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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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真正独立地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并导演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的年代。在这十年中,资产阶级的左右两翼分别领导着两种平行发展的政治运动,革命派以"民主共和"为旗帜,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组建革命团体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立宪派以"君主立宪"为主义,宣传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组织宪政社团,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宛如同台并演的两出戏。威武雄壮的辛亥革命终于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这一划时代的不朽伟绩早已彪炳史册,并且愈来愈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而与之异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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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真正独立地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并导演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的年代。在这十年中,资产阶级的左右两翼分别领导着两种平行发展的政治运动,革命派以"民主共和"为旗帜,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组建革命团体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立宪派以"君主立宪"为主义,宣传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组织宪政社团,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宛如同台并演的两出戏。威武雄壮的辛亥革命终于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这一划时代的不朽伟绩早已彪炳史册,并且愈来愈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而与之异曲同工的立宪运动却只是最近十年来才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学者对它的认识和评价还未尽一致,但毕竟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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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桂冠奉让给袁世凯,是威武雄壮的辛亥革命活剧中令人失望的终幕.多年来,许多历史学家试图阐释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归结于客观上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革命力量软弱涣散,而反革命力量强固庞大——这个力量对比的公式似乎可以解释历史上任何—次革命的失败,虽不失为正确的注解之一,但过于抽象,没有揭示造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这个事件的特殊原因.有的
一、问题的提起在有关孙中山的大量评论中,有一种评论认为,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先生实是在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蒋介石不但完全赞同这种说法,而且有所发挥,他说孙中山的学问、思想、道德和革命主义"完全继承五千年来历史文化的正统";并且以一个"见证人"口吻,说孙中山在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询问什么是他革命的哲学基础,他的革命主义是由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的时候,孙中山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
义和团运动主要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严重的产物;然从其斗争内容和形式来看,又同甲午战前的反教会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义和团运动所以在山东爆发,是与山东反教会斗争相关联,近人著述已指出,"拳变时期的义和团是由光绪十三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演变而来".把冠县梨园屯教案看成是义和团运动产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有什么疑问.但在具体提法上却极不一致,有说义和团"起于冠县十八村,原名梅花拳",有说义
在商代社会结构中,王权占有特殊位置.研究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情况是殷商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从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问题着手进行考察,重点在于说明商代王权的特征.一卜辞中的商王名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庙号,这是商王死后追称的名号,如大甲、武丁之类.二是亲属称谓,如父乙、兄辛之类.三是生称,也可以说是商王的本名.自从王国维发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以来,经过专家们的长期
对于宗法制度,自汉至清的历代经学大师皆有过程度不同的记述与研究,但大都局限在《礼记》和《礼仪》等经书中所记叙的有关大宗小宗的理论里,比较偏重于对婚丧祭祀、聘享宴会、车马舆服、礼教仪式等烦琐礼制的注疏与考证,没有亦不可能深入探究古代宗法制度的社会内容与阶级实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史学界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宗法制度有过不少的论述和研究,并取得不小的成果.然而,这些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是康熙亲征噶尔丹的一次重大战役,也是清史上一个著名事件.关于这次战争的胜败问题,在以往和现在的许多历史著述中,都认为是清军的重大胜利和噶尔丹的惨重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缜密地研究一下这次战争的全过程和有关历史事实,就会发现,上述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从军事上来说,战争的双方,互有胜负,清军的损失甚至比噶尔丹军队还要大些,其指挥失误之处也很
《管子·侈靡》篇素称难读。明刘绩言"此篇多错简,不可读";朱长春说"《侈靡》大奇,宿儒难解"。郭沫若《管子集校》作通篇校理,又撰长文《侈靡篇的研究》分析剖判,筚路蓝缕之功卓然。然而我对郭沫若考定该文作于公元前190年前后西汉孝惠吕后时代,作者是荀子弟子李斯的门人或门下客周容子夏的断语颇存疑谳,故谨陈管见如次。
首次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5月6日至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发起并主持.与会同志都是近年来研究汪伪政权问题的学者,共计三十五人.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池井优为团长的"和平工作"访华团一行四人,在北京访问期间,也到会与我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主要讨论和交流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兵连祸结,战火绵延。在这种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少数部族政权,其兵制与魏晋有着若干不同之处。对当时的兵制,何兹全先生在《燕园论学集·十六国时期的兵制》一文中,曾作过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本文只对这些政权军队中士兵的来源、服役期限以及兵士地位作些补充探讨,并拟初步考察一下士兵及其家属的待遇问题,以此求正于读者。
一关于北宋东京究竟有儿重城墙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多认为由三层环套的城构成,中心是皇城即宫城,周长五里。这种说法几成定论,但笔者认为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东京最外一层的城墙是周世宗时期修筑的外城,亦称新城、罗城、国城;第二层是在唐代汴州城的基础上修葺而成的内城,亦称旧城。对此,众无疑议。问题在于"皇城即宫城,周长五里",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正确。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文献表明,东京的皇城、宫城并非一城而是两城,因而,东京应有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四城。现略举数证,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