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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09年俄国北馆印字房刊印出版的英诺肯提乙《华俄字典》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出版的收词量最大的汉俄词典，其中收录了大量交际类白话俗语，突破了之前汉俄文语词典占据主流的局面。文章拟从汉学研究角度切入，对词典编纂的背景进行介绍；还将从词典学研究角度切入，对该词典的宏观架构和微观结构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蕴含的早期汉俄学习词典的优良词典学传统。
关键词 英诺肯提乙 《华俄字典》 学习词典 交际用语
俄国驻北京第18届传教团领班修士大祭司英诺肯提乙编纂出版的《华俄字典》（以下简称《华俄》，1909）为“十月革命前俄国规模最大的汉俄双语工具书”（肖玉秋2009）[119]。一方面，该两卷本词典收录了多达16845个汉字，立目之多创以往俄国传教团编纂词典之最；另一方面，得益于英诺肯提乙本人大力推行刊印书籍的政策，该词典印刷发行量也创历史新高。遗憾的是，学界对该词典始终未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由于该詞典被前一部汉俄词典巨著《汉俄合璧韵编》（以下简称《汉俄》）（巴拉第，柏百福1888）的光芒掩盖[1]，间接地影响了学界对英诺肯提乙《华俄》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М.В.萨夫罗诺夫，谢载福1988）对英诺肯提乙其人词典编纂能力和词典采用的摘编方式提出质疑，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该词典的认识研究不够。但无论如何，英诺肯提乙编纂出版的《华俄》仍然值得被肯定： 其收词规模之大几乎创下当时之最，同时该部词典也彻底打破了先前汉俄词典中文语词典占据主流的局面，其中大量收录的实用交际俗语白话具有极大的开创性与先导性。因此，本文拟从汉学研究角度出发对《华俄》编纂背景进行介绍，同时拟结合词典学理论对其中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做出分析。
一、 英诺肯提乙及词典编纂背景
英诺肯提乙（Иннокентий 1863—1931），俗名伊万·阿波洛诺维奇·费古洛夫斯基，是1896年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第18届领班，也是1902年俄国在华建立东正教主教区后第一任主教，在中国东正教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任期间，英诺肯提乙为满足在华传教需求大力推进传教团翻译、刊印东正教书籍，还提出“为翻译和校订书刊，须成立一翻译委员会”（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1916）等一系列主张，其中，编纂《华俄》无疑是其最辉煌的成就。
英诺肯提乙《华俄》的编纂和出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8世纪初，俄国传教团遵循沙皇彼得一世的圣谕开始尝试编写汉语词典以辅助俄国传教士学习汉语，进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但由于资金和印刷技术的限制及词典编纂者的汉语能力参差不齐，直至19世纪末期前始终缺乏一部具有真正标杆意义的汉俄词典。直至19世纪末，在儒释道和中华文化研究上有极高造诣的巴拉第着手编写的语文词典《汉俄》问世，成为汉俄词典史上的巨著，甚至可以被奉为当代汉俄词典之圭臬。《汉俄》词条释义的百科性与多维性使其兼具了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式的特征，“成为各国汉学家重要的研究工具书之一”（阎国栋2006）。然而，这种传统类型的语文词典的使用效果却因社会环境和词典使用者需求的变化而大打折扣。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愈演愈烈，俄国在华活动也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汉俄》中大量的文语条目已经不能满足实际交流的需要，因此“在语言障碍问题再次凸显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一问题英诺肯提乙便开始着手编写《华俄字典》”（柳若梅2013）。与此同时，受益于俄国公使馆北馆印字房印刷技术的更新发展，也间接地为多达2025页、创历届传教团编写的汉俄词典之最的两卷本《华俄》的顺利印刷出版提供了可能。[2]
二、 《华俄》蓝本词典及参考资料考述
Hartmann将词典学理论划分为词典历史（history）、词典类别（typology）、词典应用（use）和词典批评（criticism）四个部分。（Hartmann & James 2000）因此，在研究具体的词典时有必要对其形成历史进行研究，即该词典编纂时所使用的蓝本词典以及相关参考资料。词典编纂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词典编纂者以某些词典为蓝本进行参考继承，同时也要对蓝本词典中产生的错误和不足进行改正或改善式的创新。
根据《华俄》俄文封面上所刊印的内容，英诺肯提乙编写《华俄》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巴拉第和柏百福合著的《汉俄》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华英词典》（以下简称《华英》）（1891）这两部巨著。《汉俄》由第13届和第15届传教团领班巴拉第主编，后经柏百福增补整理，于1888年出版，收录11868个汉字。该词典“不仅是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汉语词典编写的高峰，同时也是世界汉学史上的巨大成就”（肖玉秋2009）[118]。陈开科（2008）[258-259]在对《汉俄》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该词典主要参考了“以《康熙字典》、《正字通》、《诗韵音译注》、《韵综》、《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谐声品字笺》、《字贯》为主的汉语辞书和以大祭司阿瓦库姆俄汉词典手稿和Concalves《汉葡词典》[3]手稿为主的汉外辞书”。翟理斯的《华英》采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方案排序，共收录10859个汉字，“规模超过马礼逊（1782—1834）、麦都思（1796—1857）和卫三畏（1812—1884）等人编纂的汉英词典”（王绍祥2004），为当时汉英词典之最。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英诺肯提乙所参考的翟理斯的《华英》为1891年刊印的第一版，该版词典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瑕疵，而在学界中被誉为“20世纪头30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徐式谷2002）的翟理斯词典实际上指的是翟理斯经过20年校订修改后于1911年出版的第二版《华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英诺肯提乙的词典中也有很大可能会受到翟理斯初版词典中某些瑕疵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要指明，这部一个世纪前编纂的汉俄词典必然会与现代意义上的词典存在较大的偏离，但如若仅针对这些偏离进行形而上的批判，这对研究早期汉外词典来说便是一种不公正的解读。