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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地发展中居民态度及相应行为意愿已被认为是旅游产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民族旅游地居民的分类通常都是从对旅游业发展态度的角度来考虑，尚未出现依据个体对本族原文化及旅游者主流文化偏好来展开的研究。文章以心理学视域下的文化適应为理论基础，利用两个经典模型，通过对贵州黔东南处于旅游发展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个典型侗寨居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主客跨文化互动中利用SL-ASIA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可以把居民分为整合、同化、分离3种类型；利用Berry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可以把居民分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4种类型。在文化适应不同线性模型下存在理论间的竞争和互补，基于居民文化适应客观行为与认知状态的单线性SL-ASIA测量模型与基于居民文化适应理想状态的双线性Berry策略模型在分类人数、状态及旅游支持行为意愿上皆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体来看，高文化适应的居民对待旅游者会更加热情，也更愿意为目的地进行推荐宣传。
[关键词]文化适应；民族旅游地；居民分类；支持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108-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16
引言
近年来，民族旅游地以其自然优美的生态环境、异彩纷呈的民俗和热情淳朴的民风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追捧。民族旅游地居民既是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是主客互动下的体验创造主体，同时又是民族旅游大发展情境下社区生活产生深刻嬗变的客体，承担着周遭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作为关键的利益群体，当地居民的支持对目的地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是成功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但在旅游跨文化接触中，少数民族原住民常以弱势文化群体身份出现，当个体原文化与主流文化产生碰撞时会导致社区居民在文化、心理及行为上的不适。这种与新文化、新群体接触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即是文化适应的范畴。文化适应是一个适应新文化环境的过程，包括一个人在新环境中态度、行为和认知的变化[2]。当前，尽管鲜有文化适应理论应用于旅游情境中，但事实上文化适应与旅游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涉及了跨文化互动环境下个体希望接受外来文化和保持自身文化的程度[3]，居民在这种接受与保持间的选择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适应群体。
目前，已出现根据旅游者对自文化和旅游地文化偏好来进行分类的研究[4]，却尚未针对社区居民做过类似扩展。对居民的分类通常会偏重于他们对旅游业发展态度之间的差异来展开，需要利用居民对旅游的反应来识别不同群体，但往往欠缺理论依据[5]。分辨出旅游社区中相对一致的群体很有必要，由此获得的信息能使管理旅游活动的部门及规划单位进行精准运作，鼓励积极的群体，修复或消除消极感知[6]。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背景下的文化适应理论，利用已被广泛使用的亚洲人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SL-ASIA）测量模型和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完成以下两个研究目标：一是针对民族旅游地原住民对本族原文化和主流汉文化的认同态度来进行分类；二是利用两个经典模型对原住民文化适应状况及旅游支持行为意愿进行理想与现实状态间的比较研究，最终实现文化适应理论与旅游情境的嫁接。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文化适应理论
当前对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概念界定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美国人类学家Redfield给出的定义，即文化适应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7]。对文化适应文化层面的最先研究是在人类学领域里，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8]。但这个概念已被更多地引入心理学文献并在个体层面上被深入探究，关注的是面对面持续跨文化接触时不同群体及群体成员产生的改变，通常用来解释个体与新文化碰撞时会发生些什么[9]。其结果一般是态度行为的变化、情绪调整、压力处理、身心健康、偏好选择以及认同、价值观等，包括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或是能否与不同的文化群体进行有效的接触和互动[10]。
1.2 文化适应方式
对文化适应的研究通常都从新文化和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新文化和原文化适应（或融入）上的差异显示出个体间文化适应方式上的差异。可以把文化适应方式看成是新文化适应程度高低和原文化适应程度高低所进行的各种组合模式。文化适应方式中最常见的两种理论模型就是单线性模型和双线性模型[11]。研究者们最初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一维线性的过程，一端是原文化，一端是主流新文化，是一种个体从原文化的持有到原文化的完全丧失，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员，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行为的模式[12]。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假设个体有可能在不放弃原文化的同时去适应东道主文化。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把原文化和东道主文化连在了一起进行融合。
1.3 文化适应模型
Ryder和他的同事认为没有“绝对最好”的文化适应模型。社会科学家必须选择最合适的文化适应模型来与研究的主题和研究的群体进行最佳匹配[13]。Dao等认为，单线性模型更适合解释多民族国家中处于文化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在主流文化冲击下的文化适应；而双线性模型在诠释移民、旅游者、难民等群体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时更胜一筹[14]。有些时候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会解释更充分，另一些时候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会更理想。
1.3.1 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
在单线性模型中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必然伴随着与自己原文化关系的弱化，以至于文化适应后的个体几乎都放弃了他/她的原文化[12]。由于单线性的这种简单化一的性质使得双线性模型成为当前及未来的研究热点，但对长期世居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原住民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单线性模型来进行测量[15-16]。因为原住民虽然会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但不会像移民、难民、农民工、旅居者、求学者们那样需要浸入主流文化之中，主动或被动地去感受和进行变化。当原住民面对跨文化接触所引起的文化不适应时，熟悉的居住环境、社交圈子、传统生计都是规避风险的屏障和缓减压力的良药。 在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中最经典的当属SL-ASIA量表，它是第一个为亚裔美国人构建的单线性量表，也是文化适应测量中最普遍使用的量 表[17]。本文利用SL-ASIA量表来进行测量，其有21个问项，包括个人行为偏好（5个问项）、语言使用（4个问项）、民族认同（4个问项）、朋友选择（4个问项）、代际/地域背景（3个问项）和态度（1个问项）。所有测量问项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来进行，依据文化适应程度分成了5类：非常亚洲化、亚洲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真正的双文化主义、英语导向的双文化主义和非常英语化。
1.3.2 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
文化适应的目标并不总是单向的，东道主社区文化适应的必然结果并非一定是现代化或“可口可乐化”[18]。可以把它看作是由一系列个人能够选择的原文化方式或主流文化方式组成的多元现象，这就是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它通常假设个体有可能同时接受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个体在保持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接受了新的社会[19]。
Berry的文化适应策略模型是最受推崇的双线性模型，他认为，在文化适应方式的研究中应该把个体对本族原文化的认同态度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态度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检验。通过做以下提问划分出4个可作区别的象限：（1）你认为保持原文化的认同和特征有价值么？（2）你认为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有意义么[20]？前者反映出个体是否认为保留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习俗是有价值的，而后者反映出个体是否认为与主流社会建立关系是有价值的。基于对这两个问题是或否的回答，4种文化适应态度被识别，即整合（是/是）；同化（否/是）；分离（是/否）和边缘化（否/否）（图1）。具体解释如下：当个体不愿意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而接受主流文化时，就会采取同化方式；当个体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又愿意和主流文化保持接触，则个体采用的是整合方式；当个体注重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而避免和主流文化接触时，采取的是分离方式；而如果个体既没有认同原文化又不想和主流群体有联系，个体采用的文化适应方式就是边缘化。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拥有两种认同的能力有很多好处。Berry认为，当居民属于整合和同化类型时，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高，可以把整合和同化两种类型代表着文化适应，而整合状态又是文化适应中的最佳状态。分离和边缘意味着文化不适应[3]。我国学者王亚鹏、张京玲等在中国本土情境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结论[21-22]。
