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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但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无论是入住养老机构，还是居家养老，抑或依托社区照护，都难以获得方便有效的医疗服务。医养结合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与之配套的医疗服务体系如何搭建？与此同时，鼓励退休的银发人员再就业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一个有效手段，但在国内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如何在老龄化社会延长人口红利的周期，完善体制机制进而把老年人的优势发挥出来？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
医养结合要回归“中国特色”
《检察风云》：在现行体制下如何推动“医养结合”？
李玲：为让老年人更好地安度晚年，我国提出了“医养结合”，但我觉得它不能面向所有的老年群体，应该让老年人中相对年轻的那些人去發挥他们的作用。当然“年轻”老年人也可能生病，需要照料，所以现在就用“医养结合”的方法。
“医”和“养”如何结合？还是要以“养”为主。国家现在的“医养结合”是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支撑，医养结合机构只是其中一个补充。要让那些健康的、还能发挥作用的老年人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精准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此外，“医养结合”还是要回归中国特色。我自己作为一个即将要到老年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好了。老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应以家庭养老为主。现在大部分老年人都是到了确实不能在家养老的时候，才会到养老机构去。在这之前，社区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养老既需要专业医疗的帮助，也需要家庭保健式的照料，以及社区的照料。同时养老更多是一种健康的养生，包括为老年人提供文化、锻炼、娱乐、社交等一系列丰富的晚年生活。由此看，让老年人老有所养，才是最好的养老。如果再引入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则可以支撑起未来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比如你可以在家里安装一些监控，用一种随时能与老人沟通的设备和仪器，让老人实现自我照顾。
《检察风云》：人老了之后最大的需求莫过于医疗。要践行中国式养老，国内是否有与之配套的医疗卫生体制？
李玲：与国外相比，中国现在在传染病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近期的疫苗事件，折射的是国人在更高水平上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我们在传染病的控制上，死亡率是非常低的，其中疫苗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们在非传染病上，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上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
我一直有个重要观点：中国最大优势在于医疗卫生。中国曾创立好的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根基还在。现在中医的方法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医背后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全面、系统、综合。由此我们更应该大力传播养生文化与健康生活方式。
《检察风云》：中国式的养老，如何能够彰显我们的传统文化？
李玲：中国是一个讲孝道的国家。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要建立养老、敬老、孝老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比如在未来，你和父母同住一起，你支撑父母的养老，可以免税等，这样一些政策制度，就是我们孝道文化的体现。
我期待的中国未来的养老模式，应该是要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为，都能够健康长寿，都能够继续为社会、为家庭做贡献。而且中国文化讲究修身养性、无疾而终，用现在通俗的语言，就是要健康地活着，没有痛苦地死亡。
开发老年人口的二次红利
《检察风云》：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老龄化，只是中国的问题更加严重。那么老年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收益呢？
李玲：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老年人是成本。人老了，不工作了，需要拿退休金，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退休金的支出，一个是医疗的支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老年人确实是一个负担。
但是我想，是不是应该重新定义一下“老年”？比如60岁、65岁都称为老年人，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定义。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是1935年在大萧条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制定的，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但是今天呢？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7岁。美国也在77岁、78岁。如果还按原来的年龄领养老金，就不太恰当了。现在美国也在延迟获取养老金的时间，从65岁延迟到67岁，不过跟当年没有太大的区别。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在重新定义老年人，将60岁-74岁定为年轻的老年人，75岁-89岁定为老年人，90岁以上定为长寿老人。我就属于年轻的老年人这个层次，我已经快退休了，我的同学们大多已经退休了。一般情况下，女性工作到55周岁就能退休了。我在研究老龄问题时，常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本浪费！作为女性，我自己的感受是，50岁—60岁是女性最佳工作年龄段，是时间、精力最充沛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同龄人大多已经退休在家了。
《检察风云》：那么怎么才能把老年人变成收益呢？也就是老龄化不能只盯着成本，如何把老年人的优势利用起来呢？
