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臆造币当成珍稀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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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壹两”银币正面配以大清龙图,背面配以英王室盾徽,镌刻186了年与Hong.Kong字样,整个钱币设计不伦不类,且从未出现于任何工式可靠的原始档案,却一直在各种不同版本故事的包装下,以“清代珍稀币”面目出现。
  长期以来,将“上海壹两”认作是珍稀币有三种说法,一说“上海壹两”是中国钱币大珍,二说其是推销自身产品的广告币,三说“上海壹两”是不属于中国货币的贸易银圆……真是石里雾里越描越糊涂,让人弄不清楚“上海壹两”到底是以哪个国家名义发行的货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货币?
  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以上这二种说法存在的问题吧:
  中国钱币之说。假如“上海壹两”是中国钱币,以常识论,在清代同治年间,外国造币厂方必须经大清政府委托,方可代制大清国钱币。作为一国货币,当应镌铭国号或帝号,文字以主权国力主,兼备其它文字,然而“上海壹两”却没有国号没有帝号,也没有大清国满文,实在违背常理;其次,汉文排列起首由上至下,从右到左的读念规则早已成定律,要改变倒是了不起的创举,且时值大清同治年间,国内外还没有出现一伊汉语横读的版本,照此币文字排列顺序应读为“壹两上海”,这就造成了汉文读念倒置的常识性错误。
  广告币之说。众所周知,广告的含义,即广而告之自身品质的高水准,以无可挑剔的标准诱惑客户——起广告作用的样品绝对不可能在设计制作中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造币厂向另一个国家推销其产品的广告币,在没有征得委托国的授权是不能镌刻他国的国号和他国辖区的地名,否则便是严重侵权乃至伪造他国的货币。举个例子,假设中国上海造币厂做一个广告币力厂承揽代制美国货币的业务,未经美国许可,在广告币上打上美国国徽或纽约地名,那结果是美国人会当珍稀币花几十万美金买回去,还是引来法律诉讼,大家可想而知。
  贸易币之说。贸易币,即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取得另—个国家的许可而予以商贸比价换算使用的外国货币。“上海壹两”若是外国货币,则必须具备正确的外文,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更不可能镌刻其它王权国的徽记。国号及地名。
  关于钱币真伪、臆造的认定,乃是功力高低的一种体现。此功力来自数以千计万计的实践与参悟,参悟必须包含时代背景,民俗文化,社会章法,制造工艺……这些都是对钱币认识的根本准则,不是一般查找资料就能万事大吉,且前人杜撰后人传抄的资料算什么?人云亦云大下文章大家抄,管他是不是以讹传讹,这种靠寻找文本资料来写鉴定文章者对鉴别高档银确是外行,因为真正对钱币的认知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没有下水探过水深,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虽然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对银币并无规范,但,没有文本规范,不等于可以违背常识,“上海壹两”即无大清回国名也无帝号,显然不属于清政府货币。
  有说法称“上海壹两”是香港殖民政府替其造币厂向中国推销自身的产品,是比照香港银圆制作。若是比照香港银圆,但香港壹圆银币却并没有中文读法倒置的常识错误,不知是什么样的能人比照制作,连依样画葫芦都出差错。(指中文顺读错误,从上互下、由右至左读念的顺序,这在清代是常识,是识字小孩都明白的道理)还有“上海壹两”内圈围绕英王室盾徽的嘉德箴言HONI.SOIT.QUI.MAL.Y.PENSE无法解读,其实无论是作为一枚代制的大清货币,还是贸易银圆性质,或是促销的广告样品,都应该完美无缺才符合道理,但其与同时代1867年的香港壹圆银币比对都相差甚远(香港壹圆不但无中英文错误,而且币面整体布局协调,制造工艺规整,充分彰显了先进造币厂高超的国际顶尖水平),不难看出臆造币至少背离了立意、构思、画草图、审稿等基本规律,禁不得推敲,作为一种货币,若有如此多的常识错误,在审稿时就会被淘汰,哪还轮得到雕刻师去雕刻!