1.4 文化适应与居民情感态度
旅游活动是典型的跨文化行为。在个人跨文化接触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文化认同，二是群体间关系，这便涉及了社会认同理论[23]。社会认同理论被看成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一部分，它包括对成员资格的意识、评价和情感意义；其形成过程中依赖于社会范畴化和社会比较，这个过程必然形成一个“我群”和“他群”[24]。文化适应理论是对认同和群体间跨文化交互的一种整合，它能反映出“我群”的特质和保持，也能显现出与“他群”的文化接触和互动。
Tajfel 和Turner认为，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能够满足他们潜意识自我发展的需要和自尊的提升，并增强其对我群的认同[25]。在旅游情境中居民对目的地文化表征的感知和认同会影响其旅游支持的可能性和与旅游者友善相处的意愿，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26]。对地方和族群积极的情感和更深的认同有可能激励当地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并提升居民的好客感知[27]。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H1a：单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H1b：双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1.5 文化适应与旅游宣传行为
要研究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时的宣传意愿，有大量的概念和实证研究已经力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它通常与忠诚感和推荐行为联系在一起[28]。本文关注的宣传行为是居民的口碑（word of mouth）营销，这是居民与旅游者沟通交往时的一种推荐行为，将其作为文化适应过程的产出。
在旅游业内已有研究认为“有机”型信息（如：通过社区居民的口碑营销）比“诱导”型信息（如：官方旅游宣传手册）更具可信性[29]。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传播“有机”信息时，社会网络媒介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但当地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信息源[30]。与平面媒介相比，良好的口碑比消极的口碑在个体间会被更频繁的交换，这也就更有可能影响到买方的行为[31]。当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自身文化认同被破坏，与旅游者的良性互动并未实现时，他的负面口碑将会产生，作为结果的居民行为可能包括怨声载道、设置障碍、传播流言蜚语、嘲笑愚弄旅游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诉诸暴力来抵御这些感觉迟钝的“闯入者”[27]，其结果必定是引起主客冲突，破坏和谐氛围，影响旅游者的体验。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宣传
H2a：单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 宣传
H2b：双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宣传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研究选择了贵州黔东南3个侗寨作为数据抽样地点，它们分别是黎平黄岗侗寨、从江小黄侗寨和黎平肇兴侗寨。3个侗寨均是典型的民族旅游地，都把旅游发展作为本地当前或未来的支柱产业，并处于旅游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黎平黄岗侗寨地处黎平县东南部，全村368户1719人，其保存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传统生产、生活习俗。2015年初政府才开始有组织地对黄岗传统节日进行包装和推广。整个寨子共有客栈5家，床位不足60个，且设施及其简陋（无厕所无盥洗间），接待能力十分有限。黄岗侗寨的旅游尚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起步階段。从江小黄侗寨位于从江县城东北面，全村742户3339人，是天下闻名的“侗歌之乡”和“音乐天堂”，居民均系侗族。2014年村寨全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寨内有民宿10余家床位150余个，且民宿内设施配置较为标准，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千万元左右，处在旅游发展生命周期的迅速发展阶段。肇兴侗寨位于黎平县东南部，是中国最为知名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之一，距今已有850年历史，目前全寨有1143户4500多人，99.5%以上的人口均为侗族。荣获2014年中国最具价值文化旅游目的地景区称号，其接待能力达到1800人规模。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肇兴侗寨全年接待人数近100万人次，寨内乡村旅游精品客栈就达80余家床位1400余个，培育餐馆72家餐位3000余个，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8亿元，旅游经营收入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主要来源，占当地农民人均收入的40%①，它是3个侗寨中旅游发展最快也是最好的村寨，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稳定发展阶段[32]。选择3个村寨既是出于外部效度的考虑，也是出于对旅游发展阶段的典型性选择。 2.2 数据获取
本文首先利用小规模深度访谈，于2015年1—2月在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黄岗侗寨和从江小黄侗寨进行，访谈对象为寨中居民。在深度访谈基础上，于2015年7—8月间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贵州黔东南黎平肇兴侗寨、黄岗侗寨、从江小黄侗寨大规模发放问卷。调研中，在村寨活动场所采用随机拦截方式发放问卷；在村干部帮助下随机选择民宅入户请居民现场进行问卷填答；还有极少部分的问卷是登门拜访将问卷留置后进行回收（比率低于2%），回收575份。对于回收的问卷遵循下列原则进行筛选：（1）问卷中有关键变量项缺失的给与删除；（2）问卷整页全部选择一个选项的给予删除；（3）对于问项中正向条款与对应反向条款相互矛盾的给与删除。剔除74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7%。
2.3 测量
本研究问卷由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及居民旅游支持行为4部分构成。受访居民先填写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再对潜变量测量问项进行自评。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所有变量均采用已有文献中的量表进行测量，并用反向翻译法将英文原始量表转为中文。
2.3.1 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
通过深度访谈发现需要对SL-ASIA量表的部分测量问项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况和更具针对性。如侗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写字时用的语言”需删除；3个侗寨里的居民90%以上都是在寨子里土生土长的，其父母辈与其他族群通婚的很少，因此删除题项“您母亲的民族身份”“您父亲的民族身份”“您出生的地方”“您成长的社区”等信息。问卷提纯及筛选后最终形成13个问项。调研时请居民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对问题进行了1～5的选择（1=完全的侗文化偏好；2=侗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3=真正的双文化主义；4=汉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5=完全的汉文化偏好）。该量表在本文中的信度系数为0.78，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3.2 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
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通过“是”和“否”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2）是否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两两组合后得出：回答“是，是”为整合性；回答“否，是”为同化型；回答“是，否”为分离型；回答“否，否”为边缘型。
2.3.3 居民情感态度测量
采用Ajzen[33]、苏勤[6]、王咏和陆林[34]所编制的3个问项的量表，此量表由居民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包括“我与旅游者相处时非常愉快”“我与旅游者相处时举止言谈和善、热情”“欢迎旅游者到访本社区”。社区居民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7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3.4 居民宣传行为测量
居民的宣传行为在本文中专指居民通过口碑营销来提升民族旅游地的一种意愿。采用Harrison-Walker所编制的3个问项的量表[35]，此量表由居民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包括“我愿意向旅游者介绍和推荐本地的旅游”“当我向旅游者介绍旅游目的地时，我会详细地告诉他们相关情况”“介绍我的家乡时，我只说好的地方”。社区居民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4 数据分析和结果
2.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总结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看出，本文所抽取样本的离散程度小，能够较为稳定的表现总体状态。
2.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Common method biases，CMB）
