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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好汉歌》开头唱道：“大河向东流啊。”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亦有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江小河大都自西向东滚滚而流，皆缘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然而，位于山东省泰山南面的大汶河，却出现了“汶河倒流”的奇观。满载着古老而优美的传说，潇潇洒洒向西奔流而去，放眼远望，竟不知何处是尽头！
汶水两岸情
山东的河流分属黄河、海河、淮河流域或独流入海。全省平均河网密度为0.24公里/平方公里，其中，长度在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多条，长度在50公里以上的1000多条。在这众多河流中，大汶河借地势自东向西流，是山东省内最大的倒流河。
大汶河源远流长，早在《诗经》里，就有“汶水汤汤，行人彭彭”的咏吟。这里的汶水便是大汶河的古称。在历史典籍中，较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浮于汶，达于济。”后世汉代的《水经》，特别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大汶河都有准确、详尽的记述。
泰安当地关于大汶河的传说也颇多，其中最著名的还属《大禹治水》。据说很久以前，徂徕山、莲花山、沂蒙山三山相环，圈成一个四周高耸、中间低洼得像大瓮一样的地势，绵延几百里，水只能往这个“大瓮”里灌而不能往外流。洪水从山上沖刷下的泥土，沉积于“瓮底”，大片汪洋淹没着肥沃的良田。山民们眼瞅着山上的土地被雨水一寸寸侵蚀着，毫无办法，守着山岭薄地，盼望着能有人敲开“大瓮”，使水流出去，让“瓮底”下的土地得见天日，成为自己养家糊口的农田。
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母亲是有莘氏女修己，其父鲧受帝尧之命治理水患，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禹立即与益和后稷，一起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总结了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导河川治水为主导，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终于治水成功。
大禹得知当地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便决定找一个泄水口，打通河道，把“大瓮”里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由此，“大瓮”里的水顺着大禹规划的河道滚滚而流，这条河流被称作“大瓮河”。后来，叫着叫着，“大瓮河”就被叫成了“大汶河”。
大汶河发源于山东省旋崮山台子村，迂回西流，流经泰安市的新泰市、泰山区、岱岳区、宁阳县、肥城市、东平县等县市区，注入东平湖，为季节性河流。大汶河分北支牟汶河和南支柴汶河，以北支牟汶河为主流，交汇于大汶口东。大汶口以上为汶河上游;大汶口至戴村坝为中游，称大汶河;戴村坝至东平湖为下游，称大清河，由东平湖开闸泄入黄河。大汶河全长208公里，流域面积8536平方公里。其中岱岳区内流域面积为1799平方公里。流域内自然景观丰富多彩，水利设施古老实用，人文景观瑰丽多姿。
因水而兴的古村落
水是生命之源，临河而居是人们繁衍生息的条件之一。大汶口地区是人类发展史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随着社会的进步，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大汶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声名远扬的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是重镇。
山西街村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南，南临大汶河，距泰山约30公里，是个原汁原味、古韵依然的古村落。明代，一座石桥连接了大汶河两岸，使得这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后，山西街村蓬勃发展，一座座明式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不少晋商来到此处落脚。山西街村一度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最繁华的商埠之一。
山西街村的形成与汶河古渡、车马古道和大汶口古石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大汶河作为南北方交通枢纽，来往船只穿梭，沿岸重要地段多形成码头。而后人们在此聚集，最晚应在元代以前，山西街地段便已形成村落。
明代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商业发达，山西街村村南的石桥应时而建，解决了南北交通问题。同时，这座石桥是当时大汶河自新泰、莱芜至东平河段唯一一座连通南北两岸的桥，也是今天江北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且能正常使用的古石桥。这座桥的出现，使得大汶口镇在当时成为繁华的码头。
随着商业的兴盛，以开钱庄闻名天下的山西人来此经商的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山西会馆。据碑文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山西商人修建了山西会馆。山西会馆坐西朝东，分南北两部分，北为关帝庙，南为戏楼，总面积达2883平方米。山西会馆最初是山西商人兑换银票的地方，后来变成招待客商的驿站，山西商人舟车劳顿后在此食宿、休息。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会馆由食宿招待所改为学校，然后又改为盐业公司和供销社的仓库，改革开放后才作为历史遗址被保护起来。据资料记载，泰安的山西会馆共有3处，除了山西街村的这一处，泰城和楼德各有一处，而山西街村的山西会馆保存最好。山西会馆建成后，附近的工商户越来越多，形成两条南北大街，才真正定名为“山西街”。
据村民介绍，山西街村能够完好保存下来也是历史的巧合。现代铁路、公路的发展，冷落了原有的古桥。民国时期，英法修建的铁路将山西街村挡在南部，之后新的商业区基本都在北部发展。由于只有村民零星的拆拆建建，古村原貌得以保留。
