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教师涂丽玲上课时不慎摔倒，致尾椎骨折，不能久站又不能坐下。为不影响班上51个孩子的学习进度，涂丽玲跪在椅子上讲课，近三个星期没有落下一节课，全班学生及家长为之感动。（5月12日《武汉晨报》）
　　涂丽玲老师的“跪椅上课”，使我想起太多的教师挂吊瓶上课、拉吊绳上课、坐轮椅上课、拄拐杖上课、打石膏上课等感人事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理应受到全社会的赞誉。可是，当赞美铺天盖地汇于这些可敬可亲的教师时，我的内心总是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哀。我在想，“带病上课”真的需要这种赞美吗？对待“带病上课”，到底该有怎样的表达方式？
　　在媒体一边倒地唱赞歌时，我的内心却满是忧郁：教育需要高度的责任心，需要无私的关爱，但首要的，教师需先关爱自己，对自身健康有责任心。无视自身健康的“带病上课”，实质上是对事业、对学生的一种不负责任。“智者要事业而不忘健康，愚者只顾赶路而不顾一切。”教师的身心健康是教育最大的可持续性生产力，这才应该成为国家、社会、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本人达成的高度共识。
　　媒体对“带病上课”异口同声的赞美，莫不是一种谬赏或捧杀？鲁迅曾说《二十四孝图》：“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今人。”我们呼唤更近乎人情、更自然亲切的师德典范，不是非得一定要“诈”起来，“将肉麻当有趣”，心里才夠舒服，范本才有意义。古语：“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人为自己计虑，必深远周全，将这种发乎内心的积极建设心态推而广之，由己及人，则更顺理成章，也易为他者接受。然而，报章塑造“范本”，现实则喂以素材，相互模仿，共同演绎。甚至，导向之下，在对“带病上课”的表达中，拒绝了多方验证和深入思考，甚或拒绝了不利的枝节，强化了本就畸形的价值取向，模糊了对原初问题的判断。
　　遗憾的是，“带病上课”也其实是困于制度和现实制造出的无奈。有些地方对教师病假期间的绩效工资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超过期限即按一定比例扣除绩效工资，有的甚至到了有违《劳动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的地步。
　　全面关怀教师身心健康，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和法规。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依法治教，确保教师病假期间的合法权益，解除教师及时就医的后顾之忧；其次，进一步完善教师大病互助机制，多渠道为困难教师筹措资金，让他们安心养病；再次，必须建立“教师强制医疗制度”，禁止教师带病上课；最后，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建立“教师健康档案”，对身体出现严重健康状况的教师实行登记、跟踪和扶助，确保教师健康地走上讲台。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极力转变我们的表达方式，克服其背后作崇的逻辑。
　　（作者单位：湖南省隆回县荷香桥镇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