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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是我国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始终是值得我们外宣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我在外交部长期从事对越关系事务，先后四次在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共达18年之久，经历过中越关系的风风雨雨，对不同时期的外宣工作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至今回想起来仍感触良多。
——作者
往事回忆
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不久美国的侵越战争迅速升级，我国也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越抗美运动。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总的说来，这期间的中越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就是后方和前线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并且在外宣方面也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主要是：
对待苏联的态度。当时中苏尖锐对立，中方严厉批判苏联现代社会修正主义，谴责苏联对越南的抗美斗争是“假援助、真出卖”。而越南的抗美斗争则既需要中国的援助，又需要苏联的援助，特别是重武器的援助，不赞成中国说苏联对越南是“假援助”。我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祝酒词中，每当提到苏联对越南“假援助、真出卖”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便纷纷退场，以示抗议，使在场的越南领导人处境十分尴尬。我大使馆新闻橱窗展出苏联警察在莫斯科殴打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后，橱窗很快便被人用砖头打破。中越双方经常就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发生争论和不愉快，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而当时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我外宣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越外宣工作自然困难重重。
对待“文革”。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动全民造反，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则完全格格不入。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不久，国内给大使馆发来“九大”开幕式的纪录片，长度只有5分钟。国内指示要举行专场电影招待会，而且为了突出重点，规定不得加放其他影片，并要求立即把外国观众的反映报回。大使馆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放电影，接着举行冷餐招待会，趁热打铁搜集反映。结果，所有到场的越南官员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都一概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肯就影片发表评论。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则有意把话题岔开，举起啤酒杯说，人们都称赞捷克的啤酒最好，其实中国啤酒也不错。搞得场面比较尴尬。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对越的外宣自然是陷入了死胡同。
对越外宣的新局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78年底起，中越关系处于紧张和不正常状态，时间长达13年之久。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众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相互信赖的不断增强，对越外宣工作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越南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媒体更作了大量报道。越方先后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和我国其他领导人论述改革开放的著述。对于我党的历次党代会十分关注，除做了大量报道外，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将大会的报告翻译成越文，发给越共中央委员，人手一册。1995年底至2000年7月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越南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校等机关多次请我去介绍中国形势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每逢我国国庆，越南中央电视台都请我去发表电视讲话。1999年国庆50周年期间，越南各报章、杂志主动向我和大使馆约稿21篇，介绍中国各条战线的辉煌成就和中越关系的美好发展，总共达10万多字。我的明显感受是，越方非但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中国的宣传，而是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
通过多种途径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和经验。越南从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的口号，其革新的内容和模式同我国的改革开放有颇多共同和相近之处，主要也是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早于越南，故越方十分注意了解中国的相关政策和措施。10多年来，越南派出大量不同级别的团组，前来考察中国的国企改革、乡镇企业、证券市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反腐倡廉、精简机构等多种问题，包括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每当有一项新举措出台前，越南领导人都要求有关部门先考察一下中国是如何解决的。所有这些，都是向越方进行宣传的机会。越南同志反映，这样做很有好处，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十几年来，中国电视连续剧在越南持续热播，经久不衰。越南新闻界权威人士说，影视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由于越南无力生产出足够的影视作品来满足国内的需求，又不能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是中国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电视连续剧帮助越南填补了这个真空，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在帮助越南坚守这一重要的阵地。中国电视连续剧的持续播放，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宣传，使越南干部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沟通，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两国新闻传媒保持了友好交往和及时沟通。双方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都多次派团互访。中国大使馆同越方的上述单位都保持了密切关系。我本人不止一次给越南党刊《共产主义杂志》和党报《人民报》撰稿。越通社社长胡进毅、中央电视台台长范克览、党报总编洪荣、中央广播电台台长潘光都是我的好朋友，彼此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及时沟通。几年前，当大使馆就国内法轮功闹事问题向越南通讯社通报时，胡进毅社长便表示完全理解中方采取的措施，并希望中方的措施更加坚决、有力。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即使偶尔双方出现一些不符合友好大局的出版物，彼此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都相信那并不是各自国家领导人的意愿，从而都能本着大局为重的精神予以解决，不会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主要体会
