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青春，光荣与梦想。70年前的青年，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40年前的青年，面临的是体制转轨的巨变和商界沉浮的机会；今天的青年呢？
许多知名作家的青春文学作品携带着一个时代的体温和复杂内涵，成为一代代人的理想寄托。在商业和欲望裹挟下，当代青春文学被认为难现经典、渐无追求——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谁不向往美好的东西？重新唤起读者的理想之光，“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时代命运：巴金、王蒙们的厚重青春
1953年的王蒙，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普通青年。这一年他开始了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19岁的他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中”，多年后他在CCTV-9接受采访时曾自我评价为“阳光男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青年学生们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充满了希望、朝气、信念，一片光明的底色在他的内心留下深刻烙印。他曾回忆道：“1949年，我在河北高中迎接了解放，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充满着欢乐和秧歌。当时街头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有次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看着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是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
和同龄人一样，王蒙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时期和这段历史时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记录下来。19岁他开始写诗，然后开始写小说，痛苦而幸福地构思《青春万岁》，那是他写作生涯的开始。19岁，他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便美得像上了天。
1956年春天，22岁的他把起草的《青春万岁》的序诗请邵燕祥看，邵燕祥帮他进行了修改，并增添了“用青春的金线与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等句。这一年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前者是不折不扣的青春文学，后者则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观察中年人的世界。
如今，《青春万岁》已被写入各种中国文学史，成了严肃文学的经典。这部描写1952年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作品，在1986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奖。《青春万岁》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导演黄蜀芹执导。
“我们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像朗诵艾青的诗那样热泪盈眶，好像世界只剩下光明火热了。再好的东西说三遍以上就是空洞或教条。不过，当时我觉得应该把人们那种愿望，那种理想，那种梦想，那种期待，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纯洁信念写下来。”王蒙后来回头审视他的《青春万岁》时说，“当年写出它来，便是为了挽留青春，虽然青春是不可挽留的，但毕竟暂时地挽留了一下。”
把视线挪回到当代作家，我们也能发现许多知名作家的青春文学作品。“那时代文学作品就是有一种煽动性煽情性，有一种动员性，有一种激励性，不但五味俱全，而且熊熊燃烧，不但要找到灵魂，而且还要殊死斗争。”王蒙列举冰心老舍巴金，承认深受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青春文学其实有两次比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外一次实际上就是2000年以来。但是两次的“青春文学”区别甚大。“五四”那一代人的青春文学，附着于一个巨大变动的社会背景，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凤凰涅槃、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革命加恋爱等等，涉及到家庭、婚姻、民族、国权、个人建设很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一股青春文学就变得特别厚重。
巴金的《家》，这是当时很典型的青春文学，也是当时的畅销书。五四那一代作家往往同时身兼数职，既是出版人，又是编辑，又是专栏作家或畅销书作家，同时还是一个革命者，或者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一代人生命存在的状态本身比较多元丰富，所以导致作品哪怕是在一个简单的维度——比如《家》写的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故事——依然携带着很多的意义，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内涵。
冯唐到韩寒、蒋方舟：18岁，出门远行还是给我一个姑娘？
1989年，冯唐十八岁，已经是个成年人，整个暑假，他闭门不出，在稿纸上唰唰写。十四万字《欢喜》，寄给《中学生文学》。开头便震铄古今：没有下体，我还可以燃烧你。
十三四岁的时候，据说他已经读完古诗、前四史、老庄孔孟、司马迁、曹雪芹、劳伦斯，像劈一字叉都是七岁前打的基础一样，冯唐说自己的文字有幼功。
1994年首映的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群少年，汁液四溢，芬芳招展，汇聚到北京大院，是姜文电影中的青春，也是馮唐的青春。冯唐考上协和医科大学，本硕博一口气读完，大好的，茁壮的，闷骚的青春就此度过。他对“医学院八年没能想明白的身体生长”和“当初没能泡透彻的拧巴女生”念念不忘，这点执念他写进了《万物生长》。
在这本小说中，男主人公秋水就是冯唐自己的镜像。他履历中漂亮的三本书被称为“北京三部曲”，主人公都是同一个男孩——秋水，他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疏导了淤积在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幻想。
后来，李玉导演看了冯唐的《万物生长》，觉得小说中的重口味风格完全与自己气味相投，于是改编成电影。小说中那肆意挥洒的任性青春打动了李玉，因为这与她之前看到的小清新式校园青春完全不同。用冯唐的话说，“青春，就是姑娘教会你很多人生道理”。
2004年，冯唐整理出了一份旧手稿，十八岁写的处女作《欢喜》。他读罢，跟图书编辑谈心：“我打算友情把手稿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轩，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冯唐把自己17岁写出《欢喜》，和白居易九岁通音律，曹禺张爱玲二十郎当岁作《雷雨》《倾城之恋》相提并论。每次大酒后，中年冯唐都在微博晒出挤青春痘的照片，像是提醒所有人——“我永远停在大好青春里”。