大汶口文化开启文明曙光
汶水汤汤滋古今。奔流西去的汶河水不仅滋养了沿岸百姓，还孕育了古老的文明。再次让大汶口闻名的便是大汶口遗址的发现。
大汶口文化因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今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西南，地处大汶河南北两岸。1959年大汶口遗址首次发现以来，经过3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探明遗址区面积82万平方米，发掘7200平方米，发掘墓葬189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出土文物内涵十分丰富。考古专家认定大汶口遗址是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1982年，大汶口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保护。
“北依泰山、南邻汶水、地势平坦、林茂草肥的大汶口盆地，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东夷文化的源头。由于这里地处东方，远离中原，后人就把史前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的众多部落称为‘东夷’，所创造的史前文化称为东夷文化。而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成为东夷文化的杰出代表。”泰山学院历史学教授蒋铁生介绍。
据考古证实，东夷文化在史前发展水平最高，力量最强大，势力范围最广。东夷族群著名的部落首领太昊伏羲氏，不仅在太昊之墟上创建了大汶口文化系统，而且还将其发扬光大，向外影响和同化了周围的其他文化。东夷先民受他影响创制的太极八卦象牙梳，在大汶口博物馆内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广义的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十分广阔，主要分布区域大体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豫东，北至渤海南岸，南至皖北、淮北一带，覆盖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
不仅如此，随着文化考古的推进，一些学者发现，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圈是不断拓展、扩张的。其以山东为中心，向北至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向西至燕赵和黄河中游，向东远及朝鲜半岛和日本海沿岸，向南直通台湾海峡和南太平洋岛域。更为开放的看法则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古文化的源头，它向亚洲东北部移动，曾越过白令海峡而进入北美，向南洋群岛的散播则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辐射影响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大汶河，一条与众不同的河，这是中华大地最古老的河流之一，浇灌了大片肥沃的汶阳良田。滋养了彰显于世的大汶口文化。大汶河踏着东夷文明的足迹四翼齐展，开拓创新，她有着璀璨的过去，也必将有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编辑/刁艳杰
汶水两岸情
山东的河流分属黄河、海河、淮河流域或独流入海。全省平均河网密度为0.24公里/平方公里，其中，长度在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多条，长度在50公里以上的1000多条。在这众多河流中，大汶河借地势自东向西流，是山东省内最大的倒流河。
大汶河源远流长，早在《诗经》里，就有“汶水汤汤，行人彭彭”的咏吟。这里的汶水便是大汶河的古称。在历史典籍中，较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浮于汶，达于济。”后世汉代的《水经》，特别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大汶河都有准确、详尽的记述。
泰安当地关于大汶河的传说也颇多，其中最著名的还属《大禹治水》。据说很久以前，徂徕山、莲花山、沂蒙山三山相环，圈成一个四周高耸、中间低洼得像大瓮一样的地势，绵延几百里，水只能往这个“大瓮”里灌而不能往外流。洪水从山上沖刷下的泥土，沉积于“瓮底”，大片汪洋淹没着肥沃的良田。山民们眼瞅着山上的土地被雨水一寸寸侵蚀着，毫无办法，守着山岭薄地，盼望着能有人敲开“大瓮”，使水流出去，让“瓮底”下的土地得见天日，成为自己养家糊口的农田。
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母亲是有莘氏女修己，其父鲧受帝尧之命治理水患，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禹立即与益和后稷，一起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总结了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导河川治水为主导，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终于治水成功。
大禹得知当地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便决定找一个泄水口，打通河道，把“大瓮”里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由此，“大瓮”里的水顺着大禹规划的河道滚滚而流，这条河流被称作“大瓮河”。后来，叫着叫着，“大瓮河”就被叫成了“大汶河”。
大汶河发源于山东省旋崮山台子村，迂回西流，流经泰安市的新泰市、泰山区、岱岳区、宁阳县、肥城市、东平县等县市区，注入东平湖，为季节性河流。大汶河分北支牟汶河和南支柴汶河，以北支牟汶河为主流，交汇于大汶口东。大汶口以上为汶河上游;大汶口至戴村坝为中游，称大汶河;戴村坝至东平湖为下游，称大清河，由东平湖开闸泄入黄河。大汶河全长208公里，流域面积8536平方公里。其中岱岳区内流域面积为1799平方公里。流域内自然景观丰富多彩，水利设施古老实用，人文景观瑰丽多姿。
因水而兴的古村落
