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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岁月
１９３６年９月，在长征结束后的第１１个月，金维映在保安生了个儿子。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临产前，贺子珍、刘英、李坚贞三人忙着帮助接生。
这是一个特大喜讯。因为长征路上的艰苦生活，使许多女战士从此没有了月经。金维映能怀孕生子，无疑给人以新的希望。大家高兴呀。
李维汉和金维映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罗小金，“罗”是取李维汉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金维映的姓。他们把自己的姓连在了一起，孩子是他们爱的结晶。
第一次做母亲的金维映久久地看着她的孩子，吻了又吻，心里充满幸福。
看着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金维映轻轻地唱着：“宝贝，别难过别伤心呀，我亲爱的宝贝，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归来呀，我的宝贝，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归来呀，我的宝贝。”
听着母亲的歌声，孩子慢慢平息了哭声。
不久，金维映和李维汉随中央机关从保安再度迁到延安。他们在杨家岭山坡上的窑洞里安了家，结束了长征流离漂泊的生活，开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工作。
金维映和李维汉的家是依着黄土高坡的原沟坡挖的窑洞。这面坡上有许多窑洞，一层层、一排排，很有特色。每到夜晚，豆油灯亮起来，将窑洞和周围的环境照得朦胧而温馨，外出工作回来，从山下远远望去，很漂亮很迷人。所以她常对李维汉说：“看我们的家多美啊。”
“是啊，犹如塞纳河畔的宫殿，阿金，我们住上皇宫了。”李维汉挨着她的肩头很有情致地说。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带着儿子回舟山去看看。还去你的老家看看。”金维映温柔地说，脸上充满信心。
１９３７年初，金维映调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了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大队长。
抗大教员有：董必武（教政治）、肖劲光（教军事）、伍修权（教政治经济学）、张心如（教哲学）。
早晨，金维映出门迎面看到毛泽东，就向毛泽东打了招呼：“主席，来讲课了。”
“是啊，不会太早吧。”毛泽东和气地说。
毛泽东每逢星期二、四来讲课，每次讲四个钟头，毛泽东来讲课时，金维映总在教室里等候。
毛泽东穿着和大家一样普通的军服，浓密的黑发梳向脑后，宽宽的前额下，闪烁着一双智慧的眼睛，一派哲学家的气度。他操着一口浓重而洪亮的湖南口音，有时叉着腰，有时挥着手，经常用手势来加重语气，课讲得生动活泼，很有风趣，时常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许多深奥的道理，通过他的形象比喻，让人顿开茅塞。
四大队是为白区工作培养干部的，这个队大多是知识分子，文化程度较高，大队政委是董必武。
由于金维映曾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有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组织上就把她调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区队长的任务主要是管理女生们的生活、学习、思想教育及安全工作。
当时四大队下辖第９、第１０、第１１共３个队。女生区队不是一个单独的专门的区队，平时分散学习训练在各个队的教室，只是课余和晚上睡觉时在一起。但为了便于管理，起了名字叫第四大队女生区队。
四大队设在东城门外清凉山脚下的一个旧营房内，两排长长的营房后面有一个四合院，女生们就安排在这个四合院里。抗大的住房很简陋，房内一排土坑，土坑上铺着秸秆和谷草。每人只有一张被子，晚上睡觉时，把自己的被子往身上一裹，６个人挤在一个没有烧火的冷坑上，相互之间吸收点热量。
抗大的教室也很简陋，土讲台上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室内空空荡荡，既没有课桌也没有坐椅，学生都是坐在砖头上听课，把本子放在膝盖上作笔记。
金维映上任时，聂鹤亭大队长向学生们介绍说，大家叫她阿金或金区队长都行。学生们大都叫她阿金。后来学生们不断听人介绍说，金维映虽然年纪轻，但资格很老，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原来是从上海参加革命的，在上海发动组织过多次有影响的工人罢工。所以学员们对她很尊敬。
那天，在认识介绍会上，阿金站在讲台上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你们从全国各地走到延安来了，这里有新同志，有老同志，大家要团结友爱，像亲姐妹一样。今后，你们可以把我当成大姐姐，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讲，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解决困难的。我主管你们的生活学习，会尽力给大家创造一个好的休息学习环境的。希望你们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金维映深知这批学生对抗日斗争的重要作用，她非常爱惜。白天，所有的女生都到各自的队里学习，金维映就利用课后或晚上到女生居住的四合院来，关照她们的生活和学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巡视检查。
