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2012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多发带来的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关系到中国能否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为此，本刊专设“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栏目，围绕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约请专家撰写系列文章，从不同侧面加以探讨和研究，希望能从相关国家的做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个国家发展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定义并不周延，大概意思也就是许多落后国家经济进入中等收入之后，会长期徘徊其中，不能成长为高收入国家，如果这个时间足够长，则认为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中等收入？第二，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多长时间算是陷入了“陷阱”？第三，这个定义想要说明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世界银行的历年报告看“中等收入”是为了给国家进行分类使用的一个词，其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对于某个年度，规定一个人均收入的区间为中等收入区间。因此，其数值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1992年一个国家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676—8355美元，而2008年这个区间则是在976—11906美元。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凭什么说一个国家花30年时间从低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就是跨越了“陷阱”，而31年就是陷入过“陷阱”。
因此，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第三个问题。这个定义想要提醒的是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会遇到许多问题，应对得不好的话，经济发展速度会降下来，赶超会被打断，从而进不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如果你发展慢了，或者不能持续，那就成不了高收入国家。甚至，成了高收入国家也还会退回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考察世界经济史，如果把时间尺度放长到100年，甚至以上，从高收入国家退回中等收入国家的并不鲜见。
于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划分问题就转化成了国家发展问题，如何保持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问题。不好，持续不了，走不出中等收入水平；不快，不能每年提升点位次，也走不出中等收入水平。
为什么许多国家会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
一、哪些因素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从供给的角度看，发展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供应人类社会。那么要在一定时间里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劳务需要哪些因素呢？首先是人们的劳动，其次是生产资料或者叫劳动对象，再次是生产工具。三者缺一不可。考察人类生产，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效率的高低还决定于人们的劳动意愿。据此，我们认为，从供给角度看，决定发展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第一，劳动力的投入量和劳动者的质量；第二，已经积累的物质财富量（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工具的质和量）；第三，技术水平（主要指加工产品和形成劳务的方法）；第四，制度（或者称之为劳动者生产产品和劳务的组织形式，激励形式等）。基于这些认识，如果分析一个国家发展及其发展的潜力是从供给角度考虑的话，只要对这四大类因素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另外，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是开放经济的话，外部经济情况理所当然地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综合起来决定一个封闭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表述为七个：第一，劳动力的质和量；第二，累计的物质财富；第三，技术；第四，制度；第五，需求；第六，外部经济环境；第七，非经济因素。
二、把一个国家的发展固化在“中等收入”区间的五大原因
对应前述七个影响发展的因素，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被固化在 “中等收入”区间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五个大的方面。如果这五个方面做好了，则“中等收入”没有“陷阱”，否则，不仅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会有各种各类的停滞“陷阱”。
（一）人口和教育。经济是由人承载的，离开人就无所谓经济，当然也无所谓发展。而从生产的角度考虑，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质和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扩张；从需求的角度看，人口的总量和购买能力决定着需求的放大与否。因此，一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扩张来决定的。
首先是人口量的扩张。如果仅仅是总量的扩张，考虑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产出，也一定会有消费（产生需求），则只要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就会越做越大。但是这并不一定能改善人均水平，甚至由于其他要素扩张速度跟不上，会导致劳动力要素过剩带来其利用率下降使得人均水平下降。几乎所有的人口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口出生率随着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区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却没有跟着降下来，因此人均增长速度低于总量增长速度，导致该国经济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区间。
其次是人口质的扩张。人口的质量对经济发展是决定性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质量。经济起飞时期，往往人口结构质量比较高，处于或正在进入所谓的 “人口红利”期。这时候该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人口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一旦红利期结束，而该国经济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则人口红利就会变为负债，导致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另一个是人口知识方面的质量。一个更高知识水平人口，其掌握的技术，能产生的创意会更高一些，从而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效率，拥有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也会高于认识水平低的人口。而这必须依靠好的教育来实现。如果经济不能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不断提高人口知识方面的质量，是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区间的。
（二）财富的形成和消耗。人均收入指的是当年的收入，但是当年的收入是建构在过去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的。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拥有比以前更大量的财富基础，本来应该能够使得发展的理由更加充分，但也有可能使得财富消耗急剧扩大，如果发生入不敷出的情况，则发展的停滞难以避免。比如，有的国家握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会转而大量建设一些没有效率的项目，甚至于像建新都这样的超级大项目。其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投入得不到回报，国家财富形成速度大幅下降。又比如，有的国家产业投入方向发生失误，消耗了大量财富建构的产业不仅没有国际竞争力，连国内也没有竞争力，最后只好闲置直至废弃，出现重大浪费。这种情况不仅中等收入国家会发生，高收入国家也时有出现。其结果都是经济发展速度的重大下降。更有甚者，有些国家会把累计的财富投向战争等在当前世界除了超级大国外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使得自己国家的财富消耗大幅高于形成。另外，由于技术水平、教育和社会风气等造成的假冒伪劣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严重影响财富的积累。