本研究利用AMOS 20.0软件采取探索性因子分析法（CFA）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验证。根据Menon等和Sabherwal Becerra-Fernandez等学者 利用CFA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分成了3个 步骤[36-37]：
第一步，将所有問项指定给一个潜变量，进行CFA分析，称为模型1；
第二步，将问项分别指定给其所测量的潜变量，进行CFA分析，称为模型2；
第三步，进行判断。若模型1与模型2存在显著差异，则不存在明显的CMB；若模型1与模型2不存在显著差异，则存在明显的CMB。比较结果见 表2。
从表2的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一个潜变量下的模型1其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非常不理想，远远未达到临界值标准；而与本研究设计一致的潜变量指定问项所做的模型2其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除GFI、NFI位于临界值边缘上外，其他指标很理想。模型1与模型2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验证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风险不大。
2.4.3 基于Berry模型下的居民分类
通过对（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2）是否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两个问题的回答统计，可以看出3个侗寨中居民的文化适应被分成了4种类型，即整合（赋值为1）、同化（赋值为2）、分离（赋值为3）和边缘（赋值为4），其中绝大部分村民既保持着族群良好的文化认同，又积极地与主流文化进行接触和学习。由表3可见，村寨中76%的村民处于文化适应状态，且大多都是一种整合状态下的适应（66%），只有24%的村民文化不适应，极少部分的村民极度文化不适应（4%），但他们对自身侗族的族群认同普遍较高。
2.4.4 基于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模型下的居民分类
将SL-ASIA文化适应量表的13个问项求平均值，在求得平均值基础上利用中位数把文化适应大致分成3个分值段，低分值人群归为一类，代表很强的侗文化偏好，类似Berry模型中的分离（赋值为3）；中间分值人群归为一类，代表双文化主义，类似Berry模型中的整合（赋值为1）；高分值人群归为一类，代表很强的汉文化偏好，类似Berry模型中的同化（赋值为2），具体见表4所示。 2.4.5 基于两种分类法下的比较研究
（1）分类人数上的比较
本研究已经通过Berry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把民族村寨居民分成了整合（352人）、同化（47人）、分离（103人）和边缘（24）4种类型（表3）。从比率来看，边缘类型的只有24人，占总人数的4%。不少国内学者在他们对少数民族群体文化适应分类的研究中，都因边缘群体的比例很少而把边缘类型排斥在分类之外，即只有整合、同化和分离3类[21-22]。在分类人数比较下本文为统一研究口径，将边缘群体删除，同样得到整合、同化和分离3种类型，与SL-ASIA量表分类保持一致。从表5中的分类人数比率可看出两种分类下的差异很大。Berry模型中的整合型人数相当多，占总人数的70%；而SL-ASIA量表分类下的整合型人数只占总人数的39%，分离人数却很多，接近了样本总人数的60%。
对于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首先考虑是否存在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排除了这个可能：一是问卷设计时设置了反向条款，用以排除没有认真作答的问卷；二是为减少答卷者的疲劳感，在条款测量中采用了正面表述和负面表述的次序和比例；三是将不好回答、需要答题者认真思考后作答的问项放在问卷的前半部，容易回答的问项放在问卷的后半部；四是考虑到一部分居民不会汉话，调研团队里特地安排了4位会讲侗话的当地大学生参与；五是通过CFA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证实了本文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引起的风险。如此才可进行后续研究。
村民在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中所需回答的两个问题是：（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2）“是否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对“是否愿意”的回答就是一个典型的态度问题，也是行为的一种意愿。其答案背后的实质是村寨居民对于多元文化的美好愿景和对融合的深切向往，大部分村民认识到既保持和认同着原文化又拥抱着主流文化，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是作为个體的最为理想的一种状态。因此，整合态度才会占据了主导。SL-ASIA量表测量下的分类通过厘清个体当前的行为和认知状态来对村民文化适应进行真实的展现，包括个体当前的语言使用偏好、朋友选择偏好、文化娱乐参与偏好、日常生活行为偏好、内在价值观偏好等，揭示的是居民文化适应的现实状态，而这种现实状态的真实呈现是以分离为主导的。
（2）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居民文化适应的比较
1）SL-ASIA测量量表下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居民的文化适应比较
通过表6中的样本描述统计分析发现，SL-ASIA测量量表分类下小黄和黄岗村民的文化适应类型差别不大，都以分离的人群居多，文化不适应者接近70%。肇兴侗寨与其他两个村寨相比文化适应程度要好，整合类型的个体接近50%。进一步通过多重比较（LSD）发现，小黄和黄岗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确实无显著差异（p=0.834），黄岗侗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有显著差异（p=0.000），小黄侗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有显著差异（p=0.001）。肇兴更接近同化（M=1.98），黄岗和小黄更偏于分离（M黄岗=2.37，M小黄=2.35）。并且从适应（整合和同化）人数比率来看，肇兴整体文化适应水平（51.6%）高于其他两个侗寨（32.9%和32.4%）。从这一点可以判断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程度越高，居民文化适应水平更高。
2）Berry策略模型下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居民的文化适应比较
通过表7中的样本描述统计分析发现，Berry策略模型下处于旅游发展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个侗寨之间在文化适应分类上差别不大。进一步通过多重比较（LSD）可知，小黄和黄岗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确实无显著差异（p=0.68），小黄和肇兴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无显著差异（p=0.12），黄岗和肇兴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也无显著差异（p=0.09）。由此可判断，Berry模型下，处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村寨居民在文化适应分类上没有明显差异，都以整合型为主。从整合与同化的人数来看，村民文化适应整体程度很高。
表6和表7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果，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下的分类是居民理想态度的反映，因为黄岗和小黄分别处于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居民尚没有或很少感知到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村民普遍看好旅游发展并深切渴望与外界接触，这种状态折射下的文化适应分类带着理想主义色彩。肇兴侗寨因处于旅游发展的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参与在社区遍地开花，这种情形下依据村民态度的分类会更加客观。根据SL-ASIA测量量表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反映了居民处于分离状态的现实，也验证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程度越高，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程度会更好。
（3）两种分类方法下居民旅游支持行为意愿的比较
在表8中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A one-way ANOVA）显示了两种分类法下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的情感态度及口碑营销意愿。
SL-ASIA测量量表模型下整合（M=4.35）、同化（M=4.20）、分离（M=4.03）3种类型的居民在对待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上有明显差异（F=13.84，p<0.05）。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下整合（M=4.40）、同化（M=4.38）、分离（M=3.77）、边缘（M=3.21）4种类型的居民在对待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上也有明显差异（F=48.76，p<0.001）。可以得出，两种分类法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整合和同化）都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分离和边缘）有更积极的情感态度，假设1接受。
SL-ASIA测量量表模型下整合（M=4.22）、同化（M=4.23）、分离（M=4.09）3种类型的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在口碑营销意愿上无明显差异（F=2.55，p>0.1）。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下整合（M=4.32）、同化（M=4.17）、分离（M=3.82）、边缘（M=3.39）4种类型的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在口碑营销意愿上存在明显差异（F=34.00，p<0.001），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整合和同化）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分离和边缘）有更积极的口碑营销意愿，假设2部分接受。 本文进一步对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和SL-ASIA测量量表模型两种分类下的旅游支持行为意愿进行比较发现，前者解释力度会更大，组间差异也更显著。从F值和p值可以推断，Berry模型分类中每一项支持行为意愿之间的差异都显著，与测量量表模型的结果相比解释性更强，能更好的对居民旅游支持行为意愿进行预测，具体见表8。
