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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不仅是南美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最早同我国开展民间来往的国家。
我与智利有缘，学生时代，受教于智利友人；1967年首次由外交部派驻智利工作5年，开辟中智关系；1986年重返该国，出任大使，一呆又是近5年。算起来，我在这个国家生活长达10年之久，占了我全部外交生涯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2000年，在我国时任驻智大使为庆祝中智建交3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我惊喜地见到了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朋友乌戈和他的夫人卡门。乌戈是个普普通通的智利社会党人，同许多该党党员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同中国人民的首次接触是在60年代初我国第一次在智利举办的经济展览会上。当时他为我国展览会的成功举行提供了不少帮助。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解中国，喜欢上了我们这个国家，积极参加智中文协活动，为中智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
我第一次在智利工作时已经与他相识，工作中得到过他不少帮助，中智两国建交后，他十分高兴地从事推动中智两国友好的工作，向亲朋好友热情介绍中国，推荐“北京周报”、“人民画报”等我国出版的西班牙文书刊，被公认为亲华派人士。
1973年军人发动政变后，他虽然不是政界重要人物，但因为是社会党人，更由于他同信奉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被打着反马列主义旗号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人政变集团列入黑名单之中，被抓了起来，投入了大牢。
幸运的是，因没有其他什么“罪行”，在人满为患的监狱里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后，他被释放出狱。但他丢了工作，在圣地亚哥已断了生路，只得带着他的终生伴侣卡门来到敦戈伊小镇，靠他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他动情地说，当时他们心灰意懒，无所事事，但对中国的信心不变，每时每刻都关心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更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卡门说，现在好了，智利形势的演变使他们可以同中国使馆经常来往了，他们从心里感到有了依靠。
的确，他们那时已同使馆恢复了往来。每年我国举行国庆招待会，他们不管风吹雨打，必定远道赶来参加。使馆的同志都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们有驾车去各国旅游的习惯，每到一地，当知道中国使馆中有他们熟悉的同志时，必定要联系看望。
华裔阿丰一家
中智建交前，我国在智利设立一个商代处。商代处工作条件很艰苦，只有4个工作人员，与国内无法正常联系。那时有一位叫阿丰的年青华裔经常主动地向我们提供种种帮助。为了商代处的建立，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直到商代处正常开展工作后，才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瑞兰结婚。
瑞兰也有中国的血统，同阿丰一样，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祖国，把商代处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委托，她热心地和丈夫一起去办妥，从无半点怨言。一到周末，他们经常带着刚出生的小儿子梅松来商代处玩，就像在自己的家里。有时，知道我们那时同国内家人联系不多，生活单调，就开车带我们去智利各地走走。
有一次，我突然眼底出血，医生叮嘱必须静卧两个多星期，还不能肯定病情发展前景。我心情不好，他们也十分焦虑，隔一两天就抽空来陪陪我，听说胡萝卜可治眼疾，又立即把家里的榨汁机拿来让我使用。阿丰曾诚恳地对我说，他们只是平民百姓，政治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看到中国在智利设立了代表处，从内心感到高兴，“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经过我们的推荐，国内请阿丰夫妇两人访华，他们觉得这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他们高高兴兴地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来月，为国家的发展感到自豪。返智前，他们执意要留下一千多美元支持国内的建设，以表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心。
中智建交后，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总想为发展中智关系作些贡献。使馆有位同志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让阿丰去经营进口中国茶叶。但阿丰不懂进出口贸易，又恰逢阿连德执政后期智利经济一片混乱，阿丰把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从此家境一蹶不振。可是，他们全家对此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继续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我们离开智利后还不时收到他们的来信。2000年我重返智利时，受国内同志的委托，去看望了瑞兰一家。见面时，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兴奋地说，这是几年来她得到的最大惊喜。她的孩子梅松已成家立业，有了一个好工作。知道我来访，梅松专门从他的新居赶来见我。大家愉快地回忆过去共同相处的日子，展望中智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前景。我欣慰地感到，在梅松这个年青人的心里也已深深地埋下了对中国的亲切感情，和他的父母一样，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第二祖国。
