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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水江文书研究有4个纬度或问题需要注意，即时间纬度、空间纬度、民族文化问题以及研究思路问题。此外，若能将清水江文书中所涉及到的农林生产技术整理出来，同样也可以申报为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一步推动清水江文书的纵深研究。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时空场域；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8）02-0055-06
我今天想讲的内容是一点感受，说不上是什么结论，但是这个感受梗在心头已有多年，今天谈谈我个人的想法。这些年，做的事情都很杂，因为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的發展，涉及的面也很宽，压力很大，我也不得不勉为其难。至于3个大学同时立项的“清水江文书研究”，我几乎是同时参与到3个学校中和大家一道展开工作。当然，都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所以对大家的进度和所做的事情都比较了解。但是回到我自己，结合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有几个感受想谈谈。就是在研究中，都希望得出一个很明确的，且大家都认可的因果关系、结论，并系统地呈现出来。这一点是大家遵循的一个共同目标，但是具体到形成的因果关系而言，通过目前有关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大家知道在100多年前，涂尔干等人研究社会学，他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需要遵循8个原则。但具体到清水江文书而言，恐怕还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有4个纬度需要注意。一个是时间的纬度。清水江文书是一个总的概念，它所生成的时间差异很大，货币的计量单位在其间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个人的姓名也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期文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是苗语直接译成汉语的，后来有了规范后，字辈都出来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产权的认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认证其因果关系，或者产权关系的因果脉络时，好像不太注意这份文书处在哪一年？那时全国的背景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空间的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跟马国君教授也在谈一个问题，过去有个习惯性的看法，过去是采伐野生的林木，包括楠木都是砍野生的。但最近通过文献梳理，确实叫我们大吃一惊。明初，四川赤水河采楠木的时候，聘请的是思州这边的“刀斧手”去砍伐。这是为什么呢？国家这么大，当时贵州还没有建省，四川赤水河采楠木是永乐初年的事，刀斧手去砍楠木后，还负有维护楠木林的责任，必须确保采伐过程中，没有成材的楠木不遭到损害。这就怪了，原来当地的楠木林并不是野生的，而是各有归属的。这就足以证明早年的习惯性理解肯定错了。
还有更重要的事实在于，“改土归流”前，永顺本是最大的楠木生产基地之一，彭翼南一次贡奉的楠木就多达9 000根，用于修故宫。但是到了“改土归流”后，马上出了问题，清廷责成当地的地方官也继续贡楠木，但却贡不出楠木来了，这是因为已经没有人管理楠木林了。楠木需要500年才能成材，永顺的彭氏家族在当地已经有800年的统治史，这些林木是在该家族眼皮底下抚育出来的。上面提到的彭翼南才能贡木，而且还是该土司亲自上山组织砍伐，假如此前没有修好护林用的路线，那么土司带领大部队的路该怎么走？假如他满山跑去找野生楠木，看来没这个道理吧。由此看来，他大规模所贡的楠木肯定是在管护当中长大成材的，而且这些楠木在改土归流后被置换成为杉木，其间的过程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这背后必然有整套的技术体系在其中发挥支撑作用，才可能实现这样的转化。由此看来，这儿的森林肯定早就不是野生林了。其实，《苗疆闻见录》一书中，早就提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引起清水江文书研究者的注意。
有幸的是，在清水江文书中，上述疑问得到了澄清，杉木是跟油桐树、油茶树、杨梅树混合种植的，为什么这么种植？这背后的知识体系却没有人作出认真的说明，这肯定是一个重大问题。人工营建杉木林到底需要干什么事，如何干的好，这肯定得讲清楚，科研工作才做到位。这就涉及到护林、管林的空间差异，空间差异怎么就可以做到把杉木往下移，同时又要把楠木等樟科植物全部淘汰。因为当地老乡说种了樟树以后，杉树会死去。为什么当时的老乡就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呢？生态学指出此问题的实质，是植物的“化感效应”发挥了作用。不过得出这样的结论，距今才100-200年时间。但是此前的清水江乡民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人却还没有引起注意，这是否有点遗憾。樟树不能跟杉树兼容，油桐树不能跟茶树林兼容，该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呢？所以空间的差异是值得去讨论的。刚才很多老师提到了那个问题，清水江产出的木材销到哪儿去了，清水江产出的东西与国家建置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国家改朝换代，其间对木材的销售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没有把它们关联起来，那么清水江与国家制度的改革，其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当下类似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亟待澄清，比如，贩运木材到底交什么税，交多少？此前的研究很少有人提到。这样的问题不说清楚，清水江文书的研究，肯定会成为空中楼阁。事实上，方志和国家《赋役全书》早就提到牙税、厘金税、落地税等等名目。但这样的税收名目如何与清水江文书相衔接，却无人说清楚。类似的现象在清水江文书中肯定有线索，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着落在哪儿？所以，当时的国家大政，在空间格局上到底与林木经营如何得到表现，就成了亟待探明的大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民族文化该怎么办？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事实明明是一个跨文化的活动，但是我们在讲法律也好，讲经济也好，讲历史、讲国家制度也好，我们总是忘记了这其中普遍存在着民族文化差异。木材的生产和利用两边的文化各不相同，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两个术语，那就是文化差异和生态的异质性，大家都背得了。清水江文书上明确地记载着“土名”叫什么？下文又要提及“管业”字样。土名和管业这两个语词，从汉语来解释，可以有十几种解释法，“土名”可以指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可以叫土名，当地土产也可以称土名，被出卖的那块土的名字，都可理解为土名，但含义却各不相同，如果不懂苗语，就不会懂真正的意思。“管业”这个词也值得注意，它为什么不叫产业呢？为什么偏叫管业呢？这样叫也可以有十几种解释。这就涉及到大家所提到的计量有差异的问题。这表明土地产权的认证，文书所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有差别。卖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上的木材，或者是那块土所能产出的其他东西，还得涉及到那块土具有什么样的潜力，进而还要涉及到那块土的边界、面积如何计量问题。如果这些概念没有弄准，那么文书所反映的内容就无法正确的理解。这将意味着“管业”也需要做更深层次的认定，才能理解文书内容所反映的实情。 因此单就土名和管业二词而言，就足以表明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这些文书中是相互穿插，搅合在一起。光从苗族，或者汉族的视角都无法真正理解文书所包含的内容。为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谈谈我对这两个词放在文书中的理解，以供大家参考。
