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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至1940年4月，时任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委员的黄克诚，与旅长徐海东一起率三四四旅指战员奉命几进高平，为高平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建国后的1966年初春，时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的黄克诚又来到高平亲自领导干部群众进行抗旱斗争。黄老一生视高平为第二故乡，他在高平战斗和生活的历程，永远铭记在高平人民心中。
粉碎日军围攻
1938年3月，以徐海东为旅长、黄克诚为政委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作战。4月间，日军纠集3万余人，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地区。坚决反击日军的九路围攻，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共同的使命。徐、黄二人一面率部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日军，一面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使日军陷入处处扑空、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境地。4月22日，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及陆军第十七师第九十七团连续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收复了高平县城。4月27日，我方各部队又在高平与长治交界处的丹朱岭一一三○六高地侧击由长治沿白晋路南犯的日军一○八师团1000余人，毙伤敌600余人，炸毁敌军车、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被服和其他军用器材等。反“九路围攻”作战，从4月初一直打到月底，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此次作战结束之后，三四四旅奉命率六八七团、六八八团进至长治和高平一带休整。5月9日，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天民率部驻防高平，旅部驻城北村（今凤和村）公家院。三四四旅驻防高平期间，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发展地方武装，成为高平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后盾。
1939年7月上旬，日军5万余人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黄克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三四四旅再次挺进高平，旅部先是驻段庄村，后移驻北庄村。8月15日，日军一○九师团由晋城北犯，行至高平玉井村附近，遭到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伏击，日军伤亡50余人。当天夜间，日军又遭八路军六八七团四连的突然袭击。16日，日军取道三甲、口则、八义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80余人，在三甲附近又遭到六八七团某部伏击，敌伤亡过半，残敌狼狈退回高平县城。17日早8时，日军步兵、骑兵、炮兵600余人联合出动，经东大路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300余人，在南李、北李村间河道附近遭到六八七团三营伏击，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余支、文件1箱，其余残敌撤回城内。在此次战斗中，六八七团一营营长负伤，胡兰成、马进发、刘秀齐等4名战士光荣牺牲。21日，高平日军向长治撤退，在三甲、八义一带连遭三四四旅某部打击，高平县城再次被我军收复。30日，六八七团一营在赤祥附近伏击日军二十师团部僚属与军需部队，毙伤日军60余人，缴获机密文件一箱。《新华日报》载文称以上战斗是“巩固太南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战斗”。
旅长人选风波
1938年7月，三四四旅在高平驻防期间，徐海东、黄克诚接到报告，日军从高平以南100里的晋城开来100余辆汽车，并抓民夫抢修开往高平的公路。徐海东、黄克诚分析研究后，立即率部进抵阳城以北的町店地区设伏，与日军拼死血战，歼敌近千人，毁敌军车二十多辆，八路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由于未以炮火予敌以重大杀伤再发起冲锋，没有打好这一仗。黄克诚心情沉重，朱德总司令对旅长徐海东进行了严厉批评。此时，徐海东体质很差，重病在身，有时吐血不止，黄克诚等旅团干部多次劝他回延安养病，最后，在中央关心下，徐海东离开部队去延安养病和学习。
