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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法币的首要之务，在于尽量避免向市场投入新钞票。然而，就在中国尽力减少法币流通量之时，美国人却蛮横地打开法币现金的水龙头，让法币现钞如洪流般奔腾冲入市面，使法币奔向超级通胀的崩溃边缘。
数十年来对法币的相关研究，大多将法币狂贬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军费过多，却从来无人注意到，军费在1943年后的暴增，美军法币垫款与美械部队供应才是主要因素……
1929年至1946年间在中国财政部任职的美籍顾问杨格是位货币专家。杨格曾任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在巴黎和会中担任观察员，亲历德国马克狂贬、老百姓以纸钞糊墙的超级通货膨胀。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杨格由“一战”欧陆通胀经验出发，反思中国法币在抗战时的表现。他惊叹地指出：中国的全面抗战长达8年，是“一战”的两倍。奥匈帝国克朗、俄国卢布与德国马克等欧陆列强货币在短短4年的战争中都崩溃了，而法币却在超级通胀的边缘撑了足足两倍时间：“中国（法币）的表现，在比‘一战’更为激烈而漫长的战争中，明显优于列强。法币为中国贡献的财政资源，远较‘一战’时期西欧列强为长，这是中国的荣誉。”
倉促上马的法币
中国在1933年春“废两改元”，改以银元为法定货币，这原本是最适合中国市场的选择，但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却以高价从中国吸走近3亿元白银，制造剧烈通货紧缩，将全球大萧条转嫁到中国。国民政府被迫放弃银元，以“紧急办法”让法币仓促上马。
法币奉命于危难之间，表现却出乎意料，因为当时正是中国的经济景气时期。在1937年7月抗战军兴之际的伦敦国际债市，曾在北洋时期完全破产的中国国家债信比日本的还强。经国民政府整理的1913年善后大借款债券的到期殖利率是4.9%，日本1924年英镑借款的到期殖利率却高达6.5%。
到期殖利率指债券从持有到偿还期间所得的实质报酬率。买价越高，到期殖利率越低。利率差不多的债券，到期殖利率越低越受欢迎。也就是说，1937年伦敦国际债市上最精明的国际热钱，宁可舍日本而选购中国的公债券。
当时，英美两国争相出手力挺法币，英国颁布皇家训令，要求在华臣民服从中国法令，停用白银改用法币；美国则应中国要求收购1.87亿万盎司白银，让法币建立外汇存底与国际信用。
抗战爆发后，法币的表现更是值得一提。稳住法币的首要之务，在于尽量避免向市场投入新钞票。中国将军政费用压到接近无给制，以减少法币的现钞支出；进而与英美联手成立平准基金，击败日本在沪港市场大抛法币现钞的套汇把戏，打赢了货币战；再以美国5亿美元信用贷款带来的美钞与黄金收回法币现钞，稳住民众对法币的信心。在法币达到超级通胀边缘的最危险关头，还以田赋征实管制粮食，进而全面管制民生物资，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压住法币流通量。
然而，就在中国尽力减少法币流通量之时，美国人却蛮横地打开法币现金的水龙头，让法币现钞如洪流般奔腾冲入市面，使法币奔向超级通胀的崩溃边缘。
不吃水牛肉的驻华美军
美国人的字典里没有“克难”两字，驻华美军花钱手笔之大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在开罗会议中，罗斯福亲自对负责美军供应的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表达他对伙食的关切。依据罗斯福的线报，驻华美军所吃的牛肉不是适合炸牛排的小牛肉，而是嚼不烂的水牛肉。黄仁霖向美国总统说明，即使是水牛，也快杀光了。在70年前的农业社会，牛是拿来耕田的重要工具，没那么多牛肉可吃。战地服务团必须到西康围捕野犂牛，以满足在华美军一日18盎司的肉食供应。