（三）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契合与否。社会文化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的社会文化与进入之前是不一样的；能够适应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并使社会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社会文化与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以财富分配为例，在整个社会都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时，财富比较容易依据某个单一规则较公平地分配，整个社会共同追求财富的意识也比较容易凝聚。但当经济发展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时，利益集团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相应的就会出现不止一个分配规则，如何比较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也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时就需要融合不同规则，凝聚新的分配共识。如果凝聚不起来，社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就会逐步丧失。许多经济体由于其社会文化的应变性不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不能很快自动调整，旧的社会文化成了发展的阻碍力量，需要很长的时间，磨砺出与新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社会才能重新获得较快增长的动力。这就使得发展会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水平。
（四）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是否匹配。经济体制更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如果两者不匹配，则发展会很快停滞，甚至倒退。与社会文化的调整可以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同。经济的每一点发展，都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立即跟上，否则体制会立即成为发展阻碍。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本身的复杂性迅速提高，如果社会不能迅速跟进调整经济体制，不能对新出现的许多事物进行规范，不能不断提高宏观和微观管理的能力，经济的发展会立即受到束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因为社会不稳定，或者因为政权自省能力不足，或者因为理论创新跟不上等等原因，不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准确推进，使得体制与发展越来越不匹配，当然只能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五）国际形势判断与应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于某类产品的短缺和丰裕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当燃料、原材料供应紧缺时，燃料、原材料生产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就会得到较大改善；而对于输入国来说外部环境无疑变得更严峻了。这就需要一国对国际经济形势有比较正确的前瞻判断，才能在不利的时候尽量减少损失，在有利的时候尽量多积累优势。而如果一国在判断形势时出现重大失误，无论是在政治关系紧张时加入最终失败的国家集团还是在经济动荡前和动荡中做了不明智的选择，都可能使前期辛苦积累下来的财富付诸东流。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金融炒家攻击之前和攻击之时所做的判断和应对，直接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倒退了十年，相应的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的时间随即多出了将近20年。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能够克服五个方面的问题
在战略机遇期里，中国在前述五个方面都不会发生重大问题。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毫无疑问将延续整个战略机遇期，在2020年之前不需要考虑抚养比的大幅提高。而从1998年开始的扩招，已经并且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和消费大军。其次，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财富积累是全方位的，即使有部分的失误也不会影响全局。再加上中国作为后来者的学习空间还很大。可以相信的是，中国财富的积累大于消耗将长期持续。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与腐败、不公正、走回头路等问题的斗争中会不断调整社会心态、改革经济体制，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契合也是可期的。第四，中国已经是一个对世界有较大影响力并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再加上中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抗风险能力和应变能力也远强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相信中国绝不会因为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出现经济失速。因此，个人认为，在未来的大约10年里，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中国不会陷入数字意义上的“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年初发布2011年GDP初步测算，2011年471564亿元，以该年末的汇率计算，合7.47万亿美元，人均已经超过5500美元。只要中国经济不失速，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保持年均7%，考虑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率，以当年美元计价，中国的人均GDP在2018—2020年间超过11906美元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而中国是在2001年越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数字标准，中国在“中等收入”区间待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20年。如果以日本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用时19年(1966—1985年)，韩国用时18年(1977—1995年)作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那么中国必然是下一个成功的典型。
三、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防范“初级高收入陷阱”
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不会出现发展的减速，但毫无疑问会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不久后面临前述问题中的一些问题的制约。如何预防在刚进入高收入阶段不久就出现经济发展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使中国不能成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国家中的一员，倒是需要现在更多地加以研究：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改善教育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为应对21世纪20年代人口红利期结束后，所需要的以人口质的扩张替代量的增长打基础。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通过决策机制改革，以防止出现投入的方向性错误等破坏财富形成效率的事件发生，使21世纪20年代能够继续延续整体财富积累远大于消耗的格局。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加快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使社会文化发展成为21世纪20年代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继续推动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提高微观经济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以使改革创新成为永久的动力。