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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新时期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进入一个开放、创新、复杂的成长环境。本文在阐述粤港澳大湾区研究背景和产业协同集聚概念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现状，主要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协同具备的优势、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展开分析。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现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01
1 研究背景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中央又一次点名粤港澳，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发挥9+2>11的叠加效应，建设世界级大湾区。2017年7月，《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议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见证下，由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订。在2019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开始实施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新时期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进入一个开放、创新、复杂的成长环境。一方面，价值链知识的溢出与创新为大湾区和企业带来了成长的机遇，价值链全球化建立了以工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另一方面，价值链的“片断化”形成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区域产业群体，集聚了专业劳动力池、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和知识上的溢出，也有助于区域和企业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从经济规模、外向度、工业形式、城市竞争力和地区合作水平等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初步具备建设一流湾区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自然区位优势显著，位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个经济圈的融合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国际窗口城市交汇，为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市群GDP总量达到11.62万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2 产业协同集聚
所谓“集聚”，是指事物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并有机组合，“集”指的是大量有关事物在地域空间中的集合现象，“聚”强调区域内的各种因素有机聚合，行为主体之间产生的物质、信息和社会各种流，进而聚集成复杂、多元的复合层次网络体系。协作就是以协同的方式将区域中各种因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以协调行为主体的个人绩效，使区域系统的整体绩效达到最佳水平。
根据波特在区域产业经济中的阐释，产业协同集聚是指以某一或幾个特殊产业为中心，大量的相关产业联系密切，以及有关支持机构实现了产业协同，在空间中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定和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通过调查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工业产业协同聚集现状，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生产基础比较扎实，电子信息工业作为主体产业，具有明显的集群优势;各城市产业梯度也比较明确，具有一定的行业协同聚集基础;创新重于实用，企业的创新动力强;对人才的吸引不断增强，人才的流动障碍也逐渐消除。具体来说，从各城市优势产业来看，广州和深圳的高新技术生产业占比例较高，并保持了高速发展，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服务高地，通过科技和资金优势，将其金融业务服务湾区。澳门在休闲旅游服务方面有比较优势，与珠海联合形成现代旅游休闲服务产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陆九市则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形成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合作基础夯实，湾区内部的珠三角、香港、澳门三地具备自身比较优势，产业互补性较强，产业合作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也必须看到，历经30多年的经贸合作与交流，粤港澳三地产业互补合作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理想状态，产业链需要进一步有效整合、延伸，上下游完整配套的产业链条在多层面、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协调机制方面仍需加强，才能更高效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和协同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协同面临的问题分析
3.1 产业怎样在集聚协同过程中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突破
产业聚集是通过企业的扩张来促进产业地域化集中，由规模经济的累积不断深化完成。在产业价值的微笑曲线链条中，价值链最高端即微笑曲线的两端如产品研发和品牌设计，往往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牢牢控制，而生产装配和产品组合等非核心制造环节，则外包到人工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现代制造业企业间的竞争逐渐发展成为企业加入产业链中的一种竞争形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端匹配，价值链在区域经济范畴得以扩展，在充分整合生产价值大、生产潜力高的生产要素过程中，相似产业的领域内形成了地方工业集团，这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在当前的主流发展形势。此类集群产业在世界价值链制造网络中，被合成到各自分担特定功能的网络覆盖点或供应链生产环节中，作为一个又一个产业链的价值核心节点。广东制造企业很多从发达国家直接购买核心制造部件或引进新型设施设备，也有一些专门进行非核心的生产零件组装，甚至只是作为贴牌制造商。长期后果即被锁定在制造产业链的价值低端，粗放式发展利润微薄，升级发展严重受制于跨国公司。正因为这些跨国公司把控了供应链条高价值核心，同时通过专利技术和高端人才比较优势，对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形成控制权，并通过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占据了产业供应价值链中绝大部分收益。制造业的低端锁定严重阻碍了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程，进而导致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缺乏研发创新能力，只能在低水平层次上互动，难以实现良性向上的协同发展。