事情很清楚，如果仅是从苗族的文化去理解“土名”这个词语，但很多文书在“土名”二字的下文却通常都会提到大路边，洪道边等。这些显然不是苗语的名字，而是从汉文化角度也可以理解的翻译，文书中将他们混用，分明就是告诉我们需要用两种文化去分析和解释其中的含义。比如说，很多文书在谈及同一块土地时，接下去还需要讲清楚是哪一小股，这样一来，下文所提及的管业对象，显然不是我们习惯于所理解的多少亩这样的计量办法了。股下分小股，肯定是苗族干的事情，而不是汉族熟知的计量办法，由此看来，哪怕一份文书提到的哪怕是转入一小块林地，同样涉及到汉文化与苗族文化交集的问题。不弄懂其间的交叉点，那么不知土地在什么地方？面积有多大？使用产权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接下去所讲的管业也就更无法获得正确的理解了，在田野调查中就可以获得经验性的认识。
乡民们在转让一块林地后，根本不是买完就走人，等着它自己长大，而是要不断的巡山，不断监控所买的林木的状态。树枝枯萎得立马修剪，蛀虫后得马上处置，被藤蔓植物所缠绕，枝条卷曲的树木等就得立马采取措施，否则疾病就会蔓延。不仅自己的林地要受害，还得波及其他人的林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买到的林地下，不管是采集狩猎到什么东西，当然是归自己所有。其他树种的出产也是自己的产出物，但是要主伐则不行，即使砍掉也运不出去。这是因为林木必须是批量出售，得与周边的人共同协商，卖了才能分红。这样一来，下文必然要提到的管业，其内容的丰富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所谓“管”，你得按照苗族经营能力，不断投入人力，真正管起来，真正用起来。所谓“业”，其内涵也很丰富，包含那块地所长的树最终发卖时，你可以分得一大部分报偿。分的办法是按照苗族的规矩，除了木材以外的产出也得按照苗族的规矩管和用。但发卖时你得和用林地的老乡一道与汉族人讨价还价。这时又得兼顾到汉族的规矩。单就以上的讨论而言，管业二字不能简单理解为管理你的那份产业，不仅是管和业，包括他的计量单位和规则，都得按照苗族的理解去办，但写成的文字则仅是简单的管业二字。试问如果单从汉族去理解字面含义，这些实情说得清楚吗？此前不少人认为这些汉文写成的文书，仅仅是模仿汉族同类文书的样式写成，因而可以理解为单纯的汉文化渗透的结果，显然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用汉字写成仅是这些文书的表象，背后还是苗族的习惯法、伦理道德观念、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那就会对文书的误读和误解。之所以会导致误读，是研究者对汉文化太熟悉，汉文化的固定农耕在我们根深蒂固，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对其背后的文化不仅是视而不见，而且是强行张冠李戴，让极其丰富的森林经营，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做简单化的理解，似乎这些树任由其长就可以赚大钱，根本不问整片林地的持有人之间，发生多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就这一意义上说，不少人断言这些文书重复率太高，深入研究的空间并不大，其实这是从汉文化的视角作出的误判。认识不到如何规约这样的林木生产全过程，我们就根本无法意识到它的研究空间有多大。这正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必须展开跨文化分析的基本事实依据所在。但愿今后的研究者多了解一点文化的实情，才能避免在清水江文书研究就地徘徊。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思路问题。从民族学思路，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发展历史有许多阶段，它有狩猎采集，有游耕，有畜牧，还有农耕，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固定农耕的视角出发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我带的有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探讨甲骨文字的本义问题，这篇论文的写作就碰到这个关键问题，但凡涉及到与狩猎相关的甲骨文单字时，都是把所狩猎对象的字符，加上狩猎这种动物所用工具的字符拼在一起，就代表着狩猎这种动物的生产活动，自然就得出了前人并未引起关注的结论。这些甲骨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双重的，它不是讲这个动物，它是讲打猎的方式问题。
举例说，甲骨文中本来就有一个专用词，用来指猪，构拟出来的读音叫“shi”，而这种动物我们叫它为猪，但猪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上面画一张网，下面画一头猪，这样的写法，是用打猎的方式获取野生状况的这种动物，后来猪被人驯化后，才称之为猪。至于野生状况的猪依然称它为“豕”了。这样一来，在后期的农耕民族眼中，同一种动物变成了两种动物。
那么同样的道理，从许慎编订的《说文解字》开始，其他的动物在文字表达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分化。比如鹅和雁是同一种动物，但在《说文解字》中却是不同的字，家养的叫鹅，野生的叫雁。作出這样的分化，原因就是打猎的方式得到的叫雁；家养的雁，凭其叫声，另取名为鹅。前人研究甲骨文都是靠说文解字做桥梁去认识甲骨文，在不知不觉中用农耕文化的角度去认识狩猎采集时代的狩猎方法，由此而造成的大量的误解，也就多的不胜枚举。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习惯性失误，不注意到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文化类型的不同，类似的错误还会不断发生。具体到清水江文书而言，用固定农耕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游耕方式管护的林木，对甲骨文字义的误读，其实是同一种失误。由于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要有思想准备。
读唐人陆羽所编“茶经”也发现同样的问题，这是一本有关茶叶的名著。该书中明确提到，在武陵山区还能找到千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样的古茶树还能产出优质的茶叶，这样的记载如果凭借当代龙井茶的生产方式，去阅读和理解就肯定会走样，甚至不敢相信这个记载的真实性。但如果注意到这种古茶树是靠游耕类型文化管护出来的，那么情况就会为之一变，不仅以上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进而还可以注意到，他的经管办法与今天生产龙井茶完全不同，他是通过不断地修剪，不断地管护而确保其茶树生产力的，而不是像龙井茶需要全部挖掉重新种植。因而，套用龙井茶的生产方式，肯定会曲解他的原意。除了茶叶外，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沅江上游产出的楠木也是如此。这样的楠木不是需要人种，而是需要人选择好，位置适合，长势良好的野生楠木，把他管起来，一管就是几百年，才能长出优质的楠木来。这样的管护办法，同样会表现得和种桐油很不相同，因为经管办法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我们来读清水江文书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林木经营体制是按照游耕类型文化，而不是农耕文化类型去操作的。如果我们从汉族的每年春种秋收的经营模式出发，这些树木的经管显然不是一个套路，事实上经管林木是一面在种，一面在收，这个概念如果不按游耕文化的思路确立起来，那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文书呢？所以民族学在清水江文书研究中理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民族文化之间实质性的差异。如果不注意这一点，你就会把一般种稻田的办法去解读这个文书，出现偏差肯定在所难免。同样的道理，你用汉族种稻田的方式去解释先秦时期种植粟和麦，也解释不通，很多规矩都是对不上号。
