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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镇巴文化馆，原镇巴县博物馆馆长、现镇巴红军文化研究组组长向成忠用电脑给记者播放了镇巴版的《十送红军》。
这是2013年10月出版的《镇巴民歌精选》（DVD）中的一首。
歌曲的旋律与人们以前熟识的空政版的江西民歌《十送红军》完全不同，但仔细对比歌词，除去“里格”和“介支个”这类赣南客家话的典型衬词以及地名外，段落、句式几乎一模一样。
在陕西文物局“汉唐网”等网站，能看到向成忠的一篇《唱遍神州的<十送红军>源自陕西镇巴》的文章。“付文学去世前一直有个心愿，为《十送红军》歌词正源。”向成忠说，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缘起。
采词者说
付文学是汉中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镇巴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镇巴县政协一、四、五届委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他一生发表了250多首歌谣，其中包括《十送》（当时搜集整理时标题是《十送》）。
1956年10月，付文学被抽到民政科从事普查革命烈士的工作。他获知朱有炽曾任过川陕省赤北县苏维埃税务局局长，其妻陈昌秀曾任两河口乡苏维埃妇女委员委员长，就专程到西乡街找朱有炽。
两人一开始谈的内容是关于革命烈士和革命斗争史实，聊性渐浓时，朱有炽唱起了歌谣“徐向前到川陕，空山坝扎营盘，恶人个个脑壳砍，打得川军垮了桿”，还唱了一首更长的歌谣，就是《十送》。
据付文学生前留下的一篇短文回忆：“1956年10月中旬，我到了永乐乡后，乡上让我到西乡街找朱有炽，他曾任川陕省赤北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次日，我步行40多华里，到了西乡街朱有炽家，晚上边谈边记录。他唱了好几首红色歌谣后，说还有一首长的，一共十段，歌名叫《十送》。他说我记，记完，一段一段地念给他听，有错的地方作了纠正。我回县以后，把搜集的红色歌谣进行了整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十送》，把这首歌谣以‘富饶’的笔名抄寄给了《民间文学》编辑部。”
两年后，大约是12月上旬的一天，付文学到渔渡公社办事，顺便到邮局给镇巴报社寄稿件。在邮局营业室，付文学收到一位老同志转交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中国民间文艺杂志社寄来的，信封上写有：中共镇巴县委付文学转交富饶同志收。他拆开信一看，是杂志社汇来的20元稿费。
能够证实《十送》歌词源自镇巴的，现在还有一位健在者，他就是樊建源。
樊建源回忆说，1958年，他在汉中歌剧团工作时，曾被地委宣传部抽调帮忙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当时工作人员对镇巴县送来的民歌《十送》进行了整理，并以汉中地委宣传部的名义寄给《民间文学》编辑部，当年5月号得以刊发。
“《人民铁道报》的记者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958年5月号的《民间文学》，并拍了照片发给我。”向成忠把电脑里存的照片找出来给记者看。
为什么同一本刊物会发两次同样内容的民歌歌词？向成忠的解释是因为搜集整理者不同，付文学的是个人行为，首发署名的是汉中地委，但也还是付文学搜集整理报到汉中的。
《十送》歌词除了在《民间文学》刊登外，还被《红色歌谣集》《中国歌谣选》《陕南歌谣》《红军歌谣》《当代陕西》《陕西歌谣》《陕西歌谣集成》《陕西县志》《可爱的镇巴》等文集收入。
采曲者说
在镇巴县文化馆，记者见到了目前在镇巴流传的《十送红军》曲谱的采集者刘光朗。已77岁高龄的刘光朗有“陕南歌王”之誉，现为镇巴县文联的名誉主席。
1959年8月，刘光朗从西安师范毕业后，在镇巴中学当音乐老师。一天，付文学把发表在《民间文学》的《镇巴歌谣十送红军》拿给刘光朗看，并建议他谱曲教给学生们唱。刘光朗看过歌词后深受感动，觉得主题鲜明、立意高雅、词语不凡、生动感人，既有巴山地域特色，又具当年（1935年）的时代特征，是一首难得的好歌。
“这首歌的音乐你记了吗？”刘光朗问付文学。
“我不懂音乐，没法记录。”付文学遗憾地说。
刘光朗尝试着谱了曲，并给学生们教唱，但效果不好。他认为是“曲子不行”。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下简称空政文工团）演出了《十送红军》，刘光朗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付文学。付文学买了一本《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书，他在该书中发现，《十送红军》作为江西民歌排在第四场。“这个怪呀！咋成了江西民歌了？”付文学不解地对刘光朗说。
