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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就是“讲故事”，“讲”和“故事”构成了小说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尽管小说的变化发展花样翻新，但始终没有脱开“讲”和“故事”的窠臼。如果说“故事”是作家“想说”的，那么，作家如何为自己的“想说”找到合适的“说出方式”。
西藏青年作家张祖文的“藏边体小说”《拉萨河畔》①“想说”些什么呢？
故事发生在世纪初青藏铁路的修筑、“非典”肆虐等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援藏干部陈洛来到高原小城，偶然情况下结识了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卓玛，以及在此打工的四川籍男子巴哥巴尔干。卓玛和她的阿妈经营着一个名叫“康定情歌”的藏餐馆。巴尔干在小城打工多年，因开搅拌机而患“尘肺”。小说围绕这三个主要人物，并以这三个人的遭遇、经历为主线，展示了21世纪初，青藏高原一个小城各色人等的生活遭际和所思所想，他们的爱与恨，苦与乐。
作者坦言，“小说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故事为外壳，揭示掩藏在故事深处的人性”，“西藏只是我进行创作时借用的一件‘外壳’，我创作的内核是自己身边的那些质朴而可爱的人，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的光辉。”②
故事牵涉人物很多。陈洛、卓玛、巴尔干无疑是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作者刻画了这三个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经历、不同遭际、不同性格的人物。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每个人物既是现实的个体存物，也是各种观念的总体存在，是观念与行动的结合体。③
陈洛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的爷爷曾是十八军战士，并且牺牲在西藏，他母亲是藏族，父亲陈援藏在西藏工作一辈子，所以他还有个藏汉混合的名字叫陈次洛。陈洛虽然生活在内地，却在生理上是名副其实的藏汉混血儿。虽然他远离西藏，对藏族文化有些生疏，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藏族的达观平和，他追求成功，但这个成功之于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他不屑于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去费尽心机地进行很多人为的运作，更不会为了那些目的去做一些不择手段甚至是见不了光的事。他带来了援建项目，要在小城开发旅游项目，建造雍措宫，他尽心尽力地做好份内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他在巴哥等民工“打狗”的时候挺身护狗、帮助巴哥打官司、一个人去“白眼狼”的工地调查工人的伙食情况、在白拥局长和“白眼狼”安排的饭局中自己买单并提前离开饭局，既照顾了同事情谊又不失做人做事的原则等等。有爱心、有良知、有操守，具有一个援藏干部应有的品质。他骨子里的善良、担当和正义打动了卓玛姑娘，他内心也喜欢这个柔弱、热心、善良乐观的卓玛，但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陈洛在西藏不仅援建了造福小城的雍措宫，而且最终收获了真正的爱情。
卓玛，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从小没有父亲，自幼多病，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靠捡垃圾抚养她长大，拉巴叔叔、普布医生等给予她们非常大的帮助。长大后，她和阿妈经营藏餐馆。无论是对待动物还是对待人，无论是对亲人还是邻居，甚至是犯过错的人，她都有天使一般的心地，她牢记阿妈说过的话：“蜇人是蝎子的天性，爱是我的天性，我怎么会因为蝎子的天性而放弃自己的天性呢？”以帮助人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她帮助陈洛的表妹走出失恋和失去孩子的双重痛苦，帮助曾经因打狗而误打了自己的农民工巴尔干。她的慈悲宽容，既是宗教信仰的滋养，也是灵魂的自觉，她无数次感受过别人给予的温暖，她又用这种温暖去温暖需要帮助的人。
巴尔干是小说中处于底层的人物。他来自四川农村，家里有多病的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能吃苦受累，不怕脏，会开搅拌机。他一心一意对待工地的工作，再累再苦都能忍受。实心实意对待自己的同乡，尤其是他对腰子的关心。腰子比他年轻，新婚后来到西藏这个小城的建筑工地，忍受不了生活的单调和远离家、远离妻子的煎熬，偶尔会去小城的女人街，甚至会背着老乡去消费“小姐”，巴尔干为此生气，但他能理解腰子，所以，他才会替腰子付账，甚至为此挨打。他给老板“白眼狼”打工多年，得了“尘肺”。他得到了好心的普布医生、腰子、还有陈洛局长、卓玛、多多、小燕子、工友等的帮助，普布医生给他钱让他去拉萨的大医院做职业病的鉴定，腰子放弃工作照顾陪伴他，陈洛、多多姑娘等为他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卓玛姑娘为他垫付住院费用，他感受到了周围好心人的帮助。可一心只为赚钱的老板“白眼狼”不但不给他开具职业病鉴定的证明，还无情的把他赶出工地。如果小说仅仅写了这样一个打工者，只会让读者为这个可怜的人捧一掬同情的眼泪。小说最感人之处，是写他得了“尘肺”完全失去劳动的能力，遭遇到生活的全面压迫，甚至遭受生命的威胁，身体的病痛让他明白，多多提供的法律援助需要时日，而他的身体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拯救自己？作者在处理巴尔干这个人物时最成功之处，就是巴尔干用自己的方法拯救自己。尽管这个方法有危险，他只能孤注一掷。