基于以上有关因果关系的分析，所以说要认清其间的因果关系时，4个纬度绝不能忘记。如果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只要4个纬度不相重合，你说它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样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况下都不能成立。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得到澄清，那么在下一步研究中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因为下一步正在做楠木种植问题、关于茶叶的种植问题、蚕的饲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农业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可以从中得到解决，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做得好。其实这些问题都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息息相关，你解释不通这一头，那么那一头也无法解释。所以，我想，大家都提得很好，能否把视野开拓一下。要读透清水江文书，同时也需要了解全国的背景，也要读通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是跨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定要把它读懂，如果不读懂的话，我们就很难有所进步了。
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清水江文书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可以把清水江文书所代表的整个生产体制也申报成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贵州省掌握着这样一块农业文化资源，但是没有人想到要申报为农业文化遗产。事实上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农耕体制，包括林粮间作、复合种植以及堆土种植，这些技术在世界农业史上还没有见到过类似的例子。对这样的农耕体制为什么不把他归纳总结，两年后申报第五批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呢？我是盼望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基础上把它兑现。世界上都知道森林是砍野生的，谁知道我们这里1 000多年来一直在人工营林呢，包括楠木都一直靠人工管护，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农业创举。这样的好东西却不加申报，太不应该了，真有点对不起先人。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农耕体制也是一项创举。在经济学研究中，仅止于考虑我今年投资100万，明年能够收益多少。他们研究的时间跨度很短，要求一两年就见效，要求50年才见效的话，哪个投资商会干这样的蠢事，而清水江所反映的林业投资，在经济学看来就不可思议了。投资种楠木动则就是几百年，投资种杉木动则就是几十年。而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林业生产却可以突破这样的时间界限，实现常态化的投资。而可以心安理得的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获得效益。就这个意义上说，这儿的命题肯定是一个新问题、新现象。这就回到了刚才讲到的问题。我们跟一些外国专家谈话，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后，最可怕的事情是，他们的价值体系和学科体系会受到中国式的冲击而崩溃。其中就包括了清水江文书的林业生产问题。正因为他们不懂中华民族的传统，所以他们永远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我们有的是经济学、民族学家，什么学科的专家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学科能够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这个问题既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同时也是一个警示。
刚才大家都说到，清水江文书没有进入到国家历史的话语体系，這只是个时间问题，清水江的林业农耕体制肯定会进入国家的历史话语体系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优势所在问题。在历史上，这么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怎么能够把生态系统差异这么大，文化差异这么大的疆域，包括边远地区有效地管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整体，并能够持续数千年的发展。有了这样的传统，中国不能快速崛起那才是不可思议的问题。
其实只需要立足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并不难回答这样的难题。因为清水江的林业经营体制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完全可以算得上是超长时段的提前大规模投资，而从事生产的这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所以敢超前规模的大投资，其动机很清楚，他们相信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不变，道也不变。中央王朝靠得住，即令出现大规模投资，永远不会打水漂，子孙万代都有可靠的收益，西方的经济学家当然不想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但如果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出发，就可以获得新的解释，而且是正确的解释。大家知道，清水江文书中多次提到要修洪道，在几百年前的技术条件下，修一条几十公里的洪道要花费多少劳动力谁都知道，几乎可以说的上是难上加难，和现在相比，好似修高速公路那样的困难，但是当时的村民却能做到，他们都修成了，这才能保证大批的楠木能够世世代代的产出，运出去贩卖，可以做到子孙万代受益。
近年来在探讨湘西历史上的楠木生产，也有类似的事情。生产楠木不是种的事情，而是运输的问题，楠木是需要整根运输，砍断不值钱，因而每根楠木的生长点都要为楠木修运河，而且距离砍伐前几年就要修运河等着，其投资的量和技术难度到今天看来依然感到震惊。几百年前就可以做好这么大的投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但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却能做到这一点，单凭这一点，中国能够不崛起吗？但问题却在于研究者很少有人从这个方面去想问题，去收集资料，去解释中国崛起的传统文化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短见，只要破除短见，按照新的思路去研究清水江文书，还愁此项研究工作进入不了国家历史的话语体系吗？
