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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歌美学价值与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联系《左传》相关史料可以发现，春秋用诗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孔子在继承春秋言诗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强调《诗》在艺术领域的审美作用与提高道德修养的教化功能。孔子关注《诗》的人文价值，从而展现出中国第一位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文风范。
关键词：孔子；兴观群怨；《左传》；《诗》；《论语》
作者简介：唐新淯（1995.3-），女，汉，四川泸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11--02
孔子不仅是先秦最知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诗学家。《论语》中包含了孔子对文艺理论的重要论述。“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系统总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在孔子之前，春秋社会言诗、用诗蔚然成风。孔子正是将此种传统与自身的艺术体验结合，才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本文通过对《左传》与《论语》用诗的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孔子“兴观群怨”说对《左传》中所表现的春秋用诗的发展及其与孔子人文思想的联系。
一、何为“兴观群怨”
《论语》共谈到诗十八次。“兴观群怨”说的具体阐述在《阳货》篇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兴，起也。”对于孔子的“诗可以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意”，都与“兴”的原始意义“起、举”相关。二者相互补充，说明“兴”是从诗的情感出发，通过形象的譬喻引发联想，使人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观”，郑玄注“观风俗之得失”，朱熹注为“考见得失”，都强调诗用以观风俗政治的社会作用。南容诵诗通其意，孔子由是知其志。通过言诗可以对个体人格进行理智、冷静的考察。由此可见，“诗可以观”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个人层面的言志与观志。“群”，作为与周代宗法制度紧密联系的概念，发挥着团结宗族、培养伦理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孔子期望通过礼乐教化重建社会规范的政治理想。朱熹注为“和而不流”，比较确切。“怨”所包含的感情比较复杂。汉儒（孔安国、郑玄等）多解为“怨刺上政”，范围过窄。朱熹认为是“怨而不怒”，似更符合孔子原意，即通过诗疏导怨愤之情，使之不失于仁、礼。
“兴观群怨”就是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包含着孔子从学诗、用诗角度对诗歌作用的全面概括，对后世有深刻影响。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整个春秋时代用诗风气的背景上。“兴观群怨”说继承了春秋言诗的基本方式，同时孔子也对传统的用诗思维进行了革新。通过分析《左传》叙事，我们不难看出“兴观群怨”说与春秋言诗传统之间的承继与发展。
二、《左传》叙事中的春秋用诗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的确，没有一个时代像春秋这样广泛地用诗。整部《左传》共用诗217处。《诗》成为了春秋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诗》的应用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春秋用诗直接服务于政治，满足政治需要成为用诗的基本原则。春秋人物言诗大多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会盟、朝见等）中，所选诗歌与抒发的情感都要满足相应的政治需求，否则，轻则损坏言诗者的政治形象，重则引发政治冲突。如《左传·襄公十六年》中记载晋国要求诸侯“歌诗必类”，齐大夫高厚赋诗与盟主意志相背，激怒晋执政，导致会盟破裂，成为襄公十八年晋齐平阴之役肇始。鉴于晋齐长期对立，此次高厚赋诗“不类”很可能是齐国对晋国霸权的有意抵制。这里的言诗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第二，从“兴观群怨”说的角度看，春秋言诗以“观”为主，重视“诗言志”的作用。朱自清先生说：“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从功能上看，“观”可以考见得失、表达政见，直接满足相应的政治需求。许穆夫人赋《载驰》以明己志，秦哀公赋《无衣》以答申包胥，皆如是也。因此，《雅》、《颂》中一些政治寓意较深的篇目常被春秋时人引用。如《大雅·文王》引用凡九次，《大雅·板》凡七次。而孔子在《论语》中直接引诗十次，却没有一次引到《大雅》。
第三，春秋时用诗习惯于断章取义。这种断章取义基于政治表达的需要。言诗者截取某一诗篇的部分诗句以传达某种信息，以至歪曲诗歌原意。这种用诗方法在发挥《诗》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往往牺牲了其美学价值。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用诗政治性较强，侧重于“观”，而在具体方法上具有断章取义的特点，在实现社会功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美感与文学价值。
三、由《论语》看孔子论诗与用诗