3 结论和讨论
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旅游地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从个体层面来看是使得东道主成为有尊严的文化传承者、有利益的社区参与者、高质量的旅游产品供给者；从社区层面来看是实现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居民文化适应能力强、文化适应结果好，一方面其会愿意保留更多的本民族文化认同，乐意并自信地展示和推荐本民族文化，坚守质朴纯良的民风民俗；另一方面也会正视文化不同，愿意接受更多主流文化，缩小主客文化距离，增强包容性，倾向于创造积极的群体间感知。这些既能提高东道主的文化自尊自信和旅游参与热情，也会因此丰富民族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和真实性，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以保持目的地持续竞争力。
本文聚焦于民族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类别和状态，通过代表文化适应不同线性的两个经典模型对民族旅游地居民文化适应进行分类，并就两种状态下的文化适应状况及旅游支持行为意愿做出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基于Berry文化适应双线性策略模型的分类是一种居民主观态度的呈现，基于SL-ASIA文化适应单线性测量量表的分类是一种居民客观行为和认知的呈现。通过两种方法得出的分类比较可探知：理想状态下居民对于多元文化及人际间互动心怀美好向往，内心有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深认同并希望能保持，也怀着对主流文化的深切渴望并希望与外界接触。因此，该种分类中整合意愿占了主导。而测量量表通过对村民当前状态下语言使用偏好、社交偏好、日常生活行为偏好及民族认同等情况的调研，得到的结果是现实客观世界中绝大部分村民依然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深植于乡民社会的小群体之中，与现代文明保持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村民希望达到的是一种文化适应的整合状态，但却身处文化适应的分离状态。由此可见，两种分类之间的研究并不冲突，甚至可以互补，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追问的。
第二，从旅游地发展程度来看，Berry策略模型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在文化适应分类上没有明显差异，都以整合型为主，文化适应程度相当好。而根据SL-ASIA测量量表得出的结论则大相径庭，旅游发展程度低的两个村寨村民绝大部分处于分离状态，而旅游发展程度高的村寨村民，大多处于整合状态，这也得出了民族旅游地发展程度越高时，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程度越好的结论。
第三，Berry策略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有更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口碑营销意愿，边缘型居民的旅游支持行为意愿是最差的。SL-ASIA量表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有更积极的情感态度，但在口碑營销意愿上无差异。总体来看，文化适应高的居民在与旅游者接触时会持有更愉悦、更好客的态度和进行更积极的推荐。在跨文化接触中需要关注居民文化适应的类型。如果个体能够自由的选择他想要保留的文化和自由的与旅游者进行接触并由此获益，则个体能从接触中获得成功的产出。而那些主动或被迫分离的群体有可能获得糟糕的经历。
第四，与SL-ASIA测量量表相比，Berry策略模型分类下居民文化适应的程度更好，能够解释的旅游支持行为意愿更强。再一次证明了文化适应的好坏对地区旅游发展有重要影响，如果民族旅游地居民的文化适应能够处于个体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对其社会文化行为会产生更大的裨益。这个结论也能为有关部门监测和提升民族旅游地居民的文化适应状态提供理论依据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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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itude and relevant behavior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villages. Acculturation in psychological studies concerns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having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nges due to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ir directly contact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reflect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is process will exert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individual， not only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a rapidly developing tourism， ethnic areas face a large influx of tourists and the resulting shock of the Han culture， in which case the local residents will inevitably experience acculturation pressur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reveals that there lack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 acculturation， and that accultu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raws little attention by academia. Thus， this research has som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value.
Based on acculturation theory， the thesis selects 526 residents who are all from three typical villages of the Dong minority in southeast Guizhou， with the villag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mainly involves two aspects： First， us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o identify aboriginal culture and mainstream culture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acculturation in a tourism context. Second， based on two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e study the differences among types of residents in their support for ethnic tourism and investig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ideal and real states of accultu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existing body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surveys，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types of acculturation that occur and investigates the accultu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intention of support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discussed to promote positive accultur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The result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Based on Berry’s model， the accultu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can be distinguished as four types：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Based on the SL-ASIA Scale model， acculturation can be distinguished as three types：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2）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based on Berry’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based on the SL-ASIA scale model， and discovers that the former classification is the ideal manifestation of residents’ attitude， while the latter one reflects the real state of residents’ behavior and cognition. The former has a higher level of acculturation as well， which proves once again that the level of acculturation has an effect o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3） Residents of high acculturation hold more positive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 tourists and a stronger intent on word of mouth marketing than residents of low acculturation.
