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英]兰德（杨绛 译）
　　2016年5月杨绛先生走了，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终于离开最后仍辛勤耕耘的书桌，去赶赴那场她一早就期待的、不在人间的小团圆。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一生有太多建树，然而诸多身份她都轻轻放下，唯独拿起最珍视的那个——“我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正当新女性以独立为荣的时代，如此大方的自认，是自明，是自甘，也是自信。如何不负天赋、不失独立地去做一个人生命中的自己，她给出了杨绛式的回答。我们从先生散文中捡拾起那些散发着柔光的片段，和您重温钱锺书夫妇曾携手走过的人生，以及他们生命中的彼此。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Mr.King）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Michaelmas Term）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锺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Home Students），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Bodleian）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锺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Commoner）。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锺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锺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锺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功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H.N.Spalding）。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Brazenose College）的驻院研究员（Fellow Don）。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锺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锺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锺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第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锺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moral tutor）。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锺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锺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唯独锺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锺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锺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锺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锺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锺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 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锺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锺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我在楼上窗口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 Gros Clark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 Gros Clark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
　　当时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纲姊妹，向达、杨人楩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钞敦煌卷子，又来牛津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 （E.Hughes）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宪益，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
　　锺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向达说锺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二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锺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我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我从来不是啃分数的学生，可是我很爱惜时间，也和锺书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经领过市面了。锺书不以为然，劝我别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我们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我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一次我们散步“探险”时，我偶见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告示，再去看又不见了。我不死心，一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女房主达蕾女土——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我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我上楼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楼。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取暖用电炉。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盘旋水管，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管内的水几经盘旋就变成热水流入一个小小的澡盆。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从大房子里分隔出来的，由一座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我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第二天就带了锺书同去看房。
　　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住老金家，浴室厕所都公用，谁喜欢公用的呢？预计房租、水电费等种种费用，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这不怕，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我的预算是宽的。锺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随即通知老金家。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
　　我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订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我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我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路过商店，就订购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锺书《槐聚诗存》一九五九年为我写的诗里说什么“料量柴米学当家”，无非做了预算，到店里订货而已。
　　我已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记得新居有一排很讲究的衣橱，我怀疑这间屋子原先是一间大卧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屉也多。我们搬家大概是在午后，晚上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一大壶水一会儿就烧开。我们借用达蕾租给我们的日用家具，包括厨房用的锅和刀、叉、杯、盘等，对付着吃了晚饭。搬一个小小的家，我们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到夜深。锺书劳累得放倒头就睡着了，我劳累得睡都睡不着。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锺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锺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锺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作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入达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厨房了，锺书就想吃红烧肉。俞大缜、大纲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学对烹调都不内行，却好像比我们懂得一些。他们教我们把肉煮一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作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在牛津是奇货，而且酱油不鲜，又咸又苦。我们的厨房用具确是“很不够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他们教的办法烧。两人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也就是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我记不起那锅顽固的犟肉是怎么消缴的了。事后我忽然想起我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对呀，凭我们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下一次我们买了一瓶雪利酒（sherry），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锺书吃得好快活唷。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我们不识货，一面剥，一面嫌壳太厚、豆太小。我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我们焖了吃，很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国的火腿鲜。猪头肉，我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Bath chap）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我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我刚剪得一刀，活虾在我手里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锺书问我怎么了。我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锺书跟我讲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我们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锺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是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我把做午饭作为我的专职，锺书只当助手。我有时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锺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作诗却说“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电灶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谷。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求四足鳖双裙”，我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锺书笑我死心眼儿，作诗只是作诗而已。
　　锺书几次对我说，我教你作诗。我总认真说：“我不是诗人的料。”我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我们搬入新居之后，我记得一个大雪天，从前的房东老金踏雪赶来，惶惶然报告大事：“国王去世了。”英王乔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们没想到英国老百姓对皇室这么忠心爱戴，老金真的如丧考妣。不久爱德华八世逊位，锺书同院的英国朋友司徒亚（Stuan）忙忙地拿了一份号外，特地赶来报告头条消息。那天也下雪，是当年的冬天。
　　司徒亚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他不安于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来谈说中国留学生间的是是非非，包括锺书挨的骂。因为我们除了和俞氏姊妹略有来往，很脱离群众。
　　司徒是同学院同读文学学士学位的同学，他和锺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一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我是女人，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我指出他们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不求量，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锺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
　　我们和达蕾女士约定，假后还要回来，她将给我们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为另一家租户将要搬走了。我们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轻装出去度假，到伦敦、巴黎“探险”去。
　　这一学年，该是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锺书不像我那么苦苦地想家。