1945年5月，蒋介石核准美军招待费调整方案。美军每人一日之招待费用为法币1400元，以3.8万人计，每月预算为法币15.96亿元。就在两个月之前，军政部调整国军士官薪饷，现行士官待遇一律提高一倍。新制执行后，上士月薪由法币600元调整为1200元，中士由500元调整为1000元，下士由400元调整为800元。全军以士官50万名计，每月追加预算2.5亿元。换言之，一名美军士兵的每月招待费，相当于中国下士月饷的52.5倍。若将3.8万美军官兵招待费转用于提高士官待遇，全军50万士官可以加薪6倍。
在华美军各项开销是由国民政府垫付的，最终将由美方统一以美元折付，是为“法币垫款”。法币垫款的三大开支是垫拨美军总部用费、建筑经费与招待费用，光是在1945年，在这三个项目下垫拨的法币就高达1252亿。国民政府同年总支出约12151亿元。也就是说，供应美军的法币垫款高达年度总开支的10%，且这些垫款都要拨付法币现钞，大批现钞快速流入市场，就会刺激出猛烈的通胀。
B-29机场与副食补给现品制
我行我素的美国人从不改狂烧钞票的做派。1944年初，美方提出令人咋舌的B-29机场建筑案，预算高达240亿法币。金额之巨，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国民政府在1943年全年总支出约为法币588亿元。换言之，B-29机场经费高达当年总支出的40%。更有甚者，B-29机场的完工限期为4个月——要在短短4个月内让240亿法币现金冲入市面，其冲击是无法补救的。美国时任驻华大使高斯实在看不下去，于1943年圣诞节前一天发电质问美国国务院：“计划之巨量支出于中国已经蹒跚的经济（以及国内政治状况）将造成何种影响？两倍于印制比率的钞票被发行，不可避免之物价螺旋式上升，将造成中国农村百姓如何之流离失所？”
在美军要求下，国民政府以“特种工程”名义，由29个县动员民工32万人，星夜赶建50座机场，包括供B-29轰炸日本本土之用的新津、邛崃、彭山与广汉4个大型机场。为了赶工，实际征用民工多达50万人。1944年全军总兵力为570万人，民工人数相当于全军员额之12%。仅是原定32万民工每日所需食米，预算就高达100余万市石，50万人实际耗用食米估计在200万市石以上，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田赋数额之14%。为了运输巨量食粮，又需另外动员20万民工挑米。 食米之外，诸如土地征购、青苗补贴，民工之交通、住宿、伙食与工伤疾病疗养抚恤，都产生惊人费用。为了减少法币现钞支出，民工的工资以食米拨付，每人每标准工时1.2市合，另有超工奖金6市合。仅邛崃机场工程就要支付工米13万市石。1944年时，一个三等县一年田赋征实征购与征借数额约为1万石，换言之，一个邛崃机场的工资就花掉10余个三等县的全年田赋。
对于如此急促的巨量现款支付，政府没有任何缓解通胀的空间，只能硬着头皮马上印出240亿法币新钞，供应急如星火的机场工程。讽刺的是，当时承印法币的印刷商也在美国。1944年1月26日，孔祥熙照会美国财政部摩根索部长，中国将会如数拨付修建B-29基地的法币现钞，这笔巨款要请美方派运输机迅速飞越驼峰，运来60至150架次的钞票。然而，如此巨大的通胀必然诱发新一轮的物价飞涨，原本常用的10元面额钞票早已不够用，总重大约60吨到150吨的新钞必须是20至50元面额的大钞。
在B-29机场的冲击下，1944年的国民政府总支出暴升到近1717亿元。但相较于1945年“副食补给现品制”的汹涌巨浪，还是小巫见大巫。
1945年初，担任战略大反攻的美械部队陆续成军，美械部队后勤供应由美军主持。当时军队采用“主食补给现品制”，大米、面粉与盐等“主食”由兵站定量拨发，保障部队吃饱。但肉、蛋、蔬菜与油等副食则拨给代金，由部队自行采买。为了压制法币流通量，副食代金少得可怜，部队常以井水泡饭。美方对这样的安排非常抗拒，其后勤司令指示“不仅米要供应无缺，副食也要全面筹措现品并符合营养条件”。是为“副食补给现品制”。
要供应充足副食，预算是非常惊人的。经理处副处长李先庚亲赴重庆提出新预算，粮食部与后勤部特地召开联席会议，由两部次长主持。李先庚一提出新预算，就激怒了两位次长：“我提出的预算实在太陌生，不仅与会的各级负责人均指为太离谱，两位次长也同样的指责。他们都说：‘整个国家的预算也没有这么大呀！’我被逼无奈，只好请求退席……”
战略反攻迫在眉睫，美械部队的编练不容耽误。高层最终决定接受美方提出来的副食补给现品制新预算。孔祥熙召见李先庚，说明高层不惜牺牲法币也要打胜仗的决心：“一切以打胜仗就好了，只要我们的法币印制机不出毛病，中央会日以继夜地来支持作战的。”