我们认为，在分析早期汉外词典的过程中有必要将汉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出发对词典进行解读，以期对该词典在汉外词典发展史的地位与意义做出更为公正的判断。 除了词典扉页上指明的两部蓝本词典，笔者认为，俄国传教团图书馆内收藏的丰富的汉语典籍也为历届传教团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1795年第8届传教团领班格里鲍夫斯基于任期内开始规划筹建传教团图书馆，得益于受到俄国政府和亚洲司慷慨的资金支持，传教团图书馆在19世纪后期藏书规模已经相当丰富，藏书极具价值。笔者在查阅第16届传教团修士祭司阿列克些（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 1845—1919）于1889年编辑的传教团图书馆书目表（Каталог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библиоте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г. Пекине）后发现，图书馆内有关汉语书写、音韵、词语搭配和语法的各类辞书韵书多达61种，如《康熙字典》《字林通考》《经籍纂诂》《四声领萃谱》《古今通韵》《一切经音义》《字汇》《字汇补》《玉篇》《字林考》等。（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 1889）由于书目表采用当时发展尚不完备的俄文注音系统标注汉语书名，其中一部分记载的辞书名称已经很难辨认，还有另外一些则无法在其他汉语目录书籍中查询到相对应的书籍。尽管我们已经无法确认英诺肯提乙本人在当时编写该词典时具体采用了哪几部中文辞书，但不可否认的是，俄国传教团图书馆中丰富珍贵的藏书为包括英诺肯提乙在内的历届词典编纂者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
三、 《华俄》结构特征研究
（一） 《华俄》宏观结构研究
两卷本《华俄》俄文扉页上刊印其俄文全称，下方标注“根据翟理斯和修士大祭司巴拉第（及柏百福）字典编写；英诺肯提乙主教校勘；（俄国）北京传教团出版；两卷本定价40卢布，邮费另计；北京；隶属传教团乌斯片斯基修道院印字坊（笔者按： 即北馆印字坊）”。在《华俄》中文第一页扉页上，由左至右依次印有“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己酉，北馆印字坊印；华俄字典；上帝降生一千九百零九年，翻印必究”；中文第二页扉页中间印有“俄国主教英诺肯提乙编辑”。
“按原语字母順序排列词条，这是双语词典词条排列的根本原则。”（兹古斯塔1983）[437]英诺肯提乙《华俄》所采用的音检查阅系统直接体现了这一原则，即依照为汉字注音的俄语字母顺序对词典进行编排。两卷本《华俄》中，第一卷俄文字母从А至С，对应收录汉字为阿至顤（yáo），共954页；第二卷俄文字母从Т至Я，对应收录汉字为沓至（yào），共1071页。在每个收录的单个汉字字头右上角按1至4编号，分别代表汉字读音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音调；每个字头下方标有编号，从1开始共计16845个数字，代表共收录16845个汉字；在某些字头下方还会标出该字的韵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第一卷最后一个汉字“顤”在《华俄》中注音为сяо去声（即xiào），但经笔者考证该字实际读音应为yáo（俄文注音яо），取头高长貌之意。出现这种错误，笔者认为除英诺肯提乙编写词典时受当时汉字俄文注音系统仍存在瑕疵的影响外，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身掌握的汉语音韵学理论知识。受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将不对涉及俄文注音系统及音韵切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过多的阐述。
英诺肯提乙《华俄》收字达16845个，下设条目多达近15万个，且收录单位的层级也十分丰富。我们随机选出Г， И， М， У， Ю这五个俄语字母，对这些字母在《汉俄》和《华俄》两部词典中下设的汉字数量的情况进行考察（见表1）。表1的数据显示，《华俄》在相同俄文注音字母下收录汉字均高于其蓝本词典《汉俄》，且收录增幅大致维持在30%左右。经笔者研究后发现，该词典编纂时采用不分层次多收字形的编纂方法，收录的字头中既有古文字里隶定下来的正字、俗讹字，也有常见字的异体字及方言词的记音字等。对于某些异体字或俗讹字的用法，英诺肯提乙采用在右侧直接标注“参见某序号”的处理方式。在收录单位层级方面，除收录字和词外，英诺肯提乙还将不成词语素，如“玻”“蝴”；词缀，如“阿”；常用结构，如“其……其……”；熟语，如“跑细了腿”；交际用语，如“须是三日内交付于我”等收录到词典中。值得关注的是，该部词典中收录的大量熟语及交际用语都是其参考的两部蓝本词典中未曾出现的，这样开创性地大量收录交际类俗语，凸显出其相对较强的实用性，满足了词典使用者的实际交际需求。例如，《华俄》中收录的“那个人塌了鼻子”“交代清楚”“老汉求之不得”“斜着眼看人”“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好杀的月亮不如白日”这一类的交际类词语和俗语在之前占主流地位的文语汉俄词典中是不可能被收录的。在这一点上，英诺肯提乙《华俄》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先导性的词典。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这部词典中收录的白话俗语有很大可能影响到后期诸如《金瓶梅》《红楼梦》这一类白话小说的俄语译本的翻译。
值得关注的是，《华俄》采取的收词原则并非传统的前后连贯性原则，这无疑为汉语能力不强的词典使用者检索生词减轻了负担。如上文提及的《汉俄》这类按传统前后连贯性原则收词编排的词典会将词语仅限定在一个核心字下，例如“外国”一词仅编排在核心字“国”下，在“外”字下则无法查阅到。这样的连贯收词模式要求词典使用者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即可以在检索前预先确定核心字，否则在查阅生词时便需要进行二次检索。因此，对于语言能力不高的汉语初学者来讲，使用非前后连贯性原则编写的《华俄》无疑能减轻检索生僻词的负担，更好地满足汉语能力不强的词典使用者的实际需求。
在词典立目层级和单位方面，《华俄》在每个字头下先把字的所有意义列举出来，在不区分词性和词类的情况下，再在下面列出词条。这部以俄语注音字母顺序为纲，单字条目统领多字条目的复式立目结构进行编排的词典，第一层级的字头按照“巴拉第拼音”顺序排列，第二层级的多字条目则按照字头罗列的义项进行排序，这种双层级词目编排方式也是对《汉俄》和《华英》这两部蓝本词典立目模式的继承。具体地看，词典对兼类词和同音词不做具体区分，也不采取单独立目，而是将这些词完全收录在所属字头的二级系统内；对于同形字采取设立参见系统的做法，即按音序排列在后的同形词只设立字头，不做释义。参考音序排列在前的同形词的释义，我们以“行”字为例： 排序在前编号为6970的“行”字下分别标注两个读音xing（синь）和hɑng（хань），并在相应读音下编排词条；排序在后编号为9535的“行”，仅标出读音为hɑng（хань），再用俄文标出“同编号6970”的字样。 综上可见，《华俄》在编纂过程中力求继承前人词典的立目方式与编纂经验，而在收字（词）数量及收录单位层级方面则是突出了其鲜明的特点，即收字（词）数量大、收录单位层级丰富。