刘光朗建议付文学写个东西澄清一下，不知什么原因，付文学没写。再过了几年，《人民日报》登了十多首张士燮的作品，其中有《十送红军》。“这咋成了张士燮的作品了？”刘光朗把《人民日报》拿给付文学看。
此后，付文学写了短文“十送红军谁传颂，且听镇巴采集人说”，详细记述了《十送》的采集过程。但这篇文章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力度，也难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可惜了！”刘光朗不仅为付文学可惜，还为一直没能见上朱有炽抱憾。
1963年10月，刘光朗听了空政文工团朱正本、张士燮等以江西民歌曲调编配的《十送红军》，感到这支歌尽管非常好，也很受群众欢迎，但已失去了镇巴原生地的味道，变成了江西民歌，刘光朗觉得有必要弄清这支歌的音乐情况。
当年冬天，刘光朗随县剧团去简池永乐乡等地演出期间（此前一年他已经从镇巴中学调到了县剧团），专门去朱有炽家拜访。不巧，朱有炽去了四川通江亲戚家。
1964年10月，剧团接到县委宣传部的口头通知，“凡涉及原川陕苏区的革命历史和文艺作品，一律封存，不再公开演出、演唱。”刘光朗不得不将找朱有炽了解《十送》音乐的事儿放了下来。
1978年9月，刘光朗借在简池督查选举之机，再次去拜访朱有炽时，他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作为补救，刘光朗找到朱有炽的老邻居朱达武，他是朱有炽的侄子。朱达武是当地一位爱唱民歌的老人，他告诉刘光朗，朱有炽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老红军、老革命，还十分爱好音乐，是一个能弹会唱、懂得“宫、商、角、徵、羽”等音乐知识的民间艺人。 朱有炽20来岁时，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川陕赤北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川陕苏维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即在川陕交界的两河口一带（今属镇巴县），西乡街（两河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第一镇，也是红四方面军在创立川陕省苏维埃政权中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辖通江及镇巴简池、永乐核桃树、三元苏家坡等地。
作为税务局长的朱有炽，主要工作是负责筹款、筹粮，能弹会唱的他，在工作之余搜集、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并经常演唱。
应刘光朗的要求，朱达武老人给他唱了朱有炽当年曾自弹、自唱的《十送红军》。刘光朗一边听，一边记谱，这便是现在镇巴版《十送红军》的旋律。
“有点像绣荷包，但因为词的内容不同，又有一些变化。”刘光朗情不自禁地唱完后，给记者解释道。
研究者说
“当时王庸诉朱正本等著作权侵权时，我们就应该为歌词的版权打官司。”向成忠对记者说。
2001年6月，电视剧《长征》曾将《十送红军》作为主旋律在全剧中贯穿使用，引发了一场著作权的官司。
曾指导过《白毛女》《江姐》等音乐剧的作曲家王庸，认为朱正本的《十送红军》是在自己的《送同志哥上北京》的基础上改编的。1960年，朱正本等人到井冈山采风，获得了《送》曲。央视在朱正本《十送红军》曲谱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了央视版《十送红军》，并在电视连续剧《长征》中反复使用，未向自己支付报酬。经多次协商无果，王庸将朱正本以及央视等一并告上法庭。
法庭经过两次审判，均认为《十送红军》并没有改编自《送同志哥上北京》，二者均源于江西民歌《长歌》。
从音乐旋律上说，空政版是江西民歌毫无疑义，但至于歌词源自何处，又为什么与镇巴的《十送》有那么多的一致性？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出访朝鲜期间欣赏了大型歌舞史诗《三千里江山》，回来后就给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布置了一个任务：三个月内创作一台革命历史歌曲晚会。当时的要求是，不要创作的，全部采集革命历史歌曲。为此，刘亚楼还亲自动员老红军、 老干部们到文工团来“献歌”。
为完成这个特殊的紧急任务，文工团创作室的张士燮、朱正本等人专程去江西采风，但无功而返，没有找到一首适合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的歌曲。
“不管刘司令的禁令了，创作一首吧。”多年后，朱正本在接受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说。
1961年建军节，空政文工团创作的大型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公演。其中歌曲《十送红军》一亮相就受到热烈欢迎，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但署名一直都是“张士燮、朱正本收集整理”。