Keywords： acculturatio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supportive behavior of residents
[責任编辑：魏云洁；责任校对：刘 鲁]
[关键词]文化适应；民族旅游地；居民分类；支持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108-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16
引言
近年来，民族旅游地以其自然优美的生态环境、异彩纷呈的民俗和热情淳朴的民风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追捧。民族旅游地居民既是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是主客互动下的体验创造主体，同时又是民族旅游大发展情境下社区生活产生深刻嬗变的客体，承担着周遭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作为关键的利益群体，当地居民的支持对目的地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是成功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但在旅游跨文化接触中，少数民族原住民常以弱势文化群体身份出现，当个体原文化与主流文化产生碰撞时会导致社区居民在文化、心理及行为上的不适。这种与新文化、新群体接触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即是文化适应的范畴。文化适应是一个适应新文化环境的过程，包括一个人在新环境中态度、行为和认知的变化[2]。当前，尽管鲜有文化适应理论应用于旅游情境中，但事实上文化适应与旅游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它涉及了跨文化互动环境下个体希望接受外来文化和保持自身文化的程度[3]，居民在这种接受与保持间的选择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适应群体。
目前，已出现根据旅游者对自文化和旅游地文化偏好来进行分类的研究[4]，却尚未针对社区居民做过类似扩展。对居民的分类通常会偏重于他们对旅游业发展态度之间的差异来展开，需要利用居民对旅游的反应来识别不同群体，但往往欠缺理论依据[5]。分辨出旅游社区中相对一致的群体很有必要，由此获得的信息能使管理旅游活动的部门及规划单位进行精准运作，鼓励积极的群体，修复或消除消极感知[6]。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背景下的文化适应理论，利用已被广泛使用的亚洲人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SL-ASIA）测量模型和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完成以下两个研究目标：一是针对民族旅游地原住民对本族原文化和主流汉文化的认同态度来进行分类；二是利用两个经典模型对原住民文化适应状况及旅游支持行为意愿进行理想与现实状态间的比较研究，最终实现文化适应理论与旅游情境的嫁接。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文化适应理论
当前对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概念界定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美国人类学家Redfield给出的定义，即文化适应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7]。对文化适应文化层面的最先研究是在人类学领域里，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8]。但这个概念已被更多地引入心理学文献并在个体层面上被深入探究，关注的是面对面持续跨文化接触时不同群体及群体成员产生的改变，通常用来解释个体与新文化碰撞时会发生些什么[9]。其结果一般是态度行为的变化、情绪调整、压力处理、身心健康、偏好选择以及认同、价值观等，包括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或是能否与不同的文化群体进行有效的接触和互动[10]。
1.2 文化适应方式
对文化适应的研究通常都从新文化和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新文化和原文化适应（或融入）上的差异显示出个体间文化适应方式上的差异。可以把文化适应方式看成是新文化适应程度高低和原文化适应程度高低所进行的各种组合模式。文化适应方式中最常见的两种理论模型就是单线性模型和双线性模型[11]。研究者们最初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一维线性的过程，一端是原文化，一端是主流新文化，是一种个体从原文化的持有到原文化的完全丧失，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员，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行为的模式[12]。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假设个体有可能在不放弃原文化的同时去适应东道主文化。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把原文化和东道主文化连在了一起进行融合。
1.3 文化适应模型
Ryder和他的同事认为没有“绝对最好”的文化适应模型。社会科学家必须选择最合适的文化适应模型来与研究的主题和研究的群体进行最佳匹配[13]。Dao等认为，单线性模型更适合解释多民族国家中处于文化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在主流文化冲击下的文化适应；而双线性模型在诠释移民、旅游者、难民等群体在东道国的文化适应时更胜一筹[14]。有些时候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会解释更充分，另一些时候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会更理想。
1.3.1 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
在单线性模型中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必然伴随着与自己原文化关系的弱化，以至于文化适应后的个体几乎都放弃了他/她的原文化[12]。由于单线性的这种简单化一的性质使得双线性模型成为当前及未来的研究热点，但对长期世居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原住民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单线性模型来进行测量[15-16]。因为原住民虽然会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但不会像移民、难民、农民工、旅居者、求学者们那样需要浸入主流文化之中，主动或被动地去感受和进行变化。当原住民面对跨文化接触所引起的文化不适应时，熟悉的居住环境、社交圈子、传统生计都是规避风险的屏障和缓减压力的良药。 在文化适应单线性模型中最经典的当属SL-ASIA量表，它是第一个为亚裔美国人构建的单线性量表，也是文化适应测量中最普遍使用的量 表[17]。本文利用SL-ASIA量表来进行测量，其有21个问项，包括个人行为偏好（5个问项）、语言使用（4个问项）、民族认同（4个问项）、朋友选择（4个问项）、代际/地域背景（3个问项）和态度（1个问项）。所有测量问项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来进行，依据文化适应程度分成了5类：非常亚洲化、亚洲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真正的双文化主义、英语导向的双文化主义和非常英语化。
1.3.2 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
文化适应的目标并不总是单向的，东道主社区文化适应的必然结果并非一定是现代化或“可口可乐化”[18]。可以把它看作是由一系列个人能够选择的原文化方式或主流文化方式组成的多元现象，这就是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它通常假设个体有可能同时接受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个体在保持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接受了新的社会[19]。
Berry的文化适应策略模型是最受推崇的双线性模型，他认为，在文化适应方式的研究中应该把个体对本族原文化的认同态度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态度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检验。通过做以下提问划分出4个可作区别的象限：（1）你认为保持原文化的认同和特征有价值么？（2）你认为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有意义么[20]？前者反映出个体是否认为保留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习俗是有价值的，而后者反映出个体是否认为与主流社会建立关系是有价值的。基于对这两个问题是或否的回答，4种文化适应态度被识别，即整合（是/是）；同化（否/是）；分离（是/否）和边缘化（否/否）（图1）。具体解释如下：当个体不愿意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而接受主流文化时，就会采取同化方式；当个体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又愿意和主流文化保持接触，则个体采用的是整合方式；当个体注重保持自己的原文化认同而避免和主流文化接触时，采取的是分离方式；而如果个体既没有认同原文化又不想和主流群体有联系，个体采用的文化适应方式就是边缘化。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拥有两种认同的能力有很多好处。Berry认为，当居民属于整合和同化类型时，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高，可以把整合和同化两种类型代表着文化适应，而整合状态又是文化适应中的最佳状态。分离和边缘意味着文化不适应[3]。我国学者王亚鹏、张京玲等在中国本土情境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结论[21-22]。
1.4 文化适应与居民情感态度
旅游活动是典型的跨文化行为。在个人跨文化接触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文化认同，二是群体间关系，这便涉及了社会认同理论[23]。社会认同理论被看成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一部分，它包括对成员资格的意识、评价和情感意义；其形成过程中依赖于社会范畴化和社会比较，这个过程必然形成一个“我群”和“他群”[24]。文化适应理论是对认同和群体间跨文化交互的一种整合，它能反映出“我群”的特质和保持，也能显现出与“他群”的文化接触和互动。