徐海东离职，旅长位置空缺。黄克诚倾向于由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接任，朱德总司令也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朱德便找来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让其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并兼任六八七团团长。全旅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但当朱德打电报向中央请示时，没有想到，彭德怀和毛主席都不同意由田守尧出任三四四旅代旅长，而应该从中央红军派一个人去，设法消除三四四旅山头主义的倾向。可是已经正式跟田守尧谈过话了，朱德再次致电中央提出由田任旅长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此事重大，就专门回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另派人选的原因。朱德明白了中央此举的意义，不便再坚持己见。于是，把黄克诚找来，向他说明了中央另派人来担任三四四旅旅长的原由。黄克诚有些急了，就建议朱德再发一份电报坚持由田代理旅长。但朱德认为应当服从中央。很快，总部从三四三旅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代旅长。田守尧为此真的闹起了情绪。黄克诚召集党委会，朱德也亲自参加。黄克诚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批评。这次党委会给黄克诚带来了一些误会。在三四四旅中有些人就认为上级之所以没有批准田守尧代理旅长，可能是黄克诚从中作梗。黄克诚有苦难言，但是又不便作解释。从此以后，田守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黄克诚一直心存芥蒂。后来，部队挺进苏北，经过两人真诚相处，田守尧发现黄克诚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两人尽释前嫌，又成为亲密的战友。
黄彭将帅情怀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 接连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挑起了晋东南“十二月事变”。这时，正在高平一带活动的黄克诚，得知彭德怀从洛阳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立即赶往沁水东柿庄的沙门口，将彭德怀连夜接回到驻高平的三四四旅旅部。黄克诚向彭德怀汇报了国民党军队向三四四旅及抗日根据地挑衅、进攻，使高平各级党组织活动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与此同时，戎伍胜、董天知率领五专署和决死三纵队的250余名抗日团体机关干部突围来到三四四旅驻地。12月29日，三四四旅和五专署在高平石村东阁外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会上，戎伍胜、董天知介绍了从沁水撤退突围的经过。彭德怀在会上讲话指出：此次发生的反进步事件，是抗战以来发生的不幸事件；对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手段估计不够，只强调我们不打第一枪，没有在敌人打第一枪前作好还击第二枪的准备，给革命带来了损失。随即与黄克诚一起研究部署“反摩擦斗争”，指示部队及地方武装要严阵以待，准备还击阎锡山的进攻，并在高平南杨村、北杨村等地狠狠打击了阎军独八旅的反动气焰。 1940年2月，由三四四旅所部掩护，高平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1000余人离开高平，转移到了平顺县境内。同年4月中旬，按照朱德总司令在洛阳与卫立煌谈判达成的重新划定国共军队防区的新规定，黄克诚率三四四旅主动撤离高平，退出太南地区，开赴冀鲁豫。
26年后的1966年春节过后，黄克诚再次来到高平组织抗旱斗争，他不由地想起当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三四四旅驻地的情景。黄克诚触景生情，想起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被派到成都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他不禁黯然伤感，浮想联翩，不胜怅惘，连夜填写了一阕《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抗旱再到高平
1965年9月，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中央让他到山西担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
1966年2月17日上午9时许，高平县野川公社武装部长李清徒步到县城开会，当行至市望村东太洛公路上时，一辆华沙牌小轿车从北往南行驶中突然停住，开门下来一位戴眼镜的老者将他拉上了车。在车内拉家常中，李清得知这位老同志就是抗战时期曾在他老家武乡寨上村住过的赫赫有名的大将黄克诚，这次他是来高平下乡抗旱的。在市北街招待所与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等有关领导共进便餐的饭桌上，黄克诚指着李清说，抗战时我曾在他们村住过，他父亲是个抗日自卫队的好队长。接着对县委书记王培法说，下午我先随小李去野川看看，做些调查再开会动员，你看如何？我下来要听地方党委的。随后，黄克诚和秘书、警卫员一行四人便来到野川，了解旱情，掌握情况，晚上召开公社党委会进行研究。
第二天上午，黄克诚一行去乔家沟、红岩沟等村进行调查。当走访中得知废煤矿矿井中存有大量古水时，便用麻绳拴上秤锤放入井中，测量水位深度，计算古水容量。当晚即刻给县委的领导打电话，建议给野川乔家沟两个矿井配套电机、水泵、水管、三项电路，安装水泵提水抗旱保苗。同时建议其他公社如有类似情况也应配套设备，实施提水灌溉。次日上午县政府就派两吨半汽车送来设备和技术人员，当天就进行了安装和灌溉，野川公社的干部和群众都拍手称赞。
从2月中旬到5月底，黄克诚在高平县安营扎寨，同时还跑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不管是走到哪个地方，他都是不顾年老体弱，翻山越岭，一杆子扎到基层社队调查研究。汽车不通，就骑毛驴，或者干脆挽起裤腿走路，亲临一线指挥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旱斗争。在高平等地，他以《太行山抗旱》为题，填过一阕《水调歌头》：