1961年8月1日，《光明日报》一篇署名卓如的《谈陕南红色山歌》一文中提到，“陕南这块根据地的动荡是个很大的特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它曾被称为人民部队‘八进八出’的地方。红军一来，革命运动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一旦红军走了，地主反动派就要进行反扑，群众就遭到残酷的大屠杀。但是人民毫不屈服地进行着勇敢的斗争。群众通过山歌来表达对红军的深厚情感。有一首《十送红军》可以看作送别歌的代表。这首歌谣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红军的真挚的情感，虽写惜别之情，但没有哀伤、绝望的情绪。”文章列举了一段歌词，内容与镇巴《十送》中的“四送”只字不差。
1932年冬，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16000余人，由鄂豫皖区进入川北，与王维舟率领的当地革命武装会合，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县。1933年，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当时其范围包括二十三个县政权，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扩大到五个军，八万余人。陕南革命根据地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电视剧《长征》播出时，在片尾字幕表里出现了“歌曲 《十送红军》 张士燮编词，朱正本编曲”的字样。朱正本接受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张士燮只写了六送，因为他说真的写“十送”就太“絮烦”了。尽管只是“六送”， 但时长已近15分钟，因为长度的问题，被大型歌舞诗《东方红》所放弃。
“如果是朱正本所說的创编的话，那就有问题啰。”向成忠质疑说：“我们的《十送》公开发表在前，对比歌词内容，“一送”“五送”“十送”，两个版本能够直接对应，镇巴版的“四送”和空政版的“三送”相对应，“九送”和“七送”相对应，“三送”和“九送”相对应。除了段落变少，由十送变成六送外，相同的每一段，只有个别词不同，将歌中涉及的地名换成了江西井冈山，没太大变化。”
八十年过后又旧事再提，向成忠只是想向公众陈述一个事实：在红军之乡的镇巴，的确流传有《十送红军》的民歌，而非网络上流传的镇巴要与谁争夺“红色资源”。
这是2013年10月出版的《镇巴民歌精选》（DVD）中的一首。
歌曲的旋律与人们以前熟识的空政版的江西民歌《十送红军》完全不同，但仔细对比歌词，除去“里格”和“介支个”这类赣南客家话的典型衬词以及地名外，段落、句式几乎一模一样。
在陕西文物局“汉唐网”等网站，能看到向成忠的一篇《唱遍神州的<十送红军>源自陕西镇巴》的文章。“付文学去世前一直有个心愿，为《十送红军》歌词正源。”向成忠说，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缘起。
采词者说
付文学是汉中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镇巴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镇巴县政协一、四、五届委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他一生发表了250多首歌谣，其中包括《十送》（当时搜集整理时标题是《十送》）。
1956年10月，付文学被抽到民政科从事普查革命烈士的工作。他获知朱有炽曾任过川陕省赤北县苏维埃税务局局长，其妻陈昌秀曾任两河口乡苏维埃妇女委员委员长，就专程到西乡街找朱有炽。
两人一开始谈的内容是关于革命烈士和革命斗争史实，聊性渐浓时，朱有炽唱起了歌谣“徐向前到川陕，空山坝扎营盘，恶人个个脑壳砍，打得川军垮了桿”，还唱了一首更长的歌谣，就是《十送》。
据付文学生前留下的一篇短文回忆：“1956年10月中旬，我到了永乐乡后，乡上让我到西乡街找朱有炽，他曾任川陕省赤北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次日，我步行40多华里，到了西乡街朱有炽家，晚上边谈边记录。他唱了好几首红色歌谣后，说还有一首长的，一共十段，歌名叫《十送》。他说我记，记完，一段一段地念给他听，有错的地方作了纠正。我回县以后，把搜集的红色歌谣进行了整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十送》，把这首歌谣以‘富饶’的笔名抄寄给了《民间文学》编辑部。”
两年后，大约是12月上旬的一天，付文学到渔渡公社办事，顺便到邮局给镇巴报社寄稿件。在邮局营业室，付文学收到一位老同志转交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中国民间文艺杂志社寄来的，信封上写有：中共镇巴县委付文学转交富饶同志收。他拆开信一看，是杂志社汇来的20元稿费。