  
  其实,一个国家的货币制造是相当严肃完整的过程,从设想到设计,从画稿到审福,从谈判到商洽,从意见统一到颁布指令,下达正式文件与正式付雕样稿等等均有一套系统规范的程序。从如此粗糙、错误百出,违背常识的“上海壹两”状况看,已是一目了然的臆造无疑!但,偏偏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以英方曾经的设想及意图来套用,非要称其力珍稀币,由此更证明此人是不懂钱币真假的外行。一个国家制造货币决不会草率就事,草率即意味徒劳和失败,这不应该是英国人的工作作风。货币本身象征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除了要体现政治,经济和国体,更要以艺术美感为基本要求,以完美无缺为目标!若是作力推销产品用的广告币,更应该毫无差错且工艺精湛,让人看到其高超的制币技术。有人还说:“纹银壹两”“上海壹两”“关平壹两”依序排列,是香港造币厂在1867年为生存而努力试制的柞币。为其演变做了“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其演变合理之说存在如下疑问: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因“纹银壹两”送呈破退回后,即指令新任的雕刻师史特雕刻试制“上海壹两”,按理,前面既然“纹银壹两”被退,后面“上海壹两”一定得慎重考虑,调研原因何在,从而改进,决不会冒然又制出一枚犯有同样低级错误的样币,如此往复,辽继续产生了“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直至第三次犯下同样不可理解的常识错误!所说的1867年“中外通宝”,“中”代表中国“外”代表外国,但是1867年正是大清皇朝,同治年间。“中”怎么可能代表大清国号?“外”代表外国却没有一个外国字母!谁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称谓是从中华民国开始,由孙中山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即指清皇朝,因此非常明白清政府的国号是大清而不可能用“中”作为国号。产生如此错误不是太丢大英帝国的脸吗?铸币乃国之大事,非同儿戏。香港造币厂一而再,再而三犯下同样不可理喻的错误,有可能吗?不难看出,演变合理之说只为有意堆砌历史资料而已。
  有人为了证明“上海壹两”是官方制造的珍稀币,曾引用阿礼国二次致函港督内容的五点总结。即:1:中国人想以机器制造钱币的理论,没有继续推动的必要。中国人虽不排斥香港银圆,但要多数民众接受银圆的时机尚未到釆;2:中国有完善的纸币存在;3: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3年上任,多次向清廷建议设置造币厂均无下文;4:有迹象显示若施压要求当局接受,可能遭遇反弹。强制推动或许会接受,但随即会毁约;5:有关香港造币厂及其制币事宜是在特定条件的环境下提出,因当时清廷有事相求于英使馆。其文中没有只字片语提到“上海壹两”等具体制币方案与已经制咸的那一种样品币,这,反而更清楚地说明了清政府在这段时期没有接受任何用机器制造货币及香港造币厂代为铸造的实情。   根据2004年和2005年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谈上海壹两》和《再谈“上海壹两”与“关平壹两”》所引用的各种资料(暂不说其可靠与否),非常明白地显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方殖民政府与香港造币厂曾极力试图开拓大清国市场,曾不遗余力,多次与大清政府商洽谈判,构想获取为清政府制币的大宗业务,但清政府始终没有答应殖民政府为其造币的提议。这期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63年上任后,多次向清廷建议设置造币厂;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接到港督旨意,通过向总理衙门恭亲王请求,令清政府同意在海关纳税时,以香港银圆比照西班牙银圆使用;另有英方驻北京汉务参赞威妥玛,也有过代为清廷制币的提议,以上资料已是全部有关英方设想为清政府代制银币的实质内容。这些建议,提议,商洽,谈判之事宜均有完整的文档记录留存下来,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得以利用,臆造了“上海壹两”等有严重问题的臆造币,借以蒙骗不知情之辈。
  确实可靠的材料必须符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承办单位的原始记录,包括指令,提议,谈判,商洽乃至草图,样稿,文本实物还应有钢模。样币等等,反之,只要脱离了时间、地点,从现今看来均会有极大的下确定因素。
  且看史特在没有设计样稿(因有样稿,如此错误百出的图稿一定在审稿时便被否定)随意雕刻萆萆付制的“上海壹两”银币,未经审稿,未经审模,仿佛无人监管,任其一人操作的造币程序,可信吗?
  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把“中外通宝”钢模私带回家(理由是香港造币厂当时不幸关闭),几十年后其家人交英国皇家造币厂收藏,不知乾打把钢模私带回家是否有当时的移交记录,否则难以相信国家的货币钢模在当时就能被厂长带回家中。
  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用刻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香港壹圆”银币改制“纹银壹两”并送呈清政府被退,不知道这一切过程会有记录吗? “纹银壹两”到底算是广告币,还是贸易币,还是大清货币,它能套上哪一种货币的规格?
  史特雕刻的“上海壹两”1867年3月送铅样给港府参考之时,难道港府没有发现其中文读念顺序有原则性错误和—枚货币上有两个主权国徽的荒唐设计吗?然后又未经任何修正照样于同年5月送呈北京十一枚,会有这种可能吗?
