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临刑前,对儿子发出著名的感叹:“现在,就是想再与你牵大黄狗,出上蔡东门捉兔子,又哪里还能做得到呢?”李斯本是上蔡小吏,某日见到溷厕和米仓中的老鼠生活不大相同,便有所触,发愿不为厕鼠,力争上游,前往荀子那里学“帝王术”。
　　顾炎武曾说,性、命、天道这些玄远的事情,孔子很少说,今天的君子则常挂在嘴边;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孔子言兹在兹,今天的君子却不大提。春秋时,新士人与政治的结合,尚无常式,进退时时失据,所以孔子要再三申论。后人讨论李斯相秦,一方(如李白)说他得到如此功名,远胜于糟糠不饱的拘儒,另一方(如柳宗元)说他贪利杀身,还不如曳尾于泥中。——出处去就,在今天早已不是问题了,至少不该是问题,但在过去,可是件大事,如何能够出而不至于背义害身,入而不至于辗转沟壑,一直令古人头疼。
　　且说李斯跟着荀子和春申君,在楚国不得为用,掉头向西,投向六国的对头——新起的强秦。秦国虽强大,尚无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课辅导,便是为秦王立下平诸侯、成帝业的大志。当时关东之士,往投秦国的本来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让李斯主持大计,派辩士与剑客来招募六国名士,能利诱的利诱之,不能的则刺杀之。
　　二十年后秦一统天下,李斯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县制,第二是禁止学术,行焚书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门生,乃禁百家,焚图书,视师道如寇仇,岂不自断后路?说起这一点,宋人通常归罪于荀子主张人性恶,学说本身便不醇。如苏轼说,荀子性格激烈,平时高谈异论,一时口舌之快,足为李斯之激。
　　其实,荀子的事业本在于将儒学改造为治术,其学说本身便包含权变的后门。且他及春申君的门下来路很杂,李斯所学,未必尽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权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同学韩非。韩非被李斯设计害死,可惜后来焚书不彻底,使我们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脉络。
　　李斯是个杰出的人。有点让后人难办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确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头脑。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过鲁迅又加上一句“由现存者而言”,——是啊,别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符,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当年李斯西投,除求功名外,还有一番意思便是实践自己的政治理论。如今志得意满,又不免难继之忧。秦二世时,李斯为了保命,甚至对皇帝说:明主就是要灭仁义,绝辩争,大大方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种议论空前绝后,便是黄皓魏忠贤辈,也从没敢公开这么说。他还运用自己的学识,给这种奇特的主张以详细的论证。但如此阿上,也不能取容于赵高,后来李斯自知难保,索性与赵高反目,硬着头皮说些忠言,自然是想成则全身,不成也博得个身后之名。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退步的余地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另外,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