英雄太行山，矗立晋东南。今日重履胜地，往事仍新鲜。厩享弹痕累累，张店血花飞溅，英勇战町店。敌寇今何在，人民换新天。
旱魃鬼，代日寇，逗凶焰。肆虐遍北国，中心在太原。男女青壮老幼，抗旱备荒备战，一齐总动员。不管多凶恶，都要彻底歼。
同时，他还以《打井》为题填过另一阕《水调歌头》：
天公惯作恶，连续闹干旱。泉涸库竭流断，问君怎么办？夫妻兄弟姊妹，奋向地球开战，逼它献水源。立下愚公志，人力必胜天。
在沟底，在山上，在平川。君不见人潮似海，干劲冲天。不管石坚土硬，不顾地冻天寒，直把地球穿。频报潺潺响，远近尽开颜。
坚持实事求是
在高平抗旱中，黄克诚为了尽快掌握全县的旱情，他不辞劳苦，走遍了丹河两岸的23个公社400多个村庄。一天他随公社干部到永录山上找水源，车到山腰被荆条圪针拦住。随行的干部说不要去了，但黄克诚却坚持要上去看看。还有一次，他到离县城不远的米山公社下乡，他不坐汽车，同公社书记李良俊挽起裤腿，一路蹚河、爬坡、上山。上坡时还和工作人员帮助同路的老农推铁轮车，一直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了公社。在县里的一次汇报会上，县农办向县委汇报全县抗旱进度时，提到有一个大队抗旱进度很快，领导挂帅，全民上阵，措施得力，干劲冲天，一下子打了八眼旱井，有全家井、夫妻井、姐妹井。黄克诚听到后，随即要农办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黄克诚问农办负责人：听说有个大队一下就打了八眼井，咱明天上午一块儿去看看。这位负责人急忙说：黄省长，是这样，八眼是八眼，可能有的井还不大成功。黄克诚说，不要可能，咱们明天亲自到地里头一看不就清楚了？这时，这位负责人才说了实话，说这八眼井的事，他也是听说，也可能是才揭开口，也可能还是计划。结果黄克诚到现场一看，有的只是蹲了几个石灰白泊子，有的只是开了个口子，有的挖了还不到一米深。这件事惹得黄克诚很生气，他当场严厉批评了农办负责人。
当一位领导在汇报中还提到在拥万公社翠屏山北麓有一眼水桶粗的泉水可以抗旱浇地时，黄克诚即刻拿着军用地图驱车50里来到翠屏山脚下，车上不去，大队干部便牵来一匹马让黄老骑着上山。一到泉眼跟前，才发现天旱时间长，泉水已经断流，黄老生气并很严肃地对在场的县、乡干部进行了批评：“工作不认真，作风浮夸，说假话空话是要害死人的，这种作风坚决要不得。”回到县里，他特地向县委王书记讲了此事，对干部进行了整顿作风的教育。
又有一天，黄克诚下乡来到了牛庄公社丁壁大队，专门找群众了解对县里推广壕播谷子的经验有什么反映。在田间地头，许多群众向他反映说：这壕播谷子，咱这里使不上，凭咱这里的土性和雨水，不用说增产了，说不定还要减产呢。他紧接着又问：“既然不行，怎么还要使用这种方法？”群众说：“不搞不行啊，公社天天催，说是要检查，要参观，要开现场会。”他又问公社书记：“类似这个大队的情况，你们公社有几个大队？”公社书记说可能有一半。“又是可能。”黄克诚顿时脸色严肃起来：“不要可能，十个就是十个，八个就是八个，不能搞什么可能呀大概呀。”他转身立即指示农办负责人：回去就打电话，告诉县委书记，凡是不适宜壕播谷子的地方不要强行布置，不要一刀切，赶快把这个不切合实际的现场会取消。 小事不能马虎
黄克诚刚到高平时，县委的一位领导就专门在招待所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但黄克诚则住进了县委机关的7号办公室（现北城派出所院内），并说：“住在机关挺合适。”从此，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同志，就住在县委机关大院的三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吃在机关的大灶上，和同志们一起排队打饭，一块蹲在操场上吃饭拉家常，时间有近四个月。
一天中午，黄克诚对秘书说：“中午别到灶上打饭了，咱们几个在这儿打打牙祭。”县委派来照顾黄老的通讯员小郭从秘书和警卫员那里才得知打牙祭是湖南话，是改善生活的意思。白萝卜炖猪肉是黄老最喜欢吃的。于是秘书从黄老的工资中取出几块钱，和警卫员一起到街上买了点猪肉和白萝卜，在黄老自己住的办公室炖了起来。机关有的同志不解地问：“这么一件小事，和厨房说一声，吃饭时另加一个菜，何必要花黄老的钱呢？”警卫员说，这事对别人还可以，可对他不行，他经常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一点也不能马虎。发生问题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因此，总务处给他买的毛巾和香皂，他总要非退回去不可，全都由自己出钱去买。
黄克诚在高平时常穿一套旧蓝色军制服，在街上行走时，不少人还认为他是个退休老干部。有一天他在大街上散步，发现一家商店大白天亮着灯，就走进去大喊：“这里有人吗，为什么大白天不关灯？”店里的员工郭某不耐烦地说：“你是查电的？”黄克诚说：“我不是查电的，是要你关灯的，要节约用电呀。”这个员工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黄克诚，从而受到深刻教育，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还有一次，黄老在机关灶房的附近，发现有人在地上扔下了半个窝窝头，他随即就叫有关人员去看，并毫不客气地说：“这个现象不好，应引起我们注意，发展下去，是要脱离群众的，别说现在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就是将来生活富裕了，也不能浪费。”从此，机关的干部职工们再也不随意乱扔饭菜了。
对党无限忠诚
众所周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批判和处理。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黄克诚对党对毛主席却毫无怨言，仍然忠心耿耿。在高平下乡期间，他常到县委办公室找同志们闲聊，可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他总是讲毛主席的伟大，讲毛主席的革命故事。