Tajfel 和Turner认为，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能够满足他们潜意识自我发展的需要和自尊的提升，并增强其对我群的认同[25]。在旅游情境中居民对目的地文化表征的感知和认同会影响其旅游支持的可能性和与旅游者友善相处的意愿，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26]。对地方和族群积极的情感和更深的认同有可能激励当地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并提升居民的好客感知[27]。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H1a：单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H1b：双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会更加积极
1.5 文化适应与旅游宣传行为
要研究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时的宣传意愿，有大量的概念和实证研究已经力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它通常与忠诚感和推荐行为联系在一起[28]。本文关注的宣传行为是居民的口碑（word of mouth）营销，这是居民与旅游者沟通交往时的一种推荐行为，将其作为文化适应过程的产出。
在旅游业内已有研究认为“有机”型信息（如：通过社区居民的口碑营销）比“诱导”型信息（如：官方旅游宣传手册）更具可信性[29]。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传播“有机”信息时，社会网络媒介的影响在不断增长，但当地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信息源[30]。与平面媒介相比，良好的口碑比消极的口碑在个体间会被更频繁的交换，这也就更有可能影响到买方的行为[31]。当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自身文化认同被破坏，与旅游者的良性互动并未实现时，他的负面口碑将会产生，作为结果的居民行为可能包括怨声载道、设置障碍、传播流言蜚语、嘲笑愚弄旅游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诉诸暴力来抵御这些感觉迟钝的“闯入者”[27]，其结果必定是引起主客冲突，破坏和谐氛围，影响旅游者的体验。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宣传
H2a：单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 宣传
H2b：双线性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对旅游者会有更积极的宣传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研究选择了贵州黔东南3个侗寨作为数据抽样地点，它们分别是黎平黄岗侗寨、从江小黄侗寨和黎平肇兴侗寨。3个侗寨均是典型的民族旅游地，都把旅游发展作为本地当前或未来的支柱产业，并处于旅游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黎平黄岗侗寨地处黎平县东南部，全村368户1719人，其保存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传统生产、生活习俗。2015年初政府才开始有组织地对黄岗传统节日进行包装和推广。整个寨子共有客栈5家，床位不足60个，且设施及其简陋（无厕所无盥洗间），接待能力十分有限。黄岗侗寨的旅游尚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起步階段。从江小黄侗寨位于从江县城东北面，全村742户3339人，是天下闻名的“侗歌之乡”和“音乐天堂”，居民均系侗族。2014年村寨全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寨内有民宿10余家床位150余个，且民宿内设施配置较为标准，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千万元左右，处在旅游发展生命周期的迅速发展阶段。肇兴侗寨位于黎平县东南部，是中国最为知名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之一，距今已有850年历史，目前全寨有1143户4500多人，99.5%以上的人口均为侗族。荣获2014年中国最具价值文化旅游目的地景区称号，其接待能力达到1800人规模。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肇兴侗寨全年接待人数近100万人次，寨内乡村旅游精品客栈就达80余家床位1400余个，培育餐馆72家餐位3000余个，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8亿元，旅游经营收入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主要来源，占当地农民人均收入的40%①，它是3个侗寨中旅游发展最快也是最好的村寨，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稳定发展阶段[32]。选择3个村寨既是出于外部效度的考虑，也是出于对旅游发展阶段的典型性选择。 2.2 数据获取
本文首先利用小规模深度访谈，于2015年1—2月在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黄岗侗寨和从江小黄侗寨进行，访谈对象为寨中居民。在深度访谈基础上，于2015年7—8月间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贵州黔东南黎平肇兴侗寨、黄岗侗寨、从江小黄侗寨大规模发放问卷。调研中，在村寨活动场所采用随机拦截方式发放问卷；在村干部帮助下随机选择民宅入户请居民现场进行问卷填答；还有极少部分的问卷是登门拜访将问卷留置后进行回收（比率低于2%），回收575份。对于回收的问卷遵循下列原则进行筛选：（1）问卷中有关键变量项缺失的给与删除；（2）问卷整页全部选择一个选项的给予删除；（3）对于问项中正向条款与对应反向条款相互矛盾的给与删除。剔除74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7%。
2.3 测量
本研究问卷由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及居民旅游支持行为4部分构成。受访居民先填写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再对潜变量测量问项进行自评。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所有变量均采用已有文献中的量表进行测量，并用反向翻译法将英文原始量表转为中文。
2.3.1 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
通过深度访谈发现需要对SL-ASIA量表的部分测量问项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况和更具针对性。如侗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写字时用的语言”需删除；3个侗寨里的居民90%以上都是在寨子里土生土长的，其父母辈与其他族群通婚的很少，因此删除题项“您母亲的民族身份”“您父亲的民族身份”“您出生的地方”“您成长的社区”等信息。问卷提纯及筛选后最终形成13个问项。调研时请居民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对问题进行了1～5的选择（1=完全的侗文化偏好；2=侗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3=真正的双文化主义；4=汉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5=完全的汉文化偏好）。该量表在本文中的信度系数为0.78，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3.2 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
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通过“是”和“否”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2）是否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两两组合后得出：回答“是，是”为整合性；回答“否，是”为同化型；回答“是，否”为分离型；回答“否，否”为边缘型。
2.3.3 居民情感态度测量
采用Ajzen[33]、苏勤[6]、王咏和陆林[34]所编制的3个问项的量表，此量表由居民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包括“我与旅游者相处时非常愉快”“我与旅游者相处时举止言谈和善、热情”“欢迎旅游者到访本社区”。社区居民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7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3.4 居民宣传行为测量
居民的宣传行为在本文中专指居民通过口碑营销来提升民族旅游地的一种意愿。采用Harrison-Walker所编制的3个问项的量表[35]，此量表由居民进行自我评价，示例问题包括“我愿意向旅游者介绍和推荐本地的旅游”“当我向旅游者介绍旅游目的地时，我会详细地告诉他们相关情况”“介绍我的家乡时，我只说好的地方”。社区居民基于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2.4 数据分析和结果
2.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总结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看出，本文所抽取样本的离散程度小，能够较为稳定的表现总体状态。
2.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Common method biases，CMB）
本研究利用AMOS 20.0软件采取探索性因子分析法（CFA）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验证。根据Menon等和Sabherwal Becerra-Fernandez等学者 利用CFA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分成了3个 步骤[36-37]：
第一步，将所有問项指定给一个潜变量，进行CFA分析，称为模型1；
第二步，将问项分别指定给其所测量的潜变量，进行CFA分析，称为模型2；
第三步，进行判断。若模型1与模型2存在显著差异，则不存在明显的CMB；若模型1与模型2不存在显著差异，则存在明显的CMB。比较结果见 表2。