延安的生活开始时很艰苦，吃的是黑豆包谷，后来吃小米，只有过节会餐时才能吃上大米。有些同学吃不惯，金维映就给他们讲长征中的故事：红军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这些吃光了，饿死了很多红军战士。比起那时的困难，我们的生活算什么困难呢？听了她的话，大家深受感动，原先叫苦的同志，尤其是大城市来的同志就不再叫苦了。
由于生活物资困难，晚上每个房间只有一盏油灯，豆大的昏黄光亮，使大家看书很感吃力。为此，金维映让大家在晚上开讨论会，复习白天学过的课程，畅谈各自的心得体会，不懂的东西大家互相解释学习，大家都弄不懂的，请阿金作解释。因此，金维映每天晚上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每个小组转一圈，她自己休息时就很晚了。
１９３８年７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这时金维映调到陕北公学担任生活指导委员会（类似政治部）副主任，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恪尽职守。
西去苏联
１９３８年春天，党组织安排金维映、蔡畅、刘群仙等身体有病的同志到莫斯科去，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
离开延安前，金维映的儿子李铁映由人抱着来中央党校给妈妈送行。
与金维映同赴苏联的方志纯后来回忆说，由于交通不便，我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从中央党校出发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集中，离开党校前，阿金家的阿姨抱着一个孩子来见金维映，只见金维映搂着那孩子亲了又亲。她对大家说，我的孩子叫金城，当我们问她的孩子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时，她说，不是有‘金城汤池’之说吗？他生在延安，延安是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堡垒，是令敌人望而生畏的金城汤池呀。一席话把大家说乐了。
金维映的心里其实是很留恋伤感的。她怕大家看到，便抱着孩子背过身去，和儿子小声私语。
“妈妈”，小铁映轻轻地叫着她，“妈妈去哪里？”他睁着两只眼睛稚气地看着她。
金维映看着儿子的眼睛，轻轻抚摸着儿子头上的柔柔卷发。
金维映把脸贴在儿子的胸前，久久地没有抬起头来，她在流泪。这一生她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她记得很清楚。自己６岁时就离开岱山和父母去了镇海扎纸花，那一次她当着父母的面没有哭，但是当她的父亲把她送到镇海返回老家岱山时，看着父亲的背影，她忍不住轻轻地哭了。１５岁时她离开定海到宁波读了三年书，想念亲人的时候她也流过眼泪。“四一二”后，她２０岁出头离开舟山到宁波，被捕出牢后又告别父母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工作了四年后又离开那里赴中央苏区，在那里她与邓小平的生离，那种别意深深地、久久地伤痛着她的心，之后她又同朝夕相处的乡亲和战友告别，踏上了长征路，现在面临着与丈夫和儿子的分别，她非常留恋伤感。尤其是儿子，才１９个月，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母亲啊。
“小金金乖，妈妈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等妈妈身体好了，从苏联学习回来，妈妈就每天抱你，教你唱歌，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吃。”
金维映说不下去，在把儿子放开前，她说了一句：“妈妈会天天想你的。”就哽咽住了。
她把儿子放下后，就往外走，没有再回头，儿子的哭声在刺痛着她那颗母亲的心，但是她不敢回头。
金维映就这样与她心爱的儿子分别了。她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成为永诀。这一次西去，是与延安的永诀，与祖国的永诀，与李维汉的永诀，更是与她心爱儿子小铁映的永诀！
金维映和蔡畅、蹇先任等一批人，从延安起程，取道兰州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团长，出使苏联，他和夫人陈琮英走的也是这条线路，正好与金维映等人结伴而行。
这次结伴而行的，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林，苏兆征和郭亮的独生子等。这些孩子都是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去读书的。飞机抵达兰州后，金维映和大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稍作休整后，又乘飞机前往新疆迪化。
抵达迪化后，任弼时夫妇很快就转机前往苏联就任，其余的人等候护照。
过了些日子，金维映和蔡畅拿到了护照，离开迪化前往苏联。
五六月间，终于来到春光明媚的莫斯科。这样，金维映与贺子珍、杨之华等在异国他乡相聚了，大家倍感亲切，又分外高兴。
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同志来到莫斯科，他们中有刘亚楼、谭家述、杨至诚、李天估、苏井观、蹇先任等。
