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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岁的资中筠，是香港书展上最年长的一位讲者，也是发言最犀利、大胆的一位。她来自北京。
资中筠于1996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就公共事务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选集五本：《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社会反响巨大。
“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对她如是评价。
在香港书展上，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根据内地版自选集编选的新书《思想不能用钱买》面世，资中筠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她对今日中国现实的失望。她这样写道：我们这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民族振兴，但在一片“崛起”声中，却感到离当初向往的道路似乎渐行渐远。
同样的失望，在内地版的自选集中也传递给读者。她将现时的心情与1980年代相比，尽管当时仍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却是乐观而有信心，但如今，心情“沉重”。
在7月18日的主题演讲“人性?文化?制度”中，这位国际问题与美国研究专家对中国当下的腐败及制度问题表达看法：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必然腐败，以德治国不再适用于现代中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她亦直言：“中国宣传软实力，只要发生几宗‘被自杀’事件，在国外开多少间孔子学院，都救不了中国的面子！”
在100分钟的演讲中，资中筠多次提到“启蒙”对今日中国的重要。她所认为的“启蒙”，是要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人已经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最让她感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教育。“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在资中筠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
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资中筠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想讲的
记者：最近几年，您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出版自选集后更是引起很大反响，有人称您是公共知识分子。
资中筠：我不喜欢这顶帽子，一直以来我就在发表我想发表的意见，只是最近突然受到了多一些的关注，我也觉得奇怪。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也许这样说，有点把自己说得太好，但是我确实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不想自己有一种怎样的身份，什么这个派或者那个派的，我不属于哪个派，我就是想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记者：在您的自选集自序中，说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是现实越来越令人失望吗？
资中筠：我是这个意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们对于改革开放期待很高，比较乐观，以为会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如人意，并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沉重。这是事实。那么，失望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说，我想发表什么意见了，憋不住了，就会出来说话。如果谁受了我的话的影响，绝对是好影响，不是坏影响。我相信我发表的意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记者：有人听了您昨天的演讲，觉得您在香港讲话，比较放得开，是因为香港的言论环境比较自由？
资中筠：并不是因为我在香港，说话就放得开了，这些话在很多场合，在很多内地的大学，我都讲了。昨天在演讲上，观众问的问题不是太尖锐，我以前的演讲还要尖锐得多。现在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我想讲的话。
打破教育僵局，应允许私人办学
记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请100位作家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也有人说该讲话对今时今日的中国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您怎样看？
资中筠：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出来后，多少文人受到迫害，今天要断章取义地来纪念这次讲话，说艺术该为人民服务，这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一个很狭隘的政治服务，其本身就是一种倒退。我不想去评论那些接受抄写邀请的作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太熟悉的，但就我知道的，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块钱和一封信后选择了拒绝，这就说明不是不可以拒绝，所以我认为，他们抄讲话，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诱，因为这些作家也不会在乎这一千块钱，只能说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关注，也说过内地的教育是摧毁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不改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走？
资中筠：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为什么好多家长、好多学生都会选择香港的大学，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教育至少还比较正常。中国内地的大学被课题制摧毁了。这样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少数教员在坚守理念，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制度逼着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譬如教育部来评什么211、985工程，你要进不去，对学校的经费、地位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种不正常的手段往里钻。你说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
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
记者：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您对香港在中国的角色有什么期许？
资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别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确该警惕，因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难的，要腐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不仅是香港，很多跨国公司都觉得很麻烦，因为美国是有《海外反腐败法》的，它要坚持《海外反腐败法》的话，在中国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每年都要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香港人自觉维护金融的法治和廉政，这是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是用好的来影响坏的，还是被坏的所影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大常来香港，但我希望香港能够把原来好的东西坚持下去。
记者：中国社会除了腐败问题，也会有一个阶层固化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据最好的资源，上升渠道的阻塞，会让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信心。
资中筠：你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确实是现在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力比较强、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流动性比较强的社会，假如要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永远就属于哪个阶层，年轻人认为没办法通过努力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社会的不幸。
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完全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并不是说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就永远没有出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的空间还是有的。年轻人不能以此为借口，觉得一切都是白搭，用不着努力，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又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实习生杨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资中筠于1996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就公共事务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选集五本：《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社会反响巨大。
