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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触底应该关注哪些指标？为何判断中国经济经过六年波动目前已经接近底部？触底以后，中国如何度过中速增长期，如何看待一线房价暴涨现象？
中国经济已接近底部，三个指标要关注
现在分析经济形势可以分析框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六年是调整的态势，怎么看？实际上观点各异，背后是分析框架不一样，大概可以概括三种分析框架，第一种就是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它前提假定的就是整个经济还在同样一个平台上增长，所出现的只是一个周期性波动，但这种分析框架不解释为什么经济下行了六年，还找不到点。第二种分析框架是趋同理论，说是后发的追赶性的经济体，和前行国家比较起来差距还很大，差距就是动力，就是增长的潜力，但是这种分析框架所面临的困境也在于不能解释为什么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差别很大。第三种就是我们这五年所坚持的框架，实际上看成是结构性的改变，或者增长阶段的转化，在2009年时，包括日本、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等经济体都无一例外出现了经济下滑，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并据此对中国进行经验性分析，提出中国从2013年开始实际上是下一个很大的台阶。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比较强调就是相当多的工业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概念，历史需求峰值实际上从长期来讲也是由人类社会所有的技术来决定的，也是供应下面的因素。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波动目前已经接近底部，最近对中国经济持比较悲观看法的人居多，六年前当中国经济还是10%左右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判断中国经济要下台阶，大部分人都是不大相信;经过六年，现在我们要做出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已经相当接近底部了。过去六年经济的回调，从增长阶段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转型再平衡”框架，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有10%左右的供求关系转变为将来的一个中速增长的均衡点上的某种关系，过去六年都处在转换的过程之中，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找到，所谓触底的问题还没解决。
怎么才能触底？可以关注三个指标，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高投资触底，因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高投资带动的，在投资中20%到25%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占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投资大概在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相关，所以中国过去的高投资实际上有三大需求来源，就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过去六年的时间这三大需求逐步回落，目前感觉已经是10%以下了。
供给侧实际上也在降，但是调的比较慢，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具体表现在就是工业品出口价格也就是PPI有超过50多个月的负增长，最低达到-0.9%，工业企业利润从2014年8月份时候也出现增长。供给侧调整到位就要去产能到位，具体来讲有两个指标，一是PPI能不能回升——这个指标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变化，现在已经是快接近正的增长;二是工业企业利润，最近也已经是由负转正。
当然，就说接近底部和真正完全实现触底还不是一回事，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关键期，不确定性将会增加，包括金融风险、国际形势变化、政策导向等，比如最近货币政策放松呼声又很高。触底本身以为可能是将来的一个过程，需要多次的验证，但是触底以后，准确含义就是说不会再下降了，就是所谓的L型下跌，会形成新的增长形态。不会再下降，但是也不会出现所谓反转。
警惕：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民间投资下滑
今年以来有两个冲击要关注，第一个点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房地产投资已经是历史中的改变，比如房地产投资70%的应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这个峰值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了以后房地产的总量应该走平或者下降，这是大的判断，但是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又会出现暴涨？这里面大概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方面因素，合理的因素是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所谓大都市加快发展的一个阶段，无论是特大型、大型、中等类小城镇，都是在大都市圈的范围之内，现在中国房价的问题，一二线是一种情况，三四五线是一种情况，其实中国城市现在正在分化，几个大的都市圈房价实际上是稳定甚至还在上升，包括其中的小城镇，但是我们有些城市是中等覆盖率，比如说东北，房价在降。
年轻人为什么向大都市圈走？是因为这些地方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所谓的城市效果性，简单说就是能挣到钱，能够创业就业，需求增加了房价也会上升。但是涨到目前这个程度是有不可逆因素，第一个需要反思的是城市规划，这些大城市几乎都有人口控制的规划，其实回想它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所定的人口指标，一次一次的都被突破了。我们现在搞城市规划，中间还多少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这个问题需要反思，如果我们所估计的那个城市人口的规模比实际上或者应该达到的规模小的相当多，而土地、公共产品又跟不上，各种资源实际上一定是非常紧张的。第二个原因，土地利用，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用地是国家垄断供给，而政府这么多年实施的是通过土地财政的方式为城市建设募集资金，很多城市政府采取的是挤牙膏式的供地方式，尽量使土地供价最大化。农村土地在目前讲了要流转，但是这个改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可以设想如果土地的供地制度是考虑到城市需求平衡的策略，比如特大型城市现在房价涨了，能不能增加供地？能不能释放出这种信号？进一步来讲，如果我们的农村用地宅基地和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同权同价进入市场的话，房价还会这么高吗？这些答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由于这些因素使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然后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回升，然后拉动一些本来要去产能的行业产能并没有去掉，反而有些产能还在扩张。
