是方或长方形的构筑，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长方形石板围砌四壁，墓顶先以大石板拼接覆盖，石板之上再垒砌两层大石板；另一种墓室四壁及顶部均用石块垒砌而成，一般四壁分别由两三层石块叠砌，顶部叠压三层石块。无论是哪一种结构的墓葬，其地上部分一般都是比较规整的三层台阶式叠起，顶部比较平整。
第四，红山文化墓葬有早晚之分，形制及埋葬习俗均有区别。较早的时候，红山人的墓坑均为土圹竖穴，一般为南北向，多无随葬品。只有等级较高者才使用石棺，随葬品中不仅有玉器，还有陶器、石器等，生活气氛较浓。到了晚期，石棺墓开始普遍流行，墓葬方向流行东西向，等级的高低多通过墓圹的深浅宽窄、有无阶梯、石棺砌筑的讲究程度以及随葬品的多寡来表现，并且逐渐地石棺都上升到了地表以上。
第五，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冢坛并存。以牛河梁第二地点为例，东西一字排开的6个冢中，1号、2号及4、5、6号冢均为埋葬有各小集团重要人物的墓穴。而3号墓呈圆形，由错落有序的三圈石桩构成，周围围以彩陶筒形器，冢下不埋葬墓穴，而墓上则发现三具没有葬具、没有随葬品的人骨架。推测该冢应当为祭坛性质，说明红山文化先民存在有墓祭制度。
第六，红山文化古墓葬的位置，绝大部分依山傍水；个别不依山傍水的，也总是背山面川，与远处的河流、湖泊、山脉相呼应。经考证，红山人选择墓地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选择墓地的方法基本一致。
第七，红山先民有着火葬的习俗，多为单人葬。大部分墓葬中都有灰迹，有的虽然骨殖已风化，但还残存着没燃尽的包裹骨殖的桦树皮。随葬的玉器，凡“过火”者，部分或全部必呈“鸡骨白”状。已发掘的红山文化墓葬以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墓地的年代为最早，经发掘的墓葬共７座，正居山顶中心部位置的5号墓有石砌圆圈，其余诸墓皆为积石墓，多为单人葬，双人合葬墓仅一例。
二、红山文化的分布、历史时期及类型
从广义来说，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东部及河北省北部地区都有红山文化的踪影。其中心地带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其中以西辽河流域为主。其分布地界北界已越过西拉木伦河，达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乃至兴安盟的部分旗县，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南界西段逾燕山以南到达华北平原，往西扩展到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东界越过医巫闻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在东辽河、招苏台河汇合处的“三江口”、沈阳地区的康平县和吉林省的梅河口地区均有其踪迹。其主要遗址有东山嘴（喀左县）、四家子（内蒙古敖汉旗）、沙锅屯（锦西县）、五十家子（建平县）、红山后（内蒙古赤峰市）、东寨（河北省迁西县）、盘锦市郊（盘锦市）、胡头沟（阜新县）、下伙房（河北省围场县）、三星他拉（内蒙古翁牛特旗）、那日斯台（内蒙古巴林右旗）、坤都岭（内蒙古开鲁县）、尖山子（内蒙古巴林左旗）、康平县郊（沈阳市）、上宅（北京市平谷县）、新艾力（内蒙古科左中旗）、庙子沟（内蒙古察右前旗）等。
出土红山文物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牛河梁一带和内蒙古赤峰市的大部分旗县。
随着红山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分布范围的日益扩大，可用于分期研究的资料愈加丰富，遗址间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因此，对红山文化分期或划分类型的研究，也成为这一阶段对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红山文化前后持续了500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其文化面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作工艺、制作水平会发生变化，进而引发器物形态的演化；同时与周围邻里的交往，会发生交换；对新物质的认知，会引起居民审美观念的变化，等等。众多的原因，使得文化面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通过研究这种变化，可以了解红山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
1986年，高美璇、李恭笃先生指出了朝阳地区红山文化与赤峰地区红山文化的差异性。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有黑陶豆、镂孔技术、涂朱和方格纹陶，具有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小河沿文化普遍存在，所以更接近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可称为城子山类型；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细石器发达，生活器皿以钵形器、直腹罐为主，器物种类比较简单，应早于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可称为红山后类型。
1986年，李宇峰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可以分成红山类型、东山咀类型、小河沿类型，另外在锦州沿海地区以及阜新、彰武与康平交界的河丘地带以及大沁他拉等地，遗址特征与上述类型均有区别，可进一步划分地方类型。
1988年，李恭笃先生提出：“红山文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以草原畜牧经济为特点的细石器文化，也包括以大型石耜为特征、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彩陶文化。”以往凡是长城南北发现的含有彩陶、“之”字纹陶和细石器的遗址，一般都称作红山文化，但依文化内涵的不同，实际可以分为四种地方类型：四棱山类型、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 1991年，赵宾福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年代跨度很大，基本经历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三个发展阶段。”
1991年，张星德提出红山文化应当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分别可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相对应。