有一次，在县展览馆（今人民电影院）召开的数百人参加的高平县中层干部会议上，他除讲了高平的抗旱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外，还用大量篇幅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讲了毛主席一家六个亲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身的事迹。最后，他还念了几首毛主席未发表过的诗词，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此词写于1965年5月，公开发表于1976年1月）。称赞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伟大的诗人、书法家等。
黄克诚早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参加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全中国，戎马多半生，屡建赫赫战功。他在庐山会议上讲了些真话、实话，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他从不气馁，始终乐观开朗，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坚贞不渝。据一位听过他讲话的干部说，黄克诚在给高平的干部讲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时，反复强调革命道路是漫长的，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并说毛主席在瑞金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中，就遭受过错误的批判，甚至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他教育鼓励高平参加会议的干部，一定要树立起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信念，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受到委屈和错误批判，那只是暂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相信党是伟大的，是有生命力的，总有一天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他的这番演讲，使高平县的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中央真要出事啦”
在高平领导抗旱的这段时间里，黄克诚不管是白天在田间地头，还是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和同志们谈工作，谈学习，拉家常，总是谈笑风生。有时还应同志们的要求，讲讲过去长征途中的故事。可到了1966年的5月间，他忽然变得面容疲倦，寡言少语，就连在饭场上和大家拉闲话的场面也少了。夜间，机关的同志们都已经休息了，唯有黄克诚住的房间还亮着灯，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秘书和警卫员一次又一次地催他休息，大家都发现首长最近看文件时的神态和以前大不相同，常常是一份文件一遍又一遍地看，有时躺下又披上衣服起来反复地看。还有他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除了文艺节目什么都听，时刻不离手，甚至有时去厕所解手也要带上，好像生怕漏掉一字一句似的。墙脚下那个棋盘，是黄克诚饭后和县委副书记王正明经常消遣的用具，但是一连好几天没见他和县领导摆战场了。一天，黄老路过县委办公室门口问一个干事：“你听新闻来没有？”这个干事说：“刚听了广播。”黄老接着说：“中央要出大事了，今年五一节庆祝大会，彭真没有登天安门，这不符合惯例，一定是出了问题，不然不会是这样的。”没过几天，他又到县委办公室问：“最近中央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在这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县委办公室去追问。
有一天深夜，黄克诚在办公室的里间伏案批阅文件和看报纸，当看到有关批判“三家村”等文章时，忽然用手猛拍了一下办公桌，气愤地说：“岂有此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接着黄克诚满怀激愤地又说了一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待秘书、警卫员从办公室外间赶忙走到跟前时，见黄克诚紧握着的拳头还抵在桌面上，文件和报纸被震飞了，散落在地上，茶杯和笔筒也被震倒了。黄克诚没有发觉他们进屋，而是双眼盯着屋顶，很久很久，长叹一声，自言自语：“不得了哇，中央真要出事啦！”这时，黄克诚才发觉了旁边站着秘书等人，便向他们歉意地一笑说：“都几点了，赶快去睡觉吧。”
到了这年5月下旬的一天，县委机要室果然来了中央急件，秘书打开一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办公室的同志立即将文件送到县领导那里，并请示说：“黄老天天去问文件，这个文件里面点到了中央一些领导的名字，让不让黄老看？”王正明副书记讲：“党内有规定，可以看。”县委机要员即将文件送到黄老的办公室。黄老戴着高度近视镜认真地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沉默了一阵说：“我可能很快就要走了。”后来中央在全国公开下发了“五一六通知”，高平县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问题的文件后，王正明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想不通啊！如果这些都算是犯错误，那我们不是天天在犯错误？还不知有多少错误呢。”对此，黄克诚面色沉重，难以回答，唯有黯然。随后，黄克诚离开高平回到了太原。