两国关系的大气候是顺利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保障。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都为巩固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两国领导人每年都进行互访，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诸多重要共识。1999年，两国领导人又确定了新世纪指导两国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近年来，中方把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鉴于中越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领导人又一致同意把两国关系的定位在上述“三好”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好”，即“好同志”，成为“四好”。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和地区以及两国国内形势的的变化，当年影响两国关系的两大因素，亦即开展对越外宣的两大障碍早已不复存在。中方作出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苏联解体后，越南领导人对前苏联的批判更是十分坚决和彻底。越南领导人曾说，好端端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竟毁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手里，试问他们的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中国方面对当年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做了客观、冷静的评价。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可以说，两国关系已掀开了新的一页，友好的大局为开展对越外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根本保证。
实事求是应是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指导思想。通过对“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拨乱反正，人们端正了思想路线，恢复了清醒的头脑，不再夜郎自大、夸夸其谈，在外宣方面只希望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问题。记得云南省外办一位老领导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到云南参观。但当时的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为制造一个市场繁荣的场面，当地领导事先找好一家商店，把各种商品摆放得琳琅满目，挑选几十名党员和信得过的基本群众，每人发给50元人民币，届时在外宾面前扮演顾客，表演购物。待外宾走后再把“购买”的商品退回，把50元钱上交。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事实证明，繁荣的假象并不能骗过外国人的眼睛，只能欺骗自己。如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就越南来说，所有的越南访华代表团回国后，都会向我讲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停地称赞中国宽阔的高速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干净整洁的街道、应有尽有的商品和人们漂亮的穿着。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北京来了。”面对越南朋友的赞扬，我的内心感受可以拿央视“焦点访谈”中的一句话来表述，即“用事实说话”。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相信越南人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当他们赞扬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时，我反而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今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向越方介绍中国形势时，要注意一分为二，讲成绩要留有余地，不要讲得太满。事实证明这样讲对方容易听得进去，显得更加朴实，效果更好。
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居高临下的大国主义。越南有8200万人口，在东南亚各国中列居第二，但对于中国来说仍是小国。越南领导人也坦诚地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但我从多年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到，越是小国，民族自尊心越强，越怕别人看不起。面对这种情况，无论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还是开展对越外宣方面，都更应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大国主义的表现。例如越南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应该说态度是很诚恳的。但中方绝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给人家“讲课”，而只能谦虚、客观地介绍自己的做法，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做法，供对方参考。在这方面有几件事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越南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国一个到访的代表团。在谈到某一个问题时，对方十分谦虚地提到要学习中国的经验。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便准备拉开阵势，从头讲起。当时我也在场，便立即给这位团长递去一个便条，告诉他会见只有30分钟，对方是越南党的政治局委员，在这样的场合不适宜长篇大论地开讲，建议他注意掌握时间。还有一次，我国一个证券代表团访越。当时越方正准备开办证券市场，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但中方团长很不“见外”，摆出架势要教给对方如何去做。当对方说他们的班子只有七八十人时，中方团长便说，绝对不行，起码要有200人。对方说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栋楼房的一层。中国团长说，一层绝对不够，最少要占两层。当时我马上补充说，中方所说的意见只是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的，最了解情况的仍然是越南同志自己，究竟要多少人的编制和多大办公面积，完全由越南同志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在这方面我记得江泽民同志说过一句十分重要的话。1997年越共总书记杜梅访华期间，曾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他诚恳地说，西方国家也曾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但他们往往怀有其他意图，而中国则不会，中国绝对不会对越南干部搞什么“和平演变”。江泽民表示对越方的要求愿给予积极考虑，但中国“绝不做教师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要尊重对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要坚持求同存异，切忌强加于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种形势，中方一贯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呼吁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他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然如此，我们在从事外宣的时候，更要注意每个国家的特点，了解他们和中国的异同，从而使我们的外宣工作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介绍中国情况和对某一问题的主张时，不应强求对方接受，而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允许对方有一个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也应允许对方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即使对方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外国朋友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或对我国情况表现出的某种困惑，要本着诚恳的态度，耐心做解释工作，而不应动辄就认为他们对中国不友好。反过来说，对于外国的事情，我们也并非事事都赞成，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彼此成为好朋友。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文革”期间，中越双方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反帝必反修”。中方总是希望越南朋友接受“反帝必反修”。甚至有个别人在宴会上也要问越南朋友：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宴会气氛极为紧张。事实证明效果适得其反。