“长江小学”
我在智利出任大使期间，通过智中文协与老侨的牵线，与圣地亚哥的一所普通小学同使馆建立了固定联系。校长伊沙埃特女士的丈夫是位华裔，因此对中国怀有特别的亲切感情。一天，她在一位老华侨陪同下来使馆找我，说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全校老师商量后决定让学校和中国使馆建立固定关系。旨在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学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伊莎埃特校长还要求我为该校命名。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要求，经商议，学校命名为“长江小学”，它象征着中智友谊源远流长。
我国驻该国使馆对学校的活动给予了全力支持，在当地文协的合作下，定期派人去教中文，放电影，还给学生的家长作关于中国的报告。每学年结束时，伊莎埃特校长和老师都要带领优秀学生来使馆联欢。
我国使馆专门为学校组织了一场气氛热烈的义卖活动，用筹集到的资金为学校购买了10多台电脑教学设备，广大师生对此念念不忘，十分感激。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庆祝我国国庆的活动，在庆祝大会上，当我看到全校幼小的学生，整齐地列队在草坪上，用中文高昂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心中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后来，离开智利后我们还不时同伊莎埃特校长保持联系。从她的来信中，我们高兴地知道，“长江小学”在使馆的关心和帮助下，一直坚持着传播中智友谊的工作。2000年在我驻智使馆庆祝中智建交30周年的招待会上，与伊莎埃特校长重逢时，我惊喜地发现，还是那些热情的老师，带领着一批学生，用中文唱起中国的民歌《茉莉花》，不同的是那些学生都是我不认识的孩子了。
伊莎埃特校长骄傲地说：“您认识的学生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他们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在工作，但您可以放心，他们都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看着这些孩子手中捧着用西班牙文字母拼出来的歌词认真地高声唱着，我深信在这些幼小心灵中播下的种子，必将使中智友好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为中国前驻智利大使)
我与智利有缘，学生时代，受教于智利友人；1967年首次由外交部派驻智利工作5年，开辟中智关系；1986年重返该国，出任大使，一呆又是近5年。算起来，我在这个国家生活长达10年之久，占了我全部外交生涯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2000年，在我国时任驻智大使为庆祝中智建交3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我惊喜地见到了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朋友乌戈和他的夫人卡门。乌戈是个普普通通的智利社会党人，同许多该党党员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同中国人民的首次接触是在60年代初我国第一次在智利举办的经济展览会上。当时他为我国展览会的成功举行提供了不少帮助。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解中国，喜欢上了我们这个国家，积极参加智中文协活动，为中智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
我第一次在智利工作时已经与他相识，工作中得到过他不少帮助，中智两国建交后，他十分高兴地从事推动中智两国友好的工作，向亲朋好友热情介绍中国，推荐“北京周报”、“人民画报”等我国出版的西班牙文书刊，被公认为亲华派人士。
1973年军人发动政变后，他虽然不是政界重要人物，但因为是社会党人，更由于他同信奉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被打着反马列主义旗号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人政变集团列入黑名单之中，被抓了起来，投入了大牢。
幸运的是，因没有其他什么“罪行”，在人满为患的监狱里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后，他被释放出狱。但他丢了工作，在圣地亚哥已断了生路，只得带着他的终生伴侣卡门来到敦戈伊小镇，靠他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他动情地说，当时他们心灰意懒，无所事事，但对中国的信心不变，每时每刻都关心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更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卡门说，现在好了，智利形势的演变使他们可以同中国使馆经常来往了，他们从心里感到有了依靠。
的确，他们那时已同使馆恢复了往来。每年我国举行国庆招待会，他们不管风吹雨打，必定远道赶来参加。使馆的同志都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们有驾车去各国旅游的习惯，每到一地，当知道中国使馆中有他们熟悉的同志时，必定要联系看望。
华裔阿丰一家