当巴尔干无意间得知“非典”由国家免费治疗的信息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丝亮光”，“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听到‘免费’两个字内心就开始激动，而且，这激动还直接导致我的大脑里马上产生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似乎是从天上突然降临到我的脑海中来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深思熟虑。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就感觉面前无端地有了一道光亮。”“白眼狼”因腰子偷拍自己而雇人报复腰子和小燕子时，他不顾重病的身体帮小燕子挡铁棍，因而被打伤住院后，他甚至“有点儿狂喜”，因为他得知陈洛的妻子欧可在来西藏时感染了“非典”，他设法在深夜潜入“非典”病房，“将自己的身体，慢慢凑近了她的身体。”并心动于终于可以救赎自己，“我把自己完全置身于这种救赎之中。”在甜美的梦中看到了远方的妻子和懂事的儿子，甚至还有善良的卓玛，普布医生，陈洛局长，还有腰子，这些善良的好人以及给予他的帮助，最后他还想到他的老板“白眼狼”，他甚至理解他也是在人生的沉浮中才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坏，其实并不能对整个局势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的。”他不恨他了。当巴尔干在“非典”病房被发现的时候，当医生们将他踢翻在地，摁住他的时候，“我任由他们摁住自己，没做任何反抗。我的脸朝下被摁在地上，我甚至感觉自己的整个面部充满了笑意。”善良的普布医生看穿了巴尔干的目的，在普布医生满是心痛地把巴尔干送进特护病房的时候，“我的内心，则在瞬间就完全松弛下来。仿佛我现在得的不是病，而是整个世界。”巴尔干用孤注一掷般放弃生命的方式挽救自己的生命，他成功了，这是底层的成功，也是底层的智慧。处于底层的还有腰子和小燕子。为了帮助生病的巴哥，腰子和巴尔干举着牌子在工地的大门口等待老板，不凑效后，腰子和小燕子秘密的用摄像机偷拍了“白眼狼”和“小姐”厮混的影像，想以此迫使他给巴尔干出具职业病鉴定的证明，可换来了“白眼狼”雇人对腰子和小燕子的报复。怎样解释他们的行为？难道仅仅是他们不懂法律吗？是他们愚昧刁蛮吗？美国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的反抗具有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人的特点，并且是一种“隐藏的文本”，具有特殊性，并且往往具有语言行为之外的实践过程。比如，腰子偷拍、巴哥潜入“非典”病房等，都是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这些不同于“公开文本”的行为是千百万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通过这些可以解释和理解底层人物难以捉摸的行为，斯科特说，“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自己的‘隐藏的文本’。”④这正体现了人物的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体现了人物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实践，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他仍然是“自主”的而不是“他主”的。鲁迅先生曾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⑤所以，就人物塑造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言，巴尔干无疑是最丰满最生动的人物，是最突出体现“藏边地”人生活境况的代表。 普布医生也是小说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是医生，救死扶伤不仅是他的职业宗旨，也是他的人生宗旨。他不仅医术好，并且拥有一颗仁爱之心，“医者仁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对卓玛，对患者，都给予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小说通过他无私帮助异族打工者巴哥表现了他的善良慈悲，他处处为患者着想，理解巴哥的处境，甚至自己掏钱让巴尔干去拉萨大医院做职业病鉴定，在看穿巴哥想通过感染“非典”来达到免费治病的用心之后，他心痛。他把帮助他人看成是修行的一部分，在他的理解中，幸福就是让大家现在过得好。
小说中也写了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的老板“白眼狼”、深谙官场哲学、善于察言观色、拍马溜须的小公务员扎西等人物、官商勾结谋取私利、打工者群体权益的维护等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扩大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立体地呈现了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或许，这些正是作者之“想说”。
二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当代小说写作花样翻新，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写作和身体写作中，我们似乎难以体会到真正的情感，很多小说里有的除了欲望，就是对欲望的索求。从个人的审美经验出发，我喜欢小说能够真正为大众的生存说话，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人性深处的美。
作者如何为自己“想说”的找到合适的“说出方式”。