（二） 《华俄》微观结构研究
“词典内部结构主要指词条内部的信息的组织结构，按照一定形式提供词目词所蕴含的全部或主要信息。”（章宜华，雍和明2007）在《华俄》中，单个字头的右侧是该字的俄文释义及俄文注音，同时在下方编排以该字为核心字所组成的词组及短语，标注词条的俄文注音，并给出相应的俄文释义。英诺肯提乙采用较为成熟的“巴拉第注音系统”为汉字注音，该注音系统在俄罗斯汉学界也享有极高的评价。陈开科（2008）[261-263]将“比丘林注音系统”“巴拉第注音系统”和现代《汉俄词典》的注音系统做对比后，认为：“巴拉第创立的汉音俄拼体系在某些地方比现代《汉俄词典》体系更准确，也奠定现代汉音俄拼的体系。”因此，英诺肯提乙采用“巴拉第注音系统”编排《华俄》，一方面是对蓝本词典巴拉第《汉俄》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为词典的科学性提供了保证。
词条的释义是对语义、语法、语用和修辞意义的整体性综合描写与诠释。英诺肯提乙对词条的释义并非单纯翻译，对一些富有文化色彩的典故语和术语均标注寓意及出处，另对某些词语列举出了相应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并且也提供了交际语境的指导。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词典依然继承了《汉俄》语文性与百科性兼备的特点，但在某些词条的释义上则着力突出英诺肯提乙本人的词典编纂特色。我们以词性和语义搭配范围较为宽泛的“爱”字在两部词典中的释义和该字下收录的词条为例，尝试进行对比。
《汉俄》中，“爱”列有2个义项，其下编排有32个词语搭配，列举如下：
爱： Любить， мирволить.（爱，溺爱）
爱恤、爱惜、爱怜、爱私、爱幸、爱嗜、爱尚、爱异、爱顾、爱视、爱妾、爱少、爱媚、爱曼、爱海、爱毛、令爱、溺爱、疼爱、博爱、范爱、亲爱、钟爱、厚爱、偏爱、私爱、宠爱、怜爱、思爱、割爱、爱其类、见爱于
《华俄》中，“爱”列有6个义项，其下编排有60个词语搭配，列举如下：
爱： Любить， мирволить， жаждать， желать， быть экономным， жалеть.（爱，溺爱，渴望，希望，节俭，怜悯）
爱人如己、可爱、溺爱、亲爱、蒙您过爱、见爱于母而见恶于父、禽犊之爱、爱民如子、爱媚、令爱、爱情、爱酒、您爱吃什么菜、爱什么、你爱得多、爱抬杠、爱财、你爱学好、爱惜、爱惜日子、天不爱道地不爱宝、靡爱斯牲、我常爱病、爱说爱笑、爱小、爱育堂、爱悦、不爱理人、爱恤、爱怜、爱私、爱幸、爱嗜、爱尚、爱异、爱顾、爱亲、爱少、爱曼、爱海、爱毛、疼爱、博爱、泛爱、钟爱、厚爱、偏爱、私爱、宠爱、割爱、爱其类、见爱于、爱顶的、爱人的心、爱莫助之、爱媚气的、爱体面、爱己须爱人、爱祈祷的、爱谁来谁来
在收录的以“爱”字为核心的多字条目中，《华俄》收录的词条要比《汉俄》多出近一倍，义项划分也较后者丰富得多。对比这两部词典所收的义项和词条，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华俄》的鲜明特色，即义项的广度及白话俗语和交际用语的创新式收录。与此同时，该词典的词条编排也已经凸显出现代学习词典的某些理论特征，甚至可以窥视到现代框架语义学原理中语言“交际模式”（章宜华2010）的雏形。我们选取以下几个在《华俄》中释义具有典型特色的词条，对其在两部词典中的释义进行对比（见表2）：
通过以上列举的词条释义，我们可以发现英诺肯提乙在《华俄》中力求突破原始型单一释义，在词条释义过程中充分体现其释义的准确性与多维性，包括列举同义词反义词、指明词语搭配语境、关注同词异读音和对寓指性词组进行寓意分析等，从编排上力图兼顾凸显意义中心原则（meaning-oriented principle）和用法中心原则（usage-oriented principle）。
换句话说，《华俄》的释义方法不仅为汉语学习者遇到生词时查阅词典的解码行为服务，还可以为汉语学习者利用生词组织编码的行为服务。“学习词典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足二语学习者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章宜华2015），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俄》的确也已经体现出了现代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基本特征。
总体上看，《华俄》收录了丰富的词语、成语、俗语、典故和句子，且类型兼顾书面语与交际口语，词条释义准确度也比较高，但该词典在例词收录上还与当今词典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就“爱”字下词条和例证凸显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
第一，词典结构粗糙，义项排列顺序缺乏明确连贯性；不标注义类导致词义混杂，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英诺肯提乙作为神职人员，并未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学习，其编纂的词典在细节上较为粗糙也是可以预见的。词典内义项的排序和词条的收录更像是一种“堆砌”，缺乏贯彻通篇的明确连贯性。词典收词覆盖面广有助于词典使用者进行语言解码和编码，但不区分词语义类关系则会让词典使用者在词语的选择上产生疑惑，进而导致在编码过程中产生错误。换句话说，英诺肯提乙在释义的过程中未能体现出词目的词类属性，例如“爱小”“爱酒”被释义为动宾结构，而“爱海”“爱顾”却被释义为偏正结构[4]，这对想表达“喜爱大海”和“经常顾虑”意义的词典使用者来说会对词语选择感到疑惑和困难，甚至也会对词典使用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另外，单字字头下所列词条杂糅，缺乏例证。单字字头的例证与其下收录的多字条目相混杂，多字条目下则完全不配备例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词典的学习功效。编者力图通过大量收词达到扩充词典规模的初衷，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导致词典整体上缺乏连贯的层次系统，影响了词典使用者在编码过程中的使用效果。