中华民族为什么可以把很不相同的文化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而且大家都认同我是中国人，我要听皇帝的话。苗族说“先有苗，后有朝”，最后还得认个朝呀？一个例子很好玩，在高坡苗族，一个碑虽然消失了，碑刻上的故事涉及到把牛大腿的肉割下来送给国家作为公粮税收，还是送牛头给国家。按照苗族规矩，娘亲舅大，给舅舅送礼就得送大腿，因为大腿肉多。但是为了尊重汉族的文化，汉族是以头为先，所以经过商讨，是将牛头送给国家，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惯例，执行到辛亥革命才结束。在清水江文书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尊重跨文化的意识问题。所以，像这样的问题，讲起来话很长，其间的核心问题明白如话。所以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贵州省应全力把林粮间作这一套技术体系申报联合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第二个建议，大家讲到忙着接项目，忙着搞旅游开发项目，但是审查了最近一段时期的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后，突然发现国外的有些申报书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中有的是讨论太平洋东岸智利和秘鲁岛上的农耕体系，还有一个是将法国境内的古板栗林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并且他们都取得了成功。这两个案例当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下面的技术体系的现代化创新冒出来了，把传统与现代化接轨，这必将是一个趋势。对此，是否应该想想，杉木林林粮间作能够实现机械化操作吗？这应当是我们申报时需要引起关注的突破点。过去一讲到农业现代化，就想到联合收割机。就像剪刀去采伐胸径在15厘米以内的松树，采伐后主要用于造纸。一天可以采伐几个平方公里的松树。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另外搞一个项目，提出对林业现代化的林业经营设想。老祖宗可以修洪道、修运河，运输木材，为什么不搞高空索道运输木材呢？这样的研究新思路从来没有人提过，但恰好是农业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中国的林业机械化，造高空索道，没有技术难题，在我們盲目搞旅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在清水江文书上提出这样的创新项目。中国的林业，中国游耕基础上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什么没有机械化，为什么没有传统与现代化接轨的项目？大家都因循守旧，都想到拖拉机是通行全世界的定型设计，拖拉机的设计是从美国、法国、德国而来。吉首附近的农村，一台小型拖拉机，要在家里面拆卸成几个部件，需要4个壮汉分别背到山顶上的农田里，再进行拼装，才能进行耕作。耕作完以后，还得拆卸，再用同样的方法背回家，这叫什么机械化？其实，它完全不需要，它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设计思路，搞技术创新。很多地方的耕地本来就可以免耕操作的。《百苗图》中画了贵州麻山的一个克猛古羊苗。在那个地方，一把稆耜就可以种庄稼，根本不需要全面翻地。原因在于，他们种的是藤蔓类块根植物，种的是高大的桄榔木作粮食用。种植这样的农作物，根本不需要全面翻地，与传统观念犁地以后才能种植很不一样。因此立足于这样的传统，照搬拖拉机去实现机械化肯定会走进死胡同，但如果用索道运输，只需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快捷的收割块根，也可以采伐木本粮食作物。只要研究思路作出这样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完全可以走上很不相同的模式，有了这样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肯定可以示范全球。
美国要搞免耕法，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想到，像西南山区的很多山地，包括刚才讲的林粮间作问题，其操作要领本来就不需要全面翻地，干嘛还要强制使用拖拉机？要知道美国设计拖拉机，原先构想的适用对象都是按照欧洲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设计的。若拖拉机可以拖着走，拖拉机所适用的环境与西南山区的自然环境很不一样，在西南山区土层中夹杂着石块，树桩，拖拉机很难施展其效用。因此，我们需要搞项目，搞适应西南山区的新型机械化设计和耕作体制的规划。这个创新工作，我也希望在清水江文书研究当中，针对这里的传统林业，搞出一套新的技术体系来。这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农业现代化崛起就可以做到独树一帜。
事实证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搞另一个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其《经济增长与农业》一书中，早就提到过，现在的拖拉机耕作法，只适合北温带的平原地区，其他地区是不适用的，就是法国的板栗林也不是实施现代化后的产物，也是靠人捡板栗，并未采用机械化。那我们怎么去解释现代化，我们的油茶怎么办，油茶目前是最好的木本油料作物之一，清水江文书中已经有很多的实证，对于油茶的这些经营传统应当怎么创新，怎么提出申报项目，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想，清水江的传统农业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学可以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山地民族现代化的起步平台。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那么山地民族的传统农业，从传统过渡到创新，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思路转型和我们的话语体系建构了。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希望凯里学院在这个方面牵个头，我们一道把这个问题推到当代的研究前沿。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构想，更希望更快成为现实。
（本文由谢景连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龙泽江]
Abstract： there are 4 dimensions or problems to be noted in the study of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that is， time， spatial， national culture， and research thinking. In addition， if we can sort out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echnology involved in the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we can also declare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ep study of the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Key words：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space-time field； national culture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时空场域；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8）02-0055-06
