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日寇统治下的伪彰德县（今安阳）税务局新来了一个科员。他叫郭有义，32岁，瘦削的身材，一脸儒雅之气。他是受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到河南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一名特工，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秘密发展党员，筹集抗日经费。
　　一天，郭有义在街上偶遇到高中时的女同学牛爱菊。原来两人曾参加过一个地下抗日活动组织，关系还不错。
　　牛爱菊请郭有义到她任教的小学坐坐。见学校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大日本国民小学”几个字，郭有义便知道这学校是日本人办的。他跟着牛爱菊来到一间简陋的宿舍，关上门，两人聊起来。
　　“你在这里教什么课？”
　　“教华语。”
　　“学生都是日本人？”
　　“都是日本居留子弟，主要是车站日本职工的孩子。”
　　对牛爱菊而言，郭有义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替日本人收税，肯定是肩负任务而来，她索性单刀直入地问：“有什么任务？”
　　“抗日，我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老同学之间知根知底，不好隐瞒，郭有义承认了。但是，他不想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临时编了段谎言，说他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拜访了一位同学，同学得知他来敌占区谋差，请他顺便帮忙搞点儿情报。可他不是本地人，消息闭塞，而牛爱菊能与日本人接触，如果今后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就告诉他。
　　牛爱菊相信了郭有义的话：“只要我腿勤一点儿，利用家访就可以。”
　　此次交谈之后，牛爱菊马上展开了行动。她在放学后，以“家访”为借口，到那些日本学生的家里一一拜访，暗地里探听有无重要消息。
　　不知不觉到了1942年5月份。这天傍晚，牛爱菊来到六年级学生能代穗子家中。穗子父亲叫能代明贤，是彰德县车站机务段长兼运转室主任。
　　巧合的是，能代明贤正在接待一位重要的日本客人，不能立即接待牛爱菊，因此，他让女儿穗子先将牛爱菊领到与会客室相邻的一个房间等候。
　　穗子将牛爱菊领到隔壁房间，给牛爱菊斟了一杯茶，说：“我去拿课本来。”然后便出去了。隔墙上的天花板有条缝隙，牛爱菊能清楚地听到隔壁能代明贤和那位日本客人的谈话。
　　原来，那个日本客人叫石田，正来此商议铁路运输的要事。说皇军准备“扫荡”，川岸师团和铃木师团会在这个月15日，由新乡去往石门，途经此地；井关师团会在本月20日，由开封、阳原武、封丘、滑县一带，到这里集合，晚上八点乘车，前往邯郸。因此，要求车站必须按时备好机车。
　　等隔壁两个日本人商议完问题，穗子才拿着课本回屋，对牛爱菊抱歉地说：“老师，来了一个小朋友，我和他说几句话，来晚了，请原谅。”
　　牛爱菊佯作不在意地说：“没有关系。”
　　“家访”结束后，当天晚上，牛爱菊立即找到郭有义，将听来的情报说了。随后，郭有义一面派人速报根据地，一面召集他在彰德车站秘密发展的三名党员，商议如何破坏敌人的运输。
　　这三名党员分别是司机魏儆、司炉邵跃扬、机手刘润梓。他们觉得仅凭几人之力，无法对三个师团都下手，因此，决定对最后过境此地的井关师团给予一击。
　　魏儆想出了一个妙招，由他们三个工人开上先驱车，在车上做手脚，弄坏漳河上的铁路大桥，就能让后面跟随的军用机车翻沟。
　　“先驱车”又称“趟雷车”，由五节车厢组成，装的都是垃圾、炭渣，用于替后面的军用列车探路，很容易挨地雷炸。日本人规定，先驱车必须由中国乘务员驾驶。
　　魏儆、邵跃扬、刘润梓，先暗下鼓动工人们不要替日本人开先驱车，枉送性命。到了5月20日这天傍晚，整个车站的工人装病的旷工的，除了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三人，其他中国工人都跑光了。
　　开车时间到了，井关师團迟迟不能出发，有人在运转室附近发现了魏儆三人，能代明贤立即让他们开先驱车，为军用列车探路。
　　当先驱车驶离彰德县时，已是晚上二十二点过五分。在先驱车的后面，跟着日军一列装甲车，每节车厢都有枪炮口，头尾车厢还各自装有一盏能左右旋转的两千瓦的大探照灯。
　　当先驱车驶上跨越漳河的铁路大桥时，只见邵跃扬和刘润梓齐声一喝，踢转车上的翻炉篦，炉中半膛火便倾泄在了车下。这些燃烧正旺的煤火落到铁轨上，遇到铁轨下的红松做的枕木，便越烧越旺。铁轨很快就会烧红、变形、熔化，这一来，铁桥中央已承担不起太大的重量。
　　日军在大桥两端本来建有数丈高的护桥碉堡，昼夜守卫着大桥，但装甲车上射来的探照光，刺得人眼睛无法正视，一时间没人能分清桥上的光亮是灯光还是火光。
　　魏儆他们做完手脚，驾驶前驱车安然驶离大桥，而后面跟随的那列装甲车行至桥损处，桥体轰然垮塌，前两节车厢一头栽入河中，其余车厢，有的震出铁轨，有的歪入河中。而在装甲车后，几列满载士兵和弹药的兵车又相继飞驰而至，一列撞上一列。顷刻间，大桥附近响起一阵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车内敌人鬼哭狼嚎一片。
　　为了继续在敌人“心脏”中潜伏，开展地下斗争，事故发生三天后，魏儆、邵跃扬和刘润梓又返回了彰德县。他们三人一回去，日本宪兵队便逮捕了他们。可他们坚持不承认，宪兵队拷问了三个多月，找不到事故原由，只好释放了三人。
　　这场智战，不费一枪一弹一雷，成为八路军抗日情报斗争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
　　（责任编辑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