1999年，蒋方舟10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她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时隔10年，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她才知道时代在她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世纪之交，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了这一代青年更批判地看待他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了他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蒋方舟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她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埋没在海边沙砾里。
青春文学：
重新唤起读者的理想之光
2012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大火之后，精明的大陆影人就嗅到了商机，赶紧拿下许多流行青春文学的版权，一窝蜂地模仿《那些年》，用柔光和那些年代的符号试图去挑起八零后观众的怀旧情绪。
辛夷坞同名小说改编的《致青春》拔得头筹，《匆匆那年》《左耳》《夏有乔木、雅望天堂》和《何以笙箫默》等相继登场。就算没有青春文学的原型，只要跟青春有一点点关系的文化符号也都被改编成青春片，他们甚至连《李雷和韩梅梅》也没有放过，观众只能哀嚎“毁童年”。
当今青春文学的主力作家，大致出生在90年代前后，与他们前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并没有把写作当成毕生的追求，或对文字有什么美学上的追求。在市场的催促之下，字斟句酌远不如每日万字的快枪手有“钱途”。《南方周末》曾对青春文学现状有过一番解析，他们把青春文学作家的这种心态描述为：“不跟文坛玩”。
2007年，郭敬明、张悦然等作家在王蒙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作为老牌青春文学作家，王蒙当然乐见年轻人成长起来。而作为中国最赚钱的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似乎对此并不看重：“加入作协至少是一种认可”，但“入不入作协都无所谓”。
反观青春文学领域，网络文学对其的冲击则是革命性的。对于很多原创小說家而言，可能有的读者在网上追看了自己上千万字的作品，却从没买过自己的一本纸质书。而在“写得多赚得多”这种收费阅读模式下，很多网络写手更直言：比起“作家”的荣誉，自己更享受“写手”这个身份。
青春文学作家们满足于沉醉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与其说他们没有能力写出经典作品，倒不如说他们根本志不在此。
有一个外国的寓言故事，用来形容当今的青春文学现状可能恰如其分。两个推销鞋子的推销员来到一个小岛上，见岛上的人们都没有穿鞋。第一个推销员心想：“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有市场”，于是沮丧地走了；而第二个人则兴奋地给总部报信：“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市场广阔啊！”
当青春文学作家都在做第一个推销员，此时文坛恰恰需要的是第二个推销员那样的人：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谁不向往美好的东西？重新唤起读者的理想之光，这话听起来庄严，实则倒很可能是青春文学的一条发展之路。
许多知名作家的青春文学作品携带着一个时代的体温和复杂内涵，成为一代代人的理想寄托。在商业和欲望裹挟下，当代青春文学被认为难现经典、渐无追求——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谁不向往美好的东西？重新唤起读者的理想之光，“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时代命运：巴金、王蒙们的厚重青春
1953年的王蒙，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普通青年。这一年他开始了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19岁的他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中”，多年后他在CCTV-9接受采访时曾自我评价为“阳光男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青年学生们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充满了希望、朝气、信念，一片光明的底色在他的内心留下深刻烙印。他曾回忆道：“1949年，我在河北高中迎接了解放，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充满着欢乐和秧歌。当时街头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有次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看着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是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
和同龄人一样，王蒙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时期和这段历史时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记录下来。19岁他开始写诗，然后开始写小说，痛苦而幸福地构思《青春万岁》，那是他写作生涯的开始。19岁，他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便美得像上了天。
1956年春天，22岁的他把起草的《青春万岁》的序诗请邵燕祥看，邵燕祥帮他进行了修改，并增添了“用青春的金线与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等句。这一年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前者是不折不扣的青春文学，后者则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观察中年人的世界。
如今，《青春万岁》已被写入各种中国文学史，成了严肃文学的经典。这部描写1952年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作品，在1986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奖。《青春万岁》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导演黄蜀芹执导。
“我们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像朗诵艾青的诗那样热泪盈眶，好像世界只剩下光明火热了。再好的东西说三遍以上就是空洞或教条。不过，当时我觉得应该把人们那种愿望，那种理想，那种梦想，那种期待，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纯洁信念写下来。”王蒙后来回头审视他的《青春万岁》时说，“当年写出它来，便是为了挽留青春，虽然青春是不可挽留的，但毕竟暂时地挽留了一下。”