1997年，朱延平先生发表了红山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的观点。他认为红山文化一期可以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红山文化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红山后、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东山咀等遗址为代表。
由于上述观点所用材料、研究方法及角度都存在着不同，所以对该问题的结论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的观点，反映了红山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文化的演进。
三、红山文化的发掘、命名及意义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这已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然而，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
红山文化是北方原始文化发展长河中的高峰期，它有广阔的分布地域，丰富的物质形态以及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渔业、狩猎等的经济门类，有较高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制作出一批形制多样、引人注目的石器生产工具、陶器（彩陶）、骨蚌器及玉器，其中石器和陶器表现出南、北两种文化共存的特点。另外出现了布局严谨、博大精深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巨型建筑群。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及大型玉雕龙的发现，反映出5000余年前西辽河上游先民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组织、意识型态、神灵崇拜，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阶段的文明层次。它是凌驾于原始氏族公社之上的、具有国家雏型的社会组织。根据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我们有理由将中华4000年文明史上溯到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时期。
四、余论
人类在早期曾经创造了众多灿烂辉煌的文明。遗憾的是，由于文字的产生大大滞后于文明的进程，所以这些早期文明的历史并没有记载下来。即使从残存的传说和神话里可以捕捉到星星点点的信息，也已经发生了变形和夸张，往往不能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实情况。好在它们毕竟存在过，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足迹，供我们去探索和研究，等待我们去揭示。
在燕山山脉以北的广袤大地上，蕴涵着我国早期文明的辉煌篇章。那里，曾经产生过许多文明。其中一个文明，近20几年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它有一个灿烂的名字——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发现，不仅引起了文物界和收藏界的广泛兴趣，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红山文化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其统辖广阔的区域和跨越久远的时空来看，初露端倪已令世人刮目。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考古专家就对中华5000年文明的起源问题提出质疑。为此，多少专家学者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半个世纪过去了，收效甚微。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中国文明史的地下考古可资证明，支持年代只有4000年。而夏代以前的历史追溯，主要凭借人云亦云类的传说和凤毛麟角般的文献推测，自然是存疑勿论者多，以理服人者少。所以，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的时期是在4000年前的夏代，这就比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文明晚了1500年，比印度文明也晚近千年。至于夏代之前的华氏民族，乃至三皇五帝的来龙去脉，均无考古佐证，就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诸如此类，都像所谓“龙的传人”一样，有其流而未见其源。
红山文化却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华夏民族的起源与有序承传，并表明早在5000～8000年前，北方的华夷部落集团就已经存在。
红山文化除给我们留下了房屋遗址、积石冢、女神庙、陶器外，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玉器。这些蕴藏于九泉层面精美至极、无与伦比的玉神之器，不仅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打开红山文化文明之门的钥匙。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历史、文化延续的空白，确定了以大辽河流域及其支流大凌河、老哈河为主要地带的我国新石器时期的文明起源，为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找到了最可靠的依据。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不但创造了农牧业生产工具，创造了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我们分析和研究红山文化，其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宗教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这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红山文化；新石器时代；玉神之器；民族起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64-06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物品特点是：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形陶器共存，磨制石器与打制石器共存，是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一、红山文化的特征