能够证实《十送》歌词源自镇巴的，现在还有一位健在者，他就是樊建源。
樊建源回忆说，1958年，他在汉中歌剧团工作时，曾被地委宣传部抽调帮忙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当时工作人员对镇巴县送来的民歌《十送》进行了整理，并以汉中地委宣传部的名义寄给《民间文学》编辑部，当年5月号得以刊发。
“《人民铁道报》的记者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958年5月号的《民间文学》，并拍了照片发给我。”向成忠把电脑里存的照片找出来给记者看。
为什么同一本刊物会发两次同样内容的民歌歌词？向成忠的解释是因为搜集整理者不同，付文学的是个人行为，首发署名的是汉中地委，但也还是付文学搜集整理报到汉中的。
《十送》歌词除了在《民间文学》刊登外，还被《红色歌谣集》《中国歌谣选》《陕南歌谣》《红军歌谣》《当代陕西》《陕西歌谣》《陕西歌谣集成》《陕西县志》《可爱的镇巴》等文集收入。
采曲者说
在镇巴县文化馆，记者见到了目前在镇巴流传的《十送红军》曲谱的采集者刘光朗。已77岁高龄的刘光朗有“陕南歌王”之誉，现为镇巴县文联的名誉主席。
1959年8月，刘光朗从西安师范毕业后，在镇巴中学当音乐老师。一天，付文学把发表在《民间文学》的《镇巴歌谣十送红军》拿给刘光朗看，并建议他谱曲教给学生们唱。刘光朗看过歌词后深受感动，觉得主题鲜明、立意高雅、词语不凡、生动感人，既有巴山地域特色，又具当年（1935年）的时代特征，是一首难得的好歌。
“这首歌的音乐你记了吗？”刘光朗问付文学。
“我不懂音乐，没法记录。”付文学遗憾地说。
刘光朗尝试着谱了曲，并给学生们教唱，但效果不好。他认为是“曲子不行”。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下简称空政文工团）演出了《十送红军》，刘光朗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付文学。付文学买了一本《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书，他在该书中发现，《十送红军》作为江西民歌排在第四场。“这个怪呀！咋成了江西民歌了？”付文学不解地对刘光朗说。
刘光朗建议付文学写个东西澄清一下，不知什么原因，付文学没写。再过了几年，《人民日报》登了十多首张士燮的作品，其中有《十送红军》。“这咋成了张士燮的作品了？”刘光朗把《人民日报》拿给付文学看。
此后，付文学写了短文“十送红军谁传颂，且听镇巴采集人说”，详细记述了《十送》的采集过程。但这篇文章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力度，也难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可惜了！”刘光朗不仅为付文学可惜，还为一直没能见上朱有炽抱憾。
1963年10月，刘光朗听了空政文工团朱正本、张士燮等以江西民歌曲调编配的《十送红军》，感到这支歌尽管非常好，也很受群众欢迎，但已失去了镇巴原生地的味道，变成了江西民歌，刘光朗觉得有必要弄清这支歌的音乐情况。
当年冬天，刘光朗随县剧团去简池永乐乡等地演出期间（此前一年他已经从镇巴中学调到了县剧团），专门去朱有炽家拜访。不巧，朱有炽去了四川通江亲戚家。
1964年10月，剧团接到县委宣传部的口头通知，“凡涉及原川陕苏区的革命历史和文艺作品，一律封存，不再公开演出、演唱。”刘光朗不得不将找朱有炽了解《十送》音乐的事儿放了下来。
1978年9月，刘光朗借在简池督查选举之机，再次去拜访朱有炽时，他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作为补救，刘光朗找到朱有炽的老邻居朱达武，他是朱有炽的侄子。朱达武是当地一位爱唱民歌的老人，他告诉刘光朗，朱有炽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老红军、老革命，还十分爱好音乐，是一个能弹会唱、懂得“宫、商、角、徵、羽”等音乐知识的民间艺人。 朱有炽20来岁时，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川陕赤北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川陕苏维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即在川陕交界的两河口一带（今属镇巴县），西乡街（两河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第一镇，也是红四方面军在创立川陕省苏维埃政权中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辖通江及镇巴简池、永乐核桃树、三元苏家坡等地。
作为税务局长的朱有炽，主要工作是负责筹款、筹粮，能弹会唱的他，在工作之余搜集、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并经常演唱。
