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央行发布了《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中好几个数据出乎人们的意料。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从3月的1.37万亿元缩减至5556亿元，下跌了接近60%，也不及预期的80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大降至7510亿元；M2（广义货币）增速从13.4%降至12.8%。
　　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的降幅的确有点过分。虽然，中国贷款的宏观数字每年都面临着在第一季度出现峰值的所谓季节性问题—很多商业银行都会在前3个月使劲发贷款，以满足全年的营业利润期望，它们害怕万一推出什么政策会使贷款要求出现变化—这也不能完全解释4月贷款的降幅，因为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下降幅度也非常巨大，超过30%。要解释这个问题，可能还要说到从去年以来中国央行度过的非常繁忙的日子。它几乎用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代替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种方式让人想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60年代提出，一个经济体的央行有能力印刷足够多的货币，单单以此就可以解决经济不够景气的问题。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部分由于他的货币供应理论。
　　在现实中，应用这个理论最为熟练的就是美联储上一任主席本·伯南克。他在2008年超常规运用美联储的货币发行功能，大批量购入美国国债，以稳定可能出现崩溃的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在此之后，这种方式被很多经济体效仿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欧洲央行的QE（量化宽松）还有日本央行的QQE（特指日本的量化宽松）基本属于这一行列。而中国央行的做法是通过多种货币工具把钱贷给政策性银行，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然后再通过政策性银行把钱投放到政府需要投入的一些项目中去。这就是第一季度后贷款大量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政策性银行满足政府目的的贷款在第一季度任务性的发放不少，而在4月后会大幅下降。
　　这种央行替政府交钱的方式有看起来好的一面，它可以在不增加政府赤字水平的前提下，在财力上支持政府。中国政府的赤字水平已经计划达到3%，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需要做，政策性贷款帮它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央行这么做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首先是，这种做法会让政府投资失去“平衡感”。在财政和央行独立的情况下，政府要靠发国债筹集资金，国债利率和赤字水平都起到了制约政府投资水平的作用。
　　如果央行在这个问题上跨界为政府付账，容易让政府投资过大。这样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投资泡沫、挤压民间投资。这有点像得了病的人吃止疼药的效果，虽然止疼药能使你在一段时间内感觉不那么痛苦，但也很可能让你对病情失去敏感度，从而导致更大的问题。
　　另外，这种货币注入会积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全球很多经济体都在大量注入流动性，目前没有出现大规模通胀的原因是实体经济不景气，而且注入的流动性也没有完全流入实体经济（4月M2增速为12.8%，出现下滑；而M1（狭义货币）增速为22.9%就体现了这个问题）。但这种积累达到一定限度，通胀就会到来。
　　这种严重的通胀相当于政府向穷人收的税。也正是因为这样，所谓的“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的访谈中也提出反对用更大的流动性来提振经济，而要把重点放到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升级上来。股市、汇市、楼市应该更多地发挥功能性作用，而不是用来支撑整个经济。
　　如果权威人士说的话表意上不存在问题，他的看法的确值得欢迎。而这也可能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有相对较大的调整，虽然，它一直被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下半年降息的概率也要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