党对这些赴苏联学习的同志十分重视，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到莫斯科，就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将体弱有病的送去疗养。为了保密起见，要求这些中国同志都改了名，蔡畅改为娜达，金维映改为妮达，她们的名字是俄文花朵的译音。
刚到苏联时，金维映和大家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金维映和大家又搬到距莫斯科大约６０华里的地方，这是苏联共产党专为中国同志盖的一个单独院子，虽然不大，但环境宁静幽雅。这里同时又是共产国际党校，简称八部。
金维映进入的这所党校的校园，是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礼物，它专门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提供了学习疗养的场所。
学习开始了。中国学员被编成两个班，一个是军事班，一个是政治班，金维映分配在政治班。因为班里不成立党支部，就设了学委会，学委会实际是党的组织，金维映担任学委会委员，负责学习方面的事。
金维映的文化水平本来就比较高，加上学习刻苦用功，因此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她从不自满。班上有同学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总向她请教，她也总是耐心地给以启发与帮助。
来苏联后，在生活待遇上是不错的。按理说，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然而，金维映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儿子，也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八路军、新四军正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自己却在这里过着宁静安逸的生活，为此她心里很是苦闷。
１９３９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开始她还能坚持学习，到１９４０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坚持了半年多。１９４０年底，党组织考虑到金维映的身体状况，在任弼时同志的关怀下，战友们含着眼泪把金维映送进了医院。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闪击战。有人说，金维映在医院遭到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时牺牲。时年３７岁。（全文完）
１９３６年９月，在长征结束后的第１１个月，金维映在保安生了个儿子。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临产前，贺子珍、刘英、李坚贞三人忙着帮助接生。
这是一个特大喜讯。因为长征路上的艰苦生活，使许多女战士从此没有了月经。金维映能怀孕生子，无疑给人以新的希望。大家高兴呀。
李维汉和金维映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罗小金，“罗”是取李维汉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金维映的姓。他们把自己的姓连在了一起，孩子是他们爱的结晶。
第一次做母亲的金维映久久地看着她的孩子，吻了又吻，心里充满幸福。
看着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金维映轻轻地唱着：“宝贝，别难过别伤心呀，我亲爱的宝贝，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归来呀，我的宝贝，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归来呀，我的宝贝。”
听着母亲的歌声，孩子慢慢平息了哭声。
不久，金维映和李维汉随中央机关从保安再度迁到延安。他们在杨家岭山坡上的窑洞里安了家，结束了长征流离漂泊的生活，开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工作。
金维映和李维汉的家是依着黄土高坡的原沟坡挖的窑洞。这面坡上有许多窑洞，一层层、一排排，很有特色。每到夜晚，豆油灯亮起来，将窑洞和周围的环境照得朦胧而温馨，外出工作回来，从山下远远望去，很漂亮很迷人。所以她常对李维汉说：“看我们的家多美啊。”
“是啊，犹如塞纳河畔的宫殿，阿金，我们住上皇宫了。”李维汉挨着她的肩头很有情致地说。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带着儿子回舟山去看看。还去你的老家看看。”金维映温柔地说，脸上充满信心。
１９３７年初，金维映调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了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大队长。
抗大教员有：董必武（教政治）、肖劲光（教军事）、伍修权（教政治经济学）、张心如（教哲学）。
早晨，金维映出门迎面看到毛泽东，就向毛泽东打了招呼：“主席，来讲课了。”
“是啊，不会太早吧。”毛泽东和气地说。
毛泽东每逢星期二、四来讲课，每次讲四个钟头，毛泽东来讲课时，金维映总在教室里等候。