《拉萨河畔》共有22个章节，作者选取了三个人物的视角，一个是援藏干部陈洛，一个是藏族姑娘卓玛，一个是在藏打工的农民巴哥。四川籍打工者巴尔干、腰子在这个小城的一个工地干建筑工，老板“白眼狼”克扣工人伙食，使得工地上的工人欲打狗改善伙食，巴尔干和腰子等人打狗，援藏干部陈洛和藏族姑娘卓玛护狗。正所谓“不打不相识”。通过“打狗”事件，呈现了三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及其生活场景：卓玛和她的阿妈、维持她们生计的藏餐馆“康定情歌”、卓玛的表哥大达瓦、卓玛的叔叔拉巴、卓玛的邻居普琼等；援藏干部陈洛、陈洛的父亲、爷爷、投奔陈洛的表妹多多、陈洛的妻子欧可、陈洛在小城的同事尼玛局长、白拥局长、扎西、向文勇等同事；在小城打工的巴尔干和他的同乡腰子、建筑工地、巴尔干的妻子和儿子、腰子的母亲和妻子、巴尔干的老板“白眼狼”、小燕子和“女人街”等；还有给巴尔干和卓玛看病的普布医生等。小说由此组织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在全部的22个章节里，第一、四、七、十、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二节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叙述视角是陈洛的。第二、五、八、十一、十四、十七、二十节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视角是卓玛的。第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节也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视角是巴哥的。叙述的顺序先是陈洛，再是卓玛，然后是巴哥，依次循环，完成全部叙事。关于祖文的叙事策略，我曾在《拉萨别来无恙的》评论中予以肯定，《拉萨河畔》在叙事上更显出作者的匠心。《拉萨别来无恙》中的第三人称叙述由作者虚构的叙述者来完成，这个叙述者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物的内心。而《拉萨河畔》的第三人称叙述则由人物陈洛来完成，他只出现在该他出现的时候，而且这个第三人称可以置换成陈洛的第一人称，如果我们试着把“陈洛”换成“我”，不仅不影响叙事的效果，而且叙述更切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从小说的整体结构看，这个第三人称的内聚焦视角不仅凸显了被叙述的事件，有助于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从形象塑造的角度看，更好地展示陈洛在援藏期间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在工作、生活、情感、思想等方面的变化。比如对待官场、对待婚姻和爱情、对待生疏了的民族文化等等。陈洛是援藏干部，又是藏汉混血，他和藏族同胞、藏文化之间的疏离与亲近使整个叙述具有了张力。另外，他的视角相对于其他人的视角而言，更具有广阔性。从小说的内容上看，经由他的视角，更容易把西藏与内地、西藏发展与经济建设、物质现状与精神追求、藏民族生活与文化精神等等重大社会问题以及个人隐秘的情感世界统摄在一起，进而反映西藏社会发展的真实状貌。
卓玛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使小说获得了更为浓郁的西藏风情和民族特色。在卓玛的叙述里，她的身世，阿妈的遭遇，父亲的死亡之谜，表哥大达瓦、拉巴叔叔、普布医生，甚至她的邻居等族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经历、不同思想感情等得到了广泛地展示。他们也有缺点，也有处身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中的困惑和迷茫，但他们的善良、宽容，他们正直、乐观，他们与天地人神平等相处的胸怀，他们面对艰辛生活时的坚韧，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他们持守灵魂的姿态，藏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俗等日常生活事象等，经由卓玛的视角，得到了形象的展示，并获得了展示藏民族精神气质的意义。
巴哥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从意图上更接近作者的“藏边地”人的存在状态。建筑工地、搅拌机、租住几平米的狭小房间等，这些构成巴哥处身社会底层的表征。他述说着自己的生活状态，叙说着自己看待他人，看待社会，看待自己的标准和尺度。面对妻子儿子，他是负责任的丈夫，他出门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供儿子上学，给妻子买药。他看不惯腰子把辛苦挣来的钱去找“小姐”，但他能理解他，所以在腰子遇到麻烦时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他得知自己生病时，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和老板无关。作为一个打工者，在无法获得正当权益的时候，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铤而走险，用感染“非典”来求得免费的医治。掩卷之余，我们可能会责怪他没有法律意识，但我们更应该思考：谁该为他恶劣的工作环境负责？谁该为他淡薄的法律意识负责？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个叙述视角涉及的章节连缀在一起重读，无疑走进三个不一样的人生，三种看待世界的窗口。作者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或催人泪下或让人开颜的生命交响曲，其中包含了日常经验但又提升了日常经验，是作家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接近生活核心的策略。
或者，这正是作者为他“想说”的找到的合适的“说出方式”。
三
文学应该承担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所有文学都应该具备某种先锋性，无论其先锋性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文学只要能对未有加以延伸和拓展，能给人们提供更新的、意料之外的可能，并能对读者旧有的审美经验、思考经验构成挑战，让它得到丰富和拓展，那就意味着成功。相反，小说如果只对现实做镜像反映的话，那它存在的理由将变得可疑。张祖文的小说正是在延展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认识的层面上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如巴尔干潜入“非典”病房这个情节，不仅是处身底层社会的巴哥的无奈之举，也是祖文对底层反抗的深刻洞察。意味着作家有能力透视人物在绝望无奈中的心理驱动力及行为方式，意味着作家的思想洞察力。 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依据他自己的特殊立场和观点对整个社会生活作出反应，并用他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把这种反应具体化、形象化。张祖文的小说也涉及到了当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社会担当意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不能以同一单位计量的。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⑥