（责编 雷蕾）
粉碎日军围攻
1938年3月，以徐海东为旅长、黄克诚为政委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作战。4月间，日军纠集3万余人，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地区。坚决反击日军的九路围攻，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共同的使命。徐、黄二人一面率部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日军，一面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使日军陷入处处扑空、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境地。4月22日，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及陆军第十七师第九十七团连续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收复了高平县城。4月27日，我方各部队又在高平与长治交界处的丹朱岭一一三○六高地侧击由长治沿白晋路南犯的日军一○八师团1000余人，毙伤敌600余人，炸毁敌军车、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被服和其他军用器材等。反“九路围攻”作战，从4月初一直打到月底，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此次作战结束之后，三四四旅奉命率六八七团、六八八团进至长治和高平一带休整。5月9日，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天民率部驻防高平，旅部驻城北村（今凤和村）公家院。三四四旅驻防高平期间，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发展地方武装，成为高平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后盾。
1939年7月上旬，日军5万余人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黄克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三四四旅再次挺进高平，旅部先是驻段庄村，后移驻北庄村。8月15日，日军一○九师团由晋城北犯，行至高平玉井村附近，遭到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伏击，日军伤亡50余人。当天夜间，日军又遭八路军六八七团四连的突然袭击。16日，日军取道三甲、口则、八义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80余人，在三甲附近又遭到六八七团某部伏击，敌伤亡过半，残敌狼狈退回高平县城。17日早8时，日军步兵、骑兵、炮兵600余人联合出动，经东大路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300余人，在南李、北李村间河道附近遭到六八七团三营伏击，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余支、文件1箱，其余残敌撤回城内。在此次战斗中，六八七团一营营长负伤，胡兰成、马进发、刘秀齐等4名战士光荣牺牲。21日，高平日军向长治撤退，在三甲、八义一带连遭三四四旅某部打击，高平县城再次被我军收复。30日，六八七团一营在赤祥附近伏击日军二十师团部僚属与军需部队，毙伤日军60余人，缴获机密文件一箱。《新华日报》载文称以上战斗是“巩固太南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战斗”。
旅长人选风波
1938年7月，三四四旅在高平驻防期间，徐海东、黄克诚接到报告，日军从高平以南100里的晋城开来100余辆汽车，并抓民夫抢修开往高平的公路。徐海东、黄克诚分析研究后，立即率部进抵阳城以北的町店地区设伏，与日军拼死血战，歼敌近千人，毁敌军车二十多辆，八路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由于未以炮火予敌以重大杀伤再发起冲锋，没有打好这一仗。黄克诚心情沉重，朱德总司令对旅长徐海东进行了严厉批评。此时，徐海东体质很差，重病在身，有时吐血不止，黄克诚等旅团干部多次劝他回延安养病，最后，在中央关心下，徐海东离开部队去延安养病和学习。
徐海东离职，旅长位置空缺。黄克诚倾向于由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接任，朱德总司令也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朱德便找来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让其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并兼任六八七团团长。全旅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但当朱德打电报向中央请示时，没有想到，彭德怀和毛主席都不同意由田守尧出任三四四旅代旅长，而应该从中央红军派一个人去，设法消除三四四旅山头主义的倾向。可是已经正式跟田守尧谈过话了，朱德再次致电中央提出由田任旅长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此事重大，就专门回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另派人选的原因。