孔子发展了春秋用诗断章取义的传统。《论语》用诗仍然截取诗篇的部分诗句，但是，与《左传》里诗直接为政治服务不同，孔子及其弟子主要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审视《诗》，强调《诗》的教化功能，具有“仁”与“礼”的伦理指向。从具体方法上看，孔子以“兴”为出发点，从诗的情感出发，通过形象的譬喻引发联想。因此孔门用诗更注重诗歌意象的作用，象征意义更重，具有较强的文学意味。例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与子夏讨论了礼的起源问题。子夏所引诗前两句见于《卫风·硕人》，后一句为逸诗。《毛诗》谓“闵庄姜也”，描绘庄姜外貌之美。孔子由原诗描绘的美人意象联想到“绘事后素”，将截取的字句升华到礼的高度，表现自己对礼的认识。诗句被自然地赋予了儒家的伦理内容，而没有如春秋用诗一样牵强地服务于现实政治。
孔子及其弟子在用诗时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内容，而是通过联想的作用赋予诗句新的含义，将其纳入儒家“仁”、“礼”的思想范畴。在方法上，孔子强调“起”、“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把“兴”作为用诗的出发点，由原诗有限、个别的意象引发更为广泛的联想，使人在情绪上受到感染，获得启发。这种用诗方法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情感的升华，明显比春秋言诗简单的“断章取义”进步，顾颉刚先生称之为“触类旁通”法。
《诗》为孔门六经之一。孔子没有单纯从“道”的角度解《诗》，使之成为儒家的政治教科书，而是以“兴”为核心，提出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兴观群怨”说。从孔子个人角度来看，这与他对艺术、美学的深刻体验和具有人文性、善于联想的思维方式有关，体现了孔子作为一代宗师的人文风范。例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孔子评论两个得意弟子时，都使用了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其实，先秦诸子中最具有文人气质的便是孔子。他说话含蓄，讲究语言文采。《论语》里充满简练含蓄的格言与意味深长的比喻。孔子的思维方式就是富于联想、具有人文情怀的。将孔子用诗与他的思维特点相比较，很容易发现二者的联系。
总之，“兴观群怨”说与《左传》中的春秋用诗有承继关系。春秋用诗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而孔子的诗学理论不再表现为直接满足政治需求，而是以“兴”为出发点，通过意象的联想，强调诗歌的审美与艺术价值，以文艺表现人情，体现了孔子的人文风范。同时，孔子用诗仍然根植于“仁”、“礼”，把诗作为一种教化手段，最终服务于儒家的政治理想。诗歌的社会功能与美学功能在“兴观群怨”说中得到了结合。
参考文献：
[1]邓球柏.论语新解.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18，53，66，68，92.
[2]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11-712，731，911.
[3]刘精盛.诗经通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3，22，32.
[4]马育良.儒门诗学中的“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80～86.
[5]杨隽.《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北方论丛，2005（6）：11～14.
关键词：孔子；兴观群怨；《左传》；《诗》；《论语》
作者简介：唐新淯（1995.3-），女，汉，四川泸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11--02
孔子不仅是先秦最知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诗学家。《论语》中包含了孔子对文艺理论的重要论述。“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系统总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在孔子之前，春秋社会言诗、用诗蔚然成风。孔子正是将此种传统与自身的艺术体验结合，才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本文通过对《左传》与《论语》用诗的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孔子“兴观群怨”说对《左传》中所表现的春秋用诗的发展及其与孔子人文思想的联系。
一、何为“兴观群怨”
《论语》共谈到诗十八次。“兴观群怨”说的具体阐述在《阳货》篇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兴，起也。”对于孔子的“诗可以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注为“感发志意”，都与“兴”的原始意义“起、举”相关。二者相互补充，说明“兴”是从诗的情感出发，通过形象的譬喻引发联想，使人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观”，郑玄注“观风俗之得失”，朱熹注为“考见得失”，都强调诗用以观风俗政治的社会作用。南容诵诗通其意，孔子由是知其志。通过言诗可以对个体人格进行理智、冷静的考察。由此可见，“诗可以观”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个人层面的言志与观志。“群”，作为与周代宗法制度紧密联系的概念，发挥着团结宗族、培养伦理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孔子期望通过礼乐教化重建社会规范的政治理想。朱熹注为“和而不流”，比较确切。“怨”所包含的感情比较复杂。汉儒（孔安国、郑玄等）多解为“怨刺上政”，范围过窄。朱熹认为是“怨而不怒”，似更符合孔子原意，即通过诗疏导怨愤之情，使之不失于仁、礼。
“兴观群怨”就是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包含着孔子从学诗、用诗角度对诗歌作用的全面概括，对后世有深刻影响。这样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整个春秋时代用诗风气的背景上。“兴观群怨”说继承了春秋言诗的基本方式，同时孔子也对传统的用诗思维进行了革新。通过分析《左传》叙事，我们不难看出“兴观群怨”说与春秋言诗传统之间的承继与发展。