从表2的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一个潜变量下的模型1其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非常不理想，远远未达到临界值标准；而与本研究设计一致的潜变量指定问项所做的模型2其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除GFI、NFI位于临界值边缘上外，其他指标很理想。模型1与模型2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验证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风险不大。
2.4.3 基于Berry模型下的居民分类
通过对（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2）是否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两个问题的回答统计，可以看出3个侗寨中居民的文化适应被分成了4种类型，即整合（赋值为1）、同化（赋值为2）、分离（赋值为3）和边缘（赋值为4），其中绝大部分村民既保持着族群良好的文化认同，又积极地与主流文化进行接触和学习。由表3可见，村寨中76%的村民处于文化适应状态，且大多都是一种整合状态下的适应（66%），只有24%的村民文化不适应，极少部分的村民极度文化不适应（4%），但他们对自身侗族的族群认同普遍较高。
2.4.4 基于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模型下的居民分类
将SL-ASIA文化适应量表的13个问项求平均值，在求得平均值基础上利用中位数把文化适应大致分成3个分值段，低分值人群归为一类，代表很强的侗文化偏好，类似Berry模型中的分离（赋值为3）；中间分值人群归为一类，代表双文化主义，类似Berry模型中的整合（赋值为1）；高分值人群归为一类，代表很强的汉文化偏好，类似Berry模型中的同化（赋值为2），具体见表4所示。 2.4.5 基于两种分类法下的比较研究
（1）分类人数上的比较
本研究已经通过Berry文化适应双线性模型，把民族村寨居民分成了整合（352人）、同化（47人）、分离（103人）和边缘（24）4种类型（表3）。从比率来看，边缘类型的只有24人，占总人数的4%。不少国内学者在他们对少数民族群体文化适应分类的研究中，都因边缘群体的比例很少而把边缘类型排斥在分类之外，即只有整合、同化和分离3类[21-22]。在分类人数比较下本文为统一研究口径，将边缘群体删除，同样得到整合、同化和分离3种类型，与SL-ASIA量表分类保持一致。从表5中的分类人数比率可看出两种分类下的差异很大。Berry模型中的整合型人数相当多，占总人数的70%；而SL-ASIA量表分类下的整合型人数只占总人数的39%，分离人数却很多，接近了样本总人数的60%。
对于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首先考虑是否存在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排除了这个可能：一是问卷设计时设置了反向条款，用以排除没有认真作答的问卷；二是为减少答卷者的疲劳感，在条款测量中采用了正面表述和负面表述的次序和比例；三是将不好回答、需要答题者认真思考后作答的问项放在问卷的前半部，容易回答的问项放在问卷的后半部；四是考虑到一部分居民不会汉话，调研团队里特地安排了4位会讲侗话的当地大学生参与；五是通过CFA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证实了本文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引起的风险。如此才可进行后续研究。
村民在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中所需回答的两个问题是：（1）“是否愿意保持自己侗族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2）“是否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对“是否愿意”的回答就是一个典型的态度问题，也是行为的一种意愿。其答案背后的实质是村寨居民对于多元文化的美好愿景和对融合的深切向往，大部分村民认识到既保持和认同着原文化又拥抱着主流文化，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是作为个體的最为理想的一种状态。因此，整合态度才会占据了主导。SL-ASIA量表测量下的分类通过厘清个体当前的行为和认知状态来对村民文化适应进行真实的展现，包括个体当前的语言使用偏好、朋友选择偏好、文化娱乐参与偏好、日常生活行为偏好、内在价值观偏好等，揭示的是居民文化适应的现实状态，而这种现实状态的真实呈现是以分离为主导的。
（2）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居民文化适应的比较
1）SL-ASIA测量量表下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居民的文化适应比较
通过表6中的样本描述统计分析发现，SL-ASIA测量量表分类下小黄和黄岗村民的文化适应类型差别不大，都以分离的人群居多，文化不适应者接近70%。肇兴侗寨与其他两个村寨相比文化适应程度要好，整合类型的个体接近50%。进一步通过多重比较（LSD）发现，小黄和黄岗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确实无显著差异（p=0.834），黄岗侗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有显著差异（p=0.000），小黄侗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有显著差异（p=0.001）。肇兴更接近同化（M=1.98），黄岗和小黄更偏于分离（M黄岗=2.37，M小黄=2.35）。并且从适应（整合和同化）人数比率来看，肇兴整体文化适应水平（51.6%）高于其他两个侗寨（32.9%和32.4%）。从这一点可以判断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程度越高，居民文化适应水平更高。
2）Berry策略模型下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居民的文化适应比较
通过表7中的样本描述统计分析发现，Berry策略模型下处于旅游发展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个侗寨之间在文化适应分类上差别不大。进一步通过多重比较（LSD）可知，小黄和黄岗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确实无显著差异（p=0.68），小黄和肇兴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无显著差异（p=0.12），黄岗和肇兴的居民在文化适应类型上也无显著差异（p=0.09）。由此可判断，Berry模型下，处于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村寨居民在文化适应分类上没有明显差异，都以整合型为主。从整合与同化的人数来看，村民文化适应整体程度很高。
表6和表7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果，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下的分类是居民理想态度的反映，因为黄岗和小黄分别处于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居民尚没有或很少感知到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村民普遍看好旅游发展并深切渴望与外界接触，这种状态折射下的文化适应分类带着理想主义色彩。肇兴侗寨因处于旅游发展的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参与在社区遍地开花，这种情形下依据村民态度的分类会更加客观。根据SL-ASIA测量量表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反映了居民处于分离状态的现实，也验证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程度越高，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程度会更好。
（3）两种分类方法下居民旅游支持行为意愿的比较
在表8中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A one-way ANOVA）显示了两种分类法下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的情感态度及口碑营销意愿。
SL-ASIA测量量表模型下整合（M=4.35）、同化（M=4.20）、分离（M=4.03）3种类型的居民在对待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上有明显差异（F=13.84，p<0.05）。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下整合（M=4.40）、同化（M=4.38）、分离（M=3.77）、边缘（M=3.21）4种类型的居民在对待旅游者的情感态度上也有明显差异（F=48.76，p<0.001）。可以得出，两种分类法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整合和同化）都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分离和边缘）有更积极的情感态度，假设1接受。
SL-ASIA测量量表模型下整合（M=4.22）、同化（M=4.23）、分离（M=4.09）3种类型的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在口碑营销意愿上无明显差异（F=2.55，p>0.1）。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下整合（M=4.32）、同化（M=4.17）、分离（M=3.82）、边缘（M=3.39）4种类型的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时在口碑营销意愿上存在明显差异（F=34.00，p<0.001），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整合和同化）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分离和边缘）有更积极的口碑营销意愿，假设2部分接受。 本文进一步对Berry文化适应策略模型和SL-ASIA测量量表模型两种分类下的旅游支持行为意愿进行比较发现，前者解释力度会更大，组间差异也更显著。从F值和p值可以推断，Berry模型分类中每一项支持行为意愿之间的差异都显著，与测量量表模型的结果相比解释性更强，能更好的对居民旅游支持行为意愿进行预测，具体见表8。
3 结论和讨论
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旅游地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从个体层面来看是使得东道主成为有尊严的文化传承者、有利益的社区参与者、高质量的旅游产品供给者；从社区层面来看是实现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居民文化适应能力强、文化适应结果好，一方面其会愿意保留更多的本民族文化认同，乐意并自信地展示和推荐本民族文化，坚守质朴纯良的民风民俗；另一方面也会正视文化不同，愿意接受更多主流文化，缩小主客文化距离，增强包容性，倾向于创造积极的群体间感知。这些既能提高东道主的文化自尊自信和旅游参与热情，也会因此丰富民族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和真实性，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以保持目的地持续竞争力。