第二，词典中单字字头下收录的多字条目释义存在瑕疵。一方面，释义前后不对等，即相同词语在不同核心字头下的释义不同；另一方面，对于寓指类词组及涉及中国文化的词组在释义上存在偏离。由于词典采用非前后连贯性原则收词，造成同一词组出现在多个核心字头下编排的情况，且释义前后不一致。例如“爱惜”一词在以“爱”为单字字头下释义为“жалеть，быть экономным”（怜悯，节约），而在“惜”为单字字头下释义为“любить， жалеть”（爱，怜悯），前者释义缺失“爱”这一义项，而后者释义又缺失“节俭”这一义项。再如“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这一典故，出处为孔子《礼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寓意为“正是得益于天地人的慷慨，世间才有种种美好”。但在《华俄》的释义中并未能准确体现出词组的深层寓意，仅尝試对其本文进行了简单对译，且并未标注出处，这必然会对词典使用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另外，从一些关于儒释道词语的释义上看，《华俄》也的确与精通中国文化和佛教研究的巴拉第所编纂的《汉俄》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三，词典编纂宗旨不明确，模糊了词典的类型。兹古斯塔（1983）[412]曾指出，双语词典编纂宗旨可分为“有助于理解原语的文句；有助于理解对原语的描述；有助于造出译语的文句”。以何种宗旨编纂词典会影响对收录词条的选择，相应地，从词典收录的词条也可以分析出该词典的编纂宗旨。也就是说，如果以“语言研究”为宗旨编纂辞典，要求词典对词语的语言属性和知识属性都要进行细致描写；如果以“语言交际”为宗旨编纂辞典，则要求词典在释义的同时着重强调词语的语用规则并配以交际用语。虽然在词典编纂实践中以上宗旨常常相互交融，但《华俄》中却存在着较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英诺肯提乙本人希望通过收录诸如“靡爱斯牲”“禽犊之爱”这一类文语词来凸显其字典的语文性和科学性，但对于该类词释义的准确度却难以令人满意；另一方面，收录大量诸如“你爱得多”“爱谁来谁来”等交际语词来凸显其交际性与实用性，但却缺乏二级条目下的例证支持，又会从一定程度上干扰词典使用者对查阅词典后组织语言再编码的过程。
四、 《华俄》的开创意义与存在的不足
以满足词典使用者实际交际需求为目的的《华俄》作为一部特定历史条件下编纂的早期汉俄词典，首次打破了同时期文语汉俄词典占据主流的局面，在收录交际白话用语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第一，英诺肯提乙积极扩宽单字释义的纬度，通过增加义项来进一步扩充第二层级立目下收录的词条，并大量收录交际类词组和短语，最终使得该部收字16845个、收词条近15万的词典成为当时汉俄词典之最。第二，英诺肯提乙力图在编纂过程中兼顾解码和编码两类用户需求，尽管最终效果有待完善，但这种将二者“有机兼容”的尝试在今日也具有借鉴意义。第三，英诺肯提乙在释义过程中避免简单对译，积极采取多元综合性释义方法，包括指明词组使用的具体语境、标注相关同近义词和反义词在内的一系列方法都与现代语言学中框架语义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内涵相吻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该词典释义的科学性与进步性。
由于时代原因以及英诺肯提乙本身汉语水平的不足，该部词典结构上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较为粗糙的一面。首先，上文提及的微观系统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会干扰词典使用者的使用体验，同时也不利于对语言单位的使用。不区分词类、缺乏典型例证及词语释义存在偏差都不利于编码过程中生成实际的语句，这使得该词典的学习性大打折扣。其次，只设置音序检索系统虽然会方便读者检索，但不配备部首检索作辅助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忽略了汉字偏旁部首的意义，使得汉字偏旁表音表意的特殊功能被抹杀。此外，词典中多字条目全盘“堆砌”在引领的单字字头下使得词语间语义联系被忽视，这也同样不利于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再提升。
五、 结语
在“一带一路”大政方针推动下，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汉语的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5]相比汉英学习词典编纂出版的繁荣局面，供俄语母语者学习汉语使用的汉俄学习词典却未能受到重视，更无法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汉语学习词典使用频率极低的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关注。（夏立新2009；章宜华2010）《华俄》作为俄国十月革命前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与现行词典还存在一定偏差，但不可否认其收词丰富广泛，大量收录白话俗语与交际用语具有明显的开创性与进步性。以汉学研究为切入点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重新审视中俄交往的历史；以语言学研究为切入点对其进行研究，则可以对清代汉语史和当代词典编纂理论及实践的深入研究提供语言材料的支持。在当今汉语正走向世界之际，在对外向型汉俄学习词典的编纂寻求创新性突破之际，《华俄》表现出的优良传统与成功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附 注
[1]1888年北京同文馆刊印出版的巴拉第编写、柏百福补增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被公认为早期俄国传教团编写汉俄词典的最高成就，可参阅Lipman J N， Panskaya L. 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 1980 ； Кафаров П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 1979： 1-3；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 Изд-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2]早期俄国传教团编纂的词典印刷出版过程十分曲折，一方面受限于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受限于印刷技术，大多数词典只能进行小规模刊印，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例如陈开科对1888年出版的《汉俄》几经曲折的印刷过程进行了梳理，具体可参阅： 陈开科，李婷.巴拉第·卡法罗夫《汉俄合璧韵编》研究.世界汉学，2006（1）： 74-88。
[3]Concalves《汉葡词典》即是葡萄牙神父江沙维——又称公神甫（P.Joaquim Afonso Gonalves 1780—1844）于1833年出版的《华葡字典》。江沙维于182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书《汉字文法》以其兼顾口语和书面语且例句丰富无误的特点被奉为欧洲汉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巨作。
[4]爱海： 欲望的海洋，佛教徒的世界。爱顾： 注意力，赏识。（《华俄》，1909： 4）
[5]“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51国建立134所孔子学院和127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注册学员达46万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近8000场，受众270万人，受到各国民众热烈欢迎。”数据来自2016年12月第十一屆全球孔子学院大会闭幕报道。网址： http：∥conference.hanban.org/confucius/news-details.html？id=2046。 参考文献
1. 巴拉第，柏百福.汉俄合璧韵编.北京： 北京通文馆，1888.