数以百亿法币现钞如洪流般冲进市场，引发物价狂涨。以重庆趸售物价为例：以美军援华前的1941年12月为准，1942年底升至2.85倍，1943年底升至9.38倍，在B-29机场冲击的1944年，年底物价暴涨到30.01倍，1945年虽然有抗战胜利时短暂的物价下跌，但年底物价仍较1941年底高81.6倍。
在暗中交易的外汇黑市，也展现出法币贬值的惨烈。在1941年底，法币对美元价格大致保持在20∶1。1943年底贬到84∶1，1944年底狂贬到570∶1，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法币已经惨跌到2185∶1。
1945年的美式后勤改革，使法币发行量屡攀新高，币值因此狂贬。而狂贬的币值，却又触发了中美之间尖锐的争议。
法币垫款的还款争议
法币垫款在1942年是6亿元， 1943年上升到46亿元（约占全年总支出8%），1944年222亿元（约占全年总支出13%），1945年狂升到1252亿元（约占全年总支出10%）。中国军队自己吃掉的“副食补给现品制”，成本固然由中国消化，但美军用掉的法幣垫款是美国政府要以美元偿还的。然而，美元还款的汇率却引发双方激烈争议。
法币垫款造成惊人的法币贬值。在B-29机场建筑案之前的1943年12月，外汇黑市的法币汇率为84∶1，而在机场完工后的1944年6月，法币兑美元重贬到192∶1。要照法币贬值前的价格还钱，美国人不乐意，但若照贬值后的价格结算，中方就要吃大亏。
中美战债问题在1944年11月确立美元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第一次交锋。在孔祥熙力争下，美方同意支付2.1亿美元现款，打平当时累积到248亿元的法币垫款，但B-29机场建设费与84.5亿元法币的国库垫款则暂时搁置，留待战后清算。这笔钱的实际汇率相当于74∶1，美方大有吃亏之感。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军依然狂烧法币，新的法币垫款迅速累积到惊人数额。财政部报告指出：1945年1月1日至1946年4月15日期间，国民政府继续垫付的法币高达2124亿余元，而1945年度最初定案的国家总预算也只不过是2638亿余元。驻华美军在16个月里疯狂烧掉的法币垫款“几与我国卅四年度总预算相等”。
若继续依照74∶1的汇率付款，2638亿元法币将是高达35.5亿美元的巨大债务。同时期拯救半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总金额也不过130亿美元。美国不可能再以美元现款结算1945年后的法币垫款，于是提出用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抵偿法币垫款的建议。1946年8月30日，中美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宣称可以让渡的剩余物资总价高达5亿多美元，中国则以20年分期支付等值于5500万美元的法币作象征性购买。但在该物资案签定之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对华军火禁运，剩余物资也被广义包括在内。迟至1947年5月，这些物资才开始缓慢交货。
禁运期间，唯一能接收的物资是“美军在华固定资产”，不过这些星条旗飘扬的固定资产并非美国人自己出钱造的。压垮法币的B-29机场是美军在华固定资产的主要项目，美方将中国以法币垫款建造的机场造册建账，列为美国政府海外资产，估出8400万美元的原始价格，再以一折的“慷慨价格”将中国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让售”给中国，用以抵偿美国建造这些机场时垫借的法币。这真是一个极其怪异的循环论证！
即使对美一向以和为贵的蒋介石，也受不了如此怪异的处理方案。在1948年底淮海战役激战之际，中美战债谈判达到最后阶段，蒋愤然批示财政部与外交部，要求“美方在我国境内所筑机场五十处，应继续交涉，必须无条件归还”。
随着大局逆转，这笔烂账最终不了了之，从而被国人渐渐遗忘。数十年来对法币的相关研究，大多将法币狂贬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军费过多，却从来无人注意到，军费在1943年后的暴增，铺张的美军法币垫款与美械部队供应才是主要因素。