朱德明白了中央此举的意义，不便再坚持己见。于是，把黄克诚找来，向他说明了中央另派人来担任三四四旅旅长的原由。黄克诚有些急了，就建议朱德再发一份电报坚持由田代理旅长。但朱德认为应当服从中央。很快，总部从三四三旅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代旅长。田守尧为此真的闹起了情绪。黄克诚召集党委会，朱德也亲自参加。黄克诚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批评。这次党委会给黄克诚带来了一些误会。在三四四旅中有些人就认为上级之所以没有批准田守尧代理旅长，可能是黄克诚从中作梗。黄克诚有苦难言，但是又不便作解释。从此以后，田守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黄克诚一直心存芥蒂。后来，部队挺进苏北，经过两人真诚相处，田守尧发现黄克诚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两人尽释前嫌，又成为亲密的战友。
黄彭将帅情怀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 接连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挑起了晋东南“十二月事变”。这时，正在高平一带活动的黄克诚，得知彭德怀从洛阳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立即赶往沁水东柿庄的沙门口，将彭德怀连夜接回到驻高平的三四四旅旅部。黄克诚向彭德怀汇报了国民党军队向三四四旅及抗日根据地挑衅、进攻，使高平各级党组织活动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与此同时，戎伍胜、董天知率领五专署和决死三纵队的250余名抗日团体机关干部突围来到三四四旅驻地。12月29日，三四四旅和五专署在高平石村东阁外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会上，戎伍胜、董天知介绍了从沁水撤退突围的经过。彭德怀在会上讲话指出：此次发生的反进步事件，是抗战以来发生的不幸事件；对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手段估计不够，只强调我们不打第一枪，没有在敌人打第一枪前作好还击第二枪的准备，给革命带来了损失。随即与黄克诚一起研究部署“反摩擦斗争”，指示部队及地方武装要严阵以待，准备还击阎锡山的进攻，并在高平南杨村、北杨村等地狠狠打击了阎军独八旅的反动气焰。 1940年2月，由三四四旅所部掩护，高平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1000余人离开高平，转移到了平顺县境内。同年4月中旬，按照朱德总司令在洛阳与卫立煌谈判达成的重新划定国共军队防区的新规定，黄克诚率三四四旅主动撤离高平，退出太南地区，开赴冀鲁豫。
26年后的1966年春节过后，黄克诚再次来到高平组织抗旱斗争，他不由地想起当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三四四旅驻地的情景。黄克诚触景生情，想起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被派到成都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他不禁黯然伤感，浮想联翩，不胜怅惘，连夜填写了一阕《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抗旱再到高平
1965年9月，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中央让他到山西担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
1966年2月17日上午9时许，高平县野川公社武装部长李清徒步到县城开会，当行至市望村东太洛公路上时，一辆华沙牌小轿车从北往南行驶中突然停住，开门下来一位戴眼镜的老者将他拉上了车。在车内拉家常中，李清得知这位老同志就是抗战时期曾在他老家武乡寨上村住过的赫赫有名的大将黄克诚，这次他是来高平下乡抗旱的。在市北街招待所与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等有关领导共进便餐的饭桌上，黄克诚指着李清说，抗战时我曾在他们村住过，他父亲是个抗日自卫队的好队长。接着对县委书记王培法说，下午我先随小李去野川看看，做些调查再开会动员，你看如何？我下来要听地方党委的。随后，黄克诚和秘书、警卫员一行四人便来到野川，了解旱情，掌握情况，晚上召开公社党委会进行研究。
第二天上午，黄克诚一行去乔家沟、红岩沟等村进行调查。当走访中得知废煤矿矿井中存有大量古水时，便用麻绳拴上秤锤放入井中，测量水位深度，计算古水容量。当晚即刻给县委的领导打电话，建议给野川乔家沟两个矿井配套电机、水泵、水管、三项电路，安装水泵提水抗旱保苗。同时建议其他公社如有类似情况也应配套设备，实施提水灌溉。次日上午县政府就派两吨半汽车送来设备和技术人员，当天就进行了安装和灌溉，野川公社的干部和群众都拍手称赞。
从2月中旬到5月底，黄克诚在高平县安营扎寨，同时还跑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不管是走到哪个地方，他都是不顾年老体弱，翻山越岭，一杆子扎到基层社队调查研究。汽车不通，就骑毛驴，或者干脆挽起裤腿走路，亲临一线指挥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旱斗争。在高平等地，他以《太行山抗旱》为题，填过一阕《水调歌头》：
英雄太行山，矗立晋东南。今日重履胜地，往事仍新鲜。厩享弹痕累累，张店血花飞溅，英勇战町店。敌寇今何在，人民换新天。
旱魃鬼，代日寇，逗凶焰。肆虐遍北国，中心在太原。男女青壮老幼，抗旱备荒备战，一齐总动员。不管多凶恶，都要彻底歼。
