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闹“文革”了。除了认识了几千个常用字和加减乘除外，其他知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学。1971年出了“9·13事件”，林彪外逃蒙古国，飞机坠落温都尔汗。1972~1973年间，周恩来主政，我算是在初三和高一两年里真的上了点学。物理学了拖拉机原理，化学学了沼气如何生成，历史学了几千年里中外各种农民起义的故事，地理知道了中国如何地大物博。1974年又开始闹运动，就连这点知识也学不成了。所以，按今天的标准，我基本上应该算是半文盲。后来虽然侥幸混进了大学，还到美国读了研究院，但由于基础太差，童子功不行，总是事倍功半，书读了很多，知识却不成系统，留下了许多残缺不全的偏见。
　　今年是“9·13事件”40周年，8月初有机会和一帮朋友到蒙古国一游。看上去“文革”一代中不少人如今已是事业有成，萌发了思古幽情，到蒙古国寻找凭吊9·13遗迹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林彪外逃所乘的三叉戟飞机的残骸被摆放在乌兰巴托市郊的公园里供有心人参观。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片被中国游人搞碎拿走，可供参观的遗留物越来越少，不时有一些心有不甘的人干脆组队去800公里之外的温都尔汗草原上寻觅历史的碎片。承蒙在那里经商的中国朋友的理解，几经转折获赠了若干三叉戟的残骸碎片，准备转赠给建川博物馆，为那里的“文革”展示增加点内容，也算了却一番心愿。
　　重温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篇章中缺失的细节，这梦算是圆了，代价却是多年积累的关于蒙古国历史的知识框架被击得粉碎。随着参观一座座蒙古国历史博物馆，感觉就像脑中硬盘被一遍遍地重新格式化。按照蒙古国人的历史观，有文字记载的蒙古国王朝是从匈奴开始的，什么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鞑靼等等，我过去认为不是一回事的历史变迁，统统都被认为是蒙古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
　　蒙古国归来后又找了些书看，静静思考蒙古国人的历史观。过去一些史学家不认为中亚地区一些民族与蒙古国人有什么关系，因为人种不同，文化各异。其实在成吉思汗之前，长城以北的各草原游牧民族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此消彼长，融合分离，粗略地看作一回事也未尝不可。
　　 按照现代国家的定义，蒙古国是大大地衰落了。虽然依蒙古国国家博物馆里的说法，按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算，蒙古国仍然是世界第17大国家。但这和蒙古国人自己相信的历史相比，的确令人唏嘘。区区200多万人口，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巨人之间，蒙古国人的心态不难理解。今天的蒙古国热情地拥抱了现代文明，多党制，民选制，言论自由，对外开放都已落地生根。让我略感惊讶的是，这个历史上和文化上都以杀伐征服为荣，动辄屠城灭族的民族，居然去年全民投票取消了死刑，并在市中心立碑明志。据说，蒙古国总统在宣传中并沒有大讲人权神圣的道理，而是语重心长地提醒百姓，蒙古国的现存人口已经不多了，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当然，我未必全盘接受蒙古国人的历史观。也许，正像胡适所讥讽的那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真相只有一个，解释可以多样。如今有人疾呼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其中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可以理解，但由此走向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则不可取。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真实完整的历史，但这不应该否定我们对真实完整的历史的追求。也许我们在追寻历史真相时，永远难以摆脱视野、能力和利益的局限性，但正因为如此，这种追求才更难能可贵。多走些地方，多听听别人的看法，多体验些不同的文化，多容忍些反对的意见，也许能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历史观可以随便改造，历史最好还原真相。
　　蒙古国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中国人对40年前遗落在那里的飞机残片那么感兴趣，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蒙古国人对我们这些历史上，文化上，地理上和利益上密不可分的人欲迎还拒。首先当然是互相对对方的历史无知，然后是由于各自所持的历史观而产生的对对方的偏见。这样相互不理解的事例不在少数。据报载，西方媒体对阿富汗2500万人口做了个抽样调查，发现有98%的人对9·11事件一无所知，而剩下的2%虽然知道9·11，却认为那是美国人为了入侵阿富汗而制造的借口。所以，比较起来，偏见比无知离历史真相更远。因此我认为，偏见比无知更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