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954-1001）出身寒微，祖上世代以农耕为业。但他这位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却天资异禀，特别聪明，九岁就能写诗作文。
　　据《邵氏见闻录》记载，后来任宰相、当年在王禹偁家乡济州（今山东济宁）任从事的毕士安，听说王禹偁如此聪明，赶紧召来一见，当场命他作一首《磨诗》。王禹偁毫不犹豫，张口就来：“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意境俱佳，大感惊奇，便把王禹偁留在身边，让他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读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禹偁更加努力地读书作文，终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的才名不仅在市井巷间流传，还在士大夫间流传，甚至传到了当朝天子的耳朵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参加了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任成武县（今山东成武）主簿，从事文书工作。不久，宋太宗就听说王禹偁诗文俱佳，便召他来面试。结果宋太宗非常满意，马上提拔他为右拾遗。端拱二年（989），宋太宗面试贡士，又召试王禹偁，面对皇帝出的题目，王禹偁“赋诗立就”，宋太宗高兴地说：“不出一个月，你就会天下闻名啊！”又提拔他为左司谏、知制诰，重任为自己的秘书。宋太宗甚至还说，如果生在唐朝，王禹偁的文学成就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足见皇帝对他的赏识。
　　按说，像王禹偁这样的千里马，得到了天下最大的“伯乐”——皇帝的赏识，应该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常常与人们的臆想背道而驰。王禹偁是聪明，而且相当聪明，但聪明人也分两类，一类以聪明“务实”，一类以聪明“务虚”。务实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借势发力，顺水推舟，充分利用皇帝的信任，见风使舵，投其所好，往往谋得高官厚禄；务虚者好以天下为己任，事不关己却少见多怪，以针砭时弊为能事，既不懂借势发力，更不懂知难而退，固执得几头牛都拉不回，常常让领导左右为难。王禹偁就是这种“务虚”不“务实”的“聪明人”。
　　也许是孔孟之道的书读得太多，官场“厚黑学”的书读得太少，王禹偁性格刚正，为人耿直，好议论朝政，好批评别人，在该颂圣时规劝，在该闭嘴时批评，口无遮拦，从不顾忌。比如，宋太宗特意召试他，并提拔他为右拾遗，这种皇帝高兴、自己也高兴的时刻，就该说说客套之话、马屁之辞呀，他却以为皇帝更需要的是行节俭、施仁政，给皇帝呈了一份《端拱箴》。好像皇帝是无道昏君一样，这怎么会让皇帝高兴？
　　又比如，端拱二年冬，京城大旱，民不聊生，他向皇帝上疏，说什么“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今旱云未沾，宿麦未茁，既无积蓄，民饥可忧”，并以此为由，建议宋太宗下诏，要求除了宿卫军士、边廷将帅外，其他官员都按等第减少俸禄。好像只有他王禹偁有智慧能想到这一点，其实那群峨冠博带的士大夫们只管自己吃喝玩乐，谁在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什么旱灾水灾呀！他们天天眼巴巴地盼着加薪，你却向皇帝出馊主意减薪，这不是割他们的心头肉吗？于是，又得罪了一大片。在王禹偁短暂的仕宦生涯中，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行为，还远不止一两次。
　　淳化二年（991），庐州（今安徽合肥）尼姑道安状告老翰林、著名文学家徐铉与妻甥姜氏通奸，此姜氏便是道安的嫂子。经审理查明，道安系诬告，本当受罚，但宋太宗下诏赦免了她。王禹偁颇不识相，好像别人都不懂，只有他才知道法律的严肃性似的，坚决要求治道安的罪，并为徐铉雪冤，弄得皇帝很是生气，把他贬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团练副使。
　　至道元年（995），当时宋太宗已经召还他为翰林学士。作为一个重新起用的贬官，应该吸取教训了，可是他偏不。这年四月，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宝皇后去世，宋太宗不按当时的礼制治丧，自己不为皇嫂成服，也不要求大臣们临丧。个中缘由，大臣们心知肚明，无非是开宝皇后在宋太宗登基前后有过于他不利的言行，因此人人皆装傻不做声，唯独王禹偁充当“出头鸟”，说：“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弄得宋太宗雷霆震怒，以诽谤罪把他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
　　宋真宗即位后，为显示新朝气象，又把王禹偁调回京城任知制诰，编撰《太祖实录》。当时，张齐贤、李沆同为宰相，两人不和，在这一山不容二虎的权力斗争面前，王禹偁老毛病又犯了，从中横议曲直，把张齐贤给惹恼了。他发现王禹偁在编撰《太祖实录》时，该用曲笔的时候过于直白，暴露了先帝的隐私，便以“轻诬”之罪，到宋真宗面前告了一状。于是，王禹偁又被驱出京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知州。
　　三遭贬谪，王禹偁仍不思悔改，仍不知缄口，甚至还写了一篇《三黜赋》以明其志，中有“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之句，好像当贬官还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宋史上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一语中的，像他这种头脑聪明、不懂官场哲学、不懂生存哲学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在黄州任上，才华横溢的王禹偁病终，年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