应刘光朗的要求，朱达武老人给他唱了朱有炽当年曾自弹、自唱的《十送红军》。刘光朗一边听，一边记谱，这便是现在镇巴版《十送红军》的旋律。
“有点像绣荷包，但因为词的内容不同，又有一些变化。”刘光朗情不自禁地唱完后，给记者解释道。
研究者说
“当时王庸诉朱正本等著作权侵权时，我们就应该为歌词的版权打官司。”向成忠对记者说。
2001年6月，电视剧《长征》曾将《十送红军》作为主旋律在全剧中贯穿使用，引发了一场著作权的官司。
曾指导过《白毛女》《江姐》等音乐剧的作曲家王庸，认为朱正本的《十送红军》是在自己的《送同志哥上北京》的基础上改编的。1960年，朱正本等人到井冈山采风，获得了《送》曲。央视在朱正本《十送红军》曲谱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了央视版《十送红军》，并在电视连续剧《长征》中反复使用，未向自己支付报酬。经多次协商无果，王庸将朱正本以及央视等一并告上法庭。
法庭经过两次审判，均认为《十送红军》并没有改编自《送同志哥上北京》，二者均源于江西民歌《长歌》。
从音乐旋律上说，空政版是江西民歌毫无疑义，但至于歌词源自何处，又为什么与镇巴的《十送》有那么多的一致性？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出访朝鲜期间欣赏了大型歌舞史诗《三千里江山》，回来后就给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布置了一个任务：三个月内创作一台革命历史歌曲晚会。当时的要求是，不要创作的，全部采集革命历史歌曲。为此，刘亚楼还亲自动员老红军、 老干部们到文工团来“献歌”。
为完成这个特殊的紧急任务，文工团创作室的张士燮、朱正本等人专程去江西采风，但无功而返，没有找到一首适合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的歌曲。
“不管刘司令的禁令了，创作一首吧。”多年后，朱正本在接受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说。
1961年建军节，空政文工团创作的大型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公演。其中歌曲《十送红军》一亮相就受到热烈欢迎，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但署名一直都是“张士燮、朱正本收集整理”。
1961年8月1日，《光明日报》一篇署名卓如的《谈陕南红色山歌》一文中提到，“陕南这块根据地的动荡是个很大的特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它曾被称为人民部队‘八进八出’的地方。红军一来，革命运动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一旦红军走了，地主反动派就要进行反扑，群众就遭到残酷的大屠杀。但是人民毫不屈服地进行着勇敢的斗争。群众通过山歌来表达对红军的深厚情感。有一首《十送红军》可以看作送别歌的代表。这首歌谣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红军的真挚的情感，虽写惜别之情，但没有哀伤、绝望的情绪。”文章列举了一段歌词，内容与镇巴《十送》中的“四送”只字不差。
1932年冬，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16000余人，由鄂豫皖区进入川北，与王维舟率领的当地革命武装会合，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县。1933年，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当时其范围包括二十三个县政权，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扩大到五个军，八万余人。陕南革命根据地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电视剧《长征》播出时，在片尾字幕表里出现了“歌曲 《十送红军》 张士燮编词，朱正本编曲”的字样。朱正本接受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张士燮只写了六送，因为他说真的写“十送”就太“絮烦”了。尽管只是“六送”， 但时长已近15分钟，因为长度的问题，被大型歌舞诗《东方红》所放弃。
“如果是朱正本所說的创编的话，那就有问题啰。”向成忠质疑说：“我们的《十送》公开发表在前，对比歌词内容，“一送”“五送”“十送”，两个版本能够直接对应，镇巴版的“四送”和空政版的“三送”相对应，“九送”和“七送”相对应，“三送”和“九送”相对应。除了段落变少，由十送变成六送外，相同的每一段，只有个别词不同，将歌中涉及的地名换成了江西井冈山，没太大变化。”
八十年过后又旧事再提，向成忠只是想向公众陈述一个事实：在红军之乡的镇巴，的确流传有《十送红军》的民歌，而非网络上流传的镇巴要与谁争夺“红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