要加强学习，做懂得外宣的行家。当前我国外交工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对于上述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李肇星外长解释说：稳定周边是首要任务，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关键，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平台。目前我国的周边国家共有29个，其中同我有共同边界的国家15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越南都是贯彻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搞好对越的外宣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就需要对越南的国情、其内外政策和中越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双方的主张。这就要求外宣部门和第一线的外交官加强学习，做到知己知彼，胸有成竹。这样的外宣工作才能更有针对性，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在了点子上。对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分歧和一时谈不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阐述中方的观点和主张，让对方能够听进去、能够理解，即使对方不能接受，也能让其感受到中方解决问题的诚意。而这就需要讲求外宣的艺术和政策水平，需要花功夫钻研、学习。另外，对我们国内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政策也要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身处第一线的外交官，要随时应对驻在国官员和各界人士提出的种种问题。一次，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即中宣部)副部长提出让我介绍一下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我用了一整天反复阅读了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设想了对方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结果那位副部长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系统如何?每个省有多少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每年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经费是多少，来源于何处?各省的经费是中央直接拨给，还是自己筹措?等等。结果我只好如实地承认对此不太清楚，答应待了解后再向他通报。这件事告诉我，尽管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多知道一些就多一份主动。
当前中越关系正处在较好的发展势头。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越南期间，对两国建立“四好”关系的深刻内涵又进一步做了具体阐述，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相信在这一大背景和大气候下，我们的对越外宣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做得更好。
——作者
往事回忆
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不久美国的侵越战争迅速升级，我国也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越抗美运动。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总的说来，这期间的中越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就是后方和前线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并且在外宣方面也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主要是：
对待苏联的态度。当时中苏尖锐对立，中方严厉批判苏联现代社会修正主义，谴责苏联对越南的抗美斗争是“假援助、真出卖”。而越南的抗美斗争则既需要中国的援助，又需要苏联的援助，特别是重武器的援助，不赞成中国说苏联对越南是“假援助”。我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祝酒词中，每当提到苏联对越南“假援助、真出卖”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便纷纷退场，以示抗议，使在场的越南领导人处境十分尴尬。我大使馆新闻橱窗展出苏联警察在莫斯科殴打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后，橱窗很快便被人用砖头打破。中越双方经常就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发生争论和不愉快，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而当时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我外宣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越外宣工作自然困难重重。
对待“文革”。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动全民造反，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则完全格格不入。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不久，国内给大使馆发来“九大”开幕式的纪录片，长度只有5分钟。国内指示要举行专场电影招待会，而且为了突出重点，规定不得加放其他影片，并要求立即把外国观众的反映报回。大使馆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放电影，接着举行冷餐招待会，趁热打铁搜集反映。结果，所有到场的越南官员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都一概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肯就影片发表评论。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则有意把话题岔开，举起啤酒杯说，人们都称赞捷克的啤酒最好，其实中国啤酒也不错。搞得场面比较尴尬。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对越的外宣自然是陷入了死胡同。
