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在浦东新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旁听市民座谈会的现场，旁听人员龚松源激动地说：“我是一名新上海人，工作在居民区一线，非常感谢区人大给我旁听人代会的机会，希望旁听制度能形成长效机制，让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了解浦东的未来，为浦东的发展建言献策。”座谈会上，19名旁听市民畅所欲言，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等战略性话题，谈到养老问题、“三违”拆除、交通拥堵、看病难等民生热点。这些旁听人员大都来自基层一线或专业领域，他们提出的建议接地气、可操作，具有前瞻性和专业性，令人耳目一新。大家纷纷表示，旁听不应只满足于“听”，希望能有更多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通过更加畅通的渠道将社情民意传达给人大和政府。
　　人大的会议“旁听制度”由来已久，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决定“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旁听制度”。此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會会议上安排“旁听席”的做法得到全面施行。应该说，这项制度是人大吸纳公民参与民主法治进程的有益途径，在民主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邀请市民旁听会议完全是人大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避免旁听变为看热闹、装门面，人大的会议旁听应细化制度、公开程序、畅通渠道。
　　首先，应当对现有制度进行细化，做到“有依据、可操作”。目前，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地方各级人大，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关于旁听的法律制度和实施细则。相关的制度依据仅存在于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地方人大的某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这些制度往往只是明确人代会和常委会期间设立旁听席，而对于旁听人员的产生，旁听人员的权利义务等均没有详细规定，导致各地只能按照惯例来操作，缺乏稳定性和规范性。因此，迫切需要对市民旁听人代会和常委会的办法进行细化。重点之一是从制度层面明确旁听市民的遴选标准，应着重审核旁听人员的履历和资质，尽量选择各个年龄层次、热心公共事务、从事一线工作、能够反映基层群众心声的公民参与旁听，从而更充分地体现旁听的价值。重点之二是从制度层面适当增加旁听席的数量，增加社会报名的比重，减少单位推荐的比重，并对旁听人员届内旁听会议的次数作出规定，以减少“旁听专业户”的出现，确保更多的公民参与旁听，扩大旁听的范围和影响力。
　　其次，应当对旁听的相关情况进行公开，实现“明明白白参与”。一是会议日期和议题应当提前在媒体显著位置上公布。很多地方人大在向社会征集旁听人员时，提供的信息比较少，尤其是会议的日期、议题以及应当旁听哪些场次等关键信息不够明晰，加上在媒体上刊登的位置比较“偏僻”，导致关注度低、报名人数少。因此，只有及时、有效地公开会议的详细信息，才有利于公众找到关注点，决定是否报名，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旁听人员的基本信息。上海市人代会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和创新，向社会公布旁听市民的姓名、工作单位和手机号码等真实信息，便于群众随时向旁听人员反映社情民意，再通过他们将百姓的呼声直接传达给人大机构。这样，旁听市民作为社会公众参与人大会议的“代表”，就不再是“被动听”，而是带着百姓的期盼“主动听”。三是通过会前培训，使旁听人员了解“如何听”。针对那些已经通过审核，具备旁听资格的人员，应当进行会前辅导，使他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旁听制度、相关注意事项和纪律要求等具备基本的认识，做到明明白白参与，清清楚楚履职。
　　第三，应当对意见反馈机制进行完善，避免“只听不讲，只进不出”。旁听人员在会议上没有发言权。但可在会议前、休会期间、会后通过不同形式提出意见建议，以供参考。邀请方则可在会议休会期间和会后召开旁听人员座谈会，因旁听人员结合会议审议情况，提出的意见建议可能更具针对性。如此一来，旁听人员可在知情基础上行使建议权，不再止步于“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