3.2 产业分工如何在湾区内形成优势集聚互补和良性协同匹配
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实践中看，各地需要按照自身资源的禀赋状况和经济基础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产业资源独特禀赋，产业差异化发展、错位开发。优势互补、协同匹配，不陷入“大而全小而全”的无序竞争，是促进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高效路径。区域工业集中和协同开发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产业集群一般是经济空间在规模经济驱动下自我加强的过程，特殊历史事件、不确定偶然因素、某一方便区位、某种偏好选择、某些生产要素天然可获得性，以及一些细小的经济波动，都可能在过程中自我加强、不断扩大，因而形成产业集聚。分工格局形成后，由于产品的前、后向联系及相关要素的匹配流动，形成累积效应。在现实的世界里，自动向最优空间格局发的趋势并不存在。某一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历史和偶然原因，一个区域可能存在获取某个产业或产品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具有推动区域良性发展的可能性。结合区域产业集聚协同过程中路径依赖相关理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情况概括如下：香港经过多年发展，现代服务体制较为完善，在资金、制度、管理、系统等方面有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集聚于国际金融业、旅游购物业和国际物流业;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资源有限，不宜承担太多的产业发展，支柱产业为博彩业和旅游业;广佛肇经济圈在工业制造方面有深厚积累，对电商创新服务业和智能科技制造业有所侧重;深莞惠经济圈在打造高端制造产业和科技服务产业方面有科技创新优势，应重点发挥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科技辐射作用。珠中江经济圈发展中，其国际休闲旅游产业、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临港加工以及航空港口等现代物流业较为突出。以上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性，如果后续发展能因地制宜地合理规划，充分发挥各自产业集聚的规模优势，实现大湾区产业相互匹配、专业分工和协同发展，将是促进产业集聚协同进入良性发展循环的高效路径。 3.3 产业集聚协同急需大湾区统筹发展的区域治理创新模式
产业协同是基于多个企业在空间上集中所产生的集聚，再对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基础设施及人才科技等资源的共同利用，从而在区域产业链上共生共享、相辅相成、有序发展。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统筹发展，形成合力，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需要對政府合作治理的创新方式和行政体制进行积极的探索。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战略在十余年内得到贯彻，人员、物资在区内基本上完成了互通互融。广州、佛山和肇庆，深圳、东莞和惠州，珠海、中山和江门，都逐步形成初见雏形的商业经济圈，同时也促进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经济要素的相互流动。广东和香港、澳门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形成了泛珠合作行政长官联席会议和粤港澳合作联会等，沟通渠道日益畅通，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性，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三地行政相互独立，在政策配合、制度协调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困难，自主性、主动性、灵活性仍然不强。因两岸实行了不同的关税制度，从贸易要素来看，商品和货物在过关交税时，也需要付出较多的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从人力要素来看，虽然目前两岸人员往来较以往便利许多，但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在两岸间流动仍面临较大阻碍。广东省内部各市之间也存在制度壁垒：官员的仕途发展与管辖区域经济直接相关，其晋升指标和财税体制促使地方长官会在地区经济发展上产生竞争。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会促使各地方政府通过采取税收、资金和土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各自想方设法吸引企业入驻，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最大化，甚至会直接通过大项目参与到本地经济发展之中，以完成推动本地经济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使得大湾区综合布局协调发展产生阻碍，政府间的竞争可能会产生排他性的经济政策，需要引起重视，并尽量避免大湾区城市间的低效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参考文献
[1]Ehrl P.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 ith Consistent Productivity Estimat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3，43（5）：751-763.
[2]Fujita M，Thisse J F.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Globalization[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3]Rosenthal S S，Strange W C.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2004，（4）：2119-2171.
[4]王方方，杨焕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经济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7）.