2013年张祖文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在拉萨等你》。故事由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组成。一是拉萨青年次洛经布达拉宫高僧十几年的辛勤指导，练就了一身不凡的藏刀刀法。次洛因他的牦牛“拉佳狄马”和牦牛“卓玛琼飞”的神奇牵引，认识了从北京来拉萨的姑娘可可，两人在拉萨上演了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二是因为圆明园最著名的十二生肖兽首之一的龙首惊现拉萨，次洛和可可等与香港商人陈雨生与西藏商人欧普穷（也是可可师父）、尼玛之间展开了较量。三是几百年前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时，因为喜吃雪猪肉而大肆掠杀雪猪并激起雪猪的强烈反抗。清军统帅福康安在与廓尔喀人作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山洞，在探寻古洞的过程中，福康安发现当时布达拉宫的吉伦活佛的一些不为人之的秘密，以及福康安与雪猪及牦牛等高原动物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峙。作者借用时下流行的穿越，把历史与现实，古与今，人与动物等连结在一起，其中清军大战廓尔喀人，传说中的《藏密要经》、龙首、布达拉宫失窃的珍宝、关帝庙等被引入故事中，牦牛、雪猪与人的较量等使故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014年，祖文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圣殿》。和《拉萨河畔》相比，《太阳圣殿》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四十年代左右写起，历经解放战争，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叛乱，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人物众多。四川农村的陈列和陈常兄弟，陈列父子祖孙；旺堆和卓玛父女，热旦父子，王吖父女，段营长等。描绘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这些构成了祖文荡气回肠的“藏边体”系列小说。
张祖文的“藏边地”小说在叙事上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首先，表现在他笔下的“多边叙事”。“多边叙事”是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单边叙事”而言的⑦。在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没有对非我族的“他者”的叙述，或者简约化和限制对“他者”的叙述，而张祖文小说的叙事中既有藏族，也有汉族，和藏族作家的叙事中不涉及和很少涉及汉族不同。这或许正凸显了张祖文的“藏边体”小说的特色。其次，作为一个在西藏工作的汉族人，张祖文善于利用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组织小说中的事件，赋予小说极大的可读性和真实感。第三，张祖文的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四川方言和俚语的运用是张祖文小说的语言的重要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恰当的方言俚语的使用常常能使语言活泼新颖且富于表现力。
张祖文的作品交织着传统叙述和现代叙述的双重特点，既追求现代叙述的客观，避免叙述者情感或价值参与，倡导读者的独立性，在读者与文本的交流中理解、生成作品。又注重对人物心境和自然环境的描述，有时又不失时机地凸显叙述者的声音，对事件、人物、环境等作出评述，甚至直接露面表达一些观点，虽然叙述者的观点无助于故事的进程的推进，但却对读者的阅读产生影响，但有时候难免会破坏读者阅读的自主性。就《拉萨河畔》而言，第五节应是卓玛的视角，但开头却写卓玛的叔叔拉巴梦到《斯巴宰牛歌》，与整体叙述脱节。在第二节卓玛第一次作为叙述人叙述小时候在拉萨河边过沐浴节的情节里，写阿妈对卓玛说，“长大了成为漂亮姑娘，迷死那些男人呢。”“女人的美丽，本来就是为了男人”等句子，不符合阿妈的个性和经历。瑕不掩瑜，期待张祖文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注释：
①“藏边体”是张祖文对自己创作的概括。用他的话说，“所谓‘藏边体小说’，它是一种西藏边缘体验异度写作，主要反映内地进藏人员和受千年佛教熏染的藏族人民，在面对现代文明交融时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其内容主要以发生在当下的题材为主，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
②《张祖文：我有写不完的“藏边体”》，见《西部时报》2012年4月10日。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鲁迅：《花边文学·倒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⑤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载《读书》2002年第7期。
