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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件木器，往往需要刻划3000多刀，还需根据不同阶段及部位的要求，改用宽窄不同的刻刀、尖刀、锉刀等工具，以保证木器光滑美观、经久耐用。
早在春秋时期，木匠祖师鲁班就创造了“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等多种木匠工具，开启了木器制作的新时代。到了汉代，木器制作工艺便已传入重庆市武隆区后坪乡，但当时，学习这门技艺的人寥寥无几。直至唐代，为了满足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当地人开始学习这门技艺，并进行推广、普及，涌现出了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通过师徒相传和自行摸索试制，逐渐独创出特色木工技艺，也打造出一系列特色木器制品。
几经岁月的冲刷和沉淀，这些木器制品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制作木器的手艺人逐年递减，目前，在后坪乡木器制作技艺濒临失传的困境中，王国仁老人可谓硕果仅存，成为传统手工木器制作唯一的坚守者。
手艺需要独自摸索和钻研
后坪乡是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距离城区较远，因此老一辈人对当地的印象都停留在一首歌谣里：“后坪是个山旮旯……一年难见两个客，早来晚走留不下，哪个要想出远门，翻坡越岭累死他。”在后坪乡高坪村堰塞湖畔，一栋房屋遗世而独立，里面住着我此次将要拜访的老艺人王国仁。
房屋的后院，是王国仁木器制作的手工作坊。此时，86岁的他正全神贯注地坐在车床前，用刻刀在木块上刻划，熟练中带着些许迟钝。随着刻刀划过，木器发出“嗞嗞”的声响，卷曲的木屑散落地上……在这个空间不大、充满木屑清香的手工作坊里，零零散散地摆放着各种工具、木材和等待雕琢的半成品，靠近车床的木制板凳上，琳琅满目地陈列着木碗、木盆、木杯，看上去颇为精美。
20世纪初，高坪村家家户户都靠制作木碗维持生计。王国仁从小耳濡目染，从有记忆以来，他就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每天帮父亲打下手：搬个木块、镟个木墩、拣个小碗……从玩耍中“学”到不少“手艺”。1947年，16岁的王国仁拜木器制作大师代昌禄为师，正式学习木器制作，一直到今天，86岁的王国仁还在坚持以传统工艺制作木器。
学艺伊始，师傅就叫他制作木碗，因为技术不够娴熟，他一天只能完成10余个，且成品粗糙，卖相欠佳。后来，经过不断练习，他一天能轻轻松松制作50个木碗。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国仁跟着师傅学了不到两年。原本照这样的进度学下去，王国仁不仅在木器制作的数量上会与日俱增，在工艺的精细程度上也会进步神速。当时，师傅仅将较为粗浅的制作手艺教给了王国仁，但像窗棂、罐子、沙钵、香檀等精细、复杂的手艺，尚未来得及传授给他。提起往事，王国仁不禁懊恼了一阵：“遇上这种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作为家中的长子，王国仁还有3个弟妹需要扶持，而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他制作木器的收入：“村里人都在做木器，别人能做很多别致的花样，我不会，所以我赚的钱很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王国仁只能独自摸索和钻研制作手艺。
已经掌握了手艺基础的王国仁，最首要的就是提高木器制作的精细度。他从酒杯、茶杯、茶盅等小物件开始做起，以木碗的经验，先制作一个原型，然后对比他人的成品，观察甚微，在借鉴中慢慢改进。凭借一股热情和干劲，王国仁不仅学会了制作耙子、木甑、木碗、木椅，还学会了制作审美价值较高的房檐、窗棂雕花、八仙木桌、神龛等难得一见的工艺品，渐渐地，他便成为武隆后坪木器制作的名人。
一件木器需要刻划3000多刀
