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当兵时,一次去天津市,见街边一小饭馆门口黑板上写有“炒面”,很觉奇怪:俺山里人吃炒面,敢情你们天津人也吃炒面?回来一说,引得老兵们哄堂大笑:新兵蛋子,山筋了不是?人家那是什么炒面,那是炒面条!你们山里的炒面跟人家那炒面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早先,山里的人家,是家家都吃炒面的。尤其是冬天,早饭常常就是拌一碗炒面,再灌下两碗稀粥,就齐了。拌炒面,最好用熟透了的柿子(我们那里叫烘柿),把炒面拌得不稀不干,有了甜味,就好下咽多了。
　　那时的炒面,是把玉米和少许的黄豆,还有糠炒熟,在碾子上轧成的。碰上年景不好,就糠多粮少了。除了糠之外,也有把酸枣面掺进去的,叫酸炒面。如果把晒干的柿子皮轧成面掺进去,就是甜炒面了。最昂贵的炒面是掺了栗子面的,我只在小时吃过一次。最难吃的炒面,是掺了春天柿树上落下来的小柿子胎(叫柿篓),吃一口满嘴的木头气,实在难以下咽。
　　冬天的街头,你看吧,端了碗吃饭的人们,几乎清一色是在拌炒面。用筷子使劲在碗里搅过来拧过去地拌,夹起一坨大口吞咽。吃完了,碗里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残留。
　　看炒面的颜色,大致可以判断它的成色。凡是黄褐色颜色较浅的,一般是粮食相对要多些。如果是黑乎乎一大碗,不是糠多就是掺了其他的不知什么面了。我记事时,已经是合作化时期,家里吃的炒面还是掺糠的,不过不是太多。
　　我本人对炒面更深的记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刚上初中,国家的经济形势说不行就不行了。开始时学校食堂还能有馒头卖,很快就只有切成肥皂块一般的棒子面饼子了。再后来,“低指标、瓜菜代”来了,棒子面里开始掺槐叶面、橡面、玉米轴面,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掺过。就这也是按定量供应,想多吃一个,拿粮票来。星期天回家返校时,人人都是小口袋大口袋地挑着背着。口袋里有窝头、饼子,极个别富裕的同学会有一个半个馒头。人人都不能缺少的是炒面袋子,炒面好保存不会馊,吃得时间长呀。
　　一到开饭,匆匆吃完自己那可怜的一份儿,大家就开始用剩下的少许稀粥拌炒面。那真是炒面的博览会,有黄色的,有褐色的,也有近乎黑色的。互相换着尝一尝,也是各种风味应有尽有。甜的,香的,微苦的,发粘腻的,松散不抱团的都有。我尝过最好的,一个是北川一位同学的,玉米、黄豆,好像还有一点大麦,喷香!而南川一位姓冯的同学背来的炒面,看上去与刚磨的生玉米面没有区别,很奇怪。可是一吃,却是不掺一点假的纯玉米炒面,也很好吃。而我背的炒面,因为掺了糠,同学们都说吃起来垫牙,不好吃。
　　这不起眼的炒面,可不能小瞧。灾荒年,一盆炒面也许就能救下人命来。红军长征时吃过它,八路军打小日本,也吃过它,志愿军出国作战,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也离不开它。魏巍同志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就说到志愿军在坑道里,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来自祖国的炒面,也曾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呢。
　　现在,乡亲们早就不吃炒面了。炒面,一种传统的、普通的、穷人离不了的食品,终于退出舞台和我们说再见了。尽管有时候还有点怀念它,但经济发展带来的这类淘汰,总的说是好事。
　　(江雅仪摘自《牛城晚报》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