⑥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513-51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⑦欧阳可惺：《“走出”的批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单边叙事”》载《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小说就是“讲故事”，“讲”和“故事”构成了小说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尽管小说的变化发展花样翻新，但始终没有脱开“讲”和“故事”的窠臼。如果说“故事”是作家“想说”的，那么，作家如何为自己的“想说”找到合适的“说出方式”。
西藏青年作家张祖文的“藏边体小说”《拉萨河畔》①“想说”些什么呢？
故事发生在世纪初青藏铁路的修筑、“非典”肆虐等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援藏干部陈洛来到高原小城，偶然情况下结识了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卓玛，以及在此打工的四川籍男子巴哥巴尔干。卓玛和她的阿妈经营着一个名叫“康定情歌”的藏餐馆。巴尔干在小城打工多年，因开搅拌机而患“尘肺”。小说围绕这三个主要人物，并以这三个人的遭遇、经历为主线，展示了21世纪初，青藏高原一个小城各色人等的生活遭际和所思所想，他们的爱与恨，苦与乐。
作者坦言，“小说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故事为外壳，揭示掩藏在故事深处的人性”，“西藏只是我进行创作时借用的一件‘外壳’，我创作的内核是自己身边的那些质朴而可爱的人，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的光辉。”②
故事牵涉人物很多。陈洛、卓玛、巴尔干无疑是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作者刻画了这三个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经历、不同遭际、不同性格的人物。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每个人物既是现实的个体存物，也是各种观念的总体存在，是观念与行动的结合体。③
陈洛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的爷爷曾是十八军战士，并且牺牲在西藏，他母亲是藏族，父亲陈援藏在西藏工作一辈子，所以他还有个藏汉混合的名字叫陈次洛。陈洛虽然生活在内地，却在生理上是名副其实的藏汉混血儿。虽然他远离西藏，对藏族文化有些生疏，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藏族的达观平和，他追求成功，但这个成功之于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他不屑于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去费尽心机地进行很多人为的运作，更不会为了那些目的去做一些不择手段甚至是见不了光的事。他带来了援建项目，要在小城开发旅游项目，建造雍措宫，他尽心尽力地做好份内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他在巴哥等民工“打狗”的时候挺身护狗、帮助巴哥打官司、一个人去“白眼狼”的工地调查工人的伙食情况、在白拥局长和“白眼狼”安排的饭局中自己买单并提前离开饭局，既照顾了同事情谊又不失做人做事的原则等等。有爱心、有良知、有操守，具有一个援藏干部应有的品质。他骨子里的善良、担当和正义打动了卓玛姑娘，他内心也喜欢这个柔弱、热心、善良乐观的卓玛，但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陈洛在西藏不仅援建了造福小城的雍措宫，而且最终收获了真正的爱情。
卓玛，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从小没有父亲，自幼多病，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靠捡垃圾抚养她长大，拉巴叔叔、普布医生等给予她们非常大的帮助。长大后，她和阿妈经营藏餐馆。无论是对待动物还是对待人，无论是对亲人还是邻居，甚至是犯过错的人，她都有天使一般的心地，她牢记阿妈说过的话：“蜇人是蝎子的天性，爱是我的天性，我怎么会因为蝎子的天性而放弃自己的天性呢？”以帮助人为自己最大的快乐。她帮助陈洛的表妹走出失恋和失去孩子的双重痛苦，帮助曾经因打狗而误打了自己的农民工巴尔干。她的慈悲宽容，既是宗教信仰的滋养，也是灵魂的自觉，她无数次感受过别人给予的温暖，她又用这种温暖去温暖需要帮助的人。
巴尔干是小说中处于底层的人物。他来自四川农村，家里有多病的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能吃苦受累，不怕脏，会开搅拌机。他一心一意对待工地的工作，再累再苦都能忍受。实心实意对待自己的同乡，尤其是他对腰子的关心。腰子比他年轻，新婚后来到西藏这个小城的建筑工地，忍受不了生活的单调和远离家、远离妻子的煎熬，偶尔会去小城的女人街，甚至会背着老乡去消费“小姐”，巴尔干为此生气，但他能理解腰子，所以，他才会替腰子付账，甚至为此挨打。他给老板“白眼狼”打工多年，得了“尘肺”。他得到了好心的普布医生、腰子、还有陈洛局长、卓玛、多多、小燕子、工友等的帮助，普布医生给他钱让他去拉萨的大医院做职业病的鉴定，腰子放弃工作照顾陪伴他，陈洛、多多姑娘等为他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卓玛姑娘为他垫付住院费用，他感受到了周围好心人的帮助。可一心只为赚钱的老板“白眼狼”不但不给他开具职业病鉴定的证明，还无情的把他赶出工地。如果小说仅仅写了这样一个打工者，只会让读者为这个可怜的人捧一掬同情的眼泪。小说最感人之处，是写他得了“尘肺”完全失去劳动的能力，遭遇到生活的全面压迫，甚至遭受生命的威胁，身体的病痛让他明白，多多提供的法律援助需要时日，而他的身体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拯救自己？作者在处理巴尔干这个人物时最成功之处，就是巴尔干用自己的方法拯救自己。尽管这个方法有危险，他只能孤注一掷。当巴尔干无意间得知“非典”由国家免费治疗的信息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丝亮光”，“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听到‘免费’两个字内心就开始激动，而且，这激动还直接导致我的大脑里马上产生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似乎是从天上突然降临到我的脑海中来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深思熟虑。