　　三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二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映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锺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锺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 Spence）。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锺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锺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锺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锺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二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①，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锺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锺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锺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锺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锺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锺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
　　四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了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随父母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Dover）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Calais）港登陆，入法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 China 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 （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细腻，像瓷。我们很得意。 　　我因锺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结票。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我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我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锺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公寓的主人咖淑夫人（Madame Caseau）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把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司，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我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我们最初也包饭。替我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又送我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5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巴黎的中国学生真不少，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我们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Cit’e Universitaire）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藜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李伟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
　　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对我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我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说，我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肠挂肚，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锺书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肠挂肚。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我们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我们也送她报酬。
　　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工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住在巴黎大学城的两位女士和盛澄华，也都不想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去旁听。他们经常去旁听。考官也许为了卖弄他们汉学精深，总要问些刁难的问题，让考生当场出丑，然后授予博士学位。
　　真有学问的学者，也免不了这场难堪。花钱由枪手做论文的，老着面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林藜光不屑做巴黎大学博士，他要得一个国家博士。可惜他几年后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国家博士。
　　锺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15世纪的诗人维容（Villon）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我们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
　　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我家的常客。林藜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小姐是她的朋友，比她更年轻貌美。H小姐是盛澄华的意中人。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T小姐。追求T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我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
　　哲学家爱摆弄他的哲学家架势，宴会上总喜欢出个题目，叫大家“思索”回答。有一次他说：“哎，咱们大家说说，什么是自己最向往的东西，什么是最喜爱的东西。”T小姐最向往的是“光明”，最喜爱的是“静”。这是哲学家最赞许的答案。最糟糕的是另一位追求T小姐的先生。我忘了他向往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他用了三个法国字，组成一个猥亵词，相当于“他妈的” （我想他是故意）。这就难怪T小姐鄙弃他而嫁给哲学家了。
　　我们两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我们爱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我们就自己做饭了。锺书赶集市，练习说法语；在房东餐桌上他只能旁听。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咖淑夫人教我做“出血牛肉”（boeuf saignant），我们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她还吃面包蘸蛋黄，也吃空心面，养得很结实，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锺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锺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A1hed Tennyson）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 　　锺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锺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
　　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般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五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锺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决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锺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锺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锺书狂傲之名。
　　锺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焕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锺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锺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锺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份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相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锺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锺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锺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锺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锺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肠挂肚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锺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锺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锺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夏鼐同志已应允，锺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锺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锺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锺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锺书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锺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
　　六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大跃进”期间，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商务出版），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英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TEFL），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我们眼看着女儿在成长，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们的“尖兵”每天超负荷地工作——据学校的评价，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我觉得还不止。她为了爱护学生，无限量地加重负担。例如学生的毕业论文，她常常改了又责令重做。我常问她：“能偷点儿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她总摇头。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锺书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日走。
　　我们到了预订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帖，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二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占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燠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作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锺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的。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颔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包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痊愈。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记钱锺书与《围城》
　　一 钱锺书写《围城》
　　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 没有火就没有光， 但光照所及， 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②。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大的距离，而且是怎样的错乱。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却是一部虚构写实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其实全是创造。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锺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锺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锺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锺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文学学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锺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锺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锺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在秋季开学以后到上海相访，约他再回联大，钱锺书没有应聘。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人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锺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锺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锺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