[5]陈昭，林涛.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粤港澳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8，（12）.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共建课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与广州核心功能定位研究”（2019GZGJ169）。
作者简介：宋玲（1978-），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王赟（198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贸流通。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现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01
1 研究背景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中央又一次点名粤港澳，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发挥9+2>11的叠加效应，建设世界级大湾区。2017年7月，《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议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见证下，由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订。在2019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开始实施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新时期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进入一个开放、创新、复杂的成长环境。一方面，价值链知识的溢出与创新为大湾区和企业带来了成长的机遇，价值链全球化建立了以工业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另一方面，价值链的“片断化”形成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区域产业群体，集聚了专业劳动力池、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和知识上的溢出，也有助于区域和企业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从经济规模、外向度、工业形式、城市竞争力和地区合作水平等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初步具备建设一流湾区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自然区位优势显著，位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个经济圈的融合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国际窗口城市交汇，为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市群GDP总量达到11.62万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2 产业协同集聚
所谓“集聚”，是指事物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并有机组合，“集”指的是大量有关事物在地域空间中的集合现象，“聚”强调区域内的各种因素有机聚合，行为主体之间产生的物质、信息和社会各种流，进而聚集成复杂、多元的复合层次网络体系。协作就是以协同的方式将区域中各种因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以协调行为主体的个人绩效，使区域系统的整体绩效达到最佳水平。
根据波特在区域产业经济中的阐释，产业协同集聚是指以某一或幾个特殊产业为中心，大量的相关产业联系密切，以及有关支持机构实现了产业协同，在空间中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定和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通过调查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工业产业协同聚集现状，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生产基础比较扎实，电子信息工业作为主体产业，具有明显的集群优势;各城市产业梯度也比较明确，具有一定的行业协同聚集基础;创新重于实用，企业的创新动力强;对人才的吸引不断增强，人才的流动障碍也逐渐消除。具体来说，从各城市优势产业来看，广州和深圳的高新技术生产业占比例较高，并保持了高速发展，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服务高地，通过科技和资金优势，将其金融业务服务湾区。澳门在休闲旅游服务方面有比较优势，与珠海联合形成现代旅游休闲服务产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陆九市则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形成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合作基础夯实，湾区内部的珠三角、香港、澳门三地具备自身比较优势，产业互补性较强，产业合作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也必须看到，历经30多年的经贸合作与交流，粤港澳三地产业互补合作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理想状态，产业链需要进一步有效整合、延伸，上下游完整配套的产业链条在多层面、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协调机制方面仍需加强，才能更高效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和协同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协同面临的问题分析
3.1 产业怎样在集聚协同过程中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突破
产业聚集是通过企业的扩张来促进产业地域化集中，由规模经济的累积不断深化完成。在产业价值的微笑曲线链条中，价值链最高端即微笑曲线的两端如产品研发和品牌设计，往往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牢牢控制，而生产装配和产品组合等非核心制造环节，则外包到人工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现代制造业企业间的竞争逐渐发展成为企业加入产业链中的一种竞争形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端匹配，价值链在区域经济范畴得以扩展，在充分整合生产价值大、生产潜力高的生产要素过程中，相似产业的领域内形成了地方工业集团，这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在当前的主流发展形势。此类集群产业在世界价值链制造网络中，被合成到各自分担特定功能的网络覆盖点或供应链生产环节中，作为一个又一个产业链的价值核心节点。广东制造企业很多从发达国家直接购买核心制造部件或引进新型设施设备，也有一些专门进行非核心的生产零件组装，甚至只是作为贴牌制造商。长期后果即被锁定在制造产业链的价值低端，粗放式发展利润微薄，升级发展严重受制于跨国公司。正因为这些跨国公司把控了供应链条高价值核心，同时通过专利技术和高端人才比较优势，对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形成控制权，并通过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占据了产业供应价值链中绝大部分收益。制造业的低端锁定严重阻碍了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程，进而导致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缺乏研发创新能力，只能在低水平层次上互动，难以实现良性向上的协同发展。