这其实对整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扰动，这样的带动增长也就是一两个季度的时间，会重回正常状态，比如房地产投资，估计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第二个点，就是民间投资在下降，在2012年时候实际上整个经济开始下行，但是投资前景还很好，投资还能往前推。最近民间投资为什么会大幅度下降，解释很多，中央也比较着急，也做一些调研。其实所有的解释民间投资速度比较慢的因素过去都存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更多的可认为实际上是转型时期的非理性反应，投资者做出过于悲观的预期，这种冲击在触底的过程中不会再存在。
估计今后一两年时间中国经济应该是能够触底，找到这个平台以后能稳定，我们所期待的2020年建成的小康社会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触底以后，中国如何度过中速增长期
下一步中国经济触底以后，中速增长期是从触底到发达经济体（一般在四万美元以上，八千到四五万美元）的这段时间，这个中速增长期还是中长期，只是过去是数量追赶，以后是质量追赶，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别，数量追赶阶段发展是很快的，而质量追赶阶段发展是很慢的。
很多人讲到增长动能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有一个期待，认为我们的速度下来了，老的动力不行了，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对新的增长点的理解需要调整，其实所谓新的增长点，大部分是在提升效果，对量的扩张其实贡献并不大，特别是当下一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以后，服务业生产比较低，下一步新的增长点更多要关注效率的提升，而这对GDP的增长贡献量的扩张贡献不会大的，即使将来中国到了所谓的创新比重比较大的阶段，创新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转化为GDP的量其实不会太大。
这段时间我们政策导向是脱贫，当经济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出入，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需求政策更多发挥作用，增长动力更多的还是要靠供给侧改革来释放增长动力。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立足于提高效率，两个领域值得重视，一个是行政垄断行业，包括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产业，第二个就是农村积极鼓励改革，这项改革不能再拖了，最近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一线城市房价的暴涨，说明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而且这两项改革可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
在改革的机制上还是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相结合。所谓顶层设计就是两件事情，第一是方向，往东还是往西，方向不能搞错。第二就是画线，什么局面是要避免的，什么事不能做，得画清楚。剩下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还是要靠基层实验，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定要有大量的基层实践才能找到真正惯用的符合实际的办法。其实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都是使用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已接近底部，三个指标要关注
现在分析经济形势可以分析框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六年是调整的态势，怎么看？实际上观点各异，背后是分析框架不一样，大概可以概括三种分析框架，第一种就是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它前提假定的就是整个经济还在同样一个平台上增长，所出现的只是一个周期性波动，但这种分析框架不解释为什么经济下行了六年，还找不到点。第二种分析框架是趋同理论，说是后发的追赶性的经济体，和前行国家比较起来差距还很大，差距就是动力，就是增长的潜力，但是这种分析框架所面临的困境也在于不能解释为什么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差别很大。第三种就是我们这五年所坚持的框架，实际上看成是结构性的改变，或者增长阶段的转化，在2009年时，包括日本、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等经济体都无一例外出现了经济下滑，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并据此对中国进行经验性分析，提出中国从2013年开始实际上是下一个很大的台阶。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比较强调就是相当多的工业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概念，历史需求峰值实际上从长期来讲也是由人类社会所有的技术来决定的，也是供应下面的因素。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波动目前已经接近底部，最近对中国经济持比较悲观看法的人居多，六年前当中国经济还是10%左右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判断中国经济要下台阶，大部分人都是不大相信;经过六年，现在我们要做出另外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已经相当接近底部了。过去六年经济的回调，从增长阶段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转型再平衡”框架，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有10%左右的供求关系转变为将来的一个中速增长的均衡点上的某种关系，过去六年都处在转换的过程之中，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找到，所谓触底的问题还没解决。
怎么才能触底？可以关注三个指标，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高投资触底，因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高投资带动的，在投资中20%到25%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占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投资大概在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相关，所以中国过去的高投资实际上有三大需求来源，就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过去六年的时间这三大需求逐步回落，目前感觉已经是10%以下了。
供给侧实际上也在降，但是调的比较慢，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具体表现在就是工业品出口价格也就是PPI有超过50多个月的负增长，最低达到-0.9%，工业企业利润从2014年8月份时候也出现增长。供给侧调整到位就要去产能到位，具体来讲有两个指标，一是PPI能不能回升——这个指标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变化，现在已经是快接近正的增长;二是工业企业利润，最近也已经是由负转正。