（摘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6期）
数十年来对法币的相关研究，大多将法币狂贬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军费过多，却从来无人注意到，军费在1943年后的暴增，美军法币垫款与美械部队供应才是主要因素……
1929年至1946年间在中国财政部任职的美籍顾问杨格是位货币专家。杨格曾任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在巴黎和会中担任观察员，亲历德国马克狂贬、老百姓以纸钞糊墙的超级通货膨胀。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杨格由“一战”欧陆通胀经验出发，反思中国法币在抗战时的表现。他惊叹地指出：中国的全面抗战长达8年，是“一战”的两倍。奥匈帝国克朗、俄国卢布与德国马克等欧陆列强货币在短短4年的战争中都崩溃了，而法币却在超级通胀的边缘撑了足足两倍时间：“中国（法币）的表现，在比‘一战’更为激烈而漫长的战争中，明显优于列强。法币为中国贡献的财政资源，远较‘一战’时期西欧列强为长，这是中国的荣誉。”
倉促上马的法币
中国在1933年春“废两改元”，改以银元为法定货币，这原本是最适合中国市场的选择，但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却以高价从中国吸走近3亿元白银，制造剧烈通货紧缩，将全球大萧条转嫁到中国。国民政府被迫放弃银元，以“紧急办法”让法币仓促上马。
法币奉命于危难之间，表现却出乎意料，因为当时正是中国的经济景气时期。在1937年7月抗战军兴之际的伦敦国际债市，曾在北洋时期完全破产的中国国家债信比日本的还强。经国民政府整理的1913年善后大借款债券的到期殖利率是4.9%，日本1924年英镑借款的到期殖利率却高达6.5%。
到期殖利率指债券从持有到偿还期间所得的实质报酬率。买价越高，到期殖利率越低。利率差不多的债券，到期殖利率越低越受欢迎。也就是说，1937年伦敦国际债市上最精明的国际热钱，宁可舍日本而选购中国的公债券。
当时，英美两国争相出手力挺法币，英国颁布皇家训令，要求在华臣民服从中国法令，停用白银改用法币；美国则应中国要求收购1.87亿万盎司白银，让法币建立外汇存底与国际信用。
抗战爆发后，法币的表现更是值得一提。稳住法币的首要之务，在于尽量避免向市场投入新钞票。中国将军政费用压到接近无给制，以减少法币的现钞支出；进而与英美联手成立平准基金，击败日本在沪港市场大抛法币现钞的套汇把戏，打赢了货币战；再以美国5亿美元信用贷款带来的美钞与黄金收回法币现钞，稳住民众对法币的信心。在法币达到超级通胀边缘的最危险关头，还以田赋征实管制粮食，进而全面管制民生物资，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压住法币流通量。
然而，就在中国尽力减少法币流通量之时，美国人却蛮横地打开法币现金的水龙头，让法币现钞如洪流般奔腾冲入市面，使法币奔向超级通胀的崩溃边缘。
不吃水牛肉的驻华美军
美国人的字典里没有“克难”两字，驻华美军花钱手笔之大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在开罗会议中，罗斯福亲自对负责美军供应的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表达他对伙食的关切。依据罗斯福的线报，驻华美军所吃的牛肉不是适合炸牛排的小牛肉，而是嚼不烂的水牛肉。黄仁霖向美国总统说明，即使是水牛，也快杀光了。在70年前的农业社会，牛是拿来耕田的重要工具，没那么多牛肉可吃。战地服务团必须到西康围捕野犂牛，以满足在华美军一日18盎司的肉食供应。
1945年5月，蒋介石核准美军招待费调整方案。美军每人一日之招待费用为法币1400元，以3.8万人计，每月预算为法币15.96亿元。就在两个月之前，军政部调整国军士官薪饷，现行士官待遇一律提高一倍。新制执行后，上士月薪由法币600元调整为1200元，中士由500元调整为1000元，下士由400元调整为800元。全军以士官50万名计，每月追加预算2.5亿元。换言之，一名美军士兵的每月招待费，相当于中国下士月饷的52.5倍。若将3.8万美军官兵招待费转用于提高士官待遇，全军50万士官可以加薪6倍。