“我年轻的时候，木器是常见的生产劳动的器具、房屋建造的饰品、日常生活的用品和祭祀的物品。”据王国仁回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坪木器盛极一时，全乡知名的木匠师傅有30余人，师徒总数近100人，仅王国仁自己就带了6个徒弟。当时，后坪木器声名大噪，邻县彭水、丰都一带的人不惜跋山涉水，来到他们村里买木器，王国仁房前的空地上一直很热闹，常常排着10米长的队伍，等待购货。为了不让排队的人空手而归，王国仁甚至利用自己娴熟的技艺，在徒弟们的帮助下，仅一天之内便制作出了120件大小不一的木器，这项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木器制作机械化也应运而生，但王国仁制作木器的主要工具依然是车床。他所谓的“车床”，也不过是通过脚蹬两根木棍牵引皮带，从而产生动力，随着木料飞速旋转，用各种刀具进行切、削、刻等操作。由于经常加工坚硬木，刀易钝化，车床上都配有磨刀石，以便随时磨刀具和其他相关工具。
“后坪木器选用的原材料，都是我们当地山坡上和村民房前屋后生长的树木，它们的材质结构紧密细腻，成本很低，也便于利用。”以制作木碗为例，王国仁经常就地取材，多以当地生长的白杨、杉木、青杠、红椿等树种为原料，选取节大、疙瘩多的树根或树疙瘩为佳，这样的木料有韧性、无毒、无异味、不易变形，制作出来的成品经久耐用。
“木器制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讲究。”选好木料后，王国仁将采伐的木料锯成短节，长短根据不同的木器成品而定，一般长度为1—3尺，然后根据锯好的短节木料，用斧头制作把心，把心的主要作用是连接原材料和车心，其大小尺寸按照一定的模子制作，直徑大概在3—5厘米，使原材料能牢牢地固定在车心里。
王国仁将固定好的原材料和车心一齐放在车床上，用砍刀削去树皮后，再用弯刀把材料表面打磨光滑，接着用弯刀将模子里面的材质挖空，根据不同的成品把表面打磨成型，即完成粗略的轮廓。
“雕磨是最费功夫的，也是最要劲儿的活儿。”王国仁指着一个木碗成品说，这一工序要精工细作、用心雕磨，才能做到厚薄匀称、划线曲美、底部平稳。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万变不离其宗”，王国仁一脸自豪道：“功夫全在手上，这种感觉说不出来。”制作一件木器制品，往往需要刻划3000多刀，其间还需根据不同阶段和部位的要求，改用宽窄不同的刻刀、尖刀、锉刀等工具，只有这样做出来的木制品，才会光滑美观、经久耐用。
古稀老人孤独的坚守
江河中滚滚涌动的波涛，既激扬起璀璨的浪花，也冲刷出砾石和泥沙。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定了人类文化的新旧更替与演化消长。许多传统行业的工艺，在这种更替与消长中，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后坪木器也不例外。如今，在后坪一带，村民修房造屋多以钢筋水泥为主，装修用压模胶板，门窗用铝制化工产品。而生活类用品，除煮饭使用的木甑和休息所用的木椅、木凳外，大多被铁制、瓷制产品所代替，木器渐渐退出了当地人的生活。代代相传的木器工艺，由于没了用场，逐渐被人们丢弃和遗忘。待业的年轻人不再青睐这一手艺，技艺娴熟的手艺人相继歇业、改行，仍坚持木器制作的手艺人年岁已高。
一提起传承之事，王国仁便黯然失色：“我最担心的是老祖宗的手艺断在我手里。”简单的木器制作耗时很长，价格却不高，一个小木杯仅卖6元钱，大的也只能卖到10余元，远不如打工挣钱来得快，因此年轻人都不愿学。而高档雕刻工艺品又需要较好的木工、美工基础和悟性，现在能吃苦耐劳、熟练掌握全套制作工艺的年轻人寥寥无几，老艺人们门庭冷清，只好在无望中转行从事他业。
如今，王国仁接的活，大多是村民自己备好木料，再送上门请他加工，因为都是帮乡邻或亲朋好友制作，所以他收取的费用并不高。后坪乡宣传委员董理说：“现在王国仁老师的年纪大了，每天做木器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当师傅还是没问题。”2014年，后坪木器制作工艺被列入《重庆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更多的世人所认知，但后继无人的窘境，则一直是王国仁的心结。