本文聚焦于民族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类别和状态，通过代表文化适应不同线性的两个经典模型对民族旅游地居民文化适应进行分类，并就两种状态下的文化适应状况及旅游支持行为意愿做出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基于Berry文化适应双线性策略模型的分类是一种居民主观态度的呈现，基于SL-ASIA文化适应单线性测量量表的分类是一种居民客观行为和认知的呈现。通过两种方法得出的分类比较可探知：理想状态下居民对于多元文化及人际间互动心怀美好向往，内心有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深认同并希望能保持，也怀着对主流文化的深切渴望并希望与外界接触。因此，该种分类中整合意愿占了主导。而测量量表通过对村民当前状态下语言使用偏好、社交偏好、日常生活行为偏好及民族认同等情况的调研，得到的结果是现实客观世界中绝大部分村民依然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深植于乡民社会的小群体之中，与现代文明保持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村民希望达到的是一种文化适应的整合状态，但却身处文化适应的分离状态。由此可见，两种分类之间的研究并不冲突，甚至可以互补，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追问的。
第二，从旅游地发展程度来看，Berry策略模型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在文化适应分类上没有明显差异，都以整合型为主，文化适应程度相当好。而根据SL-ASIA测量量表得出的结论则大相径庭，旅游发展程度低的两个村寨村民绝大部分处于分离状态，而旅游发展程度高的村寨村民，大多处于整合状态，这也得出了民族旅游地发展程度越高时，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程度越好的结论。
第三，Berry策略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有更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口碑营销意愿，边缘型居民的旅游支持行为意愿是最差的。SL-ASIA量表模型下文化适应程度高的居民比文化适应程度低的居民有更积极的情感态度，但在口碑營销意愿上无差异。总体来看，文化适应高的居民在与旅游者接触时会持有更愉悦、更好客的态度和进行更积极的推荐。在跨文化接触中需要关注居民文化适应的类型。如果个体能够自由的选择他想要保留的文化和自由的与旅游者进行接触并由此获益，则个体能从接触中获得成功的产出。而那些主动或被迫分离的群体有可能获得糟糕的经历。
第四，与SL-ASIA测量量表相比，Berry策略模型分类下居民文化适应的程度更好，能够解释的旅游支持行为意愿更强。再一次证明了文化适应的好坏对地区旅游发展有重要影响，如果民族旅游地居民的文化适应能够处于个体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对其社会文化行为会产生更大的裨益。这个结论也能为有关部门监测和提升民族旅游地居民的文化适应状态提供理论依据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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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itude and relevant behavior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r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villages. Acculturation in psychological studies concerns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having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nges due to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ir directly contact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reflect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is process will exert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individual， not only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a rapidly developing tourism， ethnic areas face a large influx of tourists and the resulting shock of the Han culture， in which case the local residents will inevitably experience acculturation pressur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reveals that there lack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 acculturation， and that accultu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raws little attention by academia. Thus， this research has som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value.
Based on acculturation theory， the thesis selects 526 residents who are all from three typical villages of the Dong minority in southeast Guizhou， with the villag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mainly involves two aspects： First， us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o identify aboriginal culture and mainstream culture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acculturation in a tourism context. Second， based on two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e study the differences among types of residents in their support for ethnic tourism and investig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ideal and real states of accultu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existing body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surveys，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types of acculturation that occur and investigates the accultu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intention of support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discussed to promote positive accultur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The result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Based on Berry’s model， the accultu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can be distinguished as four types：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Based on the SL-ASIA Scale model， acculturation can be distinguished as three types：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2）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based on Berry’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based on the SL-ASIA scale model， and discovers that the former classification is the ideal manifestation of residents’ attitude， while the latter one reflects the real state of residents’ behavior and cognition. The former has a higher level of acculturation as well， which proves once again that the level of acculturation has an effect on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3） Residents of high acculturation hold more positive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 tourists and a stronger intent on word of mouth marketing than residents of low acculturation.
Keywords： acculturatio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supportive behavior of residents
[責任编辑：魏云洁；责任校对：刘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