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就感觉面前无端地有了一道光亮。”“白眼狼”因腰子偷拍自己而雇人报复腰子和小燕子时，他不顾重病的身体帮小燕子挡铁棍，因而被打伤住院后，他甚至“有点儿狂喜”，因为他得知陈洛的妻子欧可在来西藏时感染了“非典”，他设法在深夜潜入“非典”病房，“将自己的身体，慢慢凑近了她的身体。”并心动于终于可以救赎自己，“我把自己完全置身于这种救赎之中。”在甜美的梦中看到了远方的妻子和懂事的儿子，甚至还有善良的卓玛，普布医生，陈洛局长，还有腰子，这些善良的好人以及给予他的帮助，最后他还想到他的老板“白眼狼”，他甚至理解他也是在人生的沉浮中才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坏，其实并不能对整个局势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的。”他不恨他了。当巴尔干在“非典”病房被发现的时候，当医生们将他踢翻在地，摁住他的时候，“我任由他们摁住自己，没做任何反抗。我的脸朝下被摁在地上，我甚至感觉自己的整个面部充满了笑意。”善良的普布医生看穿了巴尔干的目的，在普布医生满是心痛地把巴尔干送进特护病房的时候，“我的内心，则在瞬间就完全松弛下来。仿佛我现在得的不是病，而是整个世界。”巴尔干用孤注一掷般放弃生命的方式挽救自己的生命，他成功了，这是底层的成功，也是底层的智慧。处于底层的还有腰子和小燕子。为了帮助生病的巴哥，腰子和巴尔干举着牌子在工地的大门口等待老板，不凑效后，腰子和小燕子秘密的用摄像机偷拍了“白眼狼”和“小姐”厮混的影像，想以此迫使他给巴尔干出具职业病鉴定的证明，可换来了“白眼狼”雇人对腰子和小燕子的报复。怎样解释他们的行为？难道仅仅是他们不懂法律吗？是他们愚昧刁蛮吗？美国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的反抗具有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人的特点，并且是一种“隐藏的文本”，具有特殊性，并且往往具有语言行为之外的实践过程。比如，腰子偷拍、巴哥潜入“非典”病房等，都是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这些不同于“公开文本”的行为是千百万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通过这些可以解释和理解底层人物难以捉摸的行为，斯科特说，“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自己的‘隐藏的文本’。”④这正体现了人物的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体现了人物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实践，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他仍然是“自主”的而不是“他主”的。鲁迅先生曾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⑤所以，就人物塑造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言，巴尔干无疑是最丰满最生动的人物，是最突出体现“藏边地”人生活境况的代表。 普布医生也是小说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是医生，救死扶伤不仅是他的职业宗旨，也是他的人生宗旨。他不仅医术好，并且拥有一颗仁爱之心，“医者仁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对卓玛，对患者，都给予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小说通过他无私帮助异族打工者巴哥表现了他的善良慈悲，他处处为患者着想，理解巴哥的处境，甚至自己掏钱让巴尔干去拉萨大医院做职业病鉴定，在看穿巴哥想通过感染“非典”来达到免费治病的用心之后，他心痛。他把帮助他人看成是修行的一部分，在他的理解中，幸福就是让大家现在过得好。
小说中也写了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的老板“白眼狼”、深谙官场哲学、善于察言观色、拍马溜须的小公务员扎西等人物、官商勾结谋取私利、打工者群体权益的维护等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扩大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立体地呈现了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或许，这些正是作者之“想说”。
二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当代小说写作花样翻新，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写作和身体写作中，我们似乎难以体会到真正的情感，很多小说里有的除了欲望，就是对欲望的索求。从个人的审美经验出发，我喜欢小说能够真正为大众的生存说话，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人性深处的美。
作者如何为自己“想说”的找到合适的“说出方式”。