临别之际，王国仁送给笔者一个木制酒杯，上面木头的年轮纹路清晰可见，暗黄的色泽为其增添了些许古朴的韵味……这带着山间清香的后坪木器，总有一种道不明的质感。
早在春秋时期，木匠祖师鲁班就创造了“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等多种木匠工具，开启了木器制作的新时代。到了汉代，木器制作工艺便已传入重庆市武隆区后坪乡，但当时，学习这门技艺的人寥寥无几。直至唐代，为了满足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当地人开始学习这门技艺，并进行推广、普及，涌现出了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通过师徒相传和自行摸索试制，逐渐独创出特色木工技艺，也打造出一系列特色木器制品。
几经岁月的冲刷和沉淀，这些木器制品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制作木器的手艺人逐年递减，目前，在后坪乡木器制作技艺濒临失传的困境中，王国仁老人可谓硕果仅存，成为传统手工木器制作唯一的坚守者。
手艺需要独自摸索和钻研
后坪乡是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距离城区较远，因此老一辈人对当地的印象都停留在一首歌谣里：“后坪是个山旮旯……一年难见两个客，早来晚走留不下，哪个要想出远门，翻坡越岭累死他。”在后坪乡高坪村堰塞湖畔，一栋房屋遗世而独立，里面住着我此次将要拜访的老艺人王国仁。
房屋的后院，是王国仁木器制作的手工作坊。此时，86岁的他正全神贯注地坐在车床前，用刻刀在木块上刻划，熟练中带着些许迟钝。随着刻刀划过，木器发出“嗞嗞”的声响，卷曲的木屑散落地上……在这个空间不大、充满木屑清香的手工作坊里，零零散散地摆放着各种工具、木材和等待雕琢的半成品，靠近车床的木制板凳上，琳琅满目地陈列着木碗、木盆、木杯，看上去颇为精美。
20世纪初，高坪村家家户户都靠制作木碗维持生计。王国仁从小耳濡目染，从有记忆以来，他就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每天帮父亲打下手：搬个木块、镟个木墩、拣个小碗……从玩耍中“学”到不少“手艺”。1947年，16岁的王国仁拜木器制作大师代昌禄为师，正式学习木器制作，一直到今天，86岁的王国仁还在坚持以传统工艺制作木器。
学艺伊始，师傅就叫他制作木碗，因为技术不够娴熟，他一天只能完成10余个，且成品粗糙，卖相欠佳。后来，经过不断练习，他一天能轻轻松松制作50个木碗。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国仁跟着师傅学了不到两年。原本照这样的进度学下去，王国仁不仅在木器制作的数量上会与日俱增，在工艺的精细程度上也会进步神速。当时，师傅仅将较为粗浅的制作手艺教给了王国仁，但像窗棂、罐子、沙钵、香檀等精细、复杂的手艺，尚未来得及传授给他。提起往事，王国仁不禁懊恼了一阵：“遇上这种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作为家中的长子，王国仁还有3个弟妹需要扶持，而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他制作木器的收入：“村里人都在做木器，别人能做很多别致的花样，我不会，所以我赚的钱很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王国仁只能独自摸索和钻研制作手艺。
已经掌握了手艺基础的王国仁，最首要的就是提高木器制作的精细度。他从酒杯、茶杯、茶盅等小物件开始做起，以木碗的经验，先制作一个原型，然后对比他人的成品，观察甚微，在借鉴中慢慢改进。凭借一股热情和干劲，王国仁不仅学会了制作耙子、木甑、木碗、木椅，还学会了制作审美价值较高的房檐、窗棂雕花、八仙木桌、神龛等难得一见的工艺品，渐渐地，他便成为武隆后坪木器制作的名人。
一件木器需要刻划3000多刀
