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选录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20多年来撰写的19篇文章，尽管主题各异、篇幅不等，部分内容也有交叉，但是顺序而读，基本可了解曾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费孝通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大致脉络，也可感知作者对于人类学认识的不断修正、深化。“文化自觉”这一观点是该书的高光点，书中费孝通先生殷切地表达了自己从20世纪末迈入21世纪时倍感“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和迫切感，指出21世纪初中国社会学领域面临的问题、相关从业者需要承担的责任，此观点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文化自觉;人类学
　　“文化自觉”的观点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对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 或‘全盘他化’。”至于为何要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从康熙朝开始，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廷对整个世界的大潮流视而不见，没有注意到西方各国取得的发展和成就，结果导致中国落后挨打，近代化进程整整晚了两百余年。
　　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如何进行“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为认识阶段，通过与其他多种文化的接触，与自己的文化进行对比进而对自身有比较清晰、准确的认识;第二步为适应阶段，与其他文化取长补短;第三步为共处阶段，通过建立一套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守则，以求和平共处。整个过程，在我看来，以1990年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在东京和老友聚会时，在瞻望人类学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精辟概括。
　　在具体操作层面，费孝通先生在《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我们是否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也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种体系为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所谓的跨文化交流体系就包括上文提及的人类共存的根本规则，同时也涉及人对他人、社会、自然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基本观点、态度的养成是一个“文火慢炖”的过程，需要仰仗教育对公民从小培养。
　　文化属于生活、源于自然
　　要提倡“文化自觉”，首先要弄清楚何为“文化”，在《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作者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老师、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也有译作马林诺斯基）有关文化、文化的功能、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等观点。对于“文化”，马林诺夫斯基是这样定义的：“文化是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是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团体，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通过费孝通先生的阐释，让我感知在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功能学派创始人的眼里，文化具有如下特性：其一，文化属于生活。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的社会人类学家，大多属于“摇椅上的学者”，但马林诺夫斯基却坚持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提倡“田野工作”（fieldwork），也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行行重行行”的工作。其二，文化源于自然。从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进行考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可被这样理解：“人利用其独有的得之于自然的能力，把自然世界的物质作为原料，加以改造，塑成为满足他们生活上一切需要的那个人文世界，即所谓‘文化’。文化是人对自然的加工。”在费孝通先生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一理论把人文世界拉回到了自然世界，成为一个能实证的实体。
　　活的文化，活的传统
　　“活历史”是马林诺夫斯基一个重要观点，在他看来传统也是不断生长的，因此极力反对已经失去功能的“遗俗”。费孝通先生则进一步对文化的“活”与“死”进行了阐释：“当然说‘死了的历史’并不正确，因为文化中的活和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功能’时还不能说‘死’，因为在生物界死者不能复生，而在文化界或说人文世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改变，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又起作用，重又复活。”但在具体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需要对症下药，不可一味地以“盘活”为目的。对此，中國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佳曾指出，对于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首要的任务是先进行抢救，之后才会涉及传承和发展。对于众多“非遗”项目，在传承过程中，需要保持其“原真性”，原汁原味地传承，而不是盲目地创新。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曾预见：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各种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如何能在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和平共处。这一点在今天仍具重要意义。他清醒地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现代西方文明是“热的”、“动态的”的社会模式，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注重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创造文化的“冷的”、“持续性”的社会模式。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①这一点他受启于我国历史学家、教育家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人所谓人生之道，就是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治’字，今天我们讲成统制的意思，是错了。治字是导水使平，合乎水性的。夏禹治水、导水，是使水沿着一条路，向一个方向走，符合乎水流向平的本性。齐家的‘齐’字更是一个平。”在今天，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在与其他国家、地区接触、交流的同时，切实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精华，使其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名片，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书中对21世纪的人类学从业者及国人提出的“文化自觉”方面的殷切期望，是今天我们需要承担的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1987。
　　[2]钱穆：《民族与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3]孙玉洁等：《厉害了！当传统工艺撞上现代设计》，《文化月刊》2017年第3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