2. 陈开科.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 崇文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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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诺肯提乙 《华俄字典》 学习词典 交际用语
俄国驻北京第18届传教团领班修士大祭司英诺肯提乙编纂出版的《华俄字典》（以下简称《华俄》，1909）为“十月革命前俄国规模最大的汉俄双语工具书”（肖玉秋2009）[119]。一方面，该两卷本词典收录了多达16845个汉字，立目之多创以往俄国传教团编纂词典之最；另一方面，得益于英诺肯提乙本人大力推行刊印书籍的政策，该词典印刷发行量也创历史新高。遗憾的是，学界对该词典始终未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由于该詞典被前一部汉俄词典巨著《汉俄合璧韵编》（以下简称《汉俄》）（巴拉第，柏百福1888）的光芒掩盖[1]，间接地影响了学界对英诺肯提乙《华俄》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М.В.萨夫罗诺夫，谢载福1988）对英诺肯提乙其人词典编纂能力和词典采用的摘编方式提出质疑，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该词典的认识研究不够。但无论如何，英诺肯提乙编纂出版的《华俄》仍然值得被肯定： 其收词规模之大几乎创下当时之最，同时该部词典也彻底打破了先前汉俄词典中文语词典占据主流的局面，其中大量收录的实用交际俗语白话具有极大的开创性与先导性。因此，本文拟从汉学研究角度出发对《华俄》编纂背景进行介绍，同时拟结合词典学理论对其中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做出分析。
一、 英诺肯提乙及词典编纂背景
英诺肯提乙（Иннокентий 1863—1931），俗名伊万·阿波洛诺维奇·费古洛夫斯基，是1896年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第18届领班，也是1902年俄国在华建立东正教主教区后第一任主教，在中国东正教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任期间，英诺肯提乙为满足在华传教需求大力推进传教团翻译、刊印东正教书籍，还提出“为翻译和校订书刊，须成立一翻译委员会”（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1916）等一系列主张，其中，编纂《华俄》无疑是其最辉煌的成就。
英诺肯提乙《华俄》的编纂和出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8世纪初，俄国传教团遵循沙皇彼得一世的圣谕开始尝试编写汉语词典以辅助俄国传教士学习汉语，进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但由于资金和印刷技术的限制及词典编纂者的汉语能力参差不齐，直至19世纪末期前始终缺乏一部具有真正标杆意义的汉俄词典。直至19世纪末，在儒释道和中华文化研究上有极高造诣的巴拉第着手编写的语文词典《汉俄》问世，成为汉俄词典史上的巨著，甚至可以被奉为当代汉俄词典之圭臬。《汉俄》词条释义的百科性与多维性使其兼具了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式的特征，“成为各国汉学家重要的研究工具书之一”（阎国栋2006）。然而，这种传统类型的语文词典的使用效果却因社会环境和词典使用者需求的变化而大打折扣。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愈演愈烈，俄国在华活动也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汉俄》中大量的文语条目已经不能满足实际交流的需要，因此“在语言障碍问题再次凸显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一问题英诺肯提乙便开始着手编写《华俄字典》”（柳若梅2013）。与此同时，受益于俄国公使馆北馆印字房印刷技术的更新发展，也间接地为多达2025页、创历届传教团编写的汉俄词典之最的两卷本《华俄》的顺利印刷出版提供了可能。[2]
二、 《华俄》蓝本词典及参考资料考述
Hartmann将词典学理论划分为词典历史（history）、词典类别（typology）、词典应用（use）和词典批评（criticism）四个部分。（Hartmann & James 2000）因此，在研究具体的词典时有必要对其形成历史进行研究，即该词典编纂时所使用的蓝本词典以及相关参考资料。词典编纂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词典编纂者以某些词典为蓝本进行参考继承，同时也要对蓝本词典中产生的错误和不足进行改正或改善式的创新。
根据《华俄》俄文封面上所刊印的内容，英诺肯提乙编写《华俄》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巴拉第和柏百福合著的《汉俄》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华英词典》（以下简称《华英》）（1891）这两部巨著。《汉俄》由第13届和第15届传教团领班巴拉第主编，后经柏百福增补整理，于1888年出版，收录11868个汉字。该词典“不仅是俄国驻北京传教团汉语词典编写的高峰，同时也是世界汉学史上的巨大成就”（肖玉秋2009）[118]。陈开科（2008）[258-259]在对《汉俄》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该词典主要参考了“以《康熙字典》、《正字通》、《诗韵音译注》、《韵综》、《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谐声品字笺》、《字贯》为主的汉语辞书和以大祭司阿瓦库姆俄汉词典手稿和Concalves《汉葡词典》[3]手稿为主的汉外辞书”。翟理斯的《华英》采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方案排序，共收录10859个汉字，“规模超过马礼逊（1782—1834）、麦都思（1796—1857）和卫三畏（1812—1884）等人编纂的汉英词典”（王绍祥2004），为当时汉英词典之最。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英诺肯提乙所参考的翟理斯的《华英》为1891年刊印的第一版，该版词典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瑕疵，而在学界中被誉为“20世纪头30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徐式谷2002）的翟理斯词典实际上指的是翟理斯经过20年校订修改后于1911年出版的第二版《华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英诺肯提乙的词典中也有很大可能会受到翟理斯初版词典中某些瑕疵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要指明，这部一个世纪前编纂的汉俄词典必然会与现代意义上的词典存在较大的偏离，但如若仅针对这些偏离进行形而上的批判，这对研究早期汉外词典来说便是一种不公正的解读。