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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整体经济万里晴空的大好局面下，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城镇登记失业率，1999年为3.1％，去年为3.6％，今年上半年近4％,这个现象是十分反常的。
根据国外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验看，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维持了充分就业。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就业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我国最近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从整个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的就业岗位。这个反常的现象，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经济界和其它各个方面的学者和专家都在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目前十分紧迫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当前，应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
最近，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完成的一份《论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在此期间，我国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报告建议，国家宏观政策取向要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目前，我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2000万，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假设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为800万。两者相抵，我国还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未来五年就业的压力相当于过去50年。
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原因
从供给方面说，一是体制造成大量劳动力“虚假就业”。当前的就业问题，具有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性。我国现阶段的就业，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条件下的就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用行政办法分配就业，并把安置就业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结果造成企业人满为患，表面上看人人都有工作，实质上是大量的隐性失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裁减富余人员，隐性失业日益显性化。二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所造成的失业。产业结构重组伴随着劳动力重新配置，新兴产业劳动力不足，老产业劳动力过剩，出现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新兴产业如金融业、服务业、电子业劳动力不足，而纺织、钢铁等老产业则出现劳动力过剩所致的失业，而这部分失业人员又难以很快适应新兴产业的需要。
从需求方面说，一是技术、管理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就业不充分；二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需求不足导致的就业需求减少。我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经历了数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增长下滑也导致对就业需求的不足。众所周知，大量人员失业将阻碍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安定与团结。这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
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
第一，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把就业优先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金融货币政策时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予以优先考虑。
第二，健全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加快再就业服务中心向市场化就业的转化，使我国入世后，企业新的减员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而是直接通过市场就业机制调整企业和全社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化就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扩大就业与实现“两个确保”配套联动的原则，坚持一手抓就业，一手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行积极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从政策上促进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降低政府就业工作成本，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第三，完善劳动市场机制。要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当前，要坚持建立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策促进就业”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尽快建立与市场就业机制相衔接的、灵活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服务，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为劳动力流动创造基础条件，使劳动者在不断流动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拆除劳动者在就业方面的各种壁垒，由市场而不是计划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力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努力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是必然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虽然是产业升级的标志，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标志，但它必然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的结果。因此，在这种状态下，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弥补因为产业转型所引发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弊端。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只有通过发展服务业，才能真正解决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业机会减少的问题，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目前，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70％。而到2000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有33.2％，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五，大力发展劳务输出。我国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却是劳务输出小国，劳务输出只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0.22％。我国发展经济要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市场。应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辟国际劳务市场，拓宽劳务输出渠道。
第六，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是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也是扩大就业的必然选择。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趋势来看，国有经济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不仅不会总体上增加劳动力需求，反而会成为失业增加的主要来源；集体经济近年来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其安排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个体经济的蓬勃兴起，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就业的重要渠道。全国私营个体就业人员从1996年的7400多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亿多人，5年共增加了4300多万人。其中，城镇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共增加近3000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增加总数的3／4。实现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有68％从事私营个体经济。
第七，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个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如果农民进城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带着资本、知识进来的，他会创造、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在北京、上海买东西，就会把上海、北京的服务业带动起来，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上海房地产市场将近l／4都是外部需求带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二级市场、二手房市场的支持，这些在北京租房、买二手房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外地人。如果把进城农民培养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是不会去抢城里人的工作机会的。恰恰是目前的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迫使农民成为“候鸟”——只在城市打工、不在城市消费，才会只竞争就业机会，不创造就业机会。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进城，鼓励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如果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
（作者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根据国外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验看，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维持了充分就业。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就业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我国最近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从整个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的就业岗位。这个反常的现象，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经济界和其它各个方面的学者和专家都在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目前十分紧迫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当前，应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
最近，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完成的一份《论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在此期间，我国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报告建议，国家宏观政策取向要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目前，我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2000万，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假设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为800万。两者相抵，我国还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未来五年就业的压力相当于过去50年。
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原因
从供给方面说，一是体制造成大量劳动力“虚假就业”。当前的就业问题，具有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性。我国现阶段的就业，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条件下的就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用行政办法分配就业，并把安置就业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结果造成企业人满为患，表面上看人人都有工作，实质上是大量的隐性失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裁减富余人员，隐性失业日益显性化。二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所造成的失业。产业结构重组伴随着劳动力重新配置，新兴产业劳动力不足，老产业劳动力过剩，出现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新兴产业如金融业、服务业、电子业劳动力不足，而纺织、钢铁等老产业则出现劳动力过剩所致的失业，而这部分失业人员又难以很快适应新兴产业的需要。
从需求方面说，一是技术、管理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就业不充分；二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需求不足导致的就业需求减少。我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经历了数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增长下滑也导致对就业需求的不足。众所周知，大量人员失业将阻碍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安定与团结。这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
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
第一，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把就业优先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金融货币政策时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予以优先考虑。
第二，健全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加快再就业服务中心向市场化就业的转化，使我国入世后，企业新的减员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而是直接通过市场就业机制调整企业和全社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化就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扩大就业与实现“两个确保”配套联动的原则，坚持一手抓就业，一手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行积极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从政策上促进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降低政府就业工作成本，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第三，完善劳动市场机制。要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当前，要坚持建立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策促进就业”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尽快建立与市场就业机制相衔接的、灵活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服务，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为劳动力流动创造基础条件，使劳动者在不断流动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拆除劳动者在就业方面的各种壁垒，由市场而不是计划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力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努力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是必然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虽然是产业升级的标志，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标志，但它必然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的结果。因此，在这种状态下，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弥补因为产业转型所引发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弊端。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只有通过发展服务业，才能真正解决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业机会减少的问题，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目前，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70％。而到2000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有33.2％，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五，大力发展劳务输出。我国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却是劳务输出小国，劳务输出只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0.22％。我国发展经济要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市场。应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辟国际劳务市场，拓宽劳务输出渠道。
第六，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是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也是扩大就业的必然选择。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趋势来看，国有经济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不仅不会总体上增加劳动力需求，反而会成为失业增加的主要来源；集体经济近年来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其安排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个体经济的蓬勃兴起，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就业的重要渠道。全国私营个体就业人员从1996年的7400多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亿多人，5年共增加了4300多万人。其中，城镇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共增加近3000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增加总数的3／4。实现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有68％从事私营个体经济。
第七，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个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如果农民进城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带着资本、知识进来的，他会创造、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在北京、上海买东西，就会把上海、北京的服务业带动起来，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上海房地产市场将近l／4都是外部需求带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二级市场、二手房市场的支持，这些在北京租房、买二手房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外地人。如果把进城农民培养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是不会去抢城里人的工作机会的。恰恰是目前的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迫使农民成为“候鸟”——只在城市打工、不在城市消费，才会只竞争就业机会，不创造就业机会。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进城，鼓励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如果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
（作者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