《拉萨河畔》共有22个章节，作者选取了三个人物的视角，一个是援藏干部陈洛，一个是藏族姑娘卓玛，一个是在藏打工的农民巴哥。四川籍打工者巴尔干、腰子在这个小城的一个工地干建筑工，老板“白眼狼”克扣工人伙食，使得工地上的工人欲打狗改善伙食，巴尔干和腰子等人打狗，援藏干部陈洛和藏族姑娘卓玛护狗。正所谓“不打不相识”。通过“打狗”事件，呈现了三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及其生活场景：卓玛和她的阿妈、维持她们生计的藏餐馆“康定情歌”、卓玛的表哥大达瓦、卓玛的叔叔拉巴、卓玛的邻居普琼等；援藏干部陈洛、陈洛的父亲、爷爷、投奔陈洛的表妹多多、陈洛的妻子欧可、陈洛在小城的同事尼玛局长、白拥局长、扎西、向文勇等同事；在小城打工的巴尔干和他的同乡腰子、建筑工地、巴尔干的妻子和儿子、腰子的母亲和妻子、巴尔干的老板“白眼狼”、小燕子和“女人街”等；还有给巴尔干和卓玛看病的普布医生等。小说由此组织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在全部的22个章节里，第一、四、七、十、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二节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叙述视角是陈洛的。第二、五、八、十一、十四、十七、二十节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视角是卓玛的。第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节也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视角是巴哥的。叙述的顺序先是陈洛，再是卓玛，然后是巴哥，依次循环，完成全部叙事。关于祖文的叙事策略，我曾在《拉萨别来无恙的》评论中予以肯定，《拉萨河畔》在叙事上更显出作者的匠心。《拉萨别来无恙》中的第三人称叙述由作者虚构的叙述者来完成，这个叙述者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物的内心。而《拉萨河畔》的第三人称叙述则由人物陈洛来完成，他只出现在该他出现的时候，而且这个第三人称可以置换成陈洛的第一人称，如果我们试着把“陈洛”换成“我”，不仅不影响叙事的效果，而且叙述更切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从小说的整体结构看，这个第三人称的内聚焦视角不仅凸显了被叙述的事件，有助于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从形象塑造的角度看，更好地展示陈洛在援藏期间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在工作、生活、情感、思想等方面的变化。比如对待官场、对待婚姻和爱情、对待生疏了的民族文化等等。陈洛是援藏干部，又是藏汉混血，他和藏族同胞、藏文化之间的疏离与亲近使整个叙述具有了张力。另外，他的视角相对于其他人的视角而言，更具有广阔性。从小说的内容上看，经由他的视角，更容易把西藏与内地、西藏发展与经济建设、物质现状与精神追求、藏民族生活与文化精神等等重大社会问题以及个人隐秘的情感世界统摄在一起，进而反映西藏社会发展的真实状貌。
卓玛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使小说获得了更为浓郁的西藏风情和民族特色。在卓玛的叙述里，她的身世，阿妈的遭遇，父亲的死亡之谜，表哥大达瓦、拉巴叔叔、普布医生，甚至她的邻居等族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经历、不同思想感情等得到了广泛地展示。他们也有缺点，也有处身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中的困惑和迷茫，但他们的善良、宽容，他们正直、乐观，他们与天地人神平等相处的胸怀，他们面对艰辛生活时的坚韧，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他们持守灵魂的姿态，藏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俗等日常生活事象等，经由卓玛的视角，得到了形象的展示，并获得了展示藏民族精神气质的意义。
巴哥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从意图上更接近作者的“藏边地”人的存在状态。建筑工地、搅拌机、租住几平米的狭小房间等，这些构成巴哥处身社会底层的表征。他述说着自己的生活状态，叙说着自己看待他人，看待社会，看待自己的标准和尺度。面对妻子儿子，他是负责任的丈夫，他出门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供儿子上学，给妻子买药。他看不惯腰子把辛苦挣来的钱去找“小姐”，但他能理解他，所以在腰子遇到麻烦时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他得知自己生病时，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和老板无关。作为一个打工者，在无法获得正当权益的时候，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铤而走险，用感染“非典”来求得免费的医治。掩卷之余，我们可能会责怪他没有法律意识，但我们更应该思考：谁该为他恶劣的工作环境负责？谁该为他淡薄的法律意识负责？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个叙述视角涉及的章节连缀在一起重读，无疑走进三个不一样的人生，三种看待世界的窗口。作者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或催人泪下或让人开颜的生命交响曲，其中包含了日常经验但又提升了日常经验，是作家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接近生活核心的策略。
或者，这正是作者为他“想说”的找到的合适的“说出方式”。
三
文学应该承担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所有文学都应该具备某种先锋性，无论其先锋性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文学只要能对未有加以延伸和拓展，能给人们提供更新的、意料之外的可能，并能对读者旧有的审美经验、思考经验构成挑战，让它得到丰富和拓展，那就意味着成功。相反，小说如果只对现实做镜像反映的话，那它存在的理由将变得可疑。张祖文的小说正是在延展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认识的层面上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如巴尔干潜入“非典”病房这个情节，不仅是处身底层社会的巴哥的无奈之举，也是祖文对底层反抗的深刻洞察。意味着作家有能力透视人物在绝望无奈中的心理驱动力及行为方式，意味着作家的思想洞察力。 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依据他自己的特殊立场和观点对整个社会生活作出反应，并用他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把这种反应具体化、形象化。张祖文的小说也涉及到了当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社会担当意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不能以同一单位计量的。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⑥