我们认为，在分析早期汉外词典的过程中有必要将汉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出发对词典进行解读，以期对该词典在汉外词典发展史的地位与意义做出更为公正的判断。 除了词典扉页上指明的两部蓝本词典，笔者认为，俄国传教团图书馆内收藏的丰富的汉语典籍也为历届传教团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1795年第8届传教团领班格里鲍夫斯基于任期内开始规划筹建传教团图书馆，得益于受到俄国政府和亚洲司慷慨的资金支持，传教团图书馆在19世纪后期藏书规模已经相当丰富，藏书极具价值。笔者在查阅第16届传教团修士祭司阿列克些（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 1845—1919）于1889年编辑的传教团图书馆书目表（Каталог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библиоте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г. Пекине）后发现，图书馆内有关汉语书写、音韵、词语搭配和语法的各类辞书韵书多达61种，如《康熙字典》《字林通考》《经籍纂诂》《四声领萃谱》《古今通韵》《一切经音义》《字汇》《字汇补》《玉篇》《字林考》等。（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 1889）由于书目表采用当时发展尚不完备的俄文注音系统标注汉语书名，其中一部分记载的辞书名称已经很难辨认，还有另外一些则无法在其他汉语目录书籍中查询到相对应的书籍。尽管我们已经无法确认英诺肯提乙本人在当时编写该词典时具体采用了哪几部中文辞书，但不可否认的是，俄国传教团图书馆中丰富珍贵的藏书为包括英诺肯提乙在内的历届词典编纂者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
三、 《华俄》结构特征研究
（一） 《华俄》宏观结构研究
两卷本《华俄》俄文扉页上刊印其俄文全称，下方标注“根据翟理斯和修士大祭司巴拉第（及柏百福）字典编写；英诺肯提乙主教校勘；（俄国）北京传教团出版；两卷本定价40卢布，邮费另计；北京；隶属传教团乌斯片斯基修道院印字坊（笔者按： 即北馆印字坊）”。在《华俄》中文第一页扉页上，由左至右依次印有“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己酉，北馆印字坊印；华俄字典；上帝降生一千九百零九年，翻印必究”；中文第二页扉页中间印有“俄国主教英诺肯提乙编辑”。
“按原语字母順序排列词条，这是双语词典词条排列的根本原则。”（兹古斯塔1983）[437]英诺肯提乙《华俄》所采用的音检查阅系统直接体现了这一原则，即依照为汉字注音的俄语字母顺序对词典进行编排。两卷本《华俄》中，第一卷俄文字母从А至С，对应收录汉字为阿至顤（yáo），共954页；第二卷俄文字母从Т至Я，对应收录汉字为沓至（yào），共1071页。在每个收录的单个汉字字头右上角按1至4编号，分别代表汉字读音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音调；每个字头下方标有编号，从1开始共计16845个数字，代表共收录16845个汉字；在某些字头下方还会标出该字的韵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第一卷最后一个汉字“顤”在《华俄》中注音为сяо去声（即xiào），但经笔者考证该字实际读音应为yáo（俄文注音яо），取头高长貌之意。出现这种错误，笔者认为除英诺肯提乙编写词典时受当时汉字俄文注音系统仍存在瑕疵的影响外，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身掌握的汉语音韵学理论知识。受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将不对涉及俄文注音系统及音韵切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过多的阐述。
英诺肯提乙《华俄》收字达16845个，下设条目多达近15万个，且收录单位的层级也十分丰富。我们随机选出Г， И， М， У， Ю这五个俄语字母，对这些字母在《汉俄》和《华俄》两部词典中下设的汉字数量的情况进行考察（见表1）。表1的数据显示，《华俄》在相同俄文注音字母下收录汉字均高于其蓝本词典《汉俄》，且收录增幅大致维持在30%左右。经笔者研究后发现，该词典编纂时采用不分层次多收字形的编纂方法，收录的字头中既有古文字里隶定下来的正字、俗讹字，也有常见字的异体字及方言词的记音字等。对于某些异体字或俗讹字的用法，英诺肯提乙采用在右侧直接标注“参见某序号”的处理方式。在收录单位层级方面，除收录字和词外，英诺肯提乙还将不成词语素，如“玻”“蝴”；词缀，如“阿”；常用结构，如“其……其……”；熟语，如“跑细了腿”；交际用语，如“须是三日内交付于我”等收录到词典中。值得关注的是，该部词典中收录的大量熟语及交际用语都是其参考的两部蓝本词典中未曾出现的，这样开创性地大量收录交际类俗语，凸显出其相对较强的实用性，满足了词典使用者的实际交际需求。例如，《华俄》中收录的“那个人塌了鼻子”“交代清楚”“老汉求之不得”“斜着眼看人”“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好杀的月亮不如白日”这一类的交际类词语和俗语在之前占主流地位的文语汉俄词典中是不可能被收录的。在这一点上，英诺肯提乙《华俄》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先导性的词典。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这部词典中收录的白话俗语有很大可能影响到后期诸如《金瓶梅》《红楼梦》这一类白话小说的俄语译本的翻译。
值得关注的是，《华俄》采取的收词原则并非传统的前后连贯性原则，这无疑为汉语能力不强的词典使用者检索生词减轻了负担。如上文提及的《汉俄》这类按传统前后连贯性原则收词编排的词典会将词语仅限定在一个核心字下，例如“外国”一词仅编排在核心字“国”下，在“外”字下则无法查阅到。这样的连贯收词模式要求词典使用者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即可以在检索前预先确定核心字，否则在查阅生词时便需要进行二次检索。因此，对于语言能力不高的汉语初学者来讲，使用非前后连贯性原则编写的《华俄》无疑能减轻检索生僻词的负担，更好地满足汉语能力不强的词典使用者的实际需求。
在词典立目层级和单位方面，《华俄》在每个字头下先把字的所有意义列举出来，在不区分词性和词类的情况下，再在下面列出词条。这部以俄语注音字母顺序为纲，单字条目统领多字条目的复式立目结构进行编排的词典，第一层级的字头按照“巴拉第拼音”顺序排列，第二层级的多字条目则按照字头罗列的义项进行排序，这种双层级词目编排方式也是对《汉俄》和《华英》这两部蓝本词典立目模式的继承。具体地看，词典对兼类词和同音词不做具体区分，也不采取单独立目，而是将这些词完全收录在所属字头的二级系统内；对于同形字采取设立参见系统的做法，即按音序排列在后的同形词只设立字头，不做释义。参考音序排列在前的同形词的释义，我们以“行”字为例： 排序在前编号为6970的“行”字下分别标注两个读音xing（синь）和hɑng（хань），并在相应读音下编排词条；排序在后编号为9535的“行”，仅标出读音为hɑng（хань），再用俄文标出“同编号6970”的字样。 综上可见，《华俄》在编纂过程中力求继承前人词典的立目方式与编纂经验，而在收字（词）数量及收录单位层级方面则是突出了其鲜明的特点，即收字（词）数量大、收录单位层级丰富。