李玲：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就是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如今，这批人正在渐渐老去。但我们能不能利用他们的二次人口红利呢？45岁-59岁的人、60岁-74岁的人，其实完全是有工作能力的。
我的同龄人以及我父母那一辈，本来工作好好的，一退休就开始无所事事。因为没有工作的压力了，在过去那种大家庭还可以抱抱孙子、忙忙家务，但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儿女们现在还没有生孩子，甚至还没有结婚。有些人退了休以后没事干，就开始跑医院，把看病当成了职业。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老年人变为一种成本，而是要用创造性的方法、更加弹性的方式，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开发人口的二次红利，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新动力。
老年人帮年轻人避开创业的“坑”
《检察风云》：怎么用好老年人，其实国家已经开始行动——最近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如何看待这一政策举措？
李玲：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再创业这非常好！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对很多职业来说，老师要资格老的，医生要资格老的，年轻医生你还不愿意让他看呢，因为他没有经验。接下来怎么把这些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很期待下一步不仅有银龄的老师、银龄的医生、银龄的科学家、银龄的工程师，还要有银龄的社工和志愿者。
辽宁省已经说要支持老年人自主创业了。我觉得太对了。年轻人创业的风险太大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大学生刚毕业、甚至没有毕业就去创业，没有社会经验，成功的机率很低。我认为，即便成功了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他们对社会根本不了解。而退休的或者即将退休的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有社会资源，他们去创业，可以领着年轻人一起干，帮年轻人避开那些陷阱、那些风险。
我最近就在想：将来退休后就不再研究医改了，也不再研究经济学了，人一辈子都搞一件事儿，好像还没有达到“全面发展”。看了《我不是药神》后，我想以后也去写写电影剧本，医改是多么好玩的事儿。而社会就是要鼓励老年人退休后去做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同时又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检察风云》：我们怎么才能创造一种机制，不让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就业上形成矛盾？
李玲：老年人不退，哪来的工作岗位？大家可以一起想想办法。比如，国内的干部有一个“退二线”的说法，处级干部50岁退二线，副厅、局级干部55岁退二线，但他们其实并没有退休，只是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了。
同样的方法，能不能用在企业老职工身上？这既不叫退休，也不同于现在的“返聘”，就是从一线退下来了，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只是他必须把原来的位置、原来的编制腾出来，这样年轻人才可以进来。但老职工依然是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的，在关键时刻辅导好年轻人，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这些其实都是组织内部的机制设计问题。
编辑：郑宾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
医养结合要回归“中国特色”
《检察风云》：在现行体制下如何推动“医养结合”？
李玲：为让老年人更好地安度晚年，我国提出了“医养结合”，但我觉得它不能面向所有的老年群体，应该让老年人中相对年轻的那些人去發挥他们的作用。当然“年轻”老年人也可能生病，需要照料，所以现在就用“医养结合”的方法。
“医”和“养”如何结合？还是要以“养”为主。国家现在的“医养结合”是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支撑，医养结合机构只是其中一个补充。要让那些健康的、还能发挥作用的老年人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精准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此外，“医养结合”还是要回归中国特色。我自己作为一个即将要到老年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好了。老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应以家庭养老为主。现在大部分老年人都是到了确实不能在家养老的时候，才会到养老机构去。在这之前，社区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养老既需要专业医疗的帮助，也需要家庭保健式的照料，以及社区的照料。同时养老更多是一种健康的养生，包括为老年人提供文化、锻炼、娱乐、社交等一系列丰富的晚年生活。由此看，让老年人老有所养，才是最好的养老。如果再引入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则可以支撑起未来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比如你可以在家里安装一些监控，用一种随时能与老人沟通的设备和仪器，让老人实现自我照顾。
《检察风云》：人老了之后最大的需求莫过于医疗。要践行中国式养老，国内是否有与之配套的医疗卫生体制？
李玲：与国外相比，中国现在在传染病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近期的疫苗事件，折射的是国人在更高水平上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我们在传染病的控制上，死亡率是非常低的，其中疫苗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们在非传染病上，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上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
我一直有个重要观点：中国最大优势在于医疗卫生。中国曾创立好的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根基还在。现在中医的方法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医背后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全面、系统、综合。由此我们更应该大力传播养生文化与健康生活方式。