中智建交前，我国在智利设立一个商代处。商代处工作条件很艰苦，只有4个工作人员，与国内无法正常联系。那时有一位叫阿丰的年青华裔经常主动地向我们提供种种帮助。为了商代处的建立，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直到商代处正常开展工作后，才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瑞兰结婚。
瑞兰也有中国的血统，同阿丰一样，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祖国，把商代处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委托，她热心地和丈夫一起去办妥，从无半点怨言。一到周末，他们经常带着刚出生的小儿子梅松来商代处玩，就像在自己的家里。有时，知道我们那时同国内家人联系不多，生活单调，就开车带我们去智利各地走走。
有一次，我突然眼底出血，医生叮嘱必须静卧两个多星期，还不能肯定病情发展前景。我心情不好，他们也十分焦虑，隔一两天就抽空来陪陪我，听说胡萝卜可治眼疾，又立即把家里的榨汁机拿来让我使用。阿丰曾诚恳地对我说，他们只是平民百姓，政治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看到中国在智利设立了代表处，从内心感到高兴，“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经过我们的推荐，国内请阿丰夫妇两人访华，他们觉得这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他们高高兴兴地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来月，为国家的发展感到自豪。返智前，他们执意要留下一千多美元支持国内的建设，以表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心。
中智建交后，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总想为发展中智关系作些贡献。使馆有位同志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让阿丰去经营进口中国茶叶。但阿丰不懂进出口贸易，又恰逢阿连德执政后期智利经济一片混乱，阿丰把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从此家境一蹶不振。可是，他们全家对此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继续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我们离开智利后还不时收到他们的来信。2000年我重返智利时，受国内同志的委托，去看望了瑞兰一家。见面时，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兴奋地说，这是几年来她得到的最大惊喜。她的孩子梅松已成家立业，有了一个好工作。知道我来访，梅松专门从他的新居赶来见我。大家愉快地回忆过去共同相处的日子，展望中智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前景。我欣慰地感到，在梅松这个年青人的心里也已深深地埋下了对中国的亲切感情，和他的父母一样，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第二祖国。
“长江小学”
我在智利出任大使期间，通过智中文协与老侨的牵线，与圣地亚哥的一所普通小学同使馆建立了固定联系。校长伊沙埃特女士的丈夫是位华裔，因此对中国怀有特别的亲切感情。一天，她在一位老华侨陪同下来使馆找我，说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全校老师商量后决定让学校和中国使馆建立固定关系。旨在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学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伊莎埃特校长还要求我为该校命名。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要求，经商议，学校命名为“长江小学”，它象征着中智友谊源远流长。
我国驻该国使馆对学校的活动给予了全力支持，在当地文协的合作下，定期派人去教中文，放电影，还给学生的家长作关于中国的报告。每学年结束时，伊莎埃特校长和老师都要带领优秀学生来使馆联欢。
我国使馆专门为学校组织了一场气氛热烈的义卖活动，用筹集到的资金为学校购买了10多台电脑教学设备，广大师生对此念念不忘，十分感激。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庆祝我国国庆的活动，在庆祝大会上，当我看到全校幼小的学生，整齐地列队在草坪上，用中文高昂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心中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后来，离开智利后我们还不时同伊莎埃特校长保持联系。从她的来信中，我们高兴地知道，“长江小学”在使馆的关心和帮助下，一直坚持着传播中智友谊的工作。2000年在我驻智使馆庆祝中智建交30周年的招待会上，与伊莎埃特校长重逢时，我惊喜地发现，还是那些热情的老师，带领着一批学生，用中文唱起中国的民歌《茉莉花》，不同的是那些学生都是我不认识的孩子了。
伊莎埃特校长骄傲地说：“您认识的学生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他们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在工作，但您可以放心，他们都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看着这些孩子手中捧着用西班牙文字母拼出来的歌词认真地高声唱着，我深信在这些幼小心灵中播下的种子，必将使中智友好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为中国前驻智利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