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简略概述了列宁时代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以及高尔基对苏俄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才是有前途的。
[关键词]苏俄；苏俄知识分子；列宁；高尔基
十月革命曾经被誉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十月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应该重新评估。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有相反的的结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被奴役的新纪元。首先深受十月革命之害的是前苏联各族人民。同时，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也深受其害。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的倒退与反动。俄国曾经产生了世界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就开始了。逮捕、监禁、判刑、处死、流放、驱逐出国、思想批判、划定思想空间便是苏俄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乃是苏俄畸形与变态社会的缩影。
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
知识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人类的进步，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和精神的进步。判别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就看一个社会对知识的态度。
那么，知识又存在于何处呢？知识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知识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言论、著作中。因此，尊重知识就是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就是尊重知识。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一个社会健康与否，只要看一看知识分子的状况就可一目了然。一个社会如果对知识分子持保护和包容的态度，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反之，一个社会如果视知识分子为敌人，那么，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病态的、死气沉沉的。
苏俄（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却是思想控制、人身迫害甚至肉体消灭的骇人听闻的措施。苏俄知识分子过着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生活。自然，整个苏俄人民也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了。
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始于列宁时期，盛于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有所改善，但苏联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始终抱有深深的成见。苏联帝国有种种恶行，而对知识分子迫害则是其最大的恶行之一。
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天然的权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自由表达却成了罪狀，甚至可能丢掉性命。
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1868-1929）的命运就是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十月革命不久，苏俄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对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实行国家垄断，禁止自由贸易。的确，在苏俄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行粮食自由贸易，要保证城市人口和军队的供给是不可能的。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人们提出种种见解也是正常的。罗日科夫就直接给列宁写信，批评苏俄的粮食政策。
他写道：“粮食状况非常严峻，例如，彼得格勒半数居民注定要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任何武装干涉和白卫军不直接威胁您，您的政权也保不住。您对拦截部队的威胁无济于事：全国一片无政府状态，人们不畏惧您，也不听您摆布。即使听您摆布，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的粮食政策是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的。倘若政府能向居民供应足够数量的粮食的话，谁还会反对国家对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实行垄断？
但是，这显然不可能。这一点您现在办不到，而且以后也办不到。不要拿自己的生死存亡冒险，不要让自己对明显无望的事情承担责任。
必须刻不容缓地去做这件事，首先从最尖锐的粮食问题入手。否则，死路一条。但是，当然不能仅限于此。必须本着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制定整个经济政策。
是否必要，由您定夺。我觉得我这封堂吉词德式的信似乎是可笑的。
倘若如此，就让它成为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吧。”[1]（pp.140-141）
针对罗日科夫的来信，列宁回复道：“形势不是绝望，而只是困难。由于在南部和东部战胜了反革命分子，改善粮食状况现在大有希望。应当考虑的不是贸易自由，经济工作者应当明白，在必需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无异于疯狂野蛮的投机，无异于富人战胜穷人。不应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 转折是困难的，但绝望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明智的。”[1]（p.142）
如果说罗日科夫与列宁就粮食问题的争论归争论也就罢了。然而，病中的列宁还是没有放过罗日科夫。1922年12月13日，列宁就罗日科夫问题在电话中口授给中央全会的信件，提出对罗日科夫的处理意见。
列宁首先指出，“罗日科夫是个思想顽固且毫不掩饰的人。”[1]（p.214）接着，列宁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将罗日科夫驱逐出境。第二，如果第一条建议不行的话，考虑到罗日科夫年事已高应予从宽处理 ，应该将他打发到普斯科夫市，预先为他准备好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并在物质和工作方面给予保障。但必须对他严加监视，“因为这个人现在是、大概最终也将是我们的敌人”。[1]（p.215）
果然，这个罗日科夫厄运连连。20年代初，他两次被捕，并在1922-1924年间被流放到普斯科夫。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俄各种思潮比较活跃，许多知识分子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不满与失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要求政府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较为宽松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还有的公开表示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蜕变。