（一）居所（村落、城池）
红山文化的居住址与聚落形态具有分布稀疏、文化堆积薄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它的经济生活多样性有关。
关于房址，已经掌握、了解的情况有：为半地穴式，方形；居住面经锤打，中央有瓢形灶坑，且有斜坡门道；有些遗址内保有成套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体现出独立家庭的规模。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结果，内蒙古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村落”级遗址密布，在765.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含红山文化陶片的遗址点160处。如将这些遗址点中彼此毗邻、相互间只有数十米空白地带或自然沟壑相隔的地点加以归并，实际可得到125个“村落”级的遗址。其中大约半数的“村落”级遗址在空间上又可聚合为13个较大的群体。
聚落（或“村落”）所代表的这种小型的、成员之间可日常面对面交流的低层社团之上，应存在着更高一级的社团组织。调查发现，由若干遗址点聚结成遗址群的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每群包含3～5个遗址点，多者可达20余个遗址点。
红山文化普遍出现了规则的方形护壕，在有些重要的聚落和大型遗址中还出现了土筑和石筑的围墙。应该说这是东北地区城池出现的雏形。
红山文化居住址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用石头和土坯垒砌的城池和大型房址，其城垣和城壕的建筑结构及高超的技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先进的城池大多分布在赤峰附近的英金河沿岸、敖汉旗以及辽宁的阜新一带。夏家店下层的石城遗址大多坐落在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的非季节性河流的河边台地上。城址大小不一，大者面积可达10万平方米，小者可达1～2万平方米。城池分布的密度很大，仅以敖汉旗为例，这类石城和遗址就达150余处。从城址的整体布局上观察，城池多由一大数小的石城组合成单元系列。城址外围有城壕环绕，内侧则有石墙或土墙围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池是目前东北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城池文化，它的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是最早的由城（墙）与池（濠）所组成的“城”的防御体系，并成为我国自夏商以后所有城池的基本定制。这种依托护城河与高大城墙作为古代城市的防御体系，一直影响到满清王朝。
（二）农作物
从中国北方已经发现并经过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粟和黍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可能还播种油菜等蔬菜；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与锄耕农业并存。
粟，俗称小米，其野生祖先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粟的主要优点是耐旱，主要弱点是产量低，特别适合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种植。黍，俗称小黄米，其特性和地理分布与粟相似，都是C4类植物，亦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在赤峰蜘蛛山、北票丰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粟出土的报道。赤峰四分地东山嘴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一只甗中盛有炭化的谷子，其形态、大小与现代小黄米很相似。从东北亚农业发生和传播的大背景来看，红山文化种植粟和黍是完全可能的。最近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和黍，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点。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居民是以C4类即粟、黍类食物为主食的。人骨测量结果表明红山下层文化标本的 C平均值为5.43‰，所对应的C4、C3类植物的百分比为100%、0%。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居民是以粟、黍类为主食的，他们不太可能食用水稻、小麦、野生坚果等C3类植物。N测定结果表明红山文化人肉食的比重介于兴隆洼人和殷墟人之间，这说明红山文化狩猎或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还没有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
（三）陶器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绘陶器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长，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陶器对红山文化先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日用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
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泥质红陶所占比例大于夹砂灰陶。
夹砂陶为褐色，器形少，陶质粗，火候低。器型有筒形罐、大口深腹罐、敞口斜腹罐、斜口器等。这些器物为炊具和盛蓄器。它们外表粗糙，有利于受热和耐热。由于在制造过程中多用编织物铺垫，故在器底多见编织物的痕迹。由于夹砂灰陶饰压印纹和筒形罐是整个东北甚至于东北亚陶器的共同特点，所以红山文化陶器也具有这一大区域陶器的共性。
泥质红陶有粗泥和细泥两种。这种陶器烧制火候较高，陶土经过淘洗，颜色较为均匀，器物表面经过研磨而有光泽，有的则在研磨的基础上加饰红衣，或加绘黑、紫二彩。