当然，就说接近底部和真正完全实现触底还不是一回事，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关键期，不确定性将会增加，包括金融风险、国际形势变化、政策导向等，比如最近货币政策放松呼声又很高。触底本身以为可能是将来的一个过程，需要多次的验证，但是触底以后，准确含义就是说不会再下降了，就是所谓的L型下跌，会形成新的增长形态。不会再下降，但是也不会出现所谓反转。
警惕：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民间投资下滑
今年以来有两个冲击要关注，第一个点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房地产投资已经是历史中的改变，比如房地产投资70%的应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这个峰值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了以后房地产的总量应该走平或者下降，这是大的判断，但是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又会出现暴涨？这里面大概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方面因素，合理的因素是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所谓大都市加快发展的一个阶段，无论是特大型、大型、中等类小城镇，都是在大都市圈的范围之内，现在中国房价的问题，一二线是一种情况，三四五线是一种情况，其实中国城市现在正在分化，几个大的都市圈房价实际上是稳定甚至还在上升，包括其中的小城镇，但是我们有些城市是中等覆盖率，比如说东北，房价在降。
年轻人为什么向大都市圈走？是因为这些地方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所谓的城市效果性，简单说就是能挣到钱，能够创业就业，需求增加了房价也会上升。但是涨到目前这个程度是有不可逆因素，第一个需要反思的是城市规划，这些大城市几乎都有人口控制的规划，其实回想它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所定的人口指标，一次一次的都被突破了。我们现在搞城市规划，中间还多少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这个问题需要反思，如果我们所估计的那个城市人口的规模比实际上或者应该达到的规模小的相当多，而土地、公共产品又跟不上，各种资源实际上一定是非常紧张的。第二个原因，土地利用，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用地是国家垄断供给，而政府这么多年实施的是通过土地财政的方式为城市建设募集资金，很多城市政府采取的是挤牙膏式的供地方式，尽量使土地供价最大化。农村土地在目前讲了要流转，但是这个改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可以设想如果土地的供地制度是考虑到城市需求平衡的策略，比如特大型城市现在房价涨了，能不能增加供地？能不能释放出这种信号？进一步来讲，如果我们的农村用地宅基地和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同权同价进入市场的话，房价还会这么高吗？这些答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由于这些因素使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然后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回升，然后拉动一些本来要去产能的行业产能并没有去掉，反而有些产能还在扩张。
这其实对整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扰动，这样的带动增长也就是一两个季度的时间，会重回正常状态，比如房地产投资，估计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第二个点，就是民间投资在下降，在2012年时候实际上整个经济开始下行，但是投资前景还很好，投资还能往前推。最近民间投资为什么会大幅度下降，解释很多，中央也比较着急，也做一些调研。其实所有的解释民间投资速度比较慢的因素过去都存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更多的可认为实际上是转型时期的非理性反应，投资者做出过于悲观的预期，这种冲击在触底的过程中不会再存在。
估计今后一两年时间中国经济应该是能够触底，找到这个平台以后能稳定，我们所期待的2020年建成的小康社会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触底以后，中国如何度过中速增长期
下一步中国经济触底以后，中速增长期是从触底到发达经济体（一般在四万美元以上，八千到四五万美元）的这段时间，这个中速增长期还是中长期，只是过去是数量追赶，以后是质量追赶，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别，数量追赶阶段发展是很快的，而质量追赶阶段发展是很慢的。
很多人讲到增长动能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有一个期待，认为我们的速度下来了，老的动力不行了，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对新的增长点的理解需要调整，其实所谓新的增长点，大部分是在提升效果，对量的扩张其实贡献并不大，特别是当下一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以后，服务业生产比较低，下一步新的增长点更多要关注效率的提升，而这对GDP的增长贡献量的扩张贡献不会大的，即使将来中国到了所谓的创新比重比较大的阶段，创新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转化为GDP的量其实不会太大。
这段时间我们政策导向是脱贫，当经济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出入，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需求政策更多发挥作用，增长动力更多的还是要靠供给侧改革来释放增长动力。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立足于提高效率，两个领域值得重视，一个是行政垄断行业，包括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产业，第二个就是农村积极鼓励改革，这项改革不能再拖了，最近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一线城市房价的暴涨，说明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而且这两项改革可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
在改革的机制上还是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相结合。所谓顶层设计就是两件事情，第一是方向，往东还是往西，方向不能搞错。第二就是画线，什么局面是要避免的，什么事不能做，得画清楚。剩下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还是要靠基层实验，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定要有大量的基层实践才能找到真正惯用的符合实际的办法。其实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都是使用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