  罗列了所有的文本资料,也只不过表明英方早有为清政府代制银两币纳意图,在1890年之前均以清政府不予许可而以失败告终。
  至于众说纷纭的各种猜测之词,单说“中外通宝”之币的制作时间有说1854年(咸丰四年)。有说1867年(同治六年)、有说1884年(光绪十年),其间隔跨度长达三十年,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个皇帝时代,如此杂乱无章的论述,更应验了其资枓的虚杂性。请看:
  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认为1854年上海海关成立就委托英国造币厂代制“中外通宝”银币。
  香港张璜编著《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认为据可靠资料来源,“中外通宝”银币的照片于1858年已被发现,属于英国皇家造币厂制造。
  台湾林国明编《中国金银币目录》及台湾鸿禧美术馆《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认为1854年(咸丰四年)上海海关当局委托外国先进适币厂铸造“中外通宝”一套五种面值银币。
  马定祥遗稿中有一种说法,最早是民国初年,天津一外国领事馆官员所获全套“中外通宅”银币,可能是天津当局从日本代制模具随模制作的样币。
  上海出版的钱屿编著《金银货币的鉴定》承认“中外通宅”历来不能确定,却又说根据1858年曾刊载过“中外通宝”的照片可肯定其产生于咸丰年间,经有关部门委托英国皇家造币厂试铸。
  韩国全仁植所著《韩国货币价格目录》介绍“中外通宝”是韩国银两币于1884年制造。
  董文超主编《中国历代全银币通览》,孙仲汇,施新彪所著《简明钱币词典》,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馆藏钱币,清代民国机制币》,及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标准目录》,都干脆不涉及“中外通宝”银币的内容。
  以上例证便是最好的解说,直到目前为止,无任何资料可以充分证明英方造币厂曾经制造过即尤满文又无英文的“中外通宝”银币。由于没有详实资料,猜测及杜撰的资料就越发可笑了。
  确实可查的国内外资枓显示,英方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想开拓为清政府制币的业务,历时三十几年,其间不断地向清政府提议、商洽直至1890年,才得以获准代为清政府雕刻货币钢模。其规格则参照外国货币的形制,按满清政府的意图,不失国体与尊严,兼顾民众接受的习惯与中外贸易的方便,反复推敲,终于拟定:币面镌以龙图,配以满。汉、英三种文字。最终,广东钱局用外国先进的造币机器,制造了漂亮而规范的“广东库平七钱三分”银货币。
  当然,还有人依据1856年上海县号钱庄铸造的银饼,铭文亦有“实重壹两银”字样来为臆造币体系鸣怨喊屈。臆造币可谓受宠加倍,本来已非常具备欺骗性,还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为它敲锣开道扫清障碍,让其顺利进入藏者囊中。
  “上海县号银饼”所处产生的年代,仍是国内旧式机器打压,仍未摆脱旧式观念习俗,完全符合见银称重便是钱的时代特征,于是用来对比所谓依照香港壹圆银币为母本制作的新式银两币,不能等同论比。
  一方面说“纹银壹两”,“上海壹两”,“关平壹两”等是比照香港壹圆制造的新式银两币,另一方面又用“上海县号银饼”旧式钱币来说明新币与旧币似有关联,这种在两种不同时代的代沟上划上等号的做法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最后需再次说明的是,“上海壹两”哪怕被强行论定是英国香港殖民政府的广告币或贸易币,币面设计上同样存在着错误图案:
  第一,“上海壹两”银币正面大清国龙图,背面英王室盾徽和嘉德箴言,一枚货币上同时存在两个王权国家的徽汜(共管区另当别论),这在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这点最反常态。
  第二,维多利亚时代英王室盾徽,只应用在以英国本土名义发行的钱币上,其殖民地并不见允许此盾徽应用,那么香港殖民政府造币厂的“上海壹两”怎么会反常出现英王室盾徽?
  第三,嘉德箴言围绕盾徽的设计,从乔治三世开始应用,到1827年威廉四世时期又去掉了嘉德箴言,维多利亚1837年继位后也未采用,直至1887年维多利亚晚年才又添加了这条箴言,也就是说嘉德箴言前后60年间并没有出现在英国钱币设计上,因此镌刻1867年字样的“上海壹两”钱币上出现这段时期连英国钱币都取消下再用的嘉德箴言,这不仅是反常,简直是荒唐!
  本人在搁笔前不禁想真诚地奉劝那些不懂装懂的人,小心出了洋相,暴露出不懂钱币真伪的本来面目!
  此文若能让读者对中国近代机制币有新的认知,且少受蒙骗,当是收藏大同之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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