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型。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明显的特征。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四）工具
红山文化仍然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斧、锛、锄、耜、刀、镰、石磨盘、石磨捧、杵、臼是主要生产工具。红山文化的石器、骨器、蚌器、木器精美神秘，在器型设计、工艺制造、用途等方面都体现了红山文化的风格和特征：简约、古朴、精致、和谐。
已发现的红山遗址石器拥有量较多，且特征十分突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五点：其一，用量大，数量甚至超过陶器；其二，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系石器三者共存；其三，大量石器多见，常见的器型有石斧、石锄、石锛、石磨、石磨棒、石耜（这是红山文化最具带表性的石制工具）；其四，打、磨技术并重；其五，石器选用燧石、玛瑙、水晶等硬度在7度左右的石料。红山文化以大型石器为主体的石器群，多与农业经济息息相关，大多为砍伐器和犁耜一类起土工具，缺少农用工具的铲类，说明红山文化大规模垦荒和耕作广而粗放的性质。部分刃部锋利、体薄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石刃与切割皮肉有关，说明畜牧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石箭头也多见，因此狩猎业已经存在。此外，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牛、羊、猪等家畜骨头及野生的鹿、獐等动物骨骼，充分反映了综合的经济类型。
红山文化的玉器颇具神韵。到目前为止，已出土数十件之多。其中蚕形玉器被认为与地神有关；玉龟被认为是水中之神；玉鸟被认为是龙凤起源的重要证据；勾云形玉器酷似各种神灵的复合体；玉筒形器似为神职人员的用具。特别是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颈部高昂，毛鬃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
（五）手工业、养殖业、艺术等
红山文化中细石器工具发达，出现了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以及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旋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冶铜用的坩埚残片，说明当时冶铜业已经产生。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是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而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红山文化艺术主要包括：
1.陶塑艺术
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中出现了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乳房突起，有些躯体具有孕妇特征。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据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雕制而成。
玉器起源于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中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
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颇具艺术价值。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型制的玉器出土，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这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称为国之瑰宝。
（六）墓葬
红山文化的农作物、生产工具、家畜、住房、陶器五个方面与中原仰韶文化大同小异，最大的差异是墓葬。东亚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土坑墓，一般以石器、陶器、畜骨陪葬。红山文化墓葬异常特殊，多为石板墓，很少陪葬石器、陶器、畜骨，多以玉器陪葬。石板墓或积石冢在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很流行，一般认为与游牧文化有关。现在看来石板墓亦不是游牧民的发明，而是定居农民的创造。
红山文化墓葬有土坑竖穴墓和石棺墓之分。前者为自平地向下挖竖长方形坑穴为墓室，一般墓上地面周围以无底筒形陶器碎片相环绕，墓内随葬陶器；后者则在土坑竖穴之内以石板和石块相围成棺，墓上积石，形成积石冢，墓内随葬品为玉器。这是红山文化墓葬区别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墓葬形制。
墓内死者以单人葬为主，一般为仰身直肢葬，而少数的合葬墓则采用屈肢堆骨的二次葬方式。 红山文化墓葬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石冢大都位于山岗顶部，有单冢、双冢和多冢之分，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不同规模祭祀遗址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阶段。在先民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一定有多层次的组织机构存在。在赤峰和敖汉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聚落的分群情况正好与墓葬结构相呼应。
第二，积石冢以石墙为界，冢界为平砌的多道石墙，由外向内高起，形成台阶，上封土积石。所有石料都为就近开采的硅质石灰岩，冢界内侧并有彩陶筒形器群排列。同冢中以中心大墓为中心，有明显的主次之分。这种墓地结构与常见的氏族公共墓地差别明显。不仅是结构特殊，积石冢石墙内埋葬的情况与典型氏族社会的血缘公共墓地也具有明显差异。从中原地区发现的典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来看，墓葬之间没有明确的中心墓与附属墓之分。红山文化积石冢埋葬的人数要少得多，不可能是整个氏族所有死者的公共墓地，因而得以埋葬在积石冢范围之内的只能是集团中的一些特殊人物。从积石冢与坛、女神庙等遗迹共存或距离很近以及随葬品中以可能被用于祭祀的玉器为主等现象分析，这些成员应当是红山文化中执掌宗教权力的人们，而这些人之间也存在等级差别，在各个冢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心大墓中的被葬者应当是他们的首领。