把视线挪回到当代作家，我们也能发现许多知名作家的青春文学作品。“那时代文学作品就是有一种煽动性煽情性，有一种动员性，有一种激励性，不但五味俱全，而且熊熊燃烧，不但要找到灵魂，而且还要殊死斗争。”王蒙列举冰心老舍巴金，承认深受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青春文学其实有两次比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外一次实际上就是2000年以来。但是两次的“青春文学”区别甚大。“五四”那一代人的青春文学，附着于一个巨大变动的社会背景，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凤凰涅槃、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革命加恋爱等等，涉及到家庭、婚姻、民族、国权、个人建设很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一股青春文学就变得特别厚重。
巴金的《家》，这是当时很典型的青春文学，也是当时的畅销书。五四那一代作家往往同时身兼数职，既是出版人，又是编辑，又是专栏作家或畅销书作家，同时还是一个革命者，或者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一代人生命存在的状态本身比较多元丰富，所以导致作品哪怕是在一个简单的维度——比如《家》写的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故事——依然携带着很多的意义，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内涵。
冯唐到韩寒、蒋方舟：18岁，出门远行还是给我一个姑娘？
1989年，冯唐十八岁，已经是个成年人，整个暑假，他闭门不出，在稿纸上唰唰写。十四万字《欢喜》，寄给《中学生文学》。开头便震铄古今：没有下体，我还可以燃烧你。
十三四岁的时候，据说他已经读完古诗、前四史、老庄孔孟、司马迁、曹雪芹、劳伦斯，像劈一字叉都是七岁前打的基础一样，冯唐说自己的文字有幼功。
1994年首映的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群少年，汁液四溢，芬芳招展，汇聚到北京大院，是姜文电影中的青春，也是馮唐的青春。冯唐考上协和医科大学，本硕博一口气读完，大好的，茁壮的，闷骚的青春就此度过。他对“医学院八年没能想明白的身体生长”和“当初没能泡透彻的拧巴女生”念念不忘，这点执念他写进了《万物生长》。
在这本小说中，男主人公秋水就是冯唐自己的镜像。他履历中漂亮的三本书被称为“北京三部曲”，主人公都是同一个男孩——秋水，他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疏导了淤积在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幻想。
后来，李玉导演看了冯唐的《万物生长》，觉得小说中的重口味风格完全与自己气味相投，于是改编成电影。小说中那肆意挥洒的任性青春打动了李玉，因为这与她之前看到的小清新式校园青春完全不同。用冯唐的话说，“青春，就是姑娘教会你很多人生道理”。
2004年，冯唐整理出了一份旧手稿，十八岁写的处女作《欢喜》。他读罢，跟图书编辑谈心：“我打算友情把手稿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轩，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冯唐把自己17岁写出《欢喜》，和白居易九岁通音律，曹禺张爱玲二十郎当岁作《雷雨》《倾城之恋》相提并论。每次大酒后，中年冯唐都在微博晒出挤青春痘的照片，像是提醒所有人——“我永远停在大好青春里”。
1999年，蒋方舟10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她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传播。时隔10年，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她才知道时代在她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世纪之交，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了这一代青年更批判地看待他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了他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蒋方舟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她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埋没在海边沙砾里。
青春文学：
重新唤起读者的理想之光
2012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大火之后，精明的大陆影人就嗅到了商机，赶紧拿下许多流行青春文学的版权，一窝蜂地模仿《那些年》，用柔光和那些年代的符号试图去挑起八零后观众的怀旧情绪。
辛夷坞同名小说改编的《致青春》拔得头筹，《匆匆那年》《左耳》《夏有乔木、雅望天堂》和《何以笙箫默》等相继登场。就算没有青春文学的原型，只要跟青春有一点点关系的文化符号也都被改编成青春片，他们甚至连《李雷和韩梅梅》也没有放过，观众只能哀嚎“毁童年”。
当今青春文学的主力作家，大致出生在90年代前后，与他们前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并没有把写作当成毕生的追求，或对文字有什么美学上的追求。在市场的催促之下，字斟句酌远不如每日万字的快枪手有“钱途”。《南方周末》曾对青春文学现状有过一番解析，他们把青春文学作家的这种心态描述为：“不跟文坛玩”。
2007年，郭敬明、张悦然等作家在王蒙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作为老牌青春文学作家，王蒙当然乐见年轻人成长起来。而作为中国最赚钱的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似乎对此并不看重：“加入作协至少是一种认可”，但“入不入作协都无所谓”。
反观青春文学领域，网络文学对其的冲击则是革命性的。对于很多原创小說家而言，可能有的读者在网上追看了自己上千万字的作品，却从没买过自己的一本纸质书。而在“写得多赚得多”这种收费阅读模式下，很多网络写手更直言：比起“作家”的荣誉，自己更享受“写手”这个身份。
青春文学作家们满足于沉醉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与其说他们没有能力写出经典作品，倒不如说他们根本志不在此。
有一个外国的寓言故事，用来形容当今的青春文学现状可能恰如其分。两个推销鞋子的推销员来到一个小岛上，见岛上的人们都没有穿鞋。第一个推销员心想：“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有市场”，于是沮丧地走了；而第二个人则兴奋地给总部报信：“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市场广阔啊！”
当青春文学作家都在做第一个推销员，此时文坛恰恰需要的是第二个推销员那样的人：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谁不向往美好的东西？重新唤起读者的理想之光，这话听起来庄严，实则倒很可能是青春文学的一条发展之路。