我今天想讲的内容是一点感受，说不上是什么结论，但是这个感受梗在心头已有多年，今天谈谈我个人的想法。这些年，做的事情都很杂，因为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的發展，涉及的面也很宽，压力很大，我也不得不勉为其难。至于3个大学同时立项的“清水江文书研究”，我几乎是同时参与到3个学校中和大家一道展开工作。当然，都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所以对大家的进度和所做的事情都比较了解。但是回到我自己，结合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有几个感受想谈谈。就是在研究中，都希望得出一个很明确的，且大家都认可的因果关系、结论，并系统地呈现出来。这一点是大家遵循的一个共同目标，但是具体到形成的因果关系而言，通过目前有关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大家知道在100多年前，涂尔干等人研究社会学，他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需要遵循8个原则。但具体到清水江文书而言，恐怕还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有4个纬度需要注意。一个是时间的纬度。清水江文书是一个总的概念，它所生成的时间差异很大，货币的计量单位在其间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个人的姓名也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期文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是苗语直接译成汉语的，后来有了规范后，字辈都出来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产权的认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认证其因果关系，或者产权关系的因果脉络时，好像不太注意这份文书处在哪一年？那时全国的背景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空间的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跟马国君教授也在谈一个问题，过去有个习惯性的看法，过去是采伐野生的林木，包括楠木都是砍野生的。但最近通过文献梳理，确实叫我们大吃一惊。明初，四川赤水河采楠木的时候，聘请的是思州这边的“刀斧手”去砍伐。这是为什么呢？国家这么大，当时贵州还没有建省，四川赤水河采楠木是永乐初年的事，刀斧手去砍楠木后，还负有维护楠木林的责任，必须确保采伐过程中，没有成材的楠木不遭到损害。这就怪了，原来当地的楠木林并不是野生的，而是各有归属的。这就足以证明早年的习惯性理解肯定错了。
还有更重要的事实在于，“改土归流”前，永顺本是最大的楠木生产基地之一，彭翼南一次贡奉的楠木就多达9 000根，用于修故宫。但是到了“改土归流”后，马上出了问题，清廷责成当地的地方官也继续贡楠木，但却贡不出楠木来了，这是因为已经没有人管理楠木林了。楠木需要500年才能成材，永顺的彭氏家族在当地已经有800年的统治史，这些林木是在该家族眼皮底下抚育出来的。上面提到的彭翼南才能贡木，而且还是该土司亲自上山组织砍伐，假如此前没有修好护林用的路线，那么土司带领大部队的路该怎么走？假如他满山跑去找野生楠木，看来没这个道理吧。由此看来，他大规模所贡的楠木肯定是在管护当中长大成材的，而且这些楠木在改土归流后被置换成为杉木，其间的过程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这背后必然有整套的技术体系在其中发挥支撑作用，才可能实现这样的转化。由此看来，这儿的森林肯定早就不是野生林了。其实，《苗疆闻见录》一书中，早就提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引起清水江文书研究者的注意。
有幸的是，在清水江文书中，上述疑问得到了澄清，杉木是跟油桐树、油茶树、杨梅树混合种植的，为什么这么种植？这背后的知识体系却没有人作出认真的说明，这肯定是一个重大问题。人工营建杉木林到底需要干什么事，如何干的好，这肯定得讲清楚，科研工作才做到位。这就涉及到护林、管林的空间差异，空间差异怎么就可以做到把杉木往下移，同时又要把楠木等樟科植物全部淘汰。因为当地老乡说种了樟树以后，杉树会死去。为什么当时的老乡就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呢？生态学指出此问题的实质，是植物的“化感效应”发挥了作用。不过得出这样的结论，距今才100-200年时间。但是此前的清水江乡民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人却还没有引起注意，这是否有点遗憾。樟树不能跟杉树兼容，油桐树不能跟茶树林兼容，该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呢？所以空间的差异是值得去讨论的。刚才很多老师提到了那个问题，清水江产出的木材销到哪儿去了，清水江产出的东西与国家建置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国家改朝换代，其间对木材的销售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没有把它们关联起来，那么清水江与国家制度的改革，其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当下类似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亟待澄清，比如，贩运木材到底交什么税，交多少？此前的研究很少有人提到。这样的问题不说清楚，清水江文书的研究，肯定会成为空中楼阁。事实上，方志和国家《赋役全书》早就提到牙税、厘金税、落地税等等名目。但这样的税收名目如何与清水江文书相衔接，却无人说清楚。类似的现象在清水江文书中肯定有线索，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着落在哪儿？所以，当时的国家大政，在空间格局上到底与林木经营如何得到表现，就成了亟待探明的大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民族文化该怎么办？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事实明明是一个跨文化的活动，但是我们在讲法律也好，讲经济也好，讲历史、讲国家制度也好，我们总是忘记了这其中普遍存在着民族文化差异。木材的生产和利用两边的文化各不相同，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两个术语，那就是文化差异和生态的异质性，大家都背得了。清水江文书上明确地记载着“土名”叫什么？下文又要提及“管业”字样。土名和管业这两个语词，从汉语来解释，可以有十几种解释法，“土名”可以指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可以叫土名，当地土产也可以称土名，被出卖的那块土的名字，都可理解为土名，但含义却各不相同，如果不懂苗语，就不会懂真正的意思。“管业”这个词也值得注意，它为什么不叫产业呢？为什么偏叫管业呢？这样叫也可以有十几种解释。这就涉及到大家所提到的计量有差异的问题。这表明土地产权的认证，文书所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有差别。卖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上的木材，或者是那块土所能产出的其他东西，还得涉及到那块土具有什么样的潜力，进而还要涉及到那块土的边界、面积如何计量问题。如果这些概念没有弄准，那么文书所反映的内容就无法正确的理解。这将意味着“管业”也需要做更深层次的认定，才能理解文书内容所反映的实情。 因此单就土名和管业二词而言，就足以表明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这些文书中是相互穿插，搅合在一起。光从苗族，或者汉族的视角都无法真正理解文书所包含的内容。为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谈谈我对这两个词放在文书中的理解，以供大家参考。