第三，积石冢中放置尸体的墓室多数是方或长方形的构筑，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长方形石板围砌四壁，墓顶先以大石板拼接覆盖，石板之上再垒砌两层大石板；另一种墓室四壁及顶部均用石块垒砌而成，一般四壁分别由两三层石块叠砌，顶部叠压三层石块。无论是哪一种结构的墓葬，其地上部分一般都是比较规整的三层台阶式叠起，顶部比较平整。
第四，红山文化墓葬有早晚之分，形制及埋葬习俗均有区别。较早的时候，红山人的墓坑均为土圹竖穴，一般为南北向，多无随葬品。只有等级较高者才使用石棺，随葬品中不仅有玉器，还有陶器、石器等，生活气氛较浓。到了晚期，石棺墓开始普遍流行，墓葬方向流行东西向，等级的高低多通过墓圹的深浅宽窄、有无阶梯、石棺砌筑的讲究程度以及随葬品的多寡来表现，并且逐渐地石棺都上升到了地表以上。
第五，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冢坛并存。以牛河梁第二地点为例，东西一字排开的6个冢中，1号、2号及4、5、6号冢均为埋葬有各小集团重要人物的墓穴。而3号墓呈圆形，由错落有序的三圈石桩构成，周围围以彩陶筒形器，冢下不埋葬墓穴，而墓上则发现三具没有葬具、没有随葬品的人骨架。推测该冢应当为祭坛性质，说明红山文化先民存在有墓祭制度。
第六，红山文化古墓葬的位置，绝大部分依山傍水；个别不依山傍水的，也总是背山面川，与远处的河流、湖泊、山脉相呼应。经考证，红山人选择墓地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选择墓地的方法基本一致。
第七，红山先民有着火葬的习俗，多为单人葬。大部分墓葬中都有灰迹，有的虽然骨殖已风化，但还残存着没燃尽的包裹骨殖的桦树皮。随葬的玉器，凡“过火”者，部分或全部必呈“鸡骨白”状。已发掘的红山文化墓葬以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墓地的年代为最早，经发掘的墓葬共７座，正居山顶中心部位置的5号墓有石砌圆圈，其余诸墓皆为积石墓，多为单人葬，双人合葬墓仅一例。
二、红山文化的分布、历史时期及类型
从广义来说，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东部及河北省北部地区都有红山文化的踪影。其中心地带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其中以西辽河流域为主。其分布地界北界已越过西拉木伦河，达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乃至兴安盟的部分旗县，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南界西段逾燕山以南到达华北平原，往西扩展到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东界越过医巫闻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在东辽河、招苏台河汇合处的“三江口”、沈阳地区的康平县和吉林省的梅河口地区均有其踪迹。其主要遗址有东山嘴（喀左县）、四家子（内蒙古敖汉旗）、沙锅屯（锦西县）、五十家子（建平县）、红山后（内蒙古赤峰市）、东寨（河北省迁西县）、盘锦市郊（盘锦市）、胡头沟（阜新县）、下伙房（河北省围场县）、三星他拉（内蒙古翁牛特旗）、那日斯台（内蒙古巴林右旗）、坤都岭（内蒙古开鲁县）、尖山子（内蒙古巴林左旗）、康平县郊（沈阳市）、上宅（北京市平谷县）、新艾力（内蒙古科左中旗）、庙子沟（内蒙古察右前旗）等。
出土红山文物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牛河梁一带和内蒙古赤峰市的大部分旗县。
随着红山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分布范围的日益扩大，可用于分期研究的资料愈加丰富，遗址间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因此，对红山文化分期或划分类型的研究，也成为这一阶段对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红山文化前后持续了500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其文化面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作工艺、制作水平会发生变化，进而引发器物形态的演化；同时与周围邻里的交往，会发生交换；对新物质的认知，会引起居民审美观念的变化，等等。众多的原因，使得文化面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通过研究这种变化，可以了解红山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
1986年，高美璇、李恭笃先生指出了朝阳地区红山文化与赤峰地区红山文化的差异性。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有黑陶豆、镂孔技术、涂朱和方格纹陶，具有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小河沿文化普遍存在，所以更接近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可称为城子山类型；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细石器发达，生活器皿以钵形器、直腹罐为主，器物种类比较简单，应早于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可称为红山后类型。
1986年，李宇峰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可以分成红山类型、东山咀类型、小河沿类型，另外在锦州沿海地区以及阜新、彰武与康平交界的河丘地带以及大沁他拉等地，遗址特征与上述类型均有区别，可进一步划分地方类型。
1988年，李恭笃先生提出：“红山文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以草原畜牧经济为特点的细石器文化，也包括以大型石耜为特征、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彩陶文化。”以往凡是长城南北发现的含有彩陶、“之”字纹陶和细石器的遗址，一般都称作红山文化，但依文化内涵的不同，实际可以分为四种地方类型：四棱山类型、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 1991年，赵宾福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年代跨度很大，基本经历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三个发展阶段。”