在1922年上半年召开的各种知识分子职业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纷纷反对官员们外行的行政干预、要求允许思想的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主要思想的实现。《真理报》就此评论说，他们是“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和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有近30次会议是专门研究查封有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取缔反苏维埃党派、驱逐其代表人物等问题。1922年1月31日，列宁给契卡副主席温什利赫特的信中要求：我们的法院对孟什维克加强（并加快）镇压。不仅法院应如此，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应如此。[2]（p.249）5月，他同捷尔任斯基谈了“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2]（p.449）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922年7月，彼得格勒市拟定了一个被驱逐的51人的反苏维埃知识分子名单。7月31日，苏俄又拟定了一个被驱逐的66人名单。这些被驱逐人员中，包括法学家、教授、工程师、文学评论家、作家、经济学家等众多知识精英。[1]（pp.189-204）
7月20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最后决定了驱逐问题。8月上旬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认为，采取极端措施是必要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据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有权不经审判把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驱逐出境或流放到国内的指定地区。
1922年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明确规定：“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1]（p.205）
随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等地采取了驱逐行动。月底，公布了关于逮捕和驱逐一批科学家、文学家、医生、农艺师出境的决定。
正是在这次驱逐浪潮中，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师、国立语言学院授课、俄罗斯美术科学院院士尼·亚·别尔嘉耶夫 （1874-1948）也遭到了厄运。这位学者，以其超凡的洞察力，在苏俄初期就揭穿了“皇帝的新衣”。
苏俄在1921-1922年取消了高等学校的自由。面对审讯人员的提问“谈谈您对苏维埃政权在高等学校所采取的政策有什么看法以及您对高校改革的态度”，别尔嘉耶夫表达了强烈不满：“我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1]（p.209）
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别尔嘉耶夫也有十分深刻的见解：
我们时代所寄托的那种基本的思想和任务也不会成功，人们企图实现的在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一历史时期大概要起很大作用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成功。社会主义在其进行的尝试中根本不会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东西。它会引发人类生活中新的內在矛盾，这种矛盾会使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那些任务无法实现。它永远不会实现马克思想通过束缚劳动来达到的那种人类劳动的解放，永远不会将人类引向富裕，不会实现平等，而只会造成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敌视，新的分化，新的前所未闻的压迫形式。[1]（p.212）
的确，别尔嘉耶夫的言论自然是“反动透顶”和“大逆不道”。因此，他的厄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1922年8月19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出了关于驱逐尼·亚·别尔嘉耶夫的结论意见：为防范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今后继续过行反苏维埃活动，应将其无限期驱逐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p.210）
不过，1922年到底总共有多少知识分子被驱逐，实在无据可查。根据这一年公布的有关资料，从8月到12月有300-400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1]（p.188）
高尔基的呐喊
高尔基曾被誉为苏俄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面对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他对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
历史的真相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巧妙掩盖。但是，历史往往会冲破黑暗，暴露出其真实的样态。曾几何时，我们只知道高尔基是列宁的好战友、好同志。殊不知，正是这个高尔基，对迫害知识分子的恶行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抨击。
在1919年9月15日前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对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表达了极端愤怒之情。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恐怖浪潮，高尔基提醒列宁：“我的先生，总该弄清楚当政客的知识分子与国内有学识的科学家之间的区别。”[1]（p.154）“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政治家却往往显得愚蠢。”[1]（p.155）
接着，高尔基深刻地指出：“俄国缺少智者，我们这里有才华的人很少，骗子、恶棍、冒险家却太多。……现在有学问的人对我们来说应该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新的智能使国家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在人类理性与僵死物质斗争的所有领域里为我们培育出必需的技术人员大军。”[1]（p.156）
高尔基进一步指出：对人文科学家持不信任的甚至怀疑的态度，这可以理解，但是，“对掌握有用知识的人的这种态度是野蛮人、蠢人的态度，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害的。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因此要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算是吧，这我懂！但是，我的先生，----有用知识的价值对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您应当懂得、应当明白，恰恰是有用的知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最革命的力量；只有用于这方面的才智才能把人们的愿望和需求组织起来，不断加以扩大，从而有力地推动人们前进。这才是事业。”[1]（p.157）
高尔基愤怒地指出：“把吃不饱肚子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溺于自己的权势而发呆的白痴的拳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不叫事业，而是野蛮行为。”[1]（p.157）高尔基强烈要求列宁释放精神病学家维·彼·奥西波夫和和语言学家列·韦·谢尔巴等全部科学家。
最后，高尔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会常常不能自持，紧握您的手，您也是一位缺乏自持力的先生。”[1]（p.158）