“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对她如是评价。
在香港书展上，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根据内地版自选集编选的新书《思想不能用钱买》面世，资中筠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她对今日中国现实的失望。她这样写道：我们这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民族振兴，但在一片“崛起”声中，却感到离当初向往的道路似乎渐行渐远。
同样的失望，在内地版的自选集中也传递给读者。她将现时的心情与1980年代相比，尽管当时仍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却是乐观而有信心，但如今，心情“沉重”。
在7月18日的主题演讲“人性?文化?制度”中，这位国际问题与美国研究专家对中国当下的腐败及制度问题表达看法：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必然腐败，以德治国不再适用于现代中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她亦直言：“中国宣传软实力，只要发生几宗‘被自杀’事件，在国外开多少间孔子学院，都救不了中国的面子！”
在100分钟的演讲中，资中筠多次提到“启蒙”对今日中国的重要。她所认为的“启蒙”，是要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人已经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最让她感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教育。“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在资中筠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
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资中筠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想讲的
记者：最近几年，您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出版自选集后更是引起很大反响，有人称您是公共知识分子。
资中筠：我不喜欢这顶帽子，一直以来我就在发表我想发表的意见，只是最近突然受到了多一些的关注，我也觉得奇怪。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也许这样说，有点把自己说得太好，但是我确实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不想自己有一种怎样的身份，什么这个派或者那个派的，我不属于哪个派，我就是想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记者：在您的自选集自序中，说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是现实越来越令人失望吗？
资中筠：我是这个意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们对于改革开放期待很高，比较乐观，以为会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如人意，并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沉重。这是事实。那么，失望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说，我想发表什么意见了，憋不住了，就会出来说话。如果谁受了我的话的影响，绝对是好影响，不是坏影响。我相信我发表的意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记者：有人听了您昨天的演讲，觉得您在香港讲话，比较放得开，是因为香港的言论环境比较自由？
资中筠：并不是因为我在香港，说话就放得开了，这些话在很多场合，在很多内地的大学，我都讲了。昨天在演讲上，观众问的问题不是太尖锐，我以前的演讲还要尖锐得多。现在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我想讲的话。
打破教育僵局，应允许私人办学
记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请100位作家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也有人说该讲话对今时今日的中国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您怎样看？
资中筠：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出来后，多少文人受到迫害，今天要断章取义地来纪念这次讲话，说艺术该为人民服务，这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一个很狭隘的政治服务，其本身就是一种倒退。我不想去评论那些接受抄写邀请的作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太熟悉的，但就我知道的，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块钱和一封信后选择了拒绝，这就说明不是不可以拒绝，所以我认为，他们抄讲话，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诱，因为这些作家也不会在乎这一千块钱，只能说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关注，也说过内地的教育是摧毁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不改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走？
资中筠：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为什么好多家长、好多学生都会选择香港的大学，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教育至少还比较正常。中国内地的大学被课题制摧毁了。这样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少数教员在坚守理念，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制度逼着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譬如教育部来评什么211、985工程，你要进不去，对学校的经费、地位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种不正常的手段往里钻。你说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
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
记者：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您对香港在中国的角色有什么期许？
资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别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确该警惕，因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难的，要腐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不仅是香港，很多跨国公司都觉得很麻烦，因为美国是有《海外反腐败法》的，它要坚持《海外反腐败法》的话，在中国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每年都要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香港人自觉维护金融的法治和廉政，这是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是用好的来影响坏的，还是被坏的所影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大常来香港，但我希望香港能够把原来好的东西坚持下去。
记者：中国社会除了腐败问题，也会有一个阶层固化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据最好的资源，上升渠道的阻塞，会让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信心。
资中筠：你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确实是现在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力比较强、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流动性比较强的社会，假如要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永远就属于哪个阶层，年轻人认为没办法通过努力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社会的不幸。
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完全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并不是说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就永远没有出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的空间还是有的。年轻人不能以此为借口，觉得一切都是白搭，用不着努力，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又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实习生杨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