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哲去世一年了，我时时还会想起他。他送我的《猎鹿者》油画摆在客厅里，那是一只林中鹿，朝人世看了一眼，恰巧与猎人在瞄准镜中对视，猎人没忍心开枪，鹿走了，融进了自然。
　　每天下班坐地铁，到家一身疲惫，偶尔瞧一眼那幅画，我浮躁的心也就安定了一些。
　　与敬哲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宋庄一位画家组织的烧烤聚会上，彼此都比较腼腆，相互寒暄了几句，他没吃东西就走了。
　　后来得知他查出胃癌，我时常去看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交流也多一些，会聊聊我们喜欢的音乐人和对艺术的看法。
　　敬哲对艺术、音乐和电影的喜爱是很单纯的，他的生活愿望也很简单：找个小村子住下，安心画画。
　　他对待身边的朋友也单纯而又热切，那次在新周书房的展览，晚上大家一起聚餐，看得出他很开心，虽然他没说太多话，只静静听着大家说。聚会快结束时，大家准备回家，敬哲却说想去新周书房休息一下，想再待一会儿。
　　后来，敬哲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每次去看他，从他的眼神里，都能看出他希望我可以在病房里多待一会儿，他忍受着身体的痛苦与我聊天，手里拿着念珠，表情是平静的，身体却渐渐枯萎。
　　一次陪他输完液，他硬要陪我去吃吉野家，那时他进食已经有些困难了，吃完牛肉饭，我们合了张影，我便又奔向茫茫然的生活里去了。
　　新周书房展览之前，摄影师阿灿过来给敬哲拍照片，他在胶片里的样子酷极了，就像电影《猎鹿者》里那位拿枪指着头的美军士兵，他站在自己画的北野武旁边留影，北野武笑着用枪对准太阳穴。敬哲说，“暴力的背后是慈悲。”
　　在病中，他多次跟我提及这句话，他喜欢北野武的电影，在作品中表现人与环境的抗争。
　　那次在喇嘛庄，他把那组《武士》油画拿给我看，我惊呆了。抗争和暴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平静之心。
　　我是个对颜色不太敏感的人，那组画中用到的绿却让我难以忘怀，那种绿，比翠竹的绿更浓烈深沉。
　　人世间，过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是困难的，可是人们内心是趋近自然的。敬哲早年在中关村工作过，干的是原画师的工作，如果他不放弃稳定工作去圆明园画画，也许会是个体面的职场人。
　　我问过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是怎么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总之是没有说后悔。爱与自由，谁又真正付诸行动过呢？
　　不论是生活中，还是病重时，敬哲都是平静的，他以沉默来替代加深痛苦的呼喊，且永远满怀希望。
　　化疗期间，他独自将一个沙发从很远的地方搬到画室，我们都很吃惊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多次跟我提及，他还有几张未完成的大幅作品，想抽空画完。搬沙发，就是为了让身体舒服点儿，好继续画画。
　　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敬哲对于绘画的迷恋，之于个人的意义何在。对于一位创作者，创作本身像粮食一样滋养着他，绘画和写作，都是养人的。在外人看来，他是孤独的，可是他内心的风景是外人看不见的。
　　敬哲未完成的作品是一只鹿，还有百望山林中的一个根雕。百望山是他病中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在林中发现了一个树根，身体还行的时候，他每天都去刻一会儿，然后再把树根用枯枝掩饰好，据说那是一只小狗的形象。小狗的藏身之处只有敬哲知道，敬哲走了，小狗的形象只能凭我想象了。
　　敬哲一生亲近自然，那只在树根之上雕刻的小狗，是他给大自然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