9月15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列宁一方面承认，在逮捕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过一些错误。但是，列宁更多的是为逮捕知识分子辩护。“同样很明显：总的说来，逮捕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3]（p.87）
列宁接着强烈批评高尔基：列宁认为，高尔基怒气冲天的情绪是因为高尔基本人把人民的“知识人才”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才”混为一谈。[3]（p.88） 列宁接着说，至于谈到您的情绪，我“理解”是理解的。“您使自己处于资产阶级知识界最坏的分子的包围之中，受到他们啜泣的影响。几百个知识分子因被“可怕地”拘押几个星期而号叫，您听得见，也听得进去；而受到邓尼金、高尔察克、利安诺佐夫、罗将柯、红丘炮台阴谋分子（及其他立宪民主党阴谋分子）威胁的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呼声，您却听不见，而且也听不进去。”[3]（p.89）
在信的末尾，列宁严厉提醒高尔基，“说老实话，如果您再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您会毁灭的！衷心希望您早日挣脱出来。”[3]（p.89）
在给列宁写信后，1919年10月6日，高尔基又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致信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约·捷尔任斯基，强烈谴责对科研人员的逮捕。高尔基愤怒地指出：“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我在信的结尾声明，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1]（p.152）
由于高尔基和其他人的呼吁，苏维埃政府釋放了一些知识分子。但这多半是迫于压力而不是苏维埃政府的自觉。苏维埃政府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了。
的确，高尔基是勇敢的。但是，他的声音又是微弱的。他的呐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但是，正是这微弱的呐喊凸显了人性的光辉。
历史常常上演着滑稽剧。苏俄就是这样上演滑稽剧的国家。苏俄披着“皇帝的新衣”，自说自话、招摇撞骗几十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谎话连篇、泯灭人性的可耻记录。
苏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苦的。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无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沙皇驱逐，却被列宁驱逐了。无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沙皇杀掉，却死在了斯大林的集中营里。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历史的进步吧。
还好，许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倒要感谢列宁，如果他们没有被列宁驱逐出国，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必定死于非命。
一个国家和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定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未来走向。钳制言论、对知识分子围追堵截、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和仇敌的政府，必定会得到报应。苏联帝国的坍塌就是最好的例证。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聪明的后人当认真思考苏俄败亡的教训。
参考文献
[1]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列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列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蒋华志，1963年9月，男，汉族，四川苍溪人。历史学硕士、乐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英语教学方法。
[关键词]苏俄；苏俄知识分子；列宁；高尔基
十月革命曾经被誉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十月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应该重新评估。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有相反的的结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被奴役的新纪元。首先深受十月革命之害的是前苏联各族人民。同时，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也深受其害。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的倒退与反动。俄国曾经产生了世界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就开始了。逮捕、监禁、判刑、处死、流放、驱逐出国、思想批判、划定思想空间便是苏俄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乃是苏俄畸形与变态社会的缩影。
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
知识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人类的进步，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和精神的进步。判别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就看一个社会对知识的态度。
那么，知识又存在于何处呢？知识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知识存在于知识分子的言论、著作中。因此，尊重知识就是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就是尊重知识。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一个社会健康与否，只要看一看知识分子的状况就可一目了然。一个社会如果对知识分子持保护和包容的态度，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反之，一个社会如果视知识分子为敌人，那么，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病态的、死气沉沉的。
苏俄（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却是思想控制、人身迫害甚至肉体消灭的骇人听闻的措施。苏俄知识分子过着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生活。自然，整个苏俄人民也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了。
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始于列宁时期，盛于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有所改善，但苏联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始终抱有深深的成见。苏联帝国有种种恶行，而对知识分子迫害则是其最大的恶行之一。
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天然的权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自由表达却成了罪狀，甚至可能丢掉性命。
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1868-1929）的命运就是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十月革命不久，苏俄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对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实行国家垄断，禁止自由贸易。的确，在苏俄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行粮食自由贸易，要保证城市人口和军队的供给是不可能的。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人们提出种种见解也是正常的。罗日科夫就直接给列宁写信，批评苏俄的粮食政策。
