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不断削减对华援助之时,欧盟及其成员国正成为最大的对华援助方之一。
　　中国与欧共体(欧盟前身)于1975年建交。1985年，中欧签订《中国与欧共体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欧共体与中国的发展合作以及欧共体对华援助步入了正式轨道。1995年和1996年,欧共体相继发表《欧中长期关系政策》、《欧盟对华新战略》,欧中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援华合作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1995年前的十几年,欧盟援华总额约为1亿埃居(欧元前身)。1995年以来,已经签署的项目援款超过这个数字。从1995年起,欧盟确定每年对华援助金额为6500万欧元。截至目前,欧盟对华援助金额累计约4.66亿欧元。2002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对华援助国别战略报告,提出2002—2006年对华援助总金额达2.5亿欧元。
　　欧盟对华援助方案包括40个项目。援助项目范围从早期的农业、经贸扩大到环保、医疗、教育等众多领域。广泛的合作和交流,使中欧双方的理解和信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欧盟和中国的合作正从传统的发展援助范畴,进入到诸如司法援助、社会改革、教育、环境和经济发展等领域。
　　在对华援助中,欧盟将50%用于经济和社会改革,30%用于环境保护,20%用于促进法制建设、鼓励基层民主和发展多元化社会。这些项目也体现了欧盟的总体对华政策。
　　欧盟是一个由多重利益结合而成的政体。其对外援助分为成员国的双边援助和欧盟的多边援助。在双边援助的层面上,成员国自行决定政策。但在欧盟的层面上,成员国必须就其不同特点进行协调,形成共同的外援政策。
　　近些年来,欧盟加快了外援资源的整合力度,不仅要求成员国保持和欧盟更大的一致,而且要求成员国控制或减少双边援助,扩大并加强欧盟的多边援助计划。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不仅用于外援的绝对数额高,而且外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对说:“欧盟作为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外援提供方,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观念上影响着世界外援的主流。”
　　欧盟对外声称,对华援助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经贸体系,支持中国的社会转型,并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当然,欧盟及其成员国还有意识地通过外援输出欧洲的价值观。欧盟甚至在自己的官方文件中宣称,欧盟对中国的援款使得欧盟能够“向中国推广大量的新思想”。
　　“援助肯定要考虑自身利益,关键看这个利益怎么去诠释。”周弘说,援助方的利益都是体现在一个个项目上。
　　援助方一般都是有条件的,比如经济条件。援助条款里规定,受援方购买的硬件必须来自援助方。他们还会在援助项目的执行过程中,要求建立对等的机构,以建立联系。这样,通过这种力量(即软力量)来促进中国和欧盟之间经济、文化的往来,从而扩大商机。
　　据内部人士透露,欧盟有一个称为“标准化”的计划,通过援助方式在中国建立一种“标准化”。即在援助项目中推行“标准”，这实际上是拓宽市场的一种方式。这让很多中国企业学习欧洲的标准,便于和欧洲做更多的生意。
　　欧盟早期对华援助基本上都是基础设施,从80年代以后就有了社会发展的项目。90年代以后,欧盟对华援助大量集中在医药和环保领域,越来越强调可持续发展。
　　周弘说:“因为他们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把生产机器开动起来,会对世界环境造成污染。这个时候,它就会支持你的环境保护。其实,这里面也体现它的利益,只不过他们把利益想得不那么简单,而是将其分解了。你在援助项目中看不到一个宏观的产品,但如果把这些集中到一起,就可看出他们的利益来。”
　　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始终把对外援助作为和中国进一步搞好关系的手段之一。现在,英国对华援助更多的是涉及“次政府”合作。所谓次政府就是政府相关机构,比如警务合作就属于专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英方认为,“世界上的治理是有很多层面的,不仅有政府层面,而且有社会层面。这种合作也带来更多的机会。”
　　欧盟也专门设立了一个驻华援助机构。“这说明欧盟把对华援助专业化了”。有关人士称,此举在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需求,以获得更多的在华利益。
　　但是,一个援助项目能否成立,最重要的是能否使双方受益。中国商务部国际司一官员说,“如果要干涉我们的内政,这种援助肯定拒绝；如果从事与发展不相吻合的活动,这种援助也要拒绝。”
　　中国政府对于发展援助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欢迎外援,但是不依赖外援。在1974年6月举行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表达中国政府对于外援的立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府、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