水是生命之源，临河而居是人们繁衍生息的条件之一。大汶口地区是人类发展史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随着社会的进步，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大汶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声名远扬的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是重镇。
山西街村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南，南临大汶河，距泰山约30公里，是个原汁原味、古韵依然的古村落。明代，一座石桥连接了大汶河两岸，使得这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后，山西街村蓬勃发展，一座座明式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不少晋商来到此处落脚。山西街村一度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最繁华的商埠之一。
山西街村的形成与汶河古渡、车马古道和大汶口古石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大汶河作为南北方交通枢纽，来往船只穿梭，沿岸重要地段多形成码头。而后人们在此聚集，最晚应在元代以前，山西街地段便已形成村落。
明代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商业发达，山西街村村南的石桥应时而建，解决了南北交通问题。同时，这座石桥是当时大汶河自新泰、莱芜至东平河段唯一一座连通南北两岸的桥，也是今天江北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且能正常使用的古石桥。这座桥的出现，使得大汶口镇在当时成为繁华的码头。
随着商业的兴盛，以开钱庄闻名天下的山西人来此经商的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山西会馆。据碑文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山西商人修建了山西会馆。山西会馆坐西朝东，分南北两部分，北为关帝庙，南为戏楼，总面积达2883平方米。山西会馆最初是山西商人兑换银票的地方，后来变成招待客商的驿站，山西商人舟车劳顿后在此食宿、休息。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会馆由食宿招待所改为学校，然后又改为盐业公司和供销社的仓库，改革开放后才作为历史遗址被保护起来。据资料记载，泰安的山西会馆共有3处，除了山西街村的这一处，泰城和楼德各有一处，而山西街村的山西会馆保存最好。山西会馆建成后，附近的工商户越来越多，形成两条南北大街，才真正定名为“山西街”。
据村民介绍，山西街村能够完好保存下来也是历史的巧合。现代铁路、公路的发展，冷落了原有的古桥。民国时期，英法修建的铁路将山西街村挡在南部，之后新的商业区基本都在北部发展。由于只有村民零星的拆拆建建，古村原貌得以保留。
大汶口文化开启文明曙光
汶水汤汤滋古今。奔流西去的汶河水不仅滋养了沿岸百姓，还孕育了古老的文明。再次让大汶口闻名的便是大汶口遗址的发现。
大汶口文化因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今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西南，地处大汶河南北两岸。1959年大汶口遗址首次发现以来，经过3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探明遗址区面积82万平方米，发掘7200平方米，发掘墓葬189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出土文物内涵十分丰富。考古专家认定大汶口遗址是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1982年，大汶口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保护。
“北依泰山、南邻汶水、地势平坦、林茂草肥的大汶口盆地，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东夷文化的源头。由于这里地处东方，远离中原，后人就把史前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的众多部落称为‘东夷’，所创造的史前文化称为东夷文化。而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成为东夷文化的杰出代表。”泰山学院历史学教授蒋铁生介绍。
据考古证实，东夷文化在史前发展水平最高，力量最强大，势力范围最广。东夷族群著名的部落首领太昊伏羲氏，不仅在太昊之墟上创建了大汶口文化系统，而且还将其发扬光大，向外影响和同化了周围的其他文化。东夷先民受他影响创制的太极八卦象牙梳，在大汶口博物馆内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广义的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十分广阔，主要分布区域大体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豫东，北至渤海南岸，南至皖北、淮北一带，覆盖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
不仅如此，随着文化考古的推进，一些学者发现，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圈是不断拓展、扩张的。其以山东为中心，向北至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向西至燕赵和黄河中游，向东远及朝鲜半岛和日本海沿岸，向南直通台湾海峡和南太平洋岛域。更为开放的看法则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古文化的源头，它向亚洲东北部移动，曾越过白令海峡而进入北美，向南洋群岛的散播则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辐射影响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大汶河，一条与众不同的河，这是中华大地最古老的河流之一，浇灌了大片肥沃的汶阳良田。滋养了彰显于世的大汶口文化。大汶河踏着东夷文明的足迹四翼齐展，开拓创新，她有着璀璨的过去，也必将有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编辑/刁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