他写道：“粮食状况非常严峻，例如，彼得格勒半数居民注定要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任何武装干涉和白卫军不直接威胁您，您的政权也保不住。您对拦截部队的威胁无济于事：全国一片无政府状态，人们不畏惧您，也不听您摆布。即使听您摆布，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的粮食政策是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的。倘若政府能向居民供应足够数量的粮食的话，谁还会反对国家对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实行垄断？
但是，这显然不可能。这一点您现在办不到，而且以后也办不到。不要拿自己的生死存亡冒险，不要让自己对明显无望的事情承担责任。
必须刻不容缓地去做这件事，首先从最尖锐的粮食问题入手。否则，死路一条。但是，当然不能仅限于此。必须本着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制定整个经济政策。
是否必要，由您定夺。我觉得我这封堂吉词德式的信似乎是可笑的。
倘若如此，就让它成为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吧。”[1]（pp.140-141）
针对罗日科夫的来信，列宁回复道：“形势不是绝望，而只是困难。由于在南部和东部战胜了反革命分子，改善粮食状况现在大有希望。应当考虑的不是贸易自由，经济工作者应当明白，在必需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无异于疯狂野蛮的投机，无异于富人战胜穷人。不应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 转折是困难的，但绝望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明智的。”[1]（p.142）
如果说罗日科夫与列宁就粮食问题的争论归争论也就罢了。然而，病中的列宁还是没有放过罗日科夫。1922年12月13日，列宁就罗日科夫问题在电话中口授给中央全会的信件，提出对罗日科夫的处理意见。
列宁首先指出，“罗日科夫是个思想顽固且毫不掩饰的人。”[1]（p.214）接着，列宁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将罗日科夫驱逐出境。第二，如果第一条建议不行的话，考虑到罗日科夫年事已高应予从宽处理 ，应该将他打发到普斯科夫市，预先为他准备好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并在物质和工作方面给予保障。但必须对他严加监视，“因为这个人现在是、大概最终也将是我们的敌人”。[1]（p.215）
果然，这个罗日科夫厄运连连。20年代初，他两次被捕，并在1922-1924年间被流放到普斯科夫。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俄各种思潮比较活跃，许多知识分子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不满与失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要求政府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较为宽松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还有的公开表示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蜕变。
在1922年上半年召开的各种知识分子职业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纷纷反对官员们外行的行政干预、要求允许思想的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主要思想的实现。《真理报》就此评论说，他们是“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和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有近30次会议是专门研究查封有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取缔反苏维埃党派、驱逐其代表人物等问题。1922年1月31日，列宁给契卡副主席温什利赫特的信中要求：我们的法院对孟什维克加强（并加快）镇压。不仅法院应如此，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应如此。[2]（p.249）5月，他同捷尔任斯基谈了“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2]（p.449）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922年7月，彼得格勒市拟定了一个被驱逐的51人的反苏维埃知识分子名单。7月31日，苏俄又拟定了一个被驱逐的66人名单。这些被驱逐人员中，包括法学家、教授、工程师、文学评论家、作家、经济学家等众多知识精英。[1]（pp.189-204）
7月20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最后决定了驱逐问题。8月上旬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认为，采取极端措施是必要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据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有权不经审判把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驱逐出境或流放到国内的指定地区。
1922年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明确规定：“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1]（p.205）
随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等地采取了驱逐行动。月底，公布了关于逮捕和驱逐一批科学家、文学家、医生、农艺师出境的决定。
正是在这次驱逐浪潮中，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师、国立语言学院授课、俄罗斯美术科学院院士尼·亚·别尔嘉耶夫 （1874-1948）也遭到了厄运。这位学者，以其超凡的洞察力，在苏俄初期就揭穿了“皇帝的新衣”。
苏俄在1921-1922年取消了高等学校的自由。面对审讯人员的提问“谈谈您对苏维埃政权在高等学校所采取的政策有什么看法以及您对高校改革的态度”，别尔嘉耶夫表达了强烈不满：“我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1]（p.209）
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别尔嘉耶夫也有十分深刻的见解：
我们时代所寄托的那种基本的思想和任务也不会成功，人们企图实现的在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一历史时期大概要起很大作用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成功。社会主义在其进行的尝试中根本不会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东西。它会引发人类生活中新的內在矛盾，这种矛盾会使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那些任务无法实现。它永远不会实现马克思想通过束缚劳动来达到的那种人类劳动的解放，永远不会将人类引向富裕，不会实现平等，而只会造成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敌视，新的分化，新的前所未闻的压迫形式。[1]（p.212）
的确，别尔嘉耶夫的言论自然是“反动透顶”和“大逆不道”。因此，他的厄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1922年8月19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出了关于驱逐尼·亚·别尔嘉耶夫的结论意见：为防范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今后继续过行反苏维埃活动，应将其无限期驱逐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p.210）