“我年轻的时候，木器是常见的生产劳动的器具、房屋建造的饰品、日常生活的用品和祭祀的物品。”据王国仁回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坪木器盛极一时，全乡知名的木匠师傅有30余人，师徒总数近100人，仅王国仁自己就带了6个徒弟。当时，后坪木器声名大噪，邻县彭水、丰都一带的人不惜跋山涉水，来到他们村里买木器，王国仁房前的空地上一直很热闹，常常排着10米长的队伍，等待购货。为了不让排队的人空手而归，王国仁甚至利用自己娴熟的技艺，在徒弟们的帮助下，仅一天之内便制作出了120件大小不一的木器，这项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木器制作机械化也应运而生，但王国仁制作木器的主要工具依然是车床。他所谓的“车床”，也不过是通过脚蹬两根木棍牵引皮带，从而产生动力，随着木料飞速旋转，用各种刀具进行切、削、刻等操作。由于经常加工坚硬木，刀易钝化，车床上都配有磨刀石，以便随时磨刀具和其他相关工具。
“后坪木器选用的原材料，都是我们当地山坡上和村民房前屋后生长的树木，它们的材质结构紧密细腻，成本很低，也便于利用。”以制作木碗为例，王国仁经常就地取材，多以当地生长的白杨、杉木、青杠、红椿等树种为原料，选取节大、疙瘩多的树根或树疙瘩为佳，这样的木料有韧性、无毒、无异味、不易变形，制作出来的成品经久耐用。
“木器制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讲究。”选好木料后，王国仁将采伐的木料锯成短节，长短根据不同的木器成品而定，一般长度为1—3尺，然后根据锯好的短节木料，用斧头制作把心，把心的主要作用是连接原材料和车心，其大小尺寸按照一定的模子制作，直徑大概在3—5厘米，使原材料能牢牢地固定在车心里。
王国仁将固定好的原材料和车心一齐放在车床上，用砍刀削去树皮后，再用弯刀把材料表面打磨光滑，接着用弯刀将模子里面的材质挖空，根据不同的成品把表面打磨成型，即完成粗略的轮廓。
“雕磨是最费功夫的，也是最要劲儿的活儿。”王国仁指着一个木碗成品说，这一工序要精工细作、用心雕磨，才能做到厚薄匀称、划线曲美、底部平稳。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万变不离其宗”，王国仁一脸自豪道：“功夫全在手上，这种感觉说不出来。”制作一件木器制品，往往需要刻划3000多刀，其间还需根据不同阶段和部位的要求，改用宽窄不同的刻刀、尖刀、锉刀等工具，只有这样做出来的木制品，才会光滑美观、经久耐用。
古稀老人孤独的坚守
江河中滚滚涌动的波涛，既激扬起璀璨的浪花，也冲刷出砾石和泥沙。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定了人类文化的新旧更替与演化消长。许多传统行业的工艺，在这种更替与消长中，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后坪木器也不例外。如今，在后坪一带，村民修房造屋多以钢筋水泥为主，装修用压模胶板，门窗用铝制化工产品。而生活类用品，除煮饭使用的木甑和休息所用的木椅、木凳外，大多被铁制、瓷制产品所代替，木器渐渐退出了当地人的生活。代代相传的木器工艺，由于没了用场，逐渐被人们丢弃和遗忘。待业的年轻人不再青睐这一手艺，技艺娴熟的手艺人相继歇业、改行，仍坚持木器制作的手艺人年岁已高。
一提起传承之事，王国仁便黯然失色：“我最担心的是老祖宗的手艺断在我手里。”简单的木器制作耗时很长，价格却不高，一个小木杯仅卖6元钱，大的也只能卖到10余元，远不如打工挣钱来得快，因此年轻人都不愿学。而高档雕刻工艺品又需要较好的木工、美工基础和悟性，现在能吃苦耐劳、熟练掌握全套制作工艺的年轻人寥寥无几，老艺人们门庭冷清，只好在无望中转行从事他业。
如今，王国仁接的活，大多是村民自己备好木料，再送上门请他加工，因为都是帮乡邻或亲朋好友制作，所以他收取的费用并不高。后坪乡宣传委员董理说：“现在王国仁老师的年纪大了，每天做木器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当师傅还是没问题。”2014年，后坪木器制作工艺被列入《重庆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更多的世人所认知，但后继无人的窘境，则一直是王国仁的心结。
临别之际，王国仁送给笔者一个木制酒杯，上面木头的年轮纹路清晰可见，暗黄的色泽为其增添了些许古朴的韵味……这带着山间清香的后坪木器，总有一种道不明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