事情很清楚，如果仅是从苗族的文化去理解“土名”这个词语，但很多文书在“土名”二字的下文却通常都会提到大路边，洪道边等。这些显然不是苗语的名字，而是从汉文化角度也可以理解的翻译，文书中将他们混用，分明就是告诉我们需要用两种文化去分析和解释其中的含义。比如说，很多文书在谈及同一块土地时，接下去还需要讲清楚是哪一小股，这样一来，下文所提及的管业对象，显然不是我们习惯于所理解的多少亩这样的计量办法了。股下分小股，肯定是苗族干的事情，而不是汉族熟知的计量办法，由此看来，哪怕一份文书提到的哪怕是转入一小块林地，同样涉及到汉文化与苗族文化交集的问题。不弄懂其间的交叉点，那么不知土地在什么地方？面积有多大？使用产权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接下去所讲的管业也就更无法获得正确的理解了，在田野调查中就可以获得经验性的认识。
乡民们在转让一块林地后，根本不是买完就走人，等着它自己长大，而是要不断的巡山，不断监控所买的林木的状态。树枝枯萎得立马修剪，蛀虫后得马上处置，被藤蔓植物所缠绕，枝条卷曲的树木等就得立马采取措施，否则疾病就会蔓延。不仅自己的林地要受害，还得波及其他人的林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买到的林地下，不管是采集狩猎到什么东西，当然是归自己所有。其他树种的出产也是自己的产出物，但是要主伐则不行，即使砍掉也运不出去。这是因为林木必须是批量出售，得与周边的人共同协商，卖了才能分红。这样一来，下文必然要提到的管业，其内容的丰富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所谓“管”，你得按照苗族经营能力，不断投入人力，真正管起来，真正用起来。所谓“业”，其内涵也很丰富，包含那块地所长的树最终发卖时，你可以分得一大部分报偿。分的办法是按照苗族的规矩，除了木材以外的产出也得按照苗族的规矩管和用。但发卖时你得和用林地的老乡一道与汉族人讨价还价。这时又得兼顾到汉族的规矩。单就以上的讨论而言，管业二字不能简单理解为管理你的那份产业，不仅是管和业，包括他的计量单位和规则，都得按照苗族的理解去办，但写成的文字则仅是简单的管业二字。试问如果单从汉族去理解字面含义，这些实情说得清楚吗？此前不少人认为这些汉文写成的文书，仅仅是模仿汉族同类文书的样式写成，因而可以理解为单纯的汉文化渗透的结果，显然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用汉字写成仅是这些文书的表象，背后还是苗族的习惯法、伦理道德观念、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那就会对文书的误读和误解。之所以会导致误读，是研究者对汉文化太熟悉，汉文化的固定农耕在我们根深蒂固，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对其背后的文化不仅是视而不见，而且是强行张冠李戴，让极其丰富的森林经营，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做简单化的理解，似乎这些树任由其长就可以赚大钱，根本不问整片林地的持有人之间，发生多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就这一意义上说，不少人断言这些文书重复率太高，深入研究的空间并不大，其实这是从汉文化的视角作出的误判。认识不到如何规约这样的林木生产全过程，我们就根本无法意识到它的研究空间有多大。这正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必须展开跨文化分析的基本事实依据所在。但愿今后的研究者多了解一点文化的实情，才能避免在清水江文书研究就地徘徊。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思路问题。从民族学思路，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发展历史有许多阶段，它有狩猎采集，有游耕，有畜牧，还有农耕，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固定农耕的视角出发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我带的有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探讨甲骨文字的本义问题，这篇论文的写作就碰到这个关键问题，但凡涉及到与狩猎相关的甲骨文单字时，都是把所狩猎对象的字符，加上狩猎这种动物所用工具的字符拼在一起，就代表着狩猎这种动物的生产活动，自然就得出了前人并未引起关注的结论。这些甲骨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双重的，它不是讲这个动物，它是讲打猎的方式问题。
举例说，甲骨文中本来就有一个专用词，用来指猪，构拟出来的读音叫“shi”，而这种动物我们叫它为猪，但猪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上面画一张网，下面画一头猪，这样的写法，是用打猎的方式获取野生状况的这种动物，后来猪被人驯化后，才称之为猪。至于野生状况的猪依然称它为“豕”了。这样一来，在后期的农耕民族眼中，同一种动物变成了两种动物。
那么同样的道理，从许慎编订的《说文解字》开始，其他的动物在文字表达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分化。比如鹅和雁是同一种动物，但在《说文解字》中却是不同的字，家养的叫鹅，野生的叫雁。作出這样的分化，原因就是打猎的方式得到的叫雁；家养的雁，凭其叫声，另取名为鹅。前人研究甲骨文都是靠说文解字做桥梁去认识甲骨文，在不知不觉中用农耕文化的角度去认识狩猎采集时代的狩猎方法，由此而造成的大量的误解，也就多的不胜枚举。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习惯性失误，不注意到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文化类型的不同，类似的错误还会不断发生。具体到清水江文书而言，用固定农耕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游耕方式管护的林木，对甲骨文字义的误读，其实是同一种失误。由于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要有思想准备。
读唐人陆羽所编“茶经”也发现同样的问题，这是一本有关茶叶的名著。该书中明确提到，在武陵山区还能找到千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样的古茶树还能产出优质的茶叶，这样的记载如果凭借当代龙井茶的生产方式，去阅读和理解就肯定会走样，甚至不敢相信这个记载的真实性。但如果注意到这种古茶树是靠游耕类型文化管护出来的，那么情况就会为之一变，不仅以上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进而还可以注意到，他的经管办法与今天生产龙井茶完全不同，他是通过不断地修剪，不断地管护而确保其茶树生产力的，而不是像龙井茶需要全部挖掉重新种植。因而，套用龙井茶的生产方式，肯定会曲解他的原意。除了茶叶外，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沅江上游产出的楠木也是如此。这样的楠木不是需要人种，而是需要人选择好，位置适合，长势良好的野生楠木，把他管起来，一管就是几百年，才能长出优质的楠木来。这样的管护办法，同样会表现得和种桐油很不相同，因为经管办法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我们来读清水江文书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林木经营体制是按照游耕类型文化，而不是农耕文化类型去操作的。如果我们从汉族的每年春种秋收的经营模式出发，这些树木的经管显然不是一个套路，事实上经管林木是一面在种，一面在收，这个概念如果不按游耕文化的思路确立起来，那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文书呢？所以民族学在清水江文书研究中理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民族文化之间实质性的差异。如果不注意这一点，你就会把一般种稻田的办法去解读这个文书，出现偏差肯定在所难免。同样的道理，你用汉族种稻田的方式去解释先秦时期种植粟和麦，也解释不通，很多规矩都是对不上号。