（二） 《华俄》微观结构研究
“词典内部结构主要指词条内部的信息的组织结构，按照一定形式提供词目词所蕴含的全部或主要信息。”（章宜华，雍和明2007）在《华俄》中，单个字头的右侧是该字的俄文释义及俄文注音，同时在下方编排以该字为核心字所组成的词组及短语，标注词条的俄文注音，并给出相应的俄文释义。英诺肯提乙采用较为成熟的“巴拉第注音系统”为汉字注音，该注音系统在俄罗斯汉学界也享有极高的评价。陈开科（2008）[261-263]将“比丘林注音系统”“巴拉第注音系统”和现代《汉俄词典》的注音系统做对比后，认为：“巴拉第创立的汉音俄拼体系在某些地方比现代《汉俄词典》体系更准确，也奠定现代汉音俄拼的体系。”因此，英诺肯提乙采用“巴拉第注音系统”编排《华俄》，一方面是对蓝本词典巴拉第《汉俄》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为词典的科学性提供了保证。
词条的释义是对语义、语法、语用和修辞意义的整体性综合描写与诠释。英诺肯提乙对词条的释义并非单纯翻译，对一些富有文化色彩的典故语和术语均标注寓意及出处，另对某些词语列举出了相应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并且也提供了交际语境的指导。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词典依然继承了《汉俄》语文性与百科性兼备的特点，但在某些词条的释义上则着力突出英诺肯提乙本人的词典编纂特色。我们以词性和语义搭配范围较为宽泛的“爱”字在两部词典中的释义和该字下收录的词条为例，尝试进行对比。
《汉俄》中，“爱”列有2个义项，其下编排有32个词语搭配，列举如下：
爱： Любить， мирволить.（爱，溺爱）
爱恤、爱惜、爱怜、爱私、爱幸、爱嗜、爱尚、爱异、爱顾、爱视、爱妾、爱少、爱媚、爱曼、爱海、爱毛、令爱、溺爱、疼爱、博爱、范爱、亲爱、钟爱、厚爱、偏爱、私爱、宠爱、怜爱、思爱、割爱、爱其类、见爱于
《华俄》中，“爱”列有6个义项，其下编排有60个词语搭配，列举如下：
爱： Любить， мирволить， жаждать， желать， быть экономным， жалеть.（爱，溺爱，渴望，希望，节俭，怜悯）
爱人如己、可爱、溺爱、亲爱、蒙您过爱、见爱于母而见恶于父、禽犊之爱、爱民如子、爱媚、令爱、爱情、爱酒、您爱吃什么菜、爱什么、你爱得多、爱抬杠、爱财、你爱学好、爱惜、爱惜日子、天不爱道地不爱宝、靡爱斯牲、我常爱病、爱说爱笑、爱小、爱育堂、爱悦、不爱理人、爱恤、爱怜、爱私、爱幸、爱嗜、爱尚、爱异、爱顾、爱亲、爱少、爱曼、爱海、爱毛、疼爱、博爱、泛爱、钟爱、厚爱、偏爱、私爱、宠爱、割爱、爱其类、见爱于、爱顶的、爱人的心、爱莫助之、爱媚气的、爱体面、爱己须爱人、爱祈祷的、爱谁来谁来
在收录的以“爱”字为核心的多字条目中，《华俄》收录的词条要比《汉俄》多出近一倍，义项划分也较后者丰富得多。对比这两部词典所收的义项和词条，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华俄》的鲜明特色，即义项的广度及白话俗语和交际用语的创新式收录。与此同时，该词典的词条编排也已经凸显出现代学习词典的某些理论特征，甚至可以窥视到现代框架语义学原理中语言“交际模式”（章宜华2010）的雏形。我们选取以下几个在《华俄》中释义具有典型特色的词条，对其在两部词典中的释义进行对比（见表2）：
通过以上列举的词条释义，我们可以发现英诺肯提乙在《华俄》中力求突破原始型单一释义，在词条释义过程中充分体现其释义的准确性与多维性，包括列举同义词反义词、指明词语搭配语境、关注同词异读音和对寓指性词组进行寓意分析等，从编排上力图兼顾凸显意义中心原则（meaning-oriented principle）和用法中心原则（usage-oriented principle）。
换句话说，《华俄》的释义方法不仅为汉语学习者遇到生词时查阅词典的解码行为服务，还可以为汉语学习者利用生词组织编码的行为服务。“学习词典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足二语学习者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章宜华2015），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俄》的确也已经体现出了现代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基本特征。
总体上看，《华俄》收录了丰富的词语、成语、俗语、典故和句子，且类型兼顾书面语与交际口语，词条释义准确度也比较高，但该词典在例词收录上还与当今词典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就“爱”字下词条和例证凸显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
第一，词典结构粗糙，义项排列顺序缺乏明确连贯性；不标注义类导致词义混杂，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英诺肯提乙作为神职人员，并未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学习，其编纂的词典在细节上较为粗糙也是可以预见的。词典内义项的排序和词条的收录更像是一种“堆砌”，缺乏贯彻通篇的明确连贯性。词典收词覆盖面广有助于词典使用者进行语言解码和编码，但不区分词语义类关系则会让词典使用者在词语的选择上产生疑惑，进而导致在编码过程中产生错误。换句话说，英诺肯提乙在释义的过程中未能体现出词目的词类属性，例如“爱小”“爱酒”被释义为动宾结构，而“爱海”“爱顾”却被释义为偏正结构[4]，这对想表达“喜爱大海”和“经常顾虑”意义的词典使用者来说会对词语选择感到疑惑和困难，甚至也会对词典使用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另外，单字字头下所列词条杂糅，缺乏例证。单字字头的例证与其下收录的多字条目相混杂，多字条目下则完全不配备例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词典的学习功效。编者力图通过大量收词达到扩充词典规模的初衷，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导致词典整体上缺乏连贯的层次系统，影响了词典使用者在编码过程中的使用效果。
第二，词典中单字字头下收录的多字条目释义存在瑕疵。一方面，释义前后不对等，即相同词语在不同核心字头下的释义不同；另一方面，对于寓指类词组及涉及中国文化的词组在释义上存在偏离。由于词典采用非前后连贯性原则收词，造成同一词组出现在多个核心字头下编排的情况，且释义前后不一致。例如“爱惜”一词在以“爱”为单字字头下释义为“жалеть，быть экономным”（怜悯，节约），而在“惜”为单字字头下释义为“любить， жалеть”（爱，怜悯），前者释义缺失“爱”这一义项，而后者释义又缺失“节俭”这一义项。再如“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这一典故，出处为孔子《礼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寓意为“正是得益于天地人的慷慨，世间才有种种美好”。但在《华俄》的释义中并未能准确体现出词组的深层寓意，仅尝試对其本文进行了简单对译，且并未标注出处，这必然会对词典使用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另外，从一些关于儒释道词语的释义上看，《华俄》也的确与精通中国文化和佛教研究的巴拉第所编纂的《汉俄》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三，词典编纂宗旨不明确，模糊了词典的类型。兹古斯塔（1983）[412]曾指出，双语词典编纂宗旨可分为“有助于理解原语的文句；有助于理解对原语的描述；有助于造出译语的文句”。以何种宗旨编纂词典会影响对收录词条的选择，相应地，从词典收录的词条也可以分析出该词典的编纂宗旨。也就是说，如果以“语言研究”为宗旨编纂辞典，要求词典对词语的语言属性和知识属性都要进行细致描写；如果以“语言交际”为宗旨编纂辞典，则要求词典在释义的同时着重强调词语的语用规则并配以交际用语。虽然在词典编纂实践中以上宗旨常常相互交融，但《华俄》中却存在着较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英诺肯提乙本人希望通过收录诸如“靡爱斯牲”“禽犊之爱”这一类文语词来凸显其字典的语文性和科学性，但对于该类词释义的准确度却难以令人满意；另一方面，收录大量诸如“你爱得多”“爱谁来谁来”等交际语词来凸显其交际性与实用性，但却缺乏二级条目下的例证支持，又会从一定程度上干扰词典使用者对查阅词典后组织语言再编码的过程。