1991年，张星德提出红山文化应当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分别可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相对应。
1997年，朱延平先生发表了红山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的观点。他认为红山文化一期可以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红山文化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红山后、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东山咀等遗址为代表。
由于上述观点所用材料、研究方法及角度都存在着不同，所以对该问题的结论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的观点，反映了红山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文化的演进。
三、红山文化的发掘、命名及意义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这已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然而，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
红山文化是北方原始文化发展长河中的高峰期，它有广阔的分布地域，丰富的物质形态以及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渔业、狩猎等的经济门类，有较高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制作出一批形制多样、引人注目的石器生产工具、陶器（彩陶）、骨蚌器及玉器，其中石器和陶器表现出南、北两种文化共存的特点。另外出现了布局严谨、博大精深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巨型建筑群。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及大型玉雕龙的发现，反映出5000余年前西辽河上游先民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组织、意识型态、神灵崇拜，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阶段的文明层次。它是凌驾于原始氏族公社之上的、具有国家雏型的社会组织。根据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我们有理由将中华4000年文明史上溯到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时期。
四、余论
人类在早期曾经创造了众多灿烂辉煌的文明。遗憾的是，由于文字的产生大大滞后于文明的进程，所以这些早期文明的历史并没有记载下来。即使从残存的传说和神话里可以捕捉到星星点点的信息，也已经发生了变形和夸张，往往不能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实情况。好在它们毕竟存在过，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足迹，供我们去探索和研究，等待我们去揭示。
在燕山山脉以北的广袤大地上，蕴涵着我国早期文明的辉煌篇章。那里，曾经产生过许多文明。其中一个文明，近20几年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它有一个灿烂的名字——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发现，不仅引起了文物界和收藏界的广泛兴趣，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红山文化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其统辖广阔的区域和跨越久远的时空来看，初露端倪已令世人刮目。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考古专家就对中华5000年文明的起源问题提出质疑。为此，多少专家学者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半个世纪过去了，收效甚微。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中国文明史的地下考古可资证明，支持年代只有4000年。而夏代以前的历史追溯，主要凭借人云亦云类的传说和凤毛麟角般的文献推测，自然是存疑勿论者多，以理服人者少。所以，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的时期是在4000年前的夏代，这就比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文明晚了1500年，比印度文明也晚近千年。至于夏代之前的华氏民族，乃至三皇五帝的来龙去脉，均无考古佐证，就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诸如此类，都像所谓“龙的传人”一样，有其流而未见其源。
红山文化却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华夏民族的起源与有序承传，并表明早在5000～8000年前，北方的华夷部落集团就已经存在。
红山文化除给我们留下了房屋遗址、积石冢、女神庙、陶器外，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玉器。这些蕴藏于九泉层面精美至极、无与伦比的玉神之器，不仅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打开红山文化文明之门的钥匙。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历史、文化延续的空白，确定了以大辽河流域及其支流大凌河、老哈河为主要地带的我国新石器时期的文明起源，为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找到了最可靠的依据。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不但创造了农牧业生产工具，创造了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我们分析和研究红山文化，其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宗教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这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