毛泽东穿着和大家一样普通的军服，浓密的黑发梳向脑后，宽宽的前额下，闪烁着一双智慧的眼睛，一派哲学家的气度。他操着一口浓重而洪亮的湖南口音，有时叉着腰，有时挥着手，经常用手势来加重语气，课讲得生动活泼，很有风趣，时常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许多深奥的道理，通过他的形象比喻，让人顿开茅塞。
四大队是为白区工作培养干部的，这个队大多是知识分子，文化程度较高，大队政委是董必武。
由于金维映曾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有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组织上就把她调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区队长的任务主要是管理女生们的生活、学习、思想教育及安全工作。
当时四大队下辖第９、第１０、第１１共３个队。女生区队不是一个单独的专门的区队，平时分散学习训练在各个队的教室，只是课余和晚上睡觉时在一起。但为了便于管理，起了名字叫第四大队女生区队。
四大队设在东城门外清凉山脚下的一个旧营房内，两排长长的营房后面有一个四合院，女生们就安排在这个四合院里。抗大的住房很简陋，房内一排土坑，土坑上铺着秸秆和谷草。每人只有一张被子，晚上睡觉时，把自己的被子往身上一裹，６个人挤在一个没有烧火的冷坑上，相互之间吸收点热量。
抗大的教室也很简陋，土讲台上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室内空空荡荡，既没有课桌也没有坐椅，学生都是坐在砖头上听课，把本子放在膝盖上作笔记。
金维映上任时，聂鹤亭大队长向学生们介绍说，大家叫她阿金或金区队长都行。学生们大都叫她阿金。后来学生们不断听人介绍说，金维映虽然年纪轻，但资格很老，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原来是从上海参加革命的，在上海发动组织过多次有影响的工人罢工。所以学员们对她很尊敬。
那天，在认识介绍会上，阿金站在讲台上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你们从全国各地走到延安来了，这里有新同志，有老同志，大家要团结友爱，像亲姐妹一样。今后，你们可以把我当成大姐姐，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讲，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解决困难的。我主管你们的生活学习，会尽力给大家创造一个好的休息学习环境的。希望你们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金维映深知这批学生对抗日斗争的重要作用，她非常爱惜。白天，所有的女生都到各自的队里学习，金维映就利用课后或晚上到女生居住的四合院来，关照她们的生活和学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巡视检查。
延安的生活开始时很艰苦，吃的是黑豆包谷，后来吃小米，只有过节会餐时才能吃上大米。有些同学吃不惯，金维映就给他们讲长征中的故事：红军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这些吃光了，饿死了很多红军战士。比起那时的困难，我们的生活算什么困难呢？听了她的话，大家深受感动，原先叫苦的同志，尤其是大城市来的同志就不再叫苦了。
由于生活物资困难，晚上每个房间只有一盏油灯，豆大的昏黄光亮，使大家看书很感吃力。为此，金维映让大家在晚上开讨论会，复习白天学过的课程，畅谈各自的心得体会，不懂的东西大家互相解释学习，大家都弄不懂的，请阿金作解释。因此，金维映每天晚上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每个小组转一圈，她自己休息时就很晚了。
１９３８年７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这时金维映调到陕北公学担任生活指导委员会（类似政治部）副主任，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恪尽职守。
西去苏联
１９３８年春天，党组织安排金维映、蔡畅、刘群仙等身体有病的同志到莫斯科去，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
离开延安前，金维映的儿子李铁映由人抱着来中央党校给妈妈送行。
与金维映同赴苏联的方志纯后来回忆说，由于交通不便，我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从中央党校出发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集中，离开党校前，阿金家的阿姨抱着一个孩子来见金维映，只见金维映搂着那孩子亲了又亲。她对大家说，我的孩子叫金城，当我们问她的孩子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时，她说，不是有‘金城汤池’之说吗？他生在延安，延安是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堡垒，是令敌人望而生畏的金城汤池呀。一席话把大家说乐了。
金维映的心里其实是很留恋伤感的。她怕大家看到，便抱着孩子背过身去，和儿子小声私语。
“妈妈”，小铁映轻轻地叫着她，“妈妈去哪里？”他睁着两只眼睛稚气地看着她。
金维映看着儿子的眼睛，轻轻抚摸着儿子头上的柔柔卷发。