不过，1922年到底总共有多少知识分子被驱逐，实在无据可查。根据这一年公布的有关资料，从8月到12月有300-400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1]（p.188）
高尔基的呐喊
高尔基曾被誉为苏俄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面对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他对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
历史的真相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巧妙掩盖。但是，历史往往会冲破黑暗，暴露出其真实的样态。曾几何时，我们只知道高尔基是列宁的好战友、好同志。殊不知，正是这个高尔基，对迫害知识分子的恶行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抨击。
在1919年9月15日前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对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表达了极端愤怒之情。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恐怖浪潮，高尔基提醒列宁：“我的先生，总该弄清楚当政客的知识分子与国内有学识的科学家之间的区别。”[1]（p.154）“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政治家却往往显得愚蠢。”[1]（p.155）
接着，高尔基深刻地指出：“俄国缺少智者，我们这里有才华的人很少，骗子、恶棍、冒险家却太多。……现在有学问的人对我们来说应该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新的智能使国家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在人类理性与僵死物质斗争的所有领域里为我们培育出必需的技术人员大军。”[1]（p.156）
高尔基进一步指出：对人文科学家持不信任的甚至怀疑的态度，这可以理解，但是，“对掌握有用知识的人的这种态度是野蛮人、蠢人的态度，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害的。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因此要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算是吧，这我懂！但是，我的先生，----有用知识的价值对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您应当懂得、应当明白，恰恰是有用的知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最革命的力量；只有用于这方面的才智才能把人们的愿望和需求组织起来，不断加以扩大，从而有力地推动人们前进。这才是事业。”[1]（p.157）
高尔基愤怒地指出：“把吃不饱肚子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溺于自己的权势而发呆的白痴的拳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不叫事业，而是野蛮行为。”[1]（p.157）高尔基强烈要求列宁释放精神病学家维·彼·奥西波夫和和语言学家列·韦·谢尔巴等全部科学家。
最后，高尔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会常常不能自持，紧握您的手，您也是一位缺乏自持力的先生。”[1]（p.158）
9月15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列宁一方面承认，在逮捕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过一些错误。但是，列宁更多的是为逮捕知识分子辩护。“同样很明显：总的说来，逮捕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3]（p.87）
列宁接着强烈批评高尔基：列宁认为，高尔基怒气冲天的情绪是因为高尔基本人把人民的“知识人才”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才”混为一谈。[3]（p.88） 列宁接着说，至于谈到您的情绪，我“理解”是理解的。“您使自己处于资产阶级知识界最坏的分子的包围之中，受到他们啜泣的影响。几百个知识分子因被“可怕地”拘押几个星期而号叫，您听得见，也听得进去；而受到邓尼金、高尔察克、利安诺佐夫、罗将柯、红丘炮台阴谋分子（及其他立宪民主党阴谋分子）威胁的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呼声，您却听不见，而且也听不进去。”[3]（p.89）
在信的末尾，列宁严厉提醒高尔基，“说老实话，如果您再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您会毁灭的！衷心希望您早日挣脱出来。”[3]（p.89）
在给列宁写信后，1919年10月6日，高尔基又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致信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约·捷尔任斯基，强烈谴责对科研人员的逮捕。高尔基愤怒地指出：“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我在信的结尾声明，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1]（p.152）
由于高尔基和其他人的呼吁，苏维埃政府釋放了一些知识分子。但这多半是迫于压力而不是苏维埃政府的自觉。苏维埃政府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了。
的确，高尔基是勇敢的。但是，他的声音又是微弱的。他的呐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苏俄知识分子的厄运。但是，正是这微弱的呐喊凸显了人性的光辉。
历史常常上演着滑稽剧。苏俄就是这样上演滑稽剧的国家。苏俄披着“皇帝的新衣”，自说自话、招摇撞骗几十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谎话连篇、泯灭人性的可耻记录。
苏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苦的。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无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沙皇驱逐，却被列宁驱逐了。无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沙皇杀掉，却死在了斯大林的集中营里。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历史的进步吧。
还好，许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倒要感谢列宁，如果他们没有被列宁驱逐出国，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必定死于非命。
一个国家和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定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未来走向。钳制言论、对知识分子围追堵截、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和仇敌的政府，必定会得到报应。苏联帝国的坍塌就是最好的例证。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聪明的后人当认真思考苏俄败亡的教训。
参考文献
[1]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列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列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蒋华志，1963年9月，男，汉族，四川苍溪人。历史学硕士、乐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英语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