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梁之际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后来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其辑入《杂曲歌辞》，题作《焦仲卿妻》。因此诗以“孔雀东南飞”一句起兴，所以人们常称此诗为《孔雀东南飞》。后来元朝人左克明辑《古乐府》，明朝人冯惟讷辑《古诗纪》，以及其他由明清人编辑的许多古代诗集都对此诗予以收录。各本文字略有出入，最短的也有一千七百六十五字，所以被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誉为“长诗之圣”，沈德潜的《古诗源》则称其为“古今第一首长诗”。
　　此诗的开头有一篇小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篇小序明显是后人的口气，但它表明了焦仲卿夫妇的悲剧发生不久，就有人写诗记述此事。而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孔雀东南飞》的成熟程度来看，它不应是当时人所写的那首诗。于是，关于此诗的产生年代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宋朝人刘克庄。他在《后村诗话》中指出此诗当为六朝人所作。近人梁启超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也认为此诗“起于六朝”，但后来他自己又否定了这一观点。陆侃如先生于1925年发表的《<孔雀东南飞>考证》中，指出诗中的某些事物与地域的名称出于魏晋以后，从而认为此诗应当作于南朝。胡适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此诗应作于“建安以后不远”。胡适的观点如下：“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公元二二Ο年～公元五五Ο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了一篇不朽的杰作。”胡适这里的表述不太明晰。如果认为焦仲卿夫妇的悲剧发生不久“时人”所写的诗曾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增删修削”，确有见地；但若将收入《玉台新咏》中的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定为故事发生后的“建安以后不远”， 只是在收入《玉台新咏》以前曾“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却值得商榷。
　　《孔雀东南飞》既是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五言诗。现在一般认为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乐府民歌多为形式自由多样、句式参差错杂的杂言体，其句式长短不齐，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禇斌杰《中国文体概论》指出：“汉乐府是我国最早产生的杂言体，也是由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为主的形式向五七言体过渡的重要桥梁。”汉乐府民歌的杂言体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东汉时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乐府，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等，成为五言诗的前奏。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水平。到六朝时期，五言诗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涌现出大量的文人五言诗和五言乐府，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左思的《咏史》，乐府诗《西洲曲》、《木兰诗》等。
　　沈德潜在其《古诗源》中评价《孔雀东南飞》道：“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有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孔雀东南飞》无论是人物塑造、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情节结构的安排，还是句式的整齐、 音韵的和谐，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它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的长度。这样一首大篇幅、高水平的五言诗放在五言诗起步不久的汉末，给人一种突兀的不合时宜的感觉。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曾说过：“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按照胡适的观点，任何文学都无法超越它所属的时代，即文学的客观发展过程。而具体到某一篇作品，也应当如此，即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超越此类文学体裁的客观发展过程。五言诗的发展成熟期在六朝时期，因此，汉末不可能产生五言诗的顶峰之作。《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已经超越了汉末五言诗的发展水平，因此它应当不是汉末的作品。
　　《古文苑》卷五十载有《古艳歌》一篇，其词曰：
　　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
　　这篇歌诗虽然短小，但若取歌的首句为题，此篇曲名应为《孔雀东飞》。而且这几句诗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有些相类。此诗很可能与《孔雀东南飞》讲述的同一件事。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很可能受到《古艳歌》的影响。尽管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借鉴继承问题，民间创作当然不能例外。《孔雀东南飞》的“原序”所说的“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可能是说当时这个故事很悲惨，不免引起许多人的同情，于是便有人作诗来叙述这个悲剧的经过。而且当时为这个故事作诗的应当不止一个人，类似的诗歌也不止一首。如前所述，既然《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已经超越了汉末五言诗的发展水平，那么当时的诗歌肯定不是像《孔雀东南飞》这样完整的五言诗，而很可能是像《古艳歌》这样简单的四言诗或当时普遍流行的杂言诗。
　　那么《孔雀东南飞》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先来看一首同样收入《玉台新咏》的五言诗《白鹄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羽毛日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踟蹰顾群侣，泪落纵横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这首诗与《孔雀东南飞》的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为同时代作品或有相互借鉴之处。罗根泽先生在他的《乐府文学史》中将《玉台新咏》中的这首《白鹄行》与《宋书·艺文志》中的一首《艳歌何尝行》进行对比而得出如下结论：“考《宋书》作者沈约，生于宋元嘉十八年（西历441），卒于梁天监十二年（西历513）。《玉台新咏》选者徐陵，生于梁天监六年（西历507），卒于陈至德元年（西历583）。由此知此首《白鹄行》，先为语句不齐之歌，至徐陵选《玉台新咏》时，则渐变为纯粹五言矣。由此知乐府歌行，多社会产物，先有雏形，然后迭经修改，成为现在之况。由此知其中通篇五言之歌，并非原为五言，而为五言盛行之后，渐次修改而成者。”罗的观点虽然不是定论，但很有启发性，不仅适用于《白鹄行》，《孔雀东南飞》的产生也应当如此。
　　由此推测开来，《孔雀东南飞》的产生可能为如下情形：它所记述的的故事从发生的东汉末年到徐陵辑录下来，收入《玉台新咏》，中间经历了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最初，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其载体也当为《古艳歌》那样的四言或杂言体诗歌。由于故事非常感人，后来故事和这些诗歌便在人民群众中长期口耳相传，而且屡经修改增饰。于是故事情节逐渐变得曲折而丰满，人物形象也在人们爱憎之情的演绎之下逐渐明晰起来，而其悲剧结局也被喜欢大团圆结局的中国民众理想化、浪漫化。从全诗的意匠经营和艺术水准看，此诗当经过文人的加工，而其如此长的篇幅的最终完成则当成于一人之手。于是，六朝时期，在当时五言诗发展成熟的情况下，便有“无名人”在民间故事和民间诗歌的基础上以五言体重写此诗，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感天动地的寻常夫妻间的不同寻常的生死离别的故事。这就是后来被徐陵收入《玉台新咏》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五言长诗《孔雀东南飞》。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关于“焦仲卿妻”的诗歌最初是以民间歌谣的形式产生于故事发生之后的汉末，其形式为四言或杂言体。后来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和不断完善，作为完整五言诗的《孔雀东南飞》最终于六朝时期成于某文人之手。《孔雀东南飞》是一篇跨时代的民间与文人合作而成的作品，其产生时间当为六朝时期。
　　
　　（郭素媛，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