对越外宣的新局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78年底起，中越关系处于紧张和不正常状态，时间长达13年之久。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众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相互信赖的不断增强，对越外宣工作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越南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媒体更作了大量报道。越方先后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和我国其他领导人论述改革开放的著述。对于我党的历次党代会十分关注，除做了大量报道外，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将大会的报告翻译成越文，发给越共中央委员，人手一册。1995年底至2000年7月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越南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校等机关多次请我去介绍中国形势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每逢我国国庆，越南中央电视台都请我去发表电视讲话。1999年国庆50周年期间，越南各报章、杂志主动向我和大使馆约稿21篇，介绍中国各条战线的辉煌成就和中越关系的美好发展，总共达10万多字。我的明显感受是，越方非但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中国的宣传，而是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
通过多种途径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和经验。越南从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的口号，其革新的内容和模式同我国的改革开放有颇多共同和相近之处，主要也是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早于越南，故越方十分注意了解中国的相关政策和措施。10多年来，越南派出大量不同级别的团组，前来考察中国的国企改革、乡镇企业、证券市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反腐倡廉、精简机构等多种问题，包括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每当有一项新举措出台前，越南领导人都要求有关部门先考察一下中国是如何解决的。所有这些，都是向越方进行宣传的机会。越南同志反映，这样做很有好处，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十几年来，中国电视连续剧在越南持续热播，经久不衰。越南新闻界权威人士说，影视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由于越南无力生产出足够的影视作品来满足国内的需求，又不能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是中国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电视连续剧帮助越南填补了这个真空，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在帮助越南坚守这一重要的阵地。中国电视连续剧的持续播放，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宣传，使越南干部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沟通，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两国新闻传媒保持了友好交往和及时沟通。双方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都多次派团互访。中国大使馆同越方的上述单位都保持了密切关系。我本人不止一次给越南党刊《共产主义杂志》和党报《人民报》撰稿。越通社社长胡进毅、中央电视台台长范克览、党报总编洪荣、中央广播电台台长潘光都是我的好朋友，彼此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及时沟通。几年前，当大使馆就国内法轮功闹事问题向越南通讯社通报时，胡进毅社长便表示完全理解中方采取的措施，并希望中方的措施更加坚决、有力。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即使偶尔双方出现一些不符合友好大局的出版物，彼此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都相信那并不是各自国家领导人的意愿，从而都能本着大局为重的精神予以解决，不会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主要体会
两国关系的大气候是顺利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保障。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都为巩固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两国领导人每年都进行互访，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诸多重要共识。1999年，两国领导人又确定了新世纪指导两国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近年来，中方把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鉴于中越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领导人又一致同意把两国关系的定位在上述“三好”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好”，即“好同志”，成为“四好”。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和地区以及两国国内形势的的变化，当年影响两国关系的两大因素，亦即开展对越外宣的两大障碍早已不复存在。中方作出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苏联解体后，越南领导人对前苏联的批判更是十分坚决和彻底。越南领导人曾说，好端端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竟毁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手里，试问他们的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中国方面对当年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做了客观、冷静的评价。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可以说，两国关系已掀开了新的一页，友好的大局为开展对越外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根本保证。
实事求是应是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指导思想。通过对“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拨乱反正，人们端正了思想路线，恢复了清醒的头脑，不再夜郎自大、夸夸其谈，在外宣方面只希望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问题。记得云南省外办一位老领导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到云南参观。但当时的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为制造一个市场繁荣的场面，当地领导事先找好一家商店，把各种商品摆放得琳琅满目，挑选几十名党员和信得过的基本群众，每人发给50元人民币，届时在外宾面前扮演顾客，表演购物。待外宾走后再把“购买”的商品退回，把50元钱上交。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事实证明，繁荣的假象并不能骗过外国人的眼睛，只能欺骗自己。如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就越南来说，所有的越南访华代表团回国后，都会向我讲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停地称赞中国宽阔的高速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干净整洁的街道、应有尽有的商品和人们漂亮的穿着。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北京来了。”面对越南朋友的赞扬，我的内心感受可以拿央视“焦点访谈”中的一句话来表述，即“用事实说话”。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相信越南人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当他们赞扬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时，我反而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今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向越方介绍中国形势时，要注意一分为二，讲成绩要留有余地，不要讲得太满。事实证明这样讲对方容易听得进去，显得更加朴实，效果更好。