在华美军各项开销是由国民政府垫付的，最终将由美方统一以美元折付，是为“法币垫款”。法币垫款的三大开支是垫拨美军总部用费、建筑经费与招待费用，光是在1945年，在这三个项目下垫拨的法币就高达1252亿。国民政府同年总支出约12151亿元。也就是说，供应美军的法币垫款高达年度总开支的10%，且这些垫款都要拨付法币现钞，大批现钞快速流入市场，就会刺激出猛烈的通胀。
B-29机场与副食补给现品制
我行我素的美国人从不改狂烧钞票的做派。1944年初，美方提出令人咋舌的B-29机场建筑案，预算高达240亿法币。金额之巨，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国民政府在1943年全年总支出约为法币588亿元。换言之，B-29机场经费高达当年总支出的40%。更有甚者，B-29机场的完工限期为4个月——要在短短4个月内让240亿法币现金冲入市面，其冲击是无法补救的。美国时任驻华大使高斯实在看不下去，于1943年圣诞节前一天发电质问美国国务院：“计划之巨量支出于中国已经蹒跚的经济（以及国内政治状况）将造成何种影响？两倍于印制比率的钞票被发行，不可避免之物价螺旋式上升，将造成中国农村百姓如何之流离失所？”
在美军要求下，国民政府以“特种工程”名义，由29个县动员民工32万人，星夜赶建50座机场，包括供B-29轰炸日本本土之用的新津、邛崃、彭山与广汉4个大型机场。为了赶工，实际征用民工多达50万人。1944年全军总兵力为570万人，民工人数相当于全军员额之12%。仅是原定32万民工每日所需食米，预算就高达100余万市石，50万人实际耗用食米估计在200万市石以上，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田赋数额之14%。为了运输巨量食粮，又需另外动员20万民工挑米。 食米之外，诸如土地征购、青苗补贴，民工之交通、住宿、伙食与工伤疾病疗养抚恤，都产生惊人费用。为了减少法币现钞支出，民工的工资以食米拨付，每人每标准工时1.2市合，另有超工奖金6市合。仅邛崃机场工程就要支付工米13万市石。1944年时，一个三等县一年田赋征实征购与征借数额约为1万石，换言之，一个邛崃机场的工资就花掉10余个三等县的全年田赋。
对于如此急促的巨量现款支付，政府没有任何缓解通胀的空间，只能硬着头皮马上印出240亿法币新钞，供应急如星火的机场工程。讽刺的是，当时承印法币的印刷商也在美国。1944年1月26日，孔祥熙照会美国财政部摩根索部长，中国将会如数拨付修建B-29基地的法币现钞，这笔巨款要请美方派运输机迅速飞越驼峰，运来60至150架次的钞票。然而，如此巨大的通胀必然诱发新一轮的物价飞涨，原本常用的10元面额钞票早已不够用，总重大约60吨到150吨的新钞必须是20至50元面额的大钞。
在B-29机场的冲击下，1944年的国民政府总支出暴升到近1717亿元。但相较于1945年“副食补给现品制”的汹涌巨浪，还是小巫见大巫。
1945年初，担任战略大反攻的美械部队陆续成军，美械部队后勤供应由美军主持。当时军队采用“主食补给现品制”，大米、面粉与盐等“主食”由兵站定量拨发，保障部队吃饱。但肉、蛋、蔬菜与油等副食则拨给代金，由部队自行采买。为了压制法币流通量，副食代金少得可怜，部队常以井水泡饭。美方对这样的安排非常抗拒，其后勤司令指示“不仅米要供应无缺，副食也要全面筹措现品并符合营养条件”。是为“副食补给现品制”。
要供应充足副食，预算是非常惊人的。经理处副处长李先庚亲赴重庆提出新预算，粮食部与后勤部特地召开联席会议，由两部次长主持。李先庚一提出新预算，就激怒了两位次长：“我提出的预算实在太陌生，不仅与会的各级负责人均指为太离谱，两位次长也同样的指责。他们都说：‘整个国家的预算也没有这么大呀！’我被逼无奈，只好请求退席……”
战略反攻迫在眉睫，美械部队的编练不容耽误。高层最终决定接受美方提出来的副食补给现品制新预算。孔祥熙召见李先庚，说明高层不惜牺牲法币也要打胜仗的决心：“一切以打胜仗就好了，只要我们的法币印制机不出毛病，中央会日以继夜地来支持作战的。”
数以百亿法币现钞如洪流般冲进市场，引发物价狂涨。以重庆趸售物价为例：以美军援华前的1941年12月为准，1942年底升至2.85倍，1943年底升至9.38倍，在B-29机场冲击的1944年，年底物价暴涨到30.01倍，1945年虽然有抗战胜利时短暂的物价下跌，但年底物价仍较1941年底高81.6倍。