《检察风云》：中国式的养老，如何能够彰显我们的传统文化？
李玲：中国是一个讲孝道的国家。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要建立养老、敬老、孝老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比如在未来，你和父母同住一起，你支撑父母的养老，可以免税等，这样一些政策制度，就是我们孝道文化的体现。
我期待的中国未来的养老模式，应该是要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为，都能够健康长寿，都能够继续为社会、为家庭做贡献。而且中国文化讲究修身养性、无疾而终，用现在通俗的语言，就是要健康地活着，没有痛苦地死亡。
开发老年人口的二次红利
《检察风云》：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老龄化，只是中国的问题更加严重。那么老年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收益呢？
李玲：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老年人是成本。人老了，不工作了，需要拿退休金，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退休金的支出，一个是医疗的支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老年人确实是一个负担。
但是我想，是不是应该重新定义一下“老年”？比如60岁、65岁都称为老年人，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定义。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是1935年在大萧条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制定的，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0岁。但是今天呢？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7岁。美国也在77岁、78岁。如果还按原来的年龄领养老金，就不太恰当了。现在美国也在延迟获取养老金的时间，从65岁延迟到67岁，不过跟当年没有太大的区别。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在重新定义老年人，将60岁-74岁定为年轻的老年人，75岁-89岁定为老年人，90岁以上定为长寿老人。我就属于年轻的老年人这个层次，我已经快退休了，我的同学们大多已经退休了。一般情况下，女性工作到55周岁就能退休了。我在研究老龄问题时，常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本浪费！作为女性，我自己的感受是，50岁—60岁是女性最佳工作年龄段，是时间、精力最充沛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同龄人大多已经退休在家了。
《检察风云》：那么怎么才能把老年人变成收益呢？也就是老龄化不能只盯着成本，如何把老年人的优势利用起来呢？
李玲：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就是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如今，这批人正在渐渐老去。但我们能不能利用他们的二次人口红利呢？45岁-59岁的人、60岁-74岁的人，其实完全是有工作能力的。
我的同龄人以及我父母那一辈，本来工作好好的，一退休就开始无所事事。因为没有工作的压力了，在过去那种大家庭还可以抱抱孙子、忙忙家务，但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儿女们现在还没有生孩子，甚至还没有结婚。有些人退了休以后没事干，就开始跑医院，把看病当成了职业。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老年人变为一种成本，而是要用创造性的方法、更加弹性的方式，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开发人口的二次红利，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新动力。
老年人帮年轻人避开创业的“坑”
《检察风云》：怎么用好老年人，其实国家已经开始行动——最近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如何看待这一政策举措？
李玲：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再创业这非常好！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对很多职业来说，老师要资格老的，医生要资格老的，年轻医生你还不愿意让他看呢，因为他没有经验。接下来怎么把这些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很期待下一步不仅有银龄的老师、银龄的医生、银龄的科学家、银龄的工程师，还要有银龄的社工和志愿者。
辽宁省已经说要支持老年人自主创业了。我觉得太对了。年轻人创业的风险太大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大学生刚毕业、甚至没有毕业就去创业，没有社会经验，成功的机率很低。我认为，即便成功了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他们对社会根本不了解。而退休的或者即将退休的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有社会资源，他们去创业，可以领着年轻人一起干，帮年轻人避开那些陷阱、那些风险。
我最近就在想：将来退休后就不再研究医改了，也不再研究经济学了，人一辈子都搞一件事儿，好像还没有达到“全面发展”。看了《我不是药神》后，我想以后也去写写电影剧本，医改是多么好玩的事儿。而社会就是要鼓励老年人退休后去做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同时又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检察风云》：我们怎么才能创造一种机制，不让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就业上形成矛盾？
李玲：老年人不退，哪来的工作岗位？大家可以一起想想办法。比如，国内的干部有一个“退二线”的说法，处级干部50岁退二线，副厅、局级干部55岁退二线，但他们其实并没有退休，只是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了。
同样的方法，能不能用在企业老职工身上？这既不叫退休，也不同于现在的“返聘”，就是从一线退下来了，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只是他必须把原来的位置、原来的编制腾出来，这样年轻人才可以进来。但老职工依然是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的，在关键时刻辅导好年轻人，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这些其实都是组织内部的机制设计问题。
编辑：郑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