四、 《华俄》的开创意义与存在的不足
以满足词典使用者实际交际需求为目的的《华俄》作为一部特定历史条件下编纂的早期汉俄词典，首次打破了同时期文语汉俄词典占据主流的局面，在收录交际白话用语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第一，英诺肯提乙积极扩宽单字释义的纬度，通过增加义项来进一步扩充第二层级立目下收录的词条，并大量收录交际类词组和短语，最终使得该部收字16845个、收词条近15万的词典成为当时汉俄词典之最。第二，英诺肯提乙力图在编纂过程中兼顾解码和编码两类用户需求，尽管最终效果有待完善，但这种将二者“有机兼容”的尝试在今日也具有借鉴意义。第三，英诺肯提乙在释义过程中避免简单对译，积极采取多元综合性释义方法，包括指明词组使用的具体语境、标注相关同近义词和反义词在内的一系列方法都与现代语言学中框架语义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内涵相吻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该词典释义的科学性与进步性。
由于时代原因以及英诺肯提乙本身汉语水平的不足，该部词典结构上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较为粗糙的一面。首先，上文提及的微观系统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会干扰词典使用者的使用体验，同时也不利于对语言单位的使用。不区分词类、缺乏典型例证及词语释义存在偏差都不利于编码过程中生成实际的语句，这使得该词典的学习性大打折扣。其次，只设置音序检索系统虽然会方便读者检索，但不配备部首检索作辅助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忽略了汉字偏旁部首的意义，使得汉字偏旁表音表意的特殊功能被抹杀。此外，词典中多字条目全盘“堆砌”在引领的单字字头下使得词语间语义联系被忽视，这也同样不利于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再提升。
五、 结语
在“一带一路”大政方针推动下，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汉语的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5]相比汉英学习词典编纂出版的繁荣局面，供俄语母语者学习汉语使用的汉俄学习词典却未能受到重视，更无法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汉语学习词典使用频率极低的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关注。（夏立新2009；章宜华2010）《华俄》作为俄国十月革命前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与现行词典还存在一定偏差，但不可否认其收词丰富广泛，大量收录白话俗语与交际用语具有明显的开创性与进步性。以汉学研究为切入点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重新审视中俄交往的历史；以语言学研究为切入点对其进行研究，则可以对清代汉语史和当代词典编纂理论及实践的深入研究提供语言材料的支持。在当今汉语正走向世界之际，在对外向型汉俄学习词典的编纂寻求创新性突破之际，《华俄》表现出的优良传统与成功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附 注
[1]1888年北京同文馆刊印出版的巴拉第编写、柏百福补增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被公认为早期俄国传教团编写汉俄词典的最高成就，可参阅Lipman J N， Panskaya L. 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 1980 ； Кафаров П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 1979： 1-3；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 Изд-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2]早期俄国传教团编纂的词典印刷出版过程十分曲折，一方面受限于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受限于印刷技术，大多数词典只能进行小规模刊印，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例如陈开科对1888年出版的《汉俄》几经曲折的印刷过程进行了梳理，具体可参阅： 陈开科，李婷.巴拉第·卡法罗夫《汉俄合璧韵编》研究.世界汉学，2006（1）： 74-88。
[3]Concalves《汉葡词典》即是葡萄牙神父江沙维——又称公神甫（P.Joaquim Afonso Gonalves 1780—1844）于1833年出版的《华葡字典》。江沙维于182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书《汉字文法》以其兼顾口语和书面语且例句丰富无误的特点被奉为欧洲汉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巨作。
[4]爱海： 欲望的海洋，佛教徒的世界。爱顾： 注意力，赏识。（《华俄》，1909： 4）
[5]“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51国建立134所孔子学院和127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注册学员达46万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近8000场，受众270万人，受到各国民众热烈欢迎。”数据来自2016年12月第十一屆全球孔子学院大会闭幕报道。网址： http：∥conference.hanban.org/confucius/news-details.html？id=204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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