金维映把脸贴在儿子的胸前，久久地没有抬起头来，她在流泪。这一生她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她记得很清楚。自己６岁时就离开岱山和父母去了镇海扎纸花，那一次她当着父母的面没有哭，但是当她的父亲把她送到镇海返回老家岱山时，看着父亲的背影，她忍不住轻轻地哭了。１５岁时她离开定海到宁波读了三年书，想念亲人的时候她也流过眼泪。“四一二”后，她２０岁出头离开舟山到宁波，被捕出牢后又告别父母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工作了四年后又离开那里赴中央苏区，在那里她与邓小平的生离，那种别意深深地、久久地伤痛着她的心，之后她又同朝夕相处的乡亲和战友告别，踏上了长征路，现在面临着与丈夫和儿子的分别，她非常留恋伤感。尤其是儿子，才１９个月，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母亲啊。
“小金金乖，妈妈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等妈妈身体好了，从苏联学习回来，妈妈就每天抱你，教你唱歌，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给你吃。”
金维映说不下去，在把儿子放开前，她说了一句：“妈妈会天天想你的。”就哽咽住了。
她把儿子放下后，就往外走，没有再回头，儿子的哭声在刺痛着她那颗母亲的心，但是她不敢回头。
金维映就这样与她心爱的儿子分别了。她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成为永诀。这一次西去，是与延安的永诀，与祖国的永诀，与李维汉的永诀，更是与她心爱儿子小铁映的永诀！
金维映和蔡畅、蹇先任等一批人，从延安起程，取道兰州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团长，出使苏联，他和夫人陈琮英走的也是这条线路，正好与金维映等人结伴而行。
这次结伴而行的，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林，苏兆征和郭亮的独生子等。这些孩子都是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去读书的。飞机抵达兰州后，金维映和大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稍作休整后，又乘飞机前往新疆迪化。
抵达迪化后，任弼时夫妇很快就转机前往苏联就任，其余的人等候护照。
过了些日子，金维映和蔡畅拿到了护照，离开迪化前往苏联。
五六月间，终于来到春光明媚的莫斯科。这样，金维映与贺子珍、杨之华等在异国他乡相聚了，大家倍感亲切，又分外高兴。
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同志来到莫斯科，他们中有刘亚楼、谭家述、杨至诚、李天估、苏井观、蹇先任等。
党对这些赴苏联学习的同志十分重视，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到莫斯科，就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将体弱有病的送去疗养。为了保密起见，要求这些中国同志都改了名，蔡畅改为娜达，金维映改为妮达，她们的名字是俄文花朵的译音。
刚到苏联时，金维映和大家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金维映和大家又搬到距莫斯科大约６０华里的地方，这是苏联共产党专为中国同志盖的一个单独院子，虽然不大，但环境宁静幽雅。这里同时又是共产国际党校，简称八部。
金维映进入的这所党校的校园，是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礼物，它专门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提供了学习疗养的场所。
学习开始了。中国学员被编成两个班，一个是军事班，一个是政治班，金维映分配在政治班。因为班里不成立党支部，就设了学委会，学委会实际是党的组织，金维映担任学委会委员，负责学习方面的事。
金维映的文化水平本来就比较高，加上学习刻苦用功，因此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她从不自满。班上有同学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总向她请教，她也总是耐心地给以启发与帮助。
来苏联后，在生活待遇上是不错的。按理说，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然而，金维映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儿子，也更加怀念自己的祖国。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八路军、新四军正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自己却在这里过着宁静安逸的生活，为此她心里很是苦闷。
１９３９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开始她还能坚持学习，到１９４０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坚持了半年多。１９４０年底，党组织考虑到金维映的身体状况，在任弼时同志的关怀下，战友们含着眼泪把金维映送进了医院。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闪击战。有人说，金维映在医院遭到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时牺牲。时年３７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