基于以上有关因果关系的分析，所以说要认清其间的因果关系时，4个纬度绝不能忘记。如果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只要4个纬度不相重合，你说它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样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况下都不能成立。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得到澄清，那么在下一步研究中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因为下一步正在做楠木种植问题、关于茶叶的种植问题、蚕的饲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农业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可以从中得到解决，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做得好。其实这些问题都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息息相关，你解释不通这一头，那么那一头也无法解释。所以，我想，大家都提得很好，能否把视野开拓一下。要读透清水江文书，同时也需要了解全国的背景，也要读通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是跨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定要把它读懂，如果不读懂的话，我们就很难有所进步了。
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清水江文书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不是可以把清水江文书所代表的整个生产体制也申报成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贵州省掌握着这样一块农业文化资源，但是没有人想到要申报为农业文化遗产。事实上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农耕体制，包括林粮间作、复合种植以及堆土种植，这些技术在世界农业史上还没有见到过类似的例子。对这样的农耕体制为什么不把他归纳总结，两年后申报第五批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呢？我是盼望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基础上把它兑现。世界上都知道森林是砍野生的，谁知道我们这里1 000多年来一直在人工营林呢，包括楠木都一直靠人工管护，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农业创举。这样的好东西却不加申报，太不应该了，真有点对不起先人。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农耕体制也是一项创举。在经济学研究中，仅止于考虑我今年投资100万，明年能够收益多少。他们研究的时间跨度很短，要求一两年就见效，要求50年才见效的话，哪个投资商会干这样的蠢事，而清水江所反映的林业投资，在经济学看来就不可思议了。投资种楠木动则就是几百年，投资种杉木动则就是几十年。而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林业生产却可以突破这样的时间界限，实现常态化的投资。而可以心安理得的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获得效益。就这个意义上说，这儿的命题肯定是一个新问题、新现象。这就回到了刚才讲到的问题。我们跟一些外国专家谈话，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后，最可怕的事情是，他们的价值体系和学科体系会受到中国式的冲击而崩溃。其中就包括了清水江文书的林业生产问题。正因为他们不懂中华民族的传统，所以他们永远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我们有的是经济学、民族学家，什么学科的专家都有，但是没有一个学科能够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这个问题既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同时也是一个警示。
刚才大家都说到，清水江文书没有进入到国家历史的话语体系，這只是个时间问题，清水江的林业农耕体制肯定会进入国家的历史话语体系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优势所在问题。在历史上，这么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怎么能够把生态系统差异这么大，文化差异这么大的疆域，包括边远地区有效地管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整体，并能够持续数千年的发展。有了这样的传统，中国不能快速崛起那才是不可思议的问题。
其实只需要立足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并不难回答这样的难题。因为清水江的林业经营体制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完全可以算得上是超长时段的提前大规模投资，而从事生产的这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所以敢超前规模的大投资，其动机很清楚，他们相信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不变，道也不变。中央王朝靠得住，即令出现大规模投资，永远不会打水漂，子孙万代都有可靠的收益，西方的经济学家当然不想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但如果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出发，就可以获得新的解释，而且是正确的解释。大家知道，清水江文书中多次提到要修洪道，在几百年前的技术条件下，修一条几十公里的洪道要花费多少劳动力谁都知道，几乎可以说的上是难上加难，和现在相比，好似修高速公路那样的困难，但是当时的村民却能做到，他们都修成了，这才能保证大批的楠木能够世世代代的产出，运出去贩卖，可以做到子孙万代受益。
近年来在探讨湘西历史上的楠木生产，也有类似的事情。生产楠木不是种的事情，而是运输的问题，楠木是需要整根运输，砍断不值钱，因而每根楠木的生长点都要为楠木修运河，而且距离砍伐前几年就要修运河等着，其投资的量和技术难度到今天看来依然感到震惊。几百年前就可以做好这么大的投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但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却能做到这一点，单凭这一点，中国能够不崛起吗？但问题却在于研究者很少有人从这个方面去想问题，去收集资料，去解释中国崛起的传统文化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短见，只要破除短见，按照新的思路去研究清水江文书，还愁此项研究工作进入不了国家历史的话语体系吗？