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更好地做好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未雨绸缪，防范“初级高收入陷阱”。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刘娟娟）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个国家发展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定义并不周延，大概意思也就是许多落后国家经济进入中等收入之后，会长期徘徊其中，不能成长为高收入国家，如果这个时间足够长，则认为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中等收入？第二，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多长时间算是陷入了“陷阱”？第三，这个定义想要说明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从世界银行的历年报告看“中等收入”是为了给国家进行分类使用的一个词，其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对于某个年度，规定一个人均收入的区间为中等收入区间。因此，其数值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1992年一个国家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676—8355美元，而2008年这个区间则是在976—11906美元。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凭什么说一个国家花30年时间从低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就是跨越了“陷阱”，而31年就是陷入过“陷阱”。
因此，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第三个问题。这个定义想要提醒的是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会遇到许多问题，应对得不好的话，经济发展速度会降下来，赶超会被打断，从而进不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如果你发展慢了，或者不能持续，那就成不了高收入国家。甚至，成了高收入国家也还会退回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考察世界经济史，如果把时间尺度放长到100年，甚至以上，从高收入国家退回中等收入国家的并不鲜见。
于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划分问题就转化成了国家发展问题，如何保持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问题。不好，持续不了，走不出中等收入水平；不快，不能每年提升点位次，也走不出中等收入水平。
为什么许多国家会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
一、哪些因素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从供给的角度看，发展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供应人类社会。那么要在一定时间里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劳务需要哪些因素呢？首先是人们的劳动，其次是生产资料或者叫劳动对象，再次是生产工具。三者缺一不可。考察人类生产，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效率的高低还决定于人们的劳动意愿。据此，我们认为，从供给角度看，决定发展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第一，劳动力的投入量和劳动者的质量；第二，已经积累的物质财富量（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工具的质和量）；第三，技术水平（主要指加工产品和形成劳务的方法）；第四，制度（或者称之为劳动者生产产品和劳务的组织形式，激励形式等）。基于这些认识，如果分析一个国家发展及其发展的潜力是从供给角度考虑的话，只要对这四大类因素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另外，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是开放经济的话，外部经济情况理所当然地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综合起来决定一个封闭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表述为七个：第一，劳动力的质和量；第二，累计的物质财富；第三，技术；第四，制度；第五，需求；第六，外部经济环境；第七，非经济因素。
二、把一个国家的发展固化在“中等收入”区间的五大原因
对应前述七个影响发展的因素，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被固化在 “中等收入”区间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五个大的方面。如果这五个方面做好了，则“中等收入”没有“陷阱”，否则，不仅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会有各种各类的停滞“陷阱”。
（一）人口和教育。经济是由人承载的，离开人就无所谓经济，当然也无所谓发展。而从生产的角度考虑，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质和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扩张；从需求的角度看，人口的总量和购买能力决定着需求的放大与否。因此，一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扩张来决定的。
首先是人口量的扩张。如果仅仅是总量的扩张，考虑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产出，也一定会有消费（产生需求），则只要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就会越做越大。但是这并不一定能改善人均水平，甚至由于其他要素扩张速度跟不上，会导致劳动力要素过剩带来其利用率下降使得人均水平下降。几乎所有的人口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口出生率随着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区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却没有跟着降下来，因此人均增长速度低于总量增长速度，导致该国经济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区间。
其次是人口质的扩张。人口的质量对经济发展是决定性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质量。经济起飞时期，往往人口结构质量比较高，处于或正在进入所谓的 “人口红利”期。这时候该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人口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一旦红利期结束，而该国经济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则人口红利就会变为负债，导致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另一个是人口知识方面的质量。一个更高知识水平人口，其掌握的技术，能产生的创意会更高一些，从而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效率，拥有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也会高于认识水平低的人口。而这必须依靠好的教育来实现。如果经济不能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不断提高人口知识方面的质量，是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区间的。
（二）财富的形成和消耗。人均收入指的是当年的收入，但是当年的收入是建构在过去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的。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拥有比以前更大量的财富基础，本来应该能够使得发展的理由更加充分，但也有可能使得财富消耗急剧扩大，如果发生入不敷出的情况，则发展的停滞难以避免。比如，有的国家握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会转而大量建设一些没有效率的项目，甚至于像建新都这样的超级大项目。其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投入得不到回报，国家财富形成速度大幅下降。又比如，有的国家产业投入方向发生失误，消耗了大量财富建构的产业不仅没有国际竞争力，连国内也没有竞争力，最后只好闲置直至废弃，出现重大浪费。这种情况不仅中等收入国家会发生，高收入国家也时有出现。其结果都是经济发展速度的重大下降。更有甚者，有些国家会把累计的财富投向战争等在当前世界除了超级大国外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使得自己国家的财富消耗大幅高于形成。另外，由于技术水平、教育和社会风气等造成的假冒伪劣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严重影响财富的积累。