同时，他还以《打井》为题填过另一阕《水调歌头》：
天公惯作恶，连续闹干旱。泉涸库竭流断，问君怎么办？夫妻兄弟姊妹，奋向地球开战，逼它献水源。立下愚公志，人力必胜天。
在沟底，在山上，在平川。君不见人潮似海，干劲冲天。不管石坚土硬，不顾地冻天寒，直把地球穿。频报潺潺响，远近尽开颜。
坚持实事求是
在高平抗旱中，黄克诚为了尽快掌握全县的旱情，他不辞劳苦，走遍了丹河两岸的23个公社400多个村庄。一天他随公社干部到永录山上找水源，车到山腰被荆条圪针拦住。随行的干部说不要去了，但黄克诚却坚持要上去看看。还有一次，他到离县城不远的米山公社下乡，他不坐汽车，同公社书记李良俊挽起裤腿，一路蹚河、爬坡、上山。上坡时还和工作人员帮助同路的老农推铁轮车，一直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了公社。在县里的一次汇报会上，县农办向县委汇报全县抗旱进度时，提到有一个大队抗旱进度很快，领导挂帅，全民上阵，措施得力，干劲冲天，一下子打了八眼旱井，有全家井、夫妻井、姐妹井。黄克诚听到后，随即要农办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黄克诚问农办负责人：听说有个大队一下就打了八眼井，咱明天上午一块儿去看看。这位负责人急忙说：黄省长，是这样，八眼是八眼，可能有的井还不大成功。黄克诚说，不要可能，咱们明天亲自到地里头一看不就清楚了？这时，这位负责人才说了实话，说这八眼井的事，他也是听说，也可能是才揭开口，也可能还是计划。结果黄克诚到现场一看，有的只是蹲了几个石灰白泊子，有的只是开了个口子，有的挖了还不到一米深。这件事惹得黄克诚很生气，他当场严厉批评了农办负责人。
当一位领导在汇报中还提到在拥万公社翠屏山北麓有一眼水桶粗的泉水可以抗旱浇地时，黄克诚即刻拿着军用地图驱车50里来到翠屏山脚下，车上不去，大队干部便牵来一匹马让黄老骑着上山。一到泉眼跟前，才发现天旱时间长，泉水已经断流，黄老生气并很严肃地对在场的县、乡干部进行了批评：“工作不认真，作风浮夸，说假话空话是要害死人的，这种作风坚决要不得。”回到县里，他特地向县委王书记讲了此事，对干部进行了整顿作风的教育。
又有一天，黄克诚下乡来到了牛庄公社丁壁大队，专门找群众了解对县里推广壕播谷子的经验有什么反映。在田间地头，许多群众向他反映说：这壕播谷子，咱这里使不上，凭咱这里的土性和雨水，不用说增产了，说不定还要减产呢。他紧接着又问：“既然不行，怎么还要使用这种方法？”群众说：“不搞不行啊，公社天天催，说是要检查，要参观，要开现场会。”他又问公社书记：“类似这个大队的情况，你们公社有几个大队？”公社书记说可能有一半。“又是可能。”黄克诚顿时脸色严肃起来：“不要可能，十个就是十个，八个就是八个，不能搞什么可能呀大概呀。”他转身立即指示农办负责人：回去就打电话，告诉县委书记，凡是不适宜壕播谷子的地方不要强行布置，不要一刀切，赶快把这个不切合实际的现场会取消。 小事不能马虎
黄克诚刚到高平时，县委的一位领导就专门在招待所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但黄克诚则住进了县委机关的7号办公室（现北城派出所院内），并说：“住在机关挺合适。”从此，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同志，就住在县委机关大院的三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吃在机关的大灶上，和同志们一起排队打饭，一块蹲在操场上吃饭拉家常，时间有近四个月。
一天中午，黄克诚对秘书说：“中午别到灶上打饭了，咱们几个在这儿打打牙祭。”县委派来照顾黄老的通讯员小郭从秘书和警卫员那里才得知打牙祭是湖南话，是改善生活的意思。白萝卜炖猪肉是黄老最喜欢吃的。于是秘书从黄老的工资中取出几块钱，和警卫员一起到街上买了点猪肉和白萝卜，在黄老自己住的办公室炖了起来。机关有的同志不解地问：“这么一件小事，和厨房说一声，吃饭时另加一个菜，何必要花黄老的钱呢？”警卫员说，这事对别人还可以，可对他不行，他经常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一点也不能马虎。发生问题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因此，总务处给他买的毛巾和香皂，他总要非退回去不可，全都由自己出钱去买。
黄克诚在高平时常穿一套旧蓝色军制服，在街上行走时，不少人还认为他是个退休老干部。有一天他在大街上散步，发现一家商店大白天亮着灯，就走进去大喊：“这里有人吗，为什么大白天不关灯？”店里的员工郭某不耐烦地说：“你是查电的？”黄克诚说：“我不是查电的，是要你关灯的，要节约用电呀。”这个员工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黄克诚，从而受到深刻教育，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还有一次，黄老在机关灶房的附近，发现有人在地上扔下了半个窝窝头，他随即就叫有关人员去看，并毫不客气地说：“这个现象不好，应引起我们注意，发展下去，是要脱离群众的，别说现在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就是将来生活富裕了，也不能浪费。”从此，机关的干部职工们再也不随意乱扔饭菜了。
对党无限忠诚
众所周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批判和处理。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黄克诚对党对毛主席却毫无怨言，仍然忠心耿耿。在高平下乡期间，他常到县委办公室找同志们闲聊，可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他总是讲毛主席的伟大，讲毛主席的革命故事。