3.2 产业分工如何在湾区内形成优势集聚互补和良性协同匹配
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实践中看，各地需要按照自身资源的禀赋状况和经济基础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产业资源独特禀赋，产业差异化发展、错位开发。优势互补、协同匹配，不陷入“大而全小而全”的无序竞争，是促进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高效路径。区域工业集中和协同开发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产业集群一般是经济空间在规模经济驱动下自我加强的过程，特殊历史事件、不确定偶然因素、某一方便区位、某种偏好选择、某些生产要素天然可获得性，以及一些细小的经济波动，都可能在过程中自我加强、不断扩大，因而形成产业集聚。分工格局形成后，由于产品的前、后向联系及相关要素的匹配流动，形成累积效应。在现实的世界里，自动向最优空间格局发的趋势并不存在。某一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历史和偶然原因，一个区域可能存在获取某个产业或产品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具有推动区域良性发展的可能性。结合区域产业集聚协同过程中路径依赖相关理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情况概括如下：香港经过多年发展，现代服务体制较为完善，在资金、制度、管理、系统等方面有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集聚于国际金融业、旅游购物业和国际物流业;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资源有限，不宜承担太多的产业发展，支柱产业为博彩业和旅游业;广佛肇经济圈在工业制造方面有深厚积累，对电商创新服务业和智能科技制造业有所侧重;深莞惠经济圈在打造高端制造产业和科技服务产业方面有科技创新优势，应重点发挥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科技辐射作用。珠中江经济圈发展中，其国际休闲旅游产业、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临港加工以及航空港口等现代物流业较为突出。以上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性，如果后续发展能因地制宜地合理规划，充分发挥各自产业集聚的规模优势，实现大湾区产业相互匹配、专业分工和协同发展，将是促进产业集聚协同进入良性发展循环的高效路径。 3.3 产业集聚协同急需大湾区统筹发展的区域治理创新模式
产业协同是基于多个企业在空间上集中所产生的集聚，再对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基础设施及人才科技等资源的共同利用，从而在区域产业链上共生共享、相辅相成、有序发展。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统筹发展，形成合力，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需要對政府合作治理的创新方式和行政体制进行积极的探索。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战略在十余年内得到贯彻，人员、物资在区内基本上完成了互通互融。广州、佛山和肇庆，深圳、东莞和惠州，珠海、中山和江门，都逐步形成初见雏形的商业经济圈，同时也促进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经济要素的相互流动。广东和香港、澳门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形成了泛珠合作行政长官联席会议和粤港澳合作联会等，沟通渠道日益畅通，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性，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三地行政相互独立，在政策配合、制度协调等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困难，自主性、主动性、灵活性仍然不强。因两岸实行了不同的关税制度，从贸易要素来看，商品和货物在过关交税时，也需要付出较多的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从人力要素来看，虽然目前两岸人员往来较以往便利许多，但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在两岸间流动仍面临较大阻碍。广东省内部各市之间也存在制度壁垒：官员的仕途发展与管辖区域经济直接相关，其晋升指标和财税体制促使地方长官会在地区经济发展上产生竞争。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会促使各地方政府通过采取税收、资金和土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各自想方设法吸引企业入驻，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最大化，甚至会直接通过大项目参与到本地经济发展之中，以完成推动本地经济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使得大湾区综合布局协调发展产生阻碍，政府间的竞争可能会产生排他性的经济政策，需要引起重视，并尽量避免大湾区城市间的低效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参考文献
[1]Ehrl P.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 ith Consistent Productivity Estimat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3，43（5）：751-763.
[2]Fujita M，Thisse J F.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Globalization[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3]Rosenthal S S，Strange W C.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2004，（4）：2119-2171.
[4]王方方，杨焕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经济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7）.
[5]陈昭，林涛.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粤港澳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8，（12）.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共建课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与广州核心功能定位研究”（2019GZGJ169）。
作者简介：宋玲（1978-），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王赟（198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贸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