（三）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契合与否。社会文化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的社会文化与进入之前是不一样的；能够适应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并使社会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社会文化与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以财富分配为例，在整个社会都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时，财富比较容易依据某个单一规则较公平地分配，整个社会共同追求财富的意识也比较容易凝聚。但当经济发展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时，利益集团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相应的就会出现不止一个分配规则，如何比较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也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时就需要融合不同规则，凝聚新的分配共识。如果凝聚不起来，社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就会逐步丧失。许多经济体由于其社会文化的应变性不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不能很快自动调整，旧的社会文化成了发展的阻碍力量，需要很长的时间，磨砺出与新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社会才能重新获得较快增长的动力。这就使得发展会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水平。
（四）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是否匹配。经济体制更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如果两者不匹配，则发展会很快停滞，甚至倒退。与社会文化的调整可以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同。经济的每一点发展，都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立即跟上，否则体制会立即成为发展阻碍。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本身的复杂性迅速提高，如果社会不能迅速跟进调整经济体制，不能对新出现的许多事物进行规范，不能不断提高宏观和微观管理的能力，经济的发展会立即受到束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因为社会不稳定，或者因为政权自省能力不足，或者因为理论创新跟不上等等原因，不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准确推进，使得体制与发展越来越不匹配，当然只能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五）国际形势判断与应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于某类产品的短缺和丰裕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当燃料、原材料供应紧缺时，燃料、原材料生产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就会得到较大改善；而对于输入国来说外部环境无疑变得更严峻了。这就需要一国对国际经济形势有比较正确的前瞻判断，才能在不利的时候尽量减少损失，在有利的时候尽量多积累优势。而如果一国在判断形势时出现重大失误，无论是在政治关系紧张时加入最终失败的国家集团还是在经济动荡前和动荡中做了不明智的选择，都可能使前期辛苦积累下来的财富付诸东流。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金融炒家攻击之前和攻击之时所做的判断和应对，直接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倒退了十年，相应的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的时间随即多出了将近20年。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能够克服五个方面的问题
在战略机遇期里，中国在前述五个方面都不会发生重大问题。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毫无疑问将延续整个战略机遇期，在2020年之前不需要考虑抚养比的大幅提高。而从1998年开始的扩招，已经并且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和消费大军。其次，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财富积累是全方位的，即使有部分的失误也不会影响全局。再加上中国作为后来者的学习空间还很大。可以相信的是，中国财富的积累大于消耗将长期持续。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与腐败、不公正、走回头路等问题的斗争中会不断调整社会心态、改革经济体制，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契合也是可期的。第四，中国已经是一个对世界有较大影响力并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再加上中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抗风险能力和应变能力也远强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相信中国绝不会因为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出现经济失速。因此，个人认为，在未来的大约10年里，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中国不会陷入数字意义上的“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年初发布2011年GDP初步测算，2011年471564亿元，以该年末的汇率计算，合7.47万亿美元，人均已经超过5500美元。只要中国经济不失速，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保持年均7%，考虑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率，以当年美元计价，中国的人均GDP在2018—2020年间超过11906美元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而中国是在2001年越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数字标准，中国在“中等收入”区间待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20年。如果以日本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用时19年(1966—1985年)，韩国用时18年(1977—1995年)作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那么中国必然是下一个成功的典型。
三、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防范“初级高收入陷阱”
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不会出现发展的减速，但毫无疑问会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不久后面临前述问题中的一些问题的制约。如何预防在刚进入高收入阶段不久就出现经济发展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使中国不能成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国家中的一员，倒是需要现在更多地加以研究：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改善教育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为应对21世纪20年代人口红利期结束后，所需要的以人口质的扩张替代量的增长打基础。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通过决策机制改革，以防止出现投入的方向性错误等破坏财富形成效率的事件发生，使21世纪20年代能够继续延续整体财富积累远大于消耗的格局。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加快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使社会文化发展成为21世纪20年代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继续推动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提高微观经济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以使改革创新成为永久的动力。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更好地做好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未雨绸缪，防范“初级高收入陷阱”。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