二、《左传》叙事中的春秋用诗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的确，没有一个时代像春秋这样广泛地用诗。整部《左传》共用诗217处。《诗》成为了春秋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诗》的应用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春秋用诗直接服务于政治，满足政治需要成为用诗的基本原则。春秋人物言诗大多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会盟、朝见等）中，所选诗歌与抒发的情感都要满足相应的政治需求，否则，轻则损坏言诗者的政治形象，重则引发政治冲突。如《左传·襄公十六年》中记载晋国要求诸侯“歌诗必类”，齐大夫高厚赋诗与盟主意志相背，激怒晋执政，导致会盟破裂，成为襄公十八年晋齐平阴之役肇始。鉴于晋齐长期对立，此次高厚赋诗“不类”很可能是齐国对晋国霸权的有意抵制。这里的言诗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第二，从“兴观群怨”说的角度看，春秋言诗以“观”为主，重视“诗言志”的作用。朱自清先生说：“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从功能上看，“观”可以考见得失、表达政见，直接满足相应的政治需求。许穆夫人赋《载驰》以明己志，秦哀公赋《无衣》以答申包胥，皆如是也。因此，《雅》、《颂》中一些政治寓意较深的篇目常被春秋时人引用。如《大雅·文王》引用凡九次，《大雅·板》凡七次。而孔子在《论语》中直接引诗十次，却没有一次引到《大雅》。
第三，春秋时用诗习惯于断章取义。这种断章取义基于政治表达的需要。言诗者截取某一诗篇的部分诗句以传达某种信息，以至歪曲诗歌原意。这种用诗方法在发挥《诗》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往往牺牲了其美学价值。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用诗政治性较强，侧重于“观”，而在具体方法上具有断章取义的特点，在实现社会功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美感与文学价值。
三、由《论语》看孔子论诗与用诗
孔子发展了春秋用诗断章取义的传统。《论语》用诗仍然截取诗篇的部分诗句，但是，与《左传》里诗直接为政治服务不同，孔子及其弟子主要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审视《诗》，强调《诗》的教化功能，具有“仁”与“礼”的伦理指向。从具体方法上看，孔子以“兴”为出发点，从诗的情感出发，通过形象的譬喻引发联想。因此孔门用诗更注重诗歌意象的作用，象征意义更重，具有较强的文学意味。例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与子夏讨论了礼的起源问题。子夏所引诗前两句见于《卫风·硕人》，后一句为逸诗。《毛诗》谓“闵庄姜也”，描绘庄姜外貌之美。孔子由原诗描绘的美人意象联想到“绘事后素”，将截取的字句升华到礼的高度，表现自己对礼的认识。诗句被自然地赋予了儒家的伦理内容，而没有如春秋用诗一样牵强地服务于现实政治。
孔子及其弟子在用诗时很少直接涉及政治内容，而是通过联想的作用赋予诗句新的含义，将其纳入儒家“仁”、“礼”的思想范畴。在方法上，孔子强调“起”、“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把“兴”作为用诗的出发点，由原诗有限、个别的意象引发更为广泛的联想，使人在情绪上受到感染，获得启发。这种用诗方法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情感的升华，明显比春秋言诗简单的“断章取义”进步，顾颉刚先生称之为“触类旁通”法。
《诗》为孔门六经之一。孔子没有单纯从“道”的角度解《诗》，使之成为儒家的政治教科书，而是以“兴”为核心，提出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兴观群怨”说。从孔子个人角度来看，这与他对艺术、美学的深刻体验和具有人文性、善于联想的思维方式有关，体现了孔子作为一代宗师的人文风范。例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孔子评论两个得意弟子时，都使用了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其实，先秦诸子中最具有文人气质的便是孔子。他说话含蓄，讲究语言文采。《论语》里充满简练含蓄的格言与意味深长的比喻。孔子的思维方式就是富于联想、具有人文情怀的。将孔子用诗与他的思维特点相比较，很容易发现二者的联系。
总之，“兴观群怨”说与《左传》中的春秋用诗有承继关系。春秋用诗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而孔子的诗学理论不再表现为直接满足政治需求，而是以“兴”为出发点，通过意象的联想，强调诗歌的审美与艺术价值，以文艺表现人情，体现了孔子的人文风范。同时，孔子用诗仍然根植于“仁”、“礼”，把诗作为一种教化手段，最终服务于儒家的政治理想。诗歌的社会功能与美学功能在“兴观群怨”说中得到了结合。
参考文献：
[1]邓球柏.论语新解.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18，53，66，68，92.
[2]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11-712，731，911.
[3]刘精盛.诗经通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3，22，32.
[4]马育良.儒门诗学中的“兴”.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80～86.
[5]杨隽.《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北方论丛，2005（6）：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