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提篮桥监狱印度看守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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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同志都知道,旧中国在近代史上发生了不少罢工活动,如郑州的二七罢工,广州、香港的省港罢工、安源的路矿罢工、上海的五卅罢工,但是也许很少人知道,在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提篮桥监狱,1930年也发生过一次由50多名印度看守举行的大罢工。更由于这次印度看守的罢工,给这座由英国人管理的监狱在管理理念和人员的构成上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
  
  英国驻沪领事白伦为防止事态扩大化,一方面,打电话通知监狱当局和监狱的上级机关工部局警务处采取紧急措施;另一方面亲自出面会见提篮桥监狱的印度看守,与大家见面沟通思想;几位印度看守向英领事提出,监狱内现有200多名印度看守,我们要通过民主的办法,自行推选1名信得过,能为大家办事的负责人,不同意监狱当局任命的33号看守。老谋深算的英国驻沪领事白伦听完以后,和颜悦色地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本是一桩小事,没有必要把事情弄大,把事情弄僵,给人难堪,劝告各印度看守结束请愿,停止罢工,返回监狱工作,并答应努力向有关部门转达,但是如何解决要进行研究,不能马上答复大家。
  罢工的印度看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不愿意回监狱复工。但是提篮桥监狱当局态度更强硬,并到英国驻沪领事署前发布命令,印度看守请愿人员必须停止活动,限令当日下午6点前回到监狱上班复工,否则一律开除公职。印度看守感到事情闹到这个程度,英国驻沪领事也与大家见了面,一时半刻英领事馆也不可能给予答复。所以,晚上6时过后,大家陆续散去,回宿舍休息的休息,上饭店用餐的用餐,但是就是不去监狱复工上班,抱定宗旨与典狱长对着干,出出心中的怨气。次日早晨,监狱的几十名印度看守打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又聚集到外滩英国驻沪领事馆前静坐请愿。事情不但没有降温,反而又升级了,而且参加活动的人数比第一天有所增加,又增添了一批印度看守的同情者。这一天,英国驻沪领事白伦派了一名官员再次与印度看守见面。请愿的印度看守不仅没有让步,反而又增加了提高工资待遇等要求,静坐、请愿人员一直延续到中午还未散去。对此情况,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官员严厉训斥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办事缺少变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为了一名监狱中级管理人员的任命,闹得满城风雨,进退两难,如果收回这项任命,自己将丢尽脸面,威信扫地,今后怎样工作?如果坚持下去,事情如何收场?最后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坚持强硬手段,“枪打出头鸟”,抓住一名印度看守,指控他为煽动分子,以“煽动罪”予以问罪,另对凡是参加罢工、静坐、请愿活动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公职,并罚去他们当年应得之年度津贴,限时交出制服和搬出集体宿舍。不少印度看守只能暂去虹口东宝兴路上的一个印度教堂内栖身。面对提篮桥监狱看守人员的缺额,警务处马上采取紧急措施,连忙从各巡捕房调入华籍巡捕进行补充。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0年年报》统计,1930年底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367人,其中西籍人员50人,印籍人员241人,华籍人员76人,华籍人员占了一定比例。但是,从1930年起,也就是当年6月印度看守进行罢工活动起,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中,华籍人员逐年增加,而且英籍、印籍、华籍人员的比例也逐年发生了变化,变化趋向是印籍看守逐渐减少,华籍看守逐渐增加。
  最初,提篮桥监狱的看守人员的“进人关”,由工部局警务处掌管,后来,“权力”下放,监狱自己行使该“权力”,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华籍看守数量超过印籍看守。提籍桥监狱近二十年来看守人员国籍的变化、构成人员的变化,其事情的起因,就是1930年6月印度看守的那次大罢工。
  也正因为那次大罢工,使英国人改变了对华人担任监狱看守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也重视了华人的地位。
  编辑: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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