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居高临下的大国主义。越南有8200万人口，在东南亚各国中列居第二，但对于中国来说仍是小国。越南领导人也坦诚地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但我从多年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到，越是小国，民族自尊心越强，越怕别人看不起。面对这种情况，无论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还是开展对越外宣方面，都更应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大国主义的表现。例如越南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应该说态度是很诚恳的。但中方绝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给人家“讲课”，而只能谦虚、客观地介绍自己的做法，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做法，供对方参考。在这方面有几件事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越南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国一个到访的代表团。在谈到某一个问题时，对方十分谦虚地提到要学习中国的经验。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便准备拉开阵势，从头讲起。当时我也在场，便立即给这位团长递去一个便条，告诉他会见只有30分钟，对方是越南党的政治局委员，在这样的场合不适宜长篇大论地开讲，建议他注意掌握时间。还有一次，我国一个证券代表团访越。当时越方正准备开办证券市场，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但中方团长很不“见外”，摆出架势要教给对方如何去做。当对方说他们的班子只有七八十人时，中方团长便说，绝对不行，起码要有200人。对方说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栋楼房的一层。中国团长说，一层绝对不够，最少要占两层。当时我马上补充说，中方所说的意见只是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的，最了解情况的仍然是越南同志自己，究竟要多少人的编制和多大办公面积，完全由越南同志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在这方面我记得江泽民同志说过一句十分重要的话。1997年越共总书记杜梅访华期间，曾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他诚恳地说，西方国家也曾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但他们往往怀有其他意图，而中国则不会，中国绝对不会对越南干部搞什么“和平演变”。江泽民表示对越方的要求愿给予积极考虑，但中国“绝不做教师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要尊重对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要坚持求同存异，切忌强加于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种形势，中方一贯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呼吁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他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然如此，我们在从事外宣的时候，更要注意每个国家的特点，了解他们和中国的异同，从而使我们的外宣工作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介绍中国情况和对某一问题的主张时，不应强求对方接受，而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允许对方有一个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也应允许对方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即使对方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外国朋友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或对我国情况表现出的某种困惑，要本着诚恳的态度，耐心做解释工作，而不应动辄就认为他们对中国不友好。反过来说，对于外国的事情，我们也并非事事都赞成，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彼此成为好朋友。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文革”期间，中越双方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反帝必反修”。中方总是希望越南朋友接受“反帝必反修”。甚至有个别人在宴会上也要问越南朋友：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宴会气氛极为紧张。事实证明效果适得其反。
要加强学习，做懂得外宣的行家。当前我国外交工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对于上述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李肇星外长解释说：稳定周边是首要任务，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关键，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平台。目前我国的周边国家共有29个，其中同我有共同边界的国家15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越南都是贯彻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搞好对越的外宣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就需要对越南的国情、其内外政策和中越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双方的主张。这就要求外宣部门和第一线的外交官加强学习，做到知己知彼，胸有成竹。这样的外宣工作才能更有针对性，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在了点子上。对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分歧和一时谈不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阐述中方的观点和主张，让对方能够听进去、能够理解，即使对方不能接受，也能让其感受到中方解决问题的诚意。而这就需要讲求外宣的艺术和政策水平，需要花功夫钻研、学习。另外，对我们国内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政策也要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身处第一线的外交官，要随时应对驻在国官员和各界人士提出的种种问题。一次，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即中宣部)副部长提出让我介绍一下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我用了一整天反复阅读了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设想了对方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结果那位副部长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系统如何?每个省有多少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每年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经费是多少，来源于何处?各省的经费是中央直接拨给，还是自己筹措?等等。结果我只好如实地承认对此不太清楚，答应待了解后再向他通报。这件事告诉我，尽管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多知道一些就多一份主动。
当前中越关系正处在较好的发展势头。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越南期间，对两国建立“四好”关系的深刻内涵又进一步做了具体阐述，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相信在这一大背景和大气候下，我们的对越外宣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