在暗中交易的外汇黑市，也展现出法币贬值的惨烈。在1941年底，法币对美元价格大致保持在20∶1。1943年底贬到84∶1，1944年底狂贬到570∶1，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法币已经惨跌到2185∶1。
1945年的美式后勤改革，使法币发行量屡攀新高，币值因此狂贬。而狂贬的币值，却又触发了中美之间尖锐的争议。
法币垫款的还款争议
法币垫款在1942年是6亿元， 1943年上升到46亿元（约占全年总支出8%），1944年222亿元（约占全年总支出13%），1945年狂升到1252亿元（约占全年总支出10%）。中国军队自己吃掉的“副食补给现品制”，成本固然由中国消化，但美军用掉的法幣垫款是美国政府要以美元偿还的。然而，美元还款的汇率却引发双方激烈争议。
法币垫款造成惊人的法币贬值。在B-29机场建筑案之前的1943年12月，外汇黑市的法币汇率为84∶1，而在机场完工后的1944年6月，法币兑美元重贬到192∶1。要照法币贬值前的价格还钱，美国人不乐意，但若照贬值后的价格结算，中方就要吃大亏。
中美战债问题在1944年11月确立美元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第一次交锋。在孔祥熙力争下，美方同意支付2.1亿美元现款，打平当时累积到248亿元的法币垫款，但B-29机场建设费与84.5亿元法币的国库垫款则暂时搁置，留待战后清算。这笔钱的实际汇率相当于74∶1，美方大有吃亏之感。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军依然狂烧法币，新的法币垫款迅速累积到惊人数额。财政部报告指出：1945年1月1日至1946年4月15日期间，国民政府继续垫付的法币高达2124亿余元，而1945年度最初定案的国家总预算也只不过是2638亿余元。驻华美军在16个月里疯狂烧掉的法币垫款“几与我国卅四年度总预算相等”。
若继续依照74∶1的汇率付款，2638亿元法币将是高达35.5亿美元的巨大债务。同时期拯救半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总金额也不过130亿美元。美国不可能再以美元现款结算1945年后的法币垫款，于是提出用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抵偿法币垫款的建议。1946年8月30日，中美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宣称可以让渡的剩余物资总价高达5亿多美元，中国则以20年分期支付等值于5500万美元的法币作象征性购买。但在该物资案签定之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对华军火禁运，剩余物资也被广义包括在内。迟至1947年5月，这些物资才开始缓慢交货。
禁运期间，唯一能接收的物资是“美军在华固定资产”，不过这些星条旗飘扬的固定资产并非美国人自己出钱造的。压垮法币的B-29机场是美军在华固定资产的主要项目，美方将中国以法币垫款建造的机场造册建账，列为美国政府海外资产，估出8400万美元的原始价格，再以一折的“慷慨价格”将中国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让售”给中国，用以抵偿美国建造这些机场时垫借的法币。这真是一个极其怪异的循环论证！
即使对美一向以和为贵的蒋介石，也受不了如此怪异的处理方案。在1948年底淮海战役激战之际，中美战债谈判达到最后阶段，蒋愤然批示财政部与外交部，要求“美方在我国境内所筑机场五十处，应继续交涉，必须无条件归还”。
随着大局逆转，这笔烂账最终不了了之，从而被国人渐渐遗忘。数十年来对法币的相关研究，大多将法币狂贬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于军费过多，却从来无人注意到，军费在1943年后的暴增，铺张的美军法币垫款与美械部队供应才是主要因素。
（摘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