2013年张祖文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在拉萨等你》。故事由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组成。一是拉萨青年次洛经布达拉宫高僧十几年的辛勤指导，练就了一身不凡的藏刀刀法。次洛因他的牦牛“拉佳狄马”和牦牛“卓玛琼飞”的神奇牵引，认识了从北京来拉萨的姑娘可可，两人在拉萨上演了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二是因为圆明园最著名的十二生肖兽首之一的龙首惊现拉萨，次洛和可可等与香港商人陈雨生与西藏商人欧普穷（也是可可师父）、尼玛之间展开了较量。三是几百年前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时，因为喜吃雪猪肉而大肆掠杀雪猪并激起雪猪的强烈反抗。清军统帅福康安在与廓尔喀人作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山洞，在探寻古洞的过程中，福康安发现当时布达拉宫的吉伦活佛的一些不为人之的秘密，以及福康安与雪猪及牦牛等高原动物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峙。作者借用时下流行的穿越，把历史与现实，古与今，人与动物等连结在一起，其中清军大战廓尔喀人，传说中的《藏密要经》、龙首、布达拉宫失窃的珍宝、关帝庙等被引入故事中，牦牛、雪猪与人的较量等使故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014年，祖文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圣殿》。和《拉萨河畔》相比，《太阳圣殿》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四十年代左右写起，历经解放战争，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叛乱，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人物众多。四川农村的陈列和陈常兄弟，陈列父子祖孙；旺堆和卓玛父女，热旦父子，王吖父女，段营长等。描绘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这些构成了祖文荡气回肠的“藏边体”系列小说。
张祖文的“藏边地”小说在叙事上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首先，表现在他笔下的“多边叙事”。“多边叙事”是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单边叙事”而言的⑦。在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没有对非我族的“他者”的叙述，或者简约化和限制对“他者”的叙述，而张祖文小说的叙事中既有藏族，也有汉族，和藏族作家的叙事中不涉及和很少涉及汉族不同。这或许正凸显了张祖文的“藏边体”小说的特色。其次，作为一个在西藏工作的汉族人，张祖文善于利用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组织小说中的事件，赋予小说极大的可读性和真实感。第三，张祖文的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四川方言和俚语的运用是张祖文小说的语言的重要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恰当的方言俚语的使用常常能使语言活泼新颖且富于表现力。
张祖文的作品交织着传统叙述和现代叙述的双重特点，既追求现代叙述的客观，避免叙述者情感或价值参与，倡导读者的独立性，在读者与文本的交流中理解、生成作品。又注重对人物心境和自然环境的描述，有时又不失时机地凸显叙述者的声音，对事件、人物、环境等作出评述，甚至直接露面表达一些观点，虽然叙述者的观点无助于故事的进程的推进，但却对读者的阅读产生影响，但有时候难免会破坏读者阅读的自主性。就《拉萨河畔》而言，第五节应是卓玛的视角，但开头却写卓玛的叔叔拉巴梦到《斯巴宰牛歌》，与整体叙述脱节。在第二节卓玛第一次作为叙述人叙述小时候在拉萨河边过沐浴节的情节里，写阿妈对卓玛说，“长大了成为漂亮姑娘，迷死那些男人呢。”“女人的美丽，本来就是为了男人”等句子，不符合阿妈的个性和经历。瑕不掩瑜，期待张祖文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注释：
①“藏边体”是张祖文对自己创作的概括。用他的话说，“所谓‘藏边体小说’，它是一种西藏边缘体验异度写作，主要反映内地进藏人员和受千年佛教熏染的藏族人民，在面对现代文明交融时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其内容主要以发生在当下的题材为主，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
②《张祖文：我有写不完的“藏边体”》，见《西部时报》2012年4月10日。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鲁迅：《花边文学·倒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⑤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载《读书》2002年第7期。
⑥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513-51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⑦欧阳可惺：《“走出”的批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单边叙事”》载《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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