中华民族为什么可以把很不相同的文化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而且大家都认同我是中国人，我要听皇帝的话。苗族说“先有苗，后有朝”，最后还得认个朝呀？一个例子很好玩，在高坡苗族，一个碑虽然消失了，碑刻上的故事涉及到把牛大腿的肉割下来送给国家作为公粮税收，还是送牛头给国家。按照苗族规矩，娘亲舅大，给舅舅送礼就得送大腿，因为大腿肉多。但是为了尊重汉族的文化，汉族是以头为先，所以经过商讨，是将牛头送给国家，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惯例，执行到辛亥革命才结束。在清水江文书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尊重跨文化的意识问题。所以，像这样的问题，讲起来话很长，其间的核心问题明白如话。所以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贵州省应全力把林粮间作这一套技术体系申报联合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第二个建议，大家讲到忙着接项目，忙着搞旅游开发项目，但是审查了最近一段时期的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后，突然发现国外的有些申报书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中有的是讨论太平洋东岸智利和秘鲁岛上的农耕体系，还有一个是将法国境内的古板栗林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并且他们都取得了成功。这两个案例当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下面的技术体系的现代化创新冒出来了，把传统与现代化接轨，这必将是一个趋势。对此，是否应该想想，杉木林林粮间作能够实现机械化操作吗？这应当是我们申报时需要引起关注的突破点。过去一讲到农业现代化，就想到联合收割机。就像剪刀去采伐胸径在15厘米以内的松树，采伐后主要用于造纸。一天可以采伐几个平方公里的松树。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另外搞一个项目，提出对林业现代化的林业经营设想。老祖宗可以修洪道、修运河，运输木材，为什么不搞高空索道运输木材呢？这样的研究新思路从来没有人提过，但恰好是农业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中国的林业机械化，造高空索道，没有技术难题，在我們盲目搞旅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在清水江文书上提出这样的创新项目。中国的林业，中国游耕基础上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什么没有机械化，为什么没有传统与现代化接轨的项目？大家都因循守旧，都想到拖拉机是通行全世界的定型设计，拖拉机的设计是从美国、法国、德国而来。吉首附近的农村，一台小型拖拉机，要在家里面拆卸成几个部件，需要4个壮汉分别背到山顶上的农田里，再进行拼装，才能进行耕作。耕作完以后，还得拆卸，再用同样的方法背回家，这叫什么机械化？其实，它完全不需要，它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设计思路，搞技术创新。很多地方的耕地本来就可以免耕操作的。《百苗图》中画了贵州麻山的一个克猛古羊苗。在那个地方，一把稆耜就可以种庄稼，根本不需要全面翻地。原因在于，他们种的是藤蔓类块根植物，种的是高大的桄榔木作粮食用。种植这样的农作物，根本不需要全面翻地，与传统观念犁地以后才能种植很不一样。因此立足于这样的传统，照搬拖拉机去实现机械化肯定会走进死胡同，但如果用索道运输，只需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快捷的收割块根，也可以采伐木本粮食作物。只要研究思路作出这样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完全可以走上很不相同的模式，有了这样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肯定可以示范全球。
美国要搞免耕法，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想到，像西南山区的很多山地，包括刚才讲的林粮间作问题，其操作要领本来就不需要全面翻地，干嘛还要强制使用拖拉机？要知道美国设计拖拉机，原先构想的适用对象都是按照欧洲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设计的。若拖拉机可以拖着走，拖拉机所适用的环境与西南山区的自然环境很不一样，在西南山区土层中夹杂着石块，树桩，拖拉机很难施展其效用。因此，我们需要搞项目，搞适应西南山区的新型机械化设计和耕作体制的规划。这个创新工作，我也希望在清水江文书研究当中，针对这里的传统林业，搞出一套新的技术体系来。这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农业现代化崛起就可以做到独树一帜。
事实证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搞另一个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其《经济增长与农业》一书中，早就提到过，现在的拖拉机耕作法，只适合北温带的平原地区，其他地区是不适用的，就是法国的板栗林也不是实施现代化后的产物，也是靠人捡板栗，并未采用机械化。那我们怎么去解释现代化，我们的油茶怎么办，油茶目前是最好的木本油料作物之一，清水江文书中已经有很多的实证，对于油茶的这些经营传统应当怎么创新，怎么提出申报项目，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我想，清水江的传统农业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学可以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山地民族现代化的起步平台。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那么山地民族的传统农业，从传统过渡到创新，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思路转型和我们的话语体系建构了。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希望凯里学院在这个方面牵个头，我们一道把这个问题推到当代的研究前沿。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构想，更希望更快成为现实。
（本文由谢景连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龙泽江]
Abstract： there are 4 dimensions or problems to be noted in the study of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that is， time， spatial， national culture， and research thinking. In addition， if we can sort out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echnology involved in the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we can also declare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ep study of the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Key words：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space-time field； nation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