有一次，在县展览馆（今人民电影院）召开的数百人参加的高平县中层干部会议上，他除讲了高平的抗旱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外，还用大量篇幅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讲了毛主席一家六个亲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身的事迹。最后，他还念了几首毛主席未发表过的诗词，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此词写于1965年5月，公开发表于1976年1月）。称赞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伟大的诗人、书法家等。
黄克诚早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参加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全中国，戎马多半生，屡建赫赫战功。他在庐山会议上讲了些真话、实话，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他从不气馁，始终乐观开朗，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坚贞不渝。据一位听过他讲话的干部说，黄克诚在给高平的干部讲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时，反复强调革命道路是漫长的，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并说毛主席在瑞金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中，就遭受过错误的批判，甚至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他教育鼓励高平参加会议的干部，一定要树立起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信念，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受到委屈和错误批判，那只是暂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相信党是伟大的，是有生命力的，总有一天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他的这番演讲，使高平县的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中央真要出事啦”
在高平领导抗旱的这段时间里，黄克诚不管是白天在田间地头，还是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和同志们谈工作，谈学习，拉家常，总是谈笑风生。有时还应同志们的要求，讲讲过去长征途中的故事。可到了1966年的5月间，他忽然变得面容疲倦，寡言少语，就连在饭场上和大家拉闲话的场面也少了。夜间，机关的同志们都已经休息了，唯有黄克诚住的房间还亮着灯，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秘书和警卫员一次又一次地催他休息，大家都发现首长最近看文件时的神态和以前大不相同，常常是一份文件一遍又一遍地看，有时躺下又披上衣服起来反复地看。还有他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除了文艺节目什么都听，时刻不离手，甚至有时去厕所解手也要带上，好像生怕漏掉一字一句似的。墙脚下那个棋盘，是黄克诚饭后和县委副书记王正明经常消遣的用具，但是一连好几天没见他和县领导摆战场了。一天，黄老路过县委办公室门口问一个干事：“你听新闻来没有？”这个干事说：“刚听了广播。”黄老接着说：“中央要出大事了，今年五一节庆祝大会，彭真没有登天安门，这不符合惯例，一定是出了问题，不然不会是这样的。”没过几天，他又到县委办公室问：“最近中央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在这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县委办公室去追问。
有一天深夜，黄克诚在办公室的里间伏案批阅文件和看报纸，当看到有关批判“三家村”等文章时，忽然用手猛拍了一下办公桌，气愤地说：“岂有此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接着黄克诚满怀激愤地又说了一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待秘书、警卫员从办公室外间赶忙走到跟前时，见黄克诚紧握着的拳头还抵在桌面上，文件和报纸被震飞了，散落在地上，茶杯和笔筒也被震倒了。黄克诚没有发觉他们进屋，而是双眼盯着屋顶，很久很久，长叹一声，自言自语：“不得了哇，中央真要出事啦！”这时，黄克诚才发觉了旁边站着秘书等人，便向他们歉意地一笑说：“都几点了，赶快去睡觉吧。”
到了这年5月下旬的一天，县委机要室果然来了中央急件，秘书打开一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办公室的同志立即将文件送到县领导那里，并请示说：“黄老天天去问文件，这个文件里面点到了中央一些领导的名字，让不让黄老看？”王正明副书记讲：“党内有规定，可以看。”县委机要员即将文件送到黄老的办公室。黄老戴着高度近视镜认真地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沉默了一阵说：“我可能很快就要走了。”后来中央在全国公开下发了“五一六通知”，高平县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问题的文件后，王正明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想不通啊！如果这些都算是犯错误，那我们不是天天在犯错误？还不知有多少错误呢。”对此，黄克诚面色沉重，难以回答，唯有黯然。随后，黄克诚离开高平回到了太原。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