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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4285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毕竟，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类矛盾日益积聚，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在不同程度地加快凸显，如何在转型发展中跨越这些“陷阱”，将是“十二五”时期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变革和转型为破局关键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最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HETRAP)的概念，基本含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它们的人均GDP仍然徘徊在3500-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并且难以见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除此之外，亚洲不少国家也没有逃出这一魔咒，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
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在进军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栽跟头，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在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挑战时没能逃出困扰。当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是必然的。相关研究显示，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经有两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一个是日韩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魔咒，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另一个是东欧国家通过加入欧盟前的“法制化”和“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并最终抽身干“中等收入陷阱”。很显然，这些国家成功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变革和转型。
中国忧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下，中国从一个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功步入到一个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存制度缺失、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明显增多等一系列发展的风险，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能性不断增大，这些也正是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所在。
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既有经济的，如GDP与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协调，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尚未摆脱等，也有社会的，如城乡户籍制度的僵硬，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缺失等，更有政治法治的，如公权腐败现象高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有学者曾经归纳总结出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七大严峻挑战——“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杀陷阱”、“资产泡沫陷阱”，这些大大小小陷阱，无疑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
实际上，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做了一次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而对于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三管齐下
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与中国高层领导交流时就表示，中国用30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给世界创造了奇迹。但要想从“中等生”向“优等生”跨越，中国还得加把劲儿。但这劲儿究竟如何使，在笔者看来，中国要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应当在思想观念、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上做到“三管齐下”。
首先，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1978年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并由此带动了此后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同样的道理，在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过去粗放的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一些地方政府搞经济盲目追大、重量轻质，有的甚至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今后必须要从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矫正唯GDP的导向，让包容性增长理念真正融入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深水区的今天，许多难题都面临强势利益集团的掣肘，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遭遇强势利益集团的牵制，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状况愈发严重，等等。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再靠简单的修修补补已是无济于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已是刻不容缓，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发出了以打好调结构、促转变这场硬仗的号令。但决心和力度的体现还应依靠制度改革，必须在制度上下真功夫，这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所在。
最后，法治建设的保驾护航。有了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有了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尽管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现实中“人治”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资源保护和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立法明显滞后，社会成员参与机会不平等、司法不公和腐败、老百姓打官司难等问题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使得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也受到质疑。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切实扭转法治建设这块短板，让法治的公平正义为经济社会转型真正保驾护航。
变革和转型为破局关键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最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HETRAP)的概念，基本含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它们的人均GDP仍然徘徊在3500-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并且难以见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除此之外，亚洲不少国家也没有逃出这一魔咒，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
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在进军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栽跟头，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在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挑战时没能逃出困扰。当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是必然的。相关研究显示，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经有两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一个是日韩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的魔咒，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另一个是东欧国家通过加入欧盟前的“法制化”和“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并最终抽身干“中等收入陷阱”。很显然，这些国家成功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变革和转型。
中国忧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下，中国从一个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功步入到一个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存制度缺失、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明显增多等一系列发展的风险，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能性不断增大，这些也正是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所在。
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既有经济的，如GDP与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协调，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尚未摆脱等，也有社会的，如城乡户籍制度的僵硬，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缺失等，更有政治法治的，如公权腐败现象高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有学者曾经归纳总结出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七大严峻挑战——“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杀陷阱”、“资产泡沫陷阱”，这些大大小小陷阱，无疑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
实际上，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做了一次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而对于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三管齐下
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与中国高层领导交流时就表示，中国用30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给世界创造了奇迹。但要想从“中等生”向“优等生”跨越，中国还得加把劲儿。但这劲儿究竟如何使，在笔者看来，中国要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应当在思想观念、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上做到“三管齐下”。
首先，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1978年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并由此带动了此后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同样的道理，在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过去粗放的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一些地方政府搞经济盲目追大、重量轻质，有的甚至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今后必须要从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矫正唯GDP的导向，让包容性增长理念真正融入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深水区的今天，许多难题都面临强势利益集团的掣肘，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遭遇强势利益集团的牵制，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状况愈发严重，等等。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再靠简单的修修补补已是无济于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已是刻不容缓，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发出了以打好调结构、促转变这场硬仗的号令。但决心和力度的体现还应依靠制度改革，必须在制度上下真功夫，这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所在。
最后，法治建设的保驾护航。有了思想观念的再次转变，有了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尽管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现实中“人治”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资源保护和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立法明显滞后，社会成员参与机会不平等、司法不公和腐败、老百姓打官司难等问题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使得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也受到质疑。